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喜剧

论《阿Q正传》的悲喜剧艺术和讽刺艺术

《阿Q正传》的形式和风格，是并不单一的。是喜剧艺术，还是悲剧艺术，

这就值得研究。作品采用何种形式和风格，起着决定作用的因素，是作品所要表

现的生活内容和作家对生活的态度，以及艺术修养、艺术特长等。《阿Q正传》

是要暴露社会的病态和国民精神的畸形，这就决定了作品的主要方面，具有讽刺

喜剧的特色。

“喜剧将那无价值的撕破给人看。讥讽又不过是喜剧的变简的一支流。”生

活中有些东西本来是丑恶的，荒谬的，却偏想装成或说成为美好的东西，有的甚

至是真诚地自以为光荣的。作家把这种现象和实质的矛盾，暴露出来，就使人感

到可笑。笑，正是讽刺作家特有的武器。阿Q本是一个悲剧性的人物。他的丑，

不在头上的癞疮疤。更不在贫穷、屈辱、失败，而在于他用种种的瞒与骗的手段，

使自己永远得意，永远自以为胜利。总之，他的主观精神状态与实际生活地位，

是那么不调和，因此，阿Q这个人物就主要不是使人觉得可怜而是令人可笑了。

鲁迅在作品中，用讽刺的火光去照见人物心灵深处的腐烂，用幽默的笔尖划

破社会上的肿毒。作者对赵太爷、秀才、举人以及依附于他们的赵白眼、邹七嫂

等，对社会的种种偏见，恶习，燃烧起憎恶的怒火，这是显而易见，毋须赘述的。

至于阿Q（还包括王胡、小D、吴妈等）这样有着严重精神弱点的人物，作者虽

对他们被压迫的处境是哀其不幸，但因作品的主旨在于暴露国民性的弱点，故仍

着重写其思想性格上的假、丑、恶的一面，因而，讽刺幽默是作品的基调。作品

前几章对阿Q的讽刺很明显，很集中，即使是最后一章《大团圆》，写阿Q的悲

惨结局时，也不是用悲剧的艺术手段，而是用喜剧的手段写出。阿Q被抓到大

堂上受审时，一见上面那人的样子，“他便知道这人一定有些来历，膝关节立刻

自然而然的宽松，便跪了下去了”。在审问中，阿Q虽然说的是实话，但糊涂到

了极点；画押时，更是“阿Q精神”十足。到了游街时，他好像知道要杀头了，

“似乎发昏了。然而他又没有全发昏，有时虽然着急，有时却也泰然；他意思之

间，似乎觉得人生天地间，大约本来有时也未免要杀头的”，于是精神胜利法又

占了上风。作品最后一段，是用略带幽默的讽刺手法，写未庄的舆论。

一般地说，悲剧使人落泪，喜剧使人发笑。阿Q的结局的艺术效果与这两

者都不同。作者以沉重而非轻松的心情，用讽刺又带幽默的手法写出，因而读者

不会流泪，而是欲笑又笑不出声。这就是因为阿Q的可悲的结局，是以喜剧艺

术形式演出的结果。

《阿Q正传》表现了鲁迅的幽默讽刺的杰出才能。鲁迅继承了中外优秀讽

刺作家的传统。早在日本时，他就推崇果戈理了，说他“以不可见之泪痕悲色，

振其邦人”。后来更多次赞赏他的“讽刺的本领”，认为他笔下的许多人物，“到

现在还很有生气，使我们不同国度，不同时代的读者，也觉得仿佛写着自己的周

围，不得不叹服他伟大的写实的本领”。果戈理嘲笑了那些俄罗斯的旧式地主和

官僚，但他是带着“含泪的微笑”，希望他们改恶向善。鲁迅指出了他的局限性，

说他对地主“讽刺固多”，但又写他们“各有可爱之处。至于写到农奴，却没有

一点可取了”。这原因就在于“果戈理自己就是地主”。法捷耶夫比较果戈理和鲁

迅时说：“果戈理的《外套》的主人翁是小官吏，而《阿Q正传》的主人翁则是

小雇农，这一点足以表示出鲁迅的优点，说明鲁迅的人民性。”鲁迅是站在人民

的立场，对剥削阶级怀着深刻的憎恶，无情地加以暴露，而对于下层人物，则在

讽刺、批判他们的弱点时，同情他们的受压迫的处境，希望他们去掉精神上的病

毒。果戈理对旧制度不满，又有保留，而鲁迅的讽刺烈火，则是要烧毁整个旧社

会。

从阿Q，我们也会联想到塞万提斯笔下的喜剧性人物堂吉诃德。这位充满奇

情异想的17世纪初的西班牙乡绅，也和阿Q有相似之处：脱离现实，耽于幻想。

所不同的是，阿Q靠幻想来逃避现实，而他是“专凭理想而勇往直前去做事”。

他不少荒唐滑稽的事，到处挨打受苦，直到临死才醒悟过来，使人“觉得可

笑可怜”，他“其实是个十分老实的书呆子”。堂吉诃德的悲剧在于他的主观思想

违背了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马克思说得好：“堂吉诃德对于自己的错误还应该

付出严重的代价，因为他以为漫游的骑士是与一切社会经济形态同样地可以并存

的。”作者的思想也极矛盾，他不满于现实的黑暗，却又找不到正确的出路，一

方面嘲笑了骑士制度，一方面又寄希望于理想化的古代骑士精神。所以他在让堂

吉诃德出尽洋相的同时，又表现了人物身上许多善良高尚的东西。堂吉诃德的遭

遇和阿Q的遭遇有一点相接近，都是在一连串喜剧情节中，深藏着悲剧因素。

但是造成悲剧的根源是不同的。阿Q身上也没有塞万提斯赋予堂吉诃德的那些

良好品质。阿Q也是值得同情的，但人们同情的是他的苦难，而不是他的品质。

由于作者的思想立场不同，对生活和人物所采取的态度也是不同的。

喜剧虽然也有以奇特荒诞的东西作为描写对象的，但更多的是描绘日常生活

中一些平凡的事情。就这一点来说，鲁迅的《阿Q正传》更接近于果戈理的作

品。鲁迅很惊服果戈理的“用平常事，平常话，深刻的显出当时地主的无聊生活”

