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塑自我

摘要

巴金，一个不朽的人物，他曾经说过，《随想录》是他本人的“文革博物馆”。这

里陈列着他本人和全家人在那个“有中国特色的黑暗时代……用中国人民的血泪

绘成的无比残酷的地狱”里的惨痛的遭遇，也是“用真话建立起来的揭露„文革‟的

„博物馆‟”。作为一名具有艺术良知和社会责任感的知识分子，“讲真话”已经成为

巴金特有的生命存在方式。这既与他对于美好理想和完美人格的追求有关，也与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中国社会政治环境的变化息息相关。思想解放和

民主化进程的不断推进，是巴金创作《随想录》不可缺少的条件。

巴金创作《随想录》，其目的是通过对自己灵魂遭扭曲、心灵受践踏过程的沉痛

反思，展示出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命运的主线，也期望通过这种对自我灵魂最深处

反省，重塑自己进入历史进程的文化形象。

1巴金：历史的记录者

巴金的《随想录》动笔于1978年8月，至1986年9月搁笔，用时八年，撰写散

文150篇，四十七万字，共五卷，依次为《随想录》（1970年）、《探索集》

（1980年）、《真话集》（1981年）、《病中集》（1984年）、《无题集》

（1986年）。这部散文巨著是世纪老人巴金对自己一生经历,尤其是对文革特殊

经历的回顾、反思、随感、议论。正如巴金在后来《随想录》合订本新记中所说：

“拿起笔来，尽管我接触各种题目，议论各样事情，我的思想却始终在一个圈子

里打转，那就是所谓十年浩劫的„文革‟。……住了十载„牛棚‟，我就有责任揭穿

那一场惊心动魄的大骗局，不让子孙后代再遭灾受难。”《随想录》中真实地记

录了“文革”给他和他的家人及朋友带来的摧残，对“文化大革命”作出了深刻的个

人反省。他反复呼吁“建立一个„文革‟博物馆”，来为世人留下这一民族灾难的见

证。这部作品全面展现了20世纪中国一段荒诞、严峻而悲壮的曲折历史和知识

分子的辛酸历程，巴金的《随想录》是一部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具有重大历史文

化价值的文学巨著，蕴涵着崇高的自由精神和人文理想，也是那不堪回首的岁月

的真实见证。

讲真话：巴金，生命存在的方式

《随想录》是巴金毕生心血，他把那个时期整合并分析，力图在对自我进行深刻

反省和忏悔，同时也对民族历史和命运进行反思的过程体与主体相融，关注自身、

关注人类命运。从这个角度而言，《随想录》体现了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展

示了独立自主、讲真话的动人风采和鲜明的人文精神。

“我写文章如同在生活。”本着讲真话的宗旨,巴金的《随想录》从第一篇《谈望

乡》到最后一篇《怀念胡风》,一直遵从着他人生的座右铭:尽可能多说真话,尽可

能少作违心的事。始终敞开心扉,把心交给读者,讲自己心里的话,讲自己相信的话,

讲自己思考过的话。无论是怀人、记事、抒情、议论,他都是在说真话、诉真情。

“讲真话”，已经成为巴金独特的生命存在方式。正因此，巴金能勇敢地直视自己

曾经的所作所为：在那样的日子里我早已把真话丢到脑后，我想的只是自己要活

下去，更要让家里的人活下去，于是下了决心，厚起脸皮大讲假话。有时我狠狠

地在心里说：你们吞下去吧，你们要多少假话我就给你们多少。有时我受到了良

心的责备，为自己的言行感到羞耻。有时我又因为避免了家破人亡的惨剧而原谅

自己。结果萧珊还是受尽迫害忍辱死去。想委曲求全的人不会得到什么报酬，自

己种的苦果只好留给自己吃。我不能欺骗我的下一代。

作为最后一个离世的“五四”一代人，巴金留给中国社会的不仅是他的作品，更有

值得这个民族记取的教训，以及“说真话”的决心和行动，巴金的《随想录》用倡

导“讲真话”的方式,真正体现了自觉的人的意识,是“五四”散文个性精神的回归，

可视为代表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精神由“放逐”到“回归”的心路历程。

巴金《随想录》创作的社会政治环境

伟大的文学作品都源于社会生活，巴金的《随想录》作也脱离不了特定的社会环

境。这里所要介绍的社会政治环境，在时间上主要是指从1978年12月到1986

年8月他写作《随想录》的八年。这八年间，中国社会翻天覆地，思想解放和民

