最后通牒博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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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选择:从最后通牒实验到现代公司制度】

最后通牒实验

[模版仅供参考，切勿通篇使用]

摘要：理性选择理论是经济社会学中的重要理论，其实际应

用价值在现代经济活动中也尤为重要。本文从经济学经典实

验――最后通牒实验的数据结论入手，借用经济社会学理性选择

理论来分析这种看似“非理性”的行为，从而尝试分析理性经济

人假设失败的原因，并最终由最后通牒实验过渡到现代公司的制

度，以该实验的模型来分析公司何以达到社会均衡的状态。

关键词：理性选择最后通牒公司制度

一、理性人的“非理性”行为：最后通牒实验结论

笔者曾于20xx年参与过武汉大学社会学研究所组织的“最

后通牒”实验，其结论引起了我的兴趣。

实验在武汉大学校园内公开招募志愿者，对志愿者的学历、

年龄，甚至是否是学生身份都不作限制。招募过程中，被试被告

知将要进行一个可能获得报酬的简单实验。前期的招募阶段，在

记录被试姓名、性别、年级等个人信息后，依据年级进行分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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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分层随机抽样的办法，在各层随机抽取志愿者若干名。共招

募50名志愿者，实验当日实到43名。

在我们的实验中，接受者的成功实验共有38组，可以看到:

当提供比例大于时（其中为11例，与1各1例），分配总会成功。

而提供比例小于时，随着数值减小，成功率陡然降低。当提供比

例小于后，分配基本上总是失败。这个结论对我们之前的假设做

了一个修正，接受曲线并不是连续的，而是大致在左右出现断裂，

在之前，接受曲线是y=1的一条直线，在之后，接受曲线是一条

急剧下降的曲线。

此外，结论还显示了一个更为有趣的现象：传统的经济学假

设认为人们是纯粹自利偏好的,只会追求个人最大收益,而不

会关注收益分配或行为动机是否公平。新古典经济学研究的重点

也是经济行为人如何把稀缺的资源分配到效率最高的地方去，经

济行为人的决策行为是通过高度复杂的思维活动做出的，为了更

好的解释资源分配的问题，新古典经济学借用了哲学的“理性”

概念对复杂的人类行为进行了抽象假定，这一假定包括经济行为

人对其所处的环境的各种状态及不同状态对自己支付的意义都

具有完全的信息，并且在既定的条件下每个经济行为人都具有选

择使自己获得最大效用或利润的意愿和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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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在最后通牒实验中，提议者的“理性”做法应当是最

大限度的给自己较大的分配比例，但我们看到的结论则是，真正

这样做的被试仅占很小的比例。是“理性经济人”假设失效了吗？

并不尽然，“理性经济人”假设作为经济学的核心假设，帮

助经济学构建了一系列拥有较高解释力的经济行为数学分析模

型，但是，诸如公平之类的社会偏好对最终行为选择的影响引起

了学界对理性经济人概念的反思。笔者认为：提议者在做选择时

所做的考虑往往受到很多其它因素的影响，而经济社会学的理性

选择理论则更加完美的阐释了“理性”的含义。

二、理性选择理论：新古典经济学与社会学的融合

经济社会学的理性选择理论其更合理之处在于强调了“最优

化”而不是“最大化”。从个人微观角度出发，利益最优化的确

等同于利益最大化，但现实的情境往往要考虑到系统层面与微观

互动的作用，因此，理性经济人假设中的“利益最大化”往往会

失效――A处的利益最大或许意味着B的利益最小，那么其交互

作用则会导致A、B的利益均受影响。在这些情况下，影响决策

者的便不是“最大化”而是“最优化”了。经济社会学理性选择

理论假设：个人是自身最大利益的追求者，当在特定情景中有不

同的行为策略可供选择时，行动者在理智上相信不同的选择会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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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不同的结果，在主观上对不同的选择结果有不同的偏好排列。

因此，理性选择行动者趋向于采取最优策略，以最小代价取得最

大收益。

回到上述最后通牒实验的数据结论，较多的被试选择了相对

公平的分配方案，即分给接受者一半左右的钱数。这种看似“非

理性”的行为在理性经济人假设中是令人疑惑的，但在经济社会

学的理性选择理论中却易于解释。我们不妨从其理性选择理论的

几个关键要素入手，来探讨这种看似“非理性”的“理性”。

1.社会优化

社会优化是理性选择理论系统层面的主要概念。在理性选择

理论中，如果双方自愿交换没有外在影响的资源，双方均能获得

较多的利益，没有任何一方被伤害。如果这种交换发生在非竞争

性的结构中，交换率将在一定的范围内浮动。在这种结构中，所

有使双方获利的交换完成后，便达到一种最佳状态，这种最佳状

态就是社会优化。

社会优化理论是假设了社会具有自动平衡的特征，它虽然不

能解释系统的破坏与变化，但可以解释和说明个体层面的破坏与

偏好的改变――而这恰是我们想要的。

在最后通牒实验的结果之中，个体层面对利益最大的追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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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被打破了，但其实质是行动者通过对预期互动结果的审度而自