的本领，称之为“独特之处”。鲁迅自己在这方面也非常高明。阿Q这个不朽的

艺术典型，大都是通过极平凡的日常生活故事塑造出来的。闲人在街上打架，算

不了什么大事，打输了骂一声“儿子打老子”泄恨，也是极平常的。然而，鲁迅

用精彩的幽默的笔法，略加点染，把它集中突出地写出来，人物的精神病态就使

人为之怵目惊心了。这正是鲁迅所说，讽刺作品，“不是专记骇人听闻的所谓‘奇

闻’或‘怪现状’。它所写的事情是公然的，也是常见的，平时是谁都不以为奇

的，而且自然是谁都毫不注意的。不过这事情在那时却已经是不合理，可笑，可

鄙，甚而至于可恶”，但大家司空见惯，习以为常，“现在给它特别一提，就动人”。

可以说，事情越平常，越普遍，越不为人注意，越不以为非，而从中发掘出它的

不合理的谬误，就越能成为出色的讽刺作品。

当然，这并不是说《阿Q正传》只是把一些日常生活记录下来。鲁迅是用

极精练的带着夸张的笔墨来写阿Q的，寥寥几笔，人物的神情就特别突出地呈

露在读者面前。鲁迅认为夸张也可以叫“廓大”，也就是把一个人和一件事的特

点放大，但“廓大了并非特点之处却更容易显出效果”。所谓“并非特点之处”，

也就是平时不易为人注意或察觉的东西，如果把它放大出来，使人大吃一惊：原

来如此!这就起了洞幽烛隐的效果。古今中外，多少人身上有阿Q精神，但是觉

察其丑其害的人很少。鲁迅把阿Q克服怨敌的如是等等“妙法”，一个接一个描

写出来，而且一回比一回严重，直到临死还想“孙子才画得很圆”，这已经是精

神胜利法的极致，也是阿Q悲剧的顶点了。经过这样夸张的表现，这种精神的

全部荒谬、可耻，就清楚地展示出来了。不过，鲁迅在这里非常注意不使其失真。

他深知，“讽刺小说是贵在旨微而语婉的，假如过甚其辞，就失了文艺上底价值”。

也就是说，讽刺的意思不宜过于浅露，夸张不能过分以至失真。《阿Q正传》往

往把夸张和含蓄结合在一起。鲁迅批评《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

“常常张大其词，又不能穿入隐微”，近于谩骂。《阿Q正传》虽也用夸张，但

没有这种弊病，做到“穿入隐微”，含有深意。如小说写捉阿Q时，竟出动了一

队兵，一队团丁，一队警察，五个侦探，趁黑围住土谷祠，正对门架好机关枪，

还临时悬了二十千的赏，如此兴师动众地来对付一个手无寸铁的阿Q。更有讽刺

意味的是，阿Q还在里面昏睡，直到捉出门外，才有些清醒。通过这一夸张的

情节，有力地暴露了统治阶级的残暴和虚弱。这样描写是否太远于事理呢？鲁迅

后来在谴责段祺瑞政府用机关枪对付请愿学生时，借题发挥说：“那时的事，我

以为即使在《阿Q正传》中再给添上一混成旅和八尊过山炮，也不至于‘言过

其实’的罢。”所以这种描写，虽属夸张，但没有违背生活的真实，并且是反映

了本质的真实，使讽刺力量发挥得更强烈。当然，既是艺术，既有夸张，也就不

应用实际生活的人和事来和作品一一对照，要求丝毫不差。我们不应忘记，“‘讽

刺’的生命是真实；不必是曾有的实事，但必须是会有的实情。”