主深化，对我国新时期的文学创作产生了巨大影响。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

会的召开和改革开放的春风，解放了人的思想，这时间段诞生了大量具有新鲜色

彩的文学名著。

（1）题材形式的多元化。既有控诉极“左”路线罪行的《天安门诗抄》，也有闲

适恬淡的随笔小品；既有上半世纪名家名著的结集再版，如《朱自清作品集》、

《冰心选集》、《徐志摩作品》、《严复集》等，也有反映当代名人的报告文学、

回忆录，如《我的父亲邓小平》、《哥德巴赫猜想》；既有反映当代军旅生活的

《高山下的花环》，又有历史小说《雍正皇帝》，还有风靡全球华人圈的金庸武

侠小说。

（2）现代意识强化。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的名著，尤其文学作品类，大多

以旧中国为时代背景，战争与农村革命为其主题，但这一时期则不同，《高山下

的花环》、《第二次握手》、《哥德巴赫猜想》、《平凡的世界》、《我的父亲

邓小平》都反映的是当代人和现实生活。《高山下的花环》、《平凡的世界》、

《第二次握手》等还或多或少透露出了作为生命和生活主体的“人”的意志。也正

是从这一时期开始，中国文学和文化进入了新的转型期。推动这次中国文学新转

型的是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思想解放运动，这次运动以解放思想、

实事求是、否定“文革”和极左思潮，以及从“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以经济建设为

中心”为标志，动摇了统治中国几十年并被实践证明是有害的所谓“极左路线”的

地位。在这种社会政治背景下，巴金先生作为知识分子的代表，责无旁贷地担负

起了重任。他在1982年5月6日写的《思路》里勇敢地揭露了“文化大革命”发

生的责任者。在这篇文章里,巴金首先表示《随想录》是按照自己的思路才创作

出来的,同时暗示这结论也是以同样的方式得到的：“……然而我偏偏不死,思想离

开了风车,又走上了自己的轨道,又顺着思路走去,于是产生了这几年中发表的各

种文章,引起了各样的议论。”

然后,他从一个外宾提出的“为什么„四个人‟会有那样大的„能量‟”的话开始说出

自己的答案。对于这敏感的问题,巴金仍然保持非常小心的态度,他没有直接讲出

心中的结果,而以一个历史事件和自己曾祖的文章来暗示“文化大革命”发生的责

任应该归于谁：“我这次在杭州看到介绍西湖风景的电视片,解说人介绍岳庙提到

风波狱的罪人时,在秦桧的前面加了宋高宗的名字,这就是正确的回答。”虽然巴

金并没有提到具体的名字,但是由“宋高宗”的名字,谁都会联想到谁的责任。在《探

索集》和《真话集》里所表现出的“自我解剖”和对“文化大革命”的真正原因的思

考，已经达到了《随想录》的一个目的:对“文化大革命”的反省。

在《无题集》里,巴金下了很大的工夫来整理自己的一生,指出社会问题。可以说,

《无题集》是《随想录》的一个整理缩小本。与吞吞吐吐、有点犹豫的《随想录》

第一集比较,它是既尖锐又完整的一本。在《无题集》里,巴金不但对“文化大革命”、

过去的文学道路和朋友继续进行忏悔,而且对“清污”问题、官僚腐败等的现实问

题进行了批判。这样,《无题集》就慢慢达到在整个《随想录》中思想最尖锐、

思考范围最广的水平。《随想录》的出现，客观上给当时的文学界起了一个推进

的作用，巴金为中国当代知识分子人文价值的实现方式指出明路。

巴金《随想录》范式的文化意义

从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对杨朔散文的重新评价和巴金《随想录》的出版,

可谓是当代散文发展中两个非常重要的事件，尤其是《随想录》创造了一种新的

散文“范式”。

对于《随想录》，巴金自谦为“五本小书”。这五本书，乍一看，似乎都是普通的

题目，偶然想到的杂感，在篇幅上，文字短小，大部分只有一两千或两三千字；

在题材上，可谓是信手拈来，包含广泛，有文学评论的，有怀念友人的，也有针

砭时弊、讴歌美好的；在立意上，没有着意去提炼一个主题，表明一种观点，给

人一种漫不经心的感觉；在结构上，更看不到中国传统散文的起承转合、为文贵

曲、卒章见志等，也很难找着与现当代其他散文家惯用的一些结构方式。但实际

上，它们不仅“体现了真、情、美的审美特征”，还是“一部大书，一部蘸着心头

流出的鲜血写成的大书，一部站在历史高度光照时代的大书。”