愿做出的“舍弃”，这种舍弃不是无限的，而是以提议者对接受

者可接受提案的预估为底限。在这个过程中，公平偏好起到了作

用，大多数提议者的预期底限恰是围绕在公平点左右(依据不同

人对接受者利益接受宽容程度而有调整），因此，大比例的“类

公平”提案产生了。在这个过程中，接受者虽是被动的，其实也

已经在提议者的思考中有了互动。因此实验的最后，一种对二人

都较为优化的结果产生了。

2.系统均衡

社会均衡是一个由所有参与人组成的最优战略组合，即著名

的纳什均衡。在这种均衡中，没有任何单个行动者可以单独行动，

同时也没有人去积极地打破这种社会均衡。与社会优化相比，社

会均衡的不同之处在于集体行为和个体行为的差异。理性选择理

论中的社会均衡源于个人行动的相互影响；而社会优化是一种结

果。

这个要素在社会优化的基础上进一步使最后通牒实验的结

果合理化了，虽然最后通牒与纳什均衡的模型不尽相同，但都是

博弈双方由于思考预期结果而最终达到的一种相对平衡状态，而

这种状态都是与二者原本可以得到的最大利益相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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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权力的社会来源

这是源于社会学的关键要素。在既定的情形下，理性行为取

决于权力的分配。权力来源问题的特征之一为冲突――权力的社

会分配导致了不同利益群体的产生。

在最后通牒实验中，提议者即是权力的拥有者，他拥有对资

源的分配权。这里的权力来源是他人赋予的，因此并不具有权威

性。提议者在思考分配方案时，会考虑自己拥有分配权力，但不

同的分配方案会导致接受者的不同反应――这些反应包括针对

权力的“复仇”与“同归于尽”心理，而这些冲突在分配不公时

更容易发生。这样的思考也会促使提议者向着一个更为公平的方

案去靠近。

三、社会均衡：从最后通牒实验到现代公司制度

通过以上的思考，笔者发现最后通牒实验所说明的道理可以

被引申到更大的层面上去――现代公司的运作模式。

我们不妨先将角色带入公司之中。最后通牒实验中的提议者

占有资源，同时拥有对资源的分配方案――这相当于公司的股东。

接受者不占有资源，被动接受分配方案，但有权拒绝提案――这

相当于公司的员工。值得说明的是，公司在实际操作过程中的角

色往往比这要复杂的多（涉及到管理层等中间角色），但此处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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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说明资源拥有者与受雇者的利益互动，因此采取二元对立的简

单分法更为明了易懂。

在这样的模型中，我们可以发现公司由最原始的资本主义剥

削到现今的福利制度的转变思路。

首先，股东作为提议者，希望通过他已拥有的资源获得其自

身利益的最大化。这便是资本家最开始的丑态，他们赤裸裸地压

榨无产阶级者，剥削剩余价值，一切只从自身最大利益出发。而

在这种情况下，受雇者感受到利益群体的明显划分，此时权力的

社会来源要素发生了作用，冲突在不同的利益群体之间发生――

接受者产生类似于“报复”或者“同归于尽”的心理，对提议者

的不公提案最终选择了拒绝。于是，资本家与无产阶级者的利益

都受到了损害。

显然，以上的情况是符合“理性经济人”假设的，而

他在实际互动中明显是行不通的。资本家或者股东作为理性行动

者，势必会对情景进行重新审度，开始向“最优化”的方向调整

思路。

于是，我们看到，股东在权衡之下，给与接受者的分配份额

越来越多――公司福利、员工入股分红、年终奖金、参与管理、

良好的企业文化等等都在这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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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股东的角度来说，他们依旧在寻求利益的最大化，但他们

同时意识到，这种利益的稳定依托是受雇者的接受态度，因此，

股东不得不牺牲较大一部分利益来换取受雇者的接受态度。

而这种牺牲最终达到的便是公司内部的“社会最优”状态，

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功能主义所倡导的社会的自动平衡功能。

公司对立的利益群体在博弈中为了争取各自的“最优”状态，最

终以一种看似“和谐”甚至是利益共享的假象达到了平衡态。

值得注意的是，现代公司制度呈现给我们的和谐之态中，可

以看出股东不单单要考虑利益的“硬件”配额，还要考虑“软件”

配额，因此利益双方也在向着各方面的“公平分配”的趋势走去。

1.“硬件”配额

我们将提议者――即股东的“硬件”配额定义为与经济利益

直接相关的分配，与此有关的公司制度由来已久。主要包括：较

高的工资；让员工入股，接受分红；公司福利制度；年终奖金等。

这些“硬件”配额是提议者给接受者的直接经济待遇的提高，

也是决定接受者对整个公司提案持“接受”或“拒绝”态度的基

础性条件。

2.“软件”配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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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将提议者的“软件”配额定义为与经济利益不直接相关，

但也能影响接受者决策的分配，这些配额在近来越来越受到各大

公司的青睐。在当代人才倍出、青年自身价值期望越来越高的大

背景下，这些“软件”配额越渐显得重要，青年择业时或许会越

来越看重公司所给与的“软件”配额。

四、小结

通过最后通牒实验的简单模型，我们发现现代公司作为理性

行动者，也在逐渐调整其公司制度，以期达到公司整体的“最优”

状态。因此，公司在与员工利益共享上所做出的“非理性”牺牲

行为，并不是“理性经济人”假设的失效，而是超越了个人微观

层面的“最优化”状态，其实质是更深层面上的“理性”。

参考文献：

1.柯尔曼.社会理论的基础.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2

2.邱海雄，张庆祥.理性选择理论评述.中山大学学报（社会

科学版），1998（1）

作者简介：

刘心怡，女，汉族，（1990-），江苏靖江人，大学本科，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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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大学社会学系，研究方向：社会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