《阿Q正传》所用的讽刺笔墨是很精练的。这种精练，除了文字的简练之

外，主要表现为作者善于从生活中选择、提炼最有典型意义的事件或细节。作品

中赵秀才与假洋鬼子到静修庵“革命”的一段描述，不过二百多字，含义却十分深

刻，把人物丑恶卑劣的灵魂揭露得淋漓尽致，真是绝妙。这两个反动人物的“革

命”行动是这样荒谬不经，但又完全符合他们的身份、处境和思想性格的逻辑发

展，令人可信，既是夸张的，又是真实的，高度典型化的。还应指出，这个生动

真实的情节之所以含义格外深远，还由于它具有象征意义，反映出了武昌起义后

的社会本质：一方面是赶跑了清朝皇帝，一方面是各种反动势力纷纷乘机篡夺革

命果实，照旧骑在人民头上。在未庄，“革命”就表现为打碎了静修庵里一块“皇

帝万岁万万岁”的龙牌，老尼姑被当作清政府，挨了赵秀才们“不少的棍子和栗

凿”，庵里又不见了一个宣德炉。这是多么辛辣而又意味深长的讽刺。

这样的描写，在作品中并非仅见。革命风声传到未庄时，赵太爷与阿Q对话的描写，

多为人们所称道。一向不把阿Q当人看待的赵太爷，居然怯怯地迎着阿Q低声叫“老Q”了。

几句对话，把阿Q飘飘然的狂态和赵太爷的惶恐狡猾，都神情毕肖地表现出来了。还有，《不

准革命》一章中，假洋鬼子“白着眼睛”对几个闲人胡乱吹牛，同样是让人物通过言语动作，

“将自己的魂灵枭首通衢”，丑态毕露。这些都显示了鲁迅的深刻洞察力，高超的捕捉形象的

本领和杰出的讽刺才能。

有时，作者信手拈来的词语，也尽收讽刺之效。《续优胜记略》写阿Q挨了假洋鬼子几

棍子，却去向小尼姑泄愤，调戏她，以博得“赏鉴家”的大笑而得意，作品最后写道：

“哈哈哈!”阿Q十分得意的笑。

“哈哈哈!”酒店里的人也九分得意的笑。

细细咀嚼，“九分”这个生造的词，既略带幽默地鄙夷了“酒店里的人”，联系

上文“十分”，又鞭挞了阿Q。

在《阿Q正传》中，对阿Q，由于着力剥露其精神胜利法，作者一反其他

作品的写法，结合人物的言语、行动，用了较多的心理描写。平时的一闪念不说，

仅就他躺在土谷祠里的几次思想活动描写来看，就深化了人物的性格，推动了情

节的开展。一次是他赌赢的钱被抢走了，如有所失地走进土谷祠，头一回有些“感

到失败的苦痛了”。但他立刻又转败为胜：自己打了自己两个嘴巴，仿佛是自己

打了别个一样。这表现他的精神胜利法较前又有了新的发展，使他在任何情况下

都永远“胜利”。一次是在拧了小尼姑的脸以后，他飘飘然飞了大半天，翻进土谷

祠，竟然有些“不能收其放心”，合不上眼了。这次想女人的心理活动，导致了阿

Q的“恋爱的悲剧”。再一次是革命风声传到未庄，阿Q和赵太爷对话之后，飘飘

然回到土谷祠酒已醒透，说不出的新鲜和高兴，“他的思想也迸跳起来了”。这一

番关于造反的胡思乱想，是阿Q似的革命党的灵魂的写真，也为阿Q日后的“大

团圆”埋下了伏笔。作品有关人物心理描写，也增强了作品的喜剧色彩和讽刺力

量。

鲁迅在小说里，一般总是让思想倾向从场面情节中自然流露出来，不直接出