《随想录》的文化主旨，正如巴金反复强调的，乃是讲真话。“小说家的首要任

务，是在陈述愿望方面：要说真话。”只有讲真话才能“显示真理，揭露邪恶，打

击黑暗势力，团结正义的力量”。

《随想录》揭去了讲假话的人们的面纱，剖析了他们的灵魂，透视了产生大小骗

子的社会弊根。这就是名和利、封建特权，假话寄生于特权之中。巴金在《随想

录》中痛心疾首地写道：假话讲得越假固然可以步步高升，但也使我们“付出了

很高的代价”。“好些年来我……从人们的嘴里，从电台的播音，从报刊的报道，

从到处的广告，……我一直在怀疑究竟有多少真话！”《随想录》里，处处燃烧

着批判的光芒，批判的矛头指向极“左”思潮的禁锢，指向“四人帮”的文化专制主

义、法西斯主义，更指向中国几千年封建制度给我们民族带来的种种灾难以及至

今仍然时时萦绕着人们的封建主义幽灵。在中国，讲真话历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传统文化留给我们“心不服口服”的遗产。明明遭了冤枉，挨了打，怒火中烧，还

要叩头谢恩。历史发展到现代，到了“文革”，“说谎的艺术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

地步，谎言变成了真理，说真话倒犯了大罪。”但“人不能靠说大话、说空话、说

假话、说套话过一辈子。”所以，在明知“说真话，做到言行一致。我知道即使在

今天这也还是一条荆棘丛生的羊肠小道”的情况下，巴金敢以一个人民作家的责

任感和勇气宣称：“我讲不了真话，就不如索性闭口!”，“讲真话并不容易”，“但

路总是人走出来的。有人走了，就有了路。”在《随想录》里，巴金先生开始努

力冲破传统文化观念的遮蔽，开始打破“沉默”而传达知识分子觉醒的声音，开始

探询知识分子解脱文化困境的路径，并郑重地提到了文化良知、道德理想、人格

操守等,一时成为文学界乃至整个文化界的“关键词”。于是，追求知识分子存在

的价值，唤醒知识分子的主体精神，讲真话、抒真情，对“极左”与“虚假”文学的

反驳成为巴金先生创作《随想录》的主要文化“回归”所在。从这个角度而言，巴

金的《随想录》作为当代散文的一个重要环节,显然已具有“史”的意义。

2重塑自我的历史形象：巴金有意识的建构

“伴随一个作家的去世，对他历史地位的论定才真正开始”，巴金在《随想录》

里也曾说道：“工作了几十年，在闭上眼睛之前，我念念不忘的是这样一件事：

读者、后代，几十年、几百年后的年轻人将怎样论断我呢？”可见巴金是一位有

历史责任感的人，也体现了巴金对自己作品历史定位的重视。由此可见，巴金具

有鲜明的主体意识，他主动地选择了自己进入历史的方式，那就是通过《随想录》

重塑自己进入历史进程的文化形象。由此，笔者认为，从巴金主体意识出发，来

整体梳理《随想录》中的自我历史形象类型非常重要。而从巴金自我历史形象的

主体意识出发，来透视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生存的文化存在状态，探询巴金自主人

格的建构路径，更能揭示《随想录》创作的文化意义。从新中国成立到1966年的

17年间,巴金曾经写出了近80万字的短篇小说和散文。但得到的评价却是“多而空

洞”。巴金自己也总结说:“我在十七年中,没有写出一篇使自己满意的作品。”这一

切直到《随想录》问世才得以改变。从巴金藉《随想录》塑造自我历史形象主体

意识的文化特征出发，我们大致可以将《随想录》中的人物形象分成三种类型:真

诚的忏悔者形象、坚定的批判者形象和完善的独立者形象。所谓忏悔者的形象，

指巴金对自我生命历程的反思，也体现了一个老人直率的性格。所谓批判者形象，

是指当巴金敢于深挖个人与国家在危难之中隐藏的深层内容时，他其实也完成了

对所有背叛“五四”精神的人的批判。所谓独立者形象，则是巴金对于中国现代历

史的反思的结果，也是他对于未来中国的坚定期望的结果。

真诚的忏悔者形象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是没有忏悔意识的，所有的只是内省机制。中国现代作家中

