逼供

古代法官刑讯逼供的狠招

近来，浙江张高平叔侄奸杀冤案成为新闻焦点，无辜公民被冤入狱10年，甚至差

点被枪决。类似的，河南省叶县一杀人嫌犯被羁押超十年，历经七审三判均因证据不足

被撤销仍在羁押，平顶山中院却与被害人签订“死刑保证书”，保证判处嫌犯死刑„„

这类荒唐的司法案件，在古代也不少见，甚至古代法官整人招数更多更厉害。但古

代也有一套相应的严惩手段，从历代刑律来看，涉案司法人员均会被追责、严惩。

如何防范审判出错？

——判罚不公“其罪惟均”

案子都是由人来查、人来审的，客观上很难保证一点不错，如果有人营私枉法，冤

案就更不可避免。

中国古人早就意识到这一点。《尚书·周书·吕刑》中便提到了刑法审判中的五大

弊端：依仗官势、挟私报复、暗中做手脚（一说听信女人枕边风）、索受贿赂、谒请说

情，即所谓“五过之疵，惟官、惟反、惟内、惟货、惟来”。如果法官行为在这五方面

有失检点，造成判罚不公，“其罪惟均”，意思是其罪过与犯人相同。

可见，在先秦时期，中国古人即开始防范审判不公和司法腐败。

就追责来说，先秦时期的惩处力度相当大。为了防止官官相卫，还出台了举报奖励

制度：如果同事能主动检举揭发枉法官员，不只可免予处分，还能顶替枉法官员职位，

享受相应物质待遇。

因为有一系列严格的追责制度，先秦时代司法人员大都能严以律己，依法办事，扞

卫法律尊严。有的人甚至因办错案子而自责，自杀偿命。在现代司法界也评价甚高的春

秋时人李离，是相当于晋国最高法院院长的狱官，《史记·循吏列传》记载，因为误听

误信，错杀了人，李离十分自责，自己拘禁了自己，给自己判了死刑，虽然时当时的国

君晋文公重耳都替他解脱，李离仍拒绝赦免，伏剑自杀。

在追责制度外，先秦时还有一套纠察制度，为受害方提供申诉渠道。《周礼·秋官》中

便有一个职位叫“禁杀戮”，这是周代“掌司斩杀戮”的国家高级公务员，专门负责纠

察官民擅自动用斩杀刑罚的行为，对故意不受理案件、或者阻扰他人投诉的法官，即“攘

狱者”、“遏告者”，一经查出，呈报后即严惩，“以告而诛之”。

古代刑讯逼供有多狠

——“测罚”、“测立”形形色色

最容易造成冤假错案的，除了法官业务水平低、责任心不强、贪欲私心重外，还与

相应的刑侦制度有关。

对于案件侦破、嫌犯捕获，古今都有一定的期限要求。据《唐律疏议·盗贼》“部

内人为盗及容止盗”条，唐代对盗窃、杀人犯等，要求事发后30天内必须抓获归案。

如果在30天规定期限内抓不到，破不了案，事发辖区内相当于今公安局长或是刑警大

队长的责任人要被治罪。

这一严格的破案规定，为以后各个朝代所继承。如《大明律·刑律·捕亡》“盗贼

捕限”条规定，“一月不获强盗者，笞二十；两月，笞三十；三月，笞四十。”同时，

主管领导要被扣工资，“罚俸钱两月”。

在这个破案规定之下，就不排除为在规定期限交差而错抓人、抓错人的可能。如何

让被抓者“认罪”，不可避免会使用“刑讯逼供”这类手段取证，不然被错抓的人决不

可能认罪，过去民间俗称此为“屈打成招”。

刑讯逼供，是古代对付“大胆刁民”和歹徒、惯犯的一种手段，说白了就是一种“整

人”手段。在现代司法制度下属于非法取证行为，但在古代中国相当长的时间里是“合

法的”，系一种例行程序。

刑讯在先秦便存在，到秦汉时期，则成为普遍选择，随后的南朝，在这方面又玩出

新花样，手段很特别。《隋书·刑法志》记载，南朝梁武帝时，有一种为官方认可刑讯

手段，将在押人员大饿3天之后再审，反复饿，称为“测罚”；南朝陈则有“测立”，

将在押人员拷打后，逼其站到一个约一尺高、仅能容双脚站立的土垛上，每次站“七

刻”，约100分钟，循环进行。

在隋唐以后，开始以法律形式规范刑讯逼供行为，但在事实上，哪个朝代都少不了刑讯

逼供。

如在宋代，所使用的招数，仅从名字上就很恐怖。《宋史·刑法志二》（卷二百）

记载，有“掉柴”法，砍柴棒为刑杖，拷打囚犯手足；“夹帮”法，木棍和绳索并用，

紧夹犯人的头两边；“脑箍”法，用绳缠紧犯人的头，再加钉木楔；“超棍”法，反绑

犯人两腿跪在地上，将短硬木插在其间，交辫两股，并让狱卒在上边跳跃„„

如何限制非法取证？

——刑讯孕妇“拷、决者杖一百”

如此酷刑，求生不得，求死不成，没有几个人能不“老实交代”的。正如《汉书·路

温舒传》中记载的西汉时着名法官路温舒所言，“棰楚之下，何求而不得？故囚人不胜

痛，则饰辞以视之。”意思是，严刑拷打之下，什么样的口供得不到？所以好多犯人难

受不了，只得就范，编造供词。

东汉永初年间（公元107—113年），曾出现了不少冤案。《后汉书·和熹邓皇后

纪》记载，当时临朝的邓太后，亲自到洛阳寺审案。就如今张氏叔侄被冤为奸杀一样，

有的囚徒根本没杀人，因遭刑讯逼供只得认罪。邓太后仔细察看，最后理清了所有冤案，

逮捕办案的洛阳县令，下狱抵罪。

在古代，因为刑讯手段过于严酷，有时连皇帝都看不下去。《魏书·刑罚志》记载，

北魏拓跋宏（孝文帝）当皇帝时，有的法官一旦定不了案，便采取刑讯逼供取证手段，

给犯人戴上超重刑具，如不交代再在脖子上系上一块大石头，安排身强体壮的狱卒轮番

拷打。孝文帝“闻而伤之”，当即批示，以后不是大逆不道，且有明证却不肯招供者，

不准再给犯人戴大型枷锁。

所以，考虑犯人容易屈打成招，造成冤案，即便在刑讯合法、允许逼供的朝代，法律对

刑讯行为也是有严格限制的。

为了防止非法取证，各代的用刑标准都有上限，如唐代便规定，“累决笞、杖者，

不得过二百”，即最多打200下。对特殊对象，唐代还有规定，70岁以上的老人、15

岁以下的未成年人、残疾人、孕妇，一律禁止刑讯。

《唐律疏议·断狱》“拷决孕妇”规定，“诸妇人怀孕，犯罪应拷及决杖笞，若未

产而拷、决者杖一百，伤重者依前人不合捶拷法；产后未满百日而拷决者减一等。失者，

各减二等。”从中可以知道，如果对孕妇行刑、刑讯，相关责任人要被“杖一百”；即

便对生产以后、未满百日的女犯动刑，法官也要受到处罚。

唐代这一防止非法取证规定，在后来的宋、元、明、清诸朝刑律中，都有类似的

条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