面对作品中的人物事件进行主观的评价。但《阿Q正传》有例外。它虽然也有

不少“无一贬词，而情伪毕露”的写法，但因是为阿Q“立传”，而根据纪传体的通

例，对于所传之人，可以议论评价，因而作者在一些地方直接出面评论。第一章

序言，说明立传缘起，除了描述阿Q身世之外，还借题发挥，讥评时弊。以后

各章，在描写、叙述阿Q行状和其他人物的言行时，也不时加以剖析。如说到

阿Q挨打，本来阿Q是无辜，众人却认定错在阿Q。“所以者何？就因为赵太爷

是不会错的。”又阿Q挨了赵太爷打，众人为何反而仿佛格外尊敬他呢？一则怕

他真是赵太爷本家，二则也如孔庙里祭祀用的太牢一般，虽与猪羊同是畜生，“但

既经圣人下箸，先儒们便不敢妄动了”。正是这种迷信心理，使人们认为赵太爷

必不错。经作者一评点，把社会上的趋炎附势和盲目的习惯势力的荒谬，都揭露

出来了。在叙述阿Q永远得意时，评曰：“这或者也是中国精神文明冠于全球的

一个证据了。”既讥讽了阿Q，又把阿Q精神与当时的一些国粹家挂上了钩。又

如阿Q由于拧了小尼姑而想女人，作者用反话评述道：“中国的男人，本来大半

都可以做圣贤，可惜全被女人毁掉了。”一方面讽刺了“男尊女卑”的封建教条，

另一方面又讥讽了无耻的假道学先生们。这类作者出面的议论剖析，是与人物的

言语、行为和心理活动的描绘糅合在一起的，不仅没有累赘之感，而且是作品中

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它有点像相声中捧哏儿的语言，把隐藏在人物言行思想活

动深处不易为读者看出的东西，加以评点，能引导读者去思考此中的丰富内涵；

或者由此作适当的引申，引导读者去联想类似的其他现象和事物。这些地方，语

言极为精粹，幽默，辛辣，三言两语，就起了画龙点睛的作用，显示了鲁迅的独

特语言风格。

我们着重论及了《阿Q正传》的讽刺喜剧特点，但决不意味着否定作品的

悲剧因素。就阿Q的思想性格来说，主要是个否定性形象；但就其社会地位和

命运来看，又值得人们同情。“悲剧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阿Q

的求生愿望终于被毁灭，他的人格被别人和被自己糟蹋，确也使人感到惋惜。鲁

迅在创作时，不仅动机和目的是严肃的，心情也是沉重的，他深深地为民族为人

民忧虑。他一再对改编者说：“我之作此篇，实不以滑稽或哀怜为目的，其中情

景，恐中国此刻的„明星‟是无法表现的。”在逝世前不久又说：“《阿Q正传》的

本意，我留心各种评论，觉得能了解者不多，搬上银幕以后，大约也未免隔膜，

供人一笑，颇亦无聊。”如果把《阿Q正传》主要当作悲剧理解，以为作者对阿

Q主要是“哀怜”；或者把它看作滑稽剧，以为只是滑稽可笑，那就与作者的本意

和作品的实际相去很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