的忏悔意识的出现，是受西方文化影响的结果。鲁迅是“五四“运动以来最具有批

判意识的代表人，他的《狂人日记》中的“我”罪孽深重,因为无意中吃了妹子的

几片肉,从而也加入进从古至今的吃人队伍,并为此痛苦不已；在《三叶集•郭沫若

致宗白华》中郭沫若宣称“我不是个„人‟，我是坏了的人,我是不配你„敬佩‟的人,

我现在很想如同凤凰一般,采集些香木来,把我现在的形骸烧毁了去”。在这里，两

位大师的动机显然不是象卢梭在《忏悔录》中所说的那样“要把一个人的真实面

目赤裸裸地暴露在世人面前”，而是在隐喻的层面上展开对传统文化即中国人的

“原罪”的批判。巴金的忏悔意识先后受到卢梭、俄国民粹派及托尔斯泰的影响，

并贯穿在他整个创作过程中。纵观巴金一生忏悔意识的流变，可以分为如下三个

层面：1949年以前，他的作品中的人物如《灭亡》中的李冷兄妹、《家》中的

觉新、觉慧，为第一层面，是忏悔的人的忏悔；1949至1977年，由于主体意识

和个性尊严沦丧，忏悔意识与忏悔主体分离；为第二层面，是从忏悔的人到忏悔

的奴隶；1978年至今,《随想录》是主体意识、个性尊严、独立思考精神的回归，

为第三层面，恢复到人的忏悔。《随想录》这一文本在某种程度上具有着残忍的

真实性。正如巴金在《随想录》中所写：“本来想减轻痛苦,以为解剖自己是轻而

易举的事,可是把笔当作手术刀一下一下地割自己的心,我却显得十分笨拙。我下

不了手,因为我感到剧痛。从文本解读的角度来看，巴金写作《随想录》“从无标

题到有标题，从无计划到有计划，从梦初醒到清醒，从随想到探索，脑子不再听

别人指挥，独立思考在发挥作用。拿起笔来，尽管我接触各种题目，议论各种事

情，我的思想却始终在一个圈子里打转，那就是所谓十年浩劫的文革。……后来

我逐渐明白，住了十载„牛棚‟，我就有责任揭穿那一场惊心动魄的骗局,不让子孙

后代再遭灾受难”。这一番话表明，以《随想录》为标志，巴金开始了对文革的

反思，并逐步加大了反思忏悔的力度，勾勒出作者忏悔反思的思想历程，描绘出

从“忏悔的奴隶”还原到“忏悔的人”再到“人的忏悔”的轨迹。，巴金在《随想录》

中塑造的真诚的忏悔者形象不再只是一己的忏悔，具有了更广泛而深刻的社会意

义。它是从一个具体的人身上总结一代人中的大多数人因为独立思考和个性尊严

的迷失而带来的深刻的历史教训，从而也就具有了一定的代表性和普遍意义，虽

然还没有达到人的忏悔的高度，但毕竟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忏悔的人，是从忏悔

的人向人的忏悔的重要过渡，其思想上的启蒙意义是不可磨灭的。

坚定的批判者形象

巴金曾写过这样一段话：“自从我执笔以来我就没有停止过对敌人的攻击。我的

敌人是什么，一切旧的传统观念，一切阻碍社会进化和人性发展的不合理的制度，

一切摧残爱的努力，它们都是我的最大的敌人，我始终守着我的营垒，并没有作

过妥协”。他与封建专制主义奋战一生，也是巴金一生的创作追求。在解读《随

想录》的过程中，我们可以发现，巴金在真诚反省与忏悔的同时，高举“五四”

