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开始今天的话题之前,我们问四个问题:
苏格拉底为什么非死不可?
谁最想让苏格拉底死?
苏格拉底为什么不跑?
苏格拉底之死给世界带来什么?
苏格拉底的伟大之一是告诉世人“最大的善是知,最大的恶是无知”。翻开历史,苏格拉底之死无疑是人类历史上一个标志性事件。1787年达维特为鼓舞革命者为信仰和真理而献身的精神,创作了《苏格拉底之死》。
苏格拉底一生都在提问。而他问的最多的问题是:美德意味着什么?一个是最好的国家是什么样的?苏格拉底认为,美德意味着智慧,只要人们通过教育,均可以找到自身真正的兴趣点,能够看清自身行为产生的后果,从而规范自己的行为,这是一种道德约束。而最好的国家是什么样的?苏格拉底用一种略带嘲讽的口气表达,“没有什么制度比一个为盲众所操纵、为冲动所指挥的民主更加滑稽的了,没有什么比让一群争论不休的人组成政府更可笑的了,没有什么比匆忙选举,革职或处死将领更荒唐的了”。
雅典的伯里克利时代,被称为黄金时代。雅典人民沐浴在自由之光下,言行没有顾虑,更无恐惧。民主制度之下人人政治平等,都可以参与城邦的管理。而法庭上的苏格拉底所面对的雅典,已经失去了以自由为骄傲的往日辉煌。民主制度的严肃和崇高不再,取而代之的是寡头政治的崛起。整个社会正沉浸在日益严重的灾难中。
伯里克利死后。外强中干的雅典在战争中输给了斯巴达人。他们称民主制度为“暴民政治”。认为只有少数贵族精英才配参与公共事务,国家管理。作为绝大多数人的民众,不需要支配自己的思想,只需要遵守纪律。为了强迫已经习惯于民主的雅典人接受,胜利的斯巴达国王保萨尼亚斯操控了一场"民主选举"。为了确保选出的“三十僭主”受自己掌控,他派人把前来参加选举的雅典公民堵在半路。抗拒者被饿个半死,直到他们同意投票给这“三十僭主”为止。斯巴达国王授权300名"执鞭仆人"负责执行僭主的命令,实施恐怖统治。坚持民主的雅典人被冠以“危险分子”,被杀或者被流放。据说仅仅几个月,被杀的雅典人超过了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死亡的人数。
曾经看起来完美的民主制度的虚弱性在此刻显露无疑。当邪恶的一方可以不择手段;当恐惧大过了对自由的坚守;当一个人可以为了一块面包而不是基于真理投票的时候;民主就不可避免的走向自己的反面,变成寡头政治的遮羞布。从而使雅典式的民主成为控制人民、虚有其表的政治工具。
苏格拉底从战争的动荡,社会的堕落,官僚的暴戾看出雅典的民主制度已经达到了崩溃的边缘。这让深爱雅典的苏格拉底痛心不已。他尝试用自己的行为和言论,唤醒人民通过哲学的思考和对话去探明真理。例如“什么是真,什么是善,什么是美”。他所做的一切,对于雅典的新君王以及三十僭主来说,无疑都是最不可接受的。所以,苏格拉底成为整个官僚利益阶层和大商人的共同敌人。对他们来说,苏格拉底非死不可!对雅典的伪民主制度来说,苏格拉底非死不可!对那些追逐体制红利的中小既得利益者们来说,苏格拉底非死不可!对那些愚不可及、有眼如盲的雅典人来说,苏格拉底非死不可!
因为苏格拉底本身并没有罪。所以,必须要罗织罪名。于是,雅典政府用苏格拉底的学生克里底亚作为把柄。对苏格拉底控以藐视传统宗教、引进新神、败坏青年和反对民主,甚至是藐视法庭等罪名。最后,由500人组成的人民陪审团,以360票比140票通过判处苏格拉底死刑。后人称此次审判为“民主的暴政”。而事实上,这种被操控的民主压根就不是民主,只是披着民主外衣的暴政。
在当时的情况下,苏格拉底还有三条生路可选。第一条:交纳罚金。第二条:逃走。第三条:向法庭认罪,并承诺不再“教唆雅典青年”。但苏格拉底表示,这会有违于他一生所信奉与追求的一切。他说,“我一生中都享受了法律的利益,我不能在晚年做不忠于法律的事,服从法律是每个公民的天职,尽管法律也有不对的地方。作为一个好公民,我必须去死。”苏格拉底用自己的生命诠释了对正义和真理的维护。他死于对自己的信念追求,是“殉道”而死。什么是真理,什么是正义,人为什么活着,人应当如何活着等等问题,正是从苏格拉底开始,才划入人类真正愿意深入、认真思考的范畴。相对于他留下的智慧财富,他的死对人类具有更大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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