精神的大旗，在对“文革”历史进行深刻反思的基础上，反对封建专制主义传统，

争取民主自由，树立了一个新时期的坚定的“批判者”形象。前期巴金主要通过其

革命三部曲、爱情三部曲、激流三部曲来表现其社会思想的。]从1978年12月

开始，巴金写了一篇又一篇散文、随笔，结集为《随想录》、《探索集》等，当

巴金以割裂伤口的勇气揭示出这一切深层内容时，他其实也完成了对自己和对整

个知识分子群体背叛“五四”精神的批判。因此，他才大声疾呼：“今天还应当大

反封建，今天还应当高举社会主义民主和科学的大旗前进。”巴金在《随想录》

中对有关文学创作的问题发表了许多真知灼见，表现出一个人民作家的勇气和责

任心。他一再向作家们呼吁勇敢的突破自我束缚，主张独立思考，勇于创新。“作

家要重新获得自由思考的权力，知识分子的价值仅仅在于追求宇宙间的真理，文

学不应是委身于政治的„奴婢‟。”这对于饱受黑暗折磨的他来说，无疑是勇敢的，

从这个意义上讲，巴金的《随想录》不仅仅是在结束一个迷乱的时代，而同时是

在给后人开启一个寻找与叩问的时代，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并充满着积极的探索精

神。作家吴泰昌说：“巴金一生对真理的追求从未中断过。他以严肃的历史责任

感和顽强的毅力写成，代表了同时期最高成就的散文佳作，它的影响和价值，已

远远超出了作品本身和文学范畴。”

完善的独立者形象

巴金一直崇尚人格的高尚，巴金先生人格的塑造，真可谓饱经风霜，历经磨难。

他在创作《随想录》时大力提倡“独立思考”，塑造了一个令人景仰的完善的“独

立者”形象，给人们留下许许多多深刻的启示。

经受过历史的沉浮,经历了那场史无前例的“文革”炼狱,巴金获得了对历史的“反

思”。他说:“五十年代我不会写《随想录》,六十年代我写不出它们,只有经历了接

连不断的大大小小政治运动之后,只有在被剥夺了人权,在„牛棚‟里住了十年之后,

我才想起自己是一个„人‟,我才明白我也应当像人一样用自己的脑子思考。”劫后

余生的巴金，饱含着血泪，扭住“文革”话题不放，他要为历史和后人建起一座“文

革”博物馆，表现了一位中国知识分子的真诚和良知。1978年底到1986年夏，

巴金先生用将近八年的时间，写完五集一百五十六篇《随想录》，在自己七十年

文学道路的终点上画上了一个厚重的叹号。随着《随想录》的写作，他不断重新

整理自己的一生，深层的解剖历史以警戒后人。独立思考，这是巴金写《随想录》

的最深感受，也是《随想录》的思想不断得以升华的原因。

不仅如此，巴金先生还以鲁迅、托尔斯泰等世界文豪为榜样，要求作家必须在作

品中表现艺术的良心。他仍然以《随想录》为例说：“对一个作家来说，更重要

的是艺术的良心。《随想录》便可以给我的话作证。”他在《(巴金全集>第十八

卷代跋)中又指出：“作品本身也有生命，它也在成长，也在发展。我们在作品中

看到艺术家的良心。倘使没有这种良心，作品就会枯死。”在《致青年作家》一

文中，巴金先生更是直接将“不要人云亦云”，不说假话空话与艺术良心联系在一

起，语重心长地寄语青年作家：“要用自己的脑子指挥拿笔的手，说自己想说的

话，写自己真实的感受。不要人云亦云，违背自己的良心，说自己不愿意

说的假话。”总之，在巴金看来，“作家不是一种资格，不是一种地位”，“作家是

战士，是教员”，“和任何普通人一样，都要首先做好一个人。”要做一个好作家，

首先要做一个真诚的人。文品和人品是分不开的。

巴金先生是幸运的。他希望通过《随想录》的创作完成自身历史文化形象塑造的

意图得到了完美实现。尽管在此之前，他也曾迷失、痛苦、彷徨，但经过血与火

的考验，最终凤凰涅磐，在一个更高的层面上找到了新的自我，寻找到了属于自

己的表现对象——二十世纪一代知识分子的性格与命运，完成了历史赋予的责无

旁贷的神圣使命。

3《随想录》文化历史价值

批判传统文化的负面因素，重塑民族性格

巴金《随想录》思想逻辑结构有一大特点：“破坏”和“建设”的辩证统一、“解构”

和“建构”的辩证统一。全面彻底否定十年浩劫和极左思潮及其封建主义和法西斯

主义思想根源，对传统文化负面进行深入批判，这是《随想录》的“破坏”和“解

构”的一面；呼唤恢复和发扬“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人文精神，重塑国民独立性格，

这是巴金《随想录》的“建设”和“建构”的又一方面。

对于传统文化负面的批判和民族性格的塑造，是巴金《随想录》这种矛盾对立而

又辩证统一的思想逻辑结构的印证。。巴金常说自己是“五四”的产儿，从五四

开始，维持了两千多年，以儒学为中心的封建主义文化遭到现代文化思潮的全面

包围和攻击．他在晚年则突破这种制约，通过批判传统文化的负面，塑造了“独

立思考”的民族性格。

《随想录》的不少篇章批评建国后至“文革”前的极左思潮，以及在极左思潮统治

下人们不幸遭遇。《怀念从文》和《关于丽尼》说的是建国初的情况。建

国前沈从文同左翼作家文见解不同，建国后被迫离开大学和文学创作，改行从事

服装史的研究，使这位杰出的小说家的文学创作才华被长期埋没。优秀散文家丽

尼抗战以后为了养家糊口，不得不在国民党政府机关供职，建国后背着历史包袱

改行搞翻译，人们再也读不到他那清丽热情的散文了，巴金在《再说知识分子》

里深深感慨：“把那么一大段时间花费在戴帽、摘帽上面，实在是很可悲的事情”。

巴金在《怀念非英兄》中指出极左思潮从建国后至十年“文革”有着愈演愈烈的趋

势，特别是1962年以后，“大抓阶级斗争，大树个人迷信，终于在我们国家开始

了有中国特色的黑暗时代，我看见了用中国人民的鲜血绘成的无比残酷的地狱”。

[2]P625巴金在《随想录》中多次指出极左思潮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某些当权者对“知

识”和“科学”的蔑视，对知识分子的不信任，他们给知识分子“戴上了„金箍儿‟”，

对他们“念起紧箍咒”，使他们产生了“战战兢兢地过着日子”的恐惧心理和个人迷

信与个人崇拜的“奴化”性格。巴金在《随想录》里深挖了在十年浩劫的极左思潮

的根源，是披上“左”的华丽“革命”外衣的封建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巴金指出封建

主义垃圾并没有随着“四人帮”的垮台而成为历史，它仍存在于我们社会的许多角

落，它成为现代化建设的阻力，也是“文革”历史悲剧重演的土壤。因此，在批判

封建专制主义，特别是“国民奴性”的同时，巴金先生在文本中充分肯定了中华优

秀的“民族精神”，在继承的基础上进行民族性格的重塑。“真正值得我们重视的

是在《随想录》里反映出来的思想。这一时期出现在巴金笔底下的民族传统文化,

已经远远超出了个人审美趣味上的意义了,他寻求的“民族精神”已经同他的政治

标准与人生态度紧密地结合为一体,它不再需要借助于外在形式,只是从老作家的

心底里迸发出来。

这种所要重塑的民族性格的意义就在于“所以批判与否定,似乎成了五四运动对

传统文化的总态度与总倾向。

塑造当代知识分子形象和标杆

《随想录》为何称之为经典？它一方面正如在第一节所分析的，试图批判传统文

化负面——“国民奴性”和重塑民族性格——“讲真话”和“独立思考”；另一方面，

更为重要的是，巴金先生藉《随想录》塑造了当代知识分子的形象和标杆——“精

神界之战士”。

“精神界之战士”是鲁迅在1908年写的《摩罗诗力说》里提出来的，主要是指以

拜伦为首的“摩罗宗”积极浪漫主义诗人。他们是英国的拜伦和雪莱，俄国的普希

金和莱蒙托夫，波兰的密茨凯维奇和斯洛伐茨基，匈牙利的裴多菲，鲁迅指出：

“上述诸人，其为品性言行思惟，虽以种族有殊，外缘多别，因现种种状，而实

统于一宗：无不刚健不挠，抱诚守真；不取媚于群，以随顺旧俗；发为雄声，以

起其国人之新生，而大其国于天下。”到后来，“精神界战士”在鲁迅笔下演变成

了“知识分子”。无论是“精神界战士”还是“知识分子”，其所指者乃是同一的：都

是要求文化人既具有内在的信念与操守，又要担当起相应的社会责任。

巴金在《作家》中有过这样的自述：“作家是战士，……也是探路的人”。在《探

索集附录•我和文学》中又说：“我写作是为着同敌人战斗。……我的敌人是什么

呢?我说过：一切旧的传统观念，一切阻止社会进步和人性发展的不合理的社会

制度，一切摧残爱的努力，它们都是我最大的敌人。我所有的作品都是写来控诉、

揭露、攻击这些敌人的”。作为我国世纪之交的“精神界之战士”巴金，其晚年的

以杂文为主的散文创作的“言说”，在思想和艺术上具体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1）“刚健不挠”，冲破重重压力、克服种种困难，果断否定“文革”和极左

思潮，彻底揭露十年“文革”和极左思潮的封建专制主义的历史和思想根源，高扬

“五四”人文精神；

（2）“抱诚守真”，彻底否定封建主义和拜金主义，在解剖社会种种积弊同时，

无情解剖自我的灵魂，宣扬为祖国和人民奉献一切的道德理想，立志追求道德的

自我完善；

（3）在散文创作艺术上，师承鲁迅的“为了真理，敢爱、敢恨、敢说、敢做、敢

追求”风度和发扬大胆真诚简洁犀利深隽的“春秋笔法”。

在世纪之交的中国作家中，可以说没有一个人像巴金那样克服种种阻力、冲破种

种困难、死死咬住十年浩劫和极左思潮不放而大做文章的。每一个经历了“文革”

那个时代的人都有不一样的想法与思考，他们对社会历史的发展都有自己的理

解，但不再愿意把心里话公布于众，生命与时代相脱离了。

但巴金不同。在《写真话》里他说：“十年浩劫绝不是黄粱一梦。这个大灾难同

全世界人民都有很大的关系，我们要是不搞得一清二楚，作一个能说服人的总结，

如何向别国人交代!可惜我们没有但丁，但总有一天会有人写出新的《神曲》。

所以我常常鼓励朋友：„应该写!应该多写!‟”显然，在巴金看来，暴露、控诉和否

定十年“文革”及其极左思潮，无论对中国、对世界都有深刻的现实和历史意义。

因而巴金立志要给十年“文革”“做总结”，不仅仅是为自己而总结，而是为历史总

结，为后人警示，这也是他为当代知识分子塑造的新形象和标杆。

传扬人文精神

巴金主张人文精神，将人的价值升为最高价值，提倡学会尊重人，爱护人，

18世纪初提出的“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和“天赋人权”的思想，成为人文主

义的集中表现。古往今来，人文精神作为一种理想和批判武器，成为了作家、思

想家坚持的一面旗帜。在《随想录》中重新提出了人的尊严和人的价值问题，为

了拯救自己疮痍满目的灵魂，也为了“普度众生”，他无情无私地解剖、拷问着灵

魂最深处，透示了他作为知识分子应有的良知和素质，熔铸着强烈的人文主义精

神。这种人文主义精神离不开五四运动的熏陶与启蒙。从历史上看，中国是在五

四运动初期才形成一股肯定人的价值的思想潮流，不少有责任感的知识分子尤为

关注人的命运和个性解放，为“人的发现”作出了积极的努力，使人文精神成为中

国文化最可贵的价值之一。晚年在《随想录》中重新提出人的尊严、人格独立的

问题，自觉进行忏悔、反省，也唤起群体关注他们自身人格的萎缩，对奴性意识、

反人性的恶行，都作了无情的批判和否定。随想录》继承和传扬了“五四”以来人

文精神传统，较之巴金以前的作品更沉痛也更深刻，《随想录》告诉我们，通过

反思“文革”呼喊人的尊严与权利，通过自审自剖宣示“独立思考”、“敢讲真话”，

对于避免“文革”重演，堂堂正正“做人”具有现实意义，更让我们意识到，人的现

代化将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最重要也最艰难的过程，这一由“五四”所开启的过程

将是艰难而漫长的。

结语

巴金晚年创作的《随想录》，风靡海内外，影响甚为深远。这部著作，是一个时

代的标志，一种思想的高峰，一代知识分子的精神指南，也是那个时期志士仁人

的智慧结晶。《随想录》在当代中国文学史上有着独特而重大的意义，它的丰富

内涵和写作艺术，整整影响了一代人，并且将长久地影响下去。这是文学界和中

外读者所公认的。但对于这部作品的认识不能仅仅局限于此，在新的时期，要给

《随想录》以准确的定位，就应该从历史文化的深层次角度来审视这部作品，找

寻其不可磨灭的历史价值和文化意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