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知名实业家聂云台写过一本《保富法》,说发财不难保最难,他在上海五十余年,身边多是显赫一时的阔人,或官或商,若干年后皆凋零没落。
有的是子孙不务正业败掉的,有的则是连子孙都没有,一百个富豪里后代还能上进的,最多一两家。
但也有例外的,就是重视子嗣教育多于财产的,比如曾文正公,在位二十年,死后家财二万两,在同僚中算少的。
要知道他手创的两淮盐票,一张二百两(后来卖到二万两),他自己一个也没留,没钱么后代只能靠自己,于是曾孙玄孙辈多在教育或学术界做事,很受人尊重。
聂是曾国藩外孙,也是昔日民族企业恒丰纱厂后人,他以亲身经历讲这些,显得尤为可信。
《保富法》序言#
后代读书成才的大家族还有木有呢?
当然有,比如靠行医卖药起家的苏州贝氏,以及靠蚕丝发达了的湖州吕氏,后者还和聂先生一家颇有渊源。
吕家原籍湖州南浔双林镇,虽说比不上南浔四象刘家、张家、庞家和顾家,但总体还算殷实,先是开衣裳铺,抗战开始之后,举家迁往上海。
吕家兄弟辛伯和叔陶等人,先是做学徒之后再开丝厂和印染厂,成了小厂主,后来是怎么搞大的呢?
那就要从1937年说起了。
吕氏兄弟艺术联展图
那一年日本全面侵华,它们看重中国丰富的资源,先后在青岛和上海设厂,当时叫“二白一黑”,黑的是煤炭,白的是棉花和海盐。
利用中国的廉价劳动力,收购了棉花就地加工,产品一方面军用,另一方面变成财富,从1916年到抗战结束,它们先后开设大康、富士等九大纱厂。
随着侵略加剧,自己开厂太慢了,这帮太君开始了强制接管和兼并之路。
以上海为例,开在租界的华商纱厂,战时没被炮火摧毁,厂房和物料却被日本人给接收大半,谁去做这事儿的呢,答案是日商纱厂。
它们在日本海陆军当局支持下,接收侵占区华商工厂,被称为是日本对华经济侵略的“枪尖”。
最典型的就是大康纱厂和丰田,被接收的重灾区就是申新荣家、永安郭家,那叫一个惨。
大康纱厂
这其中也包括开头聂先生的家族企业——恒丰纱厂,好不容易躲过了旧官僚和青红帮的敲诈勒索,接着又被日军要求和大康纱厂合资,生产军毯和军袜,直到1945年才收回来。
这段经历让他有口难言,很快将企业交给独子,自己出家做了居士。
你以为光有日商就够了么?不不,这里还要提到个词叫“买办”,英文是comprador,直译为“康白渡”。
用马克思老师的话讲,它指的在中国或其他殖民地区,外国组织在当地从事投资贸易、经济剥削时的代理人。
买办脱胎于人民,但又脱离人民,因为它跟洋人利益是一致的,洋人出钱它们出力,洋人吃肉它们喝汤,至于这肉和汤哪儿来的,你说呢?
吕家兄弟从事的就是买办业务,1942年二哥吕叔陶成立大康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大哥吕辛伯管的则是大康印花绸厂,至于这个大康和日本人那个大康究竟有何渊源,不得而知。
只知道大康企业设于敌伪郑斧统治期,L叔陶、H逵两位弟弟办婚礼时的座上宾,都是上海滩商界成功人士、知名H奸盛Z人。
盛做过旺伪郑权沪西区市联会煮席,在任期间积极推行旺伪郑权的官方货币“中储券”,后来锅民dang特工刺杀而亡。
若干年后,吕家后人讲父亲是爱国商人,参加过淞户会战,真假姑且不谈,如果这样的都算爱国商人,那资产被亲日买办掠走大半的无锡荣家算啥?
懂得审时度势让吕家生意迅速壮大,过上了旧上海的顶尖生活。
吕家幼子敬人说,他们住复兴中路,对面就是俄罗斯面包房,隔着一条街有家天鹅阁俄国餐厅,再走过去就是红房子法国餐厅,小时候经常跟大人去吃,周末父母就带孩子去公园野餐,或者去苏锡常等地做短途旅行。
热爱摄影的父亲会拍下许多照片,回家就在洗印暗房里冲出来,除此之外,吕家还经常组织幻灯片播放会,什么《白雪公主》、《米老鼠和唐老鸭》等卡通片他们都看过。
每周家里也会举行篮球、乒乓球赛事,父亲亲自执哨。
——写到这我忍不住想,这又是洗印房又是影院、篮球场、乒乓球室的,这房子得多大呀。
吕家生活是中西式混搭,吃西餐看西片,但外婆信佛,家里又设香案,还定期去玉佛寺做法事,母亲信基督,所以家里也过洋节,到时母亲在他们枕头下面,放上圣诞卡片和巧克力。
父亲虽然主要跟日本人打交道,但喜爱收藏字画,一买就是唐寅、郑板桥、张大千等人的,后来收藏的实在是太多了,家里挂画都得轮着挂,一个月一换。
每年夏天还要拿出来晾晒,铺满整整一阳台。
除了藏画,吕父还藏书,他给孩子们置办了个家庭五人图书馆,每本书上都写上姓氏,“吕”字居上方,五兄弟共用的“人”字居下方,中间则依次取五人姓名中的一个字。
这个独特的LOGO是幼子敬人的设计启蒙,让他第一次意识到原来文字是可以构成图案的,而家里收藏的大量欧洲进口的丝绸样品和设计稿,以及父亲企业的标志、图案等,也让他觉得原来“图形色彩构成,妙不可言”。
吕家五兄弟和父母
按照父亲的规划,老二和老五应该做个画家,但历史就是这样皂滑弄人,它能让你一飞冲天,也能让你凤凰落地。
这样的优渥生活没过多久,家里生意就起了变故,1956年大康印染厂被公私合营,1966年9月更名为国营上海第三印绸厂。
吕公子敬人和哥哥们也是上山的上山,下放的下放,直到10年动L结束,才被调到北京的中国青年出版社画插图。
做的第一本书是《卓娅与舒拉的故事》,百分百苏联风格,和他从小接触的完全不一样,出版后接到读者来信说:
“这个画家没认真看文,书中描写的卓娅是褐红色头发,给画成了褐黄色的。”
这次失误让吕公子很羞愧,他意识到作书不光是留下名字,还是一种责任,一时疏忽,一笔错误,违背了文本,就失去设计的意义了。
上世纪80年代末,出于对“日本设计界巨人”杉浦康平作品的痴迷,38岁的吕敬人赴日学习。
在神户艺术工科大学院杉浦康平教授的工作室里,他像父亲当年在印染厂一样,从最基础的学徒做起,一做就是两年,这段经历用他的话讲,是职业生涯很重要的一笔。
杉浦先生认为, 好的书籍设计师,要像导演一样对待文本,一本书就是一个舞台,演员是文字、图像、色彩和标点等。
如何让它们在这个方寸纸上演绎好信息的戏剧,是设计师需要把控好的事,做书不能光看着平面,要里头每一页文字如何表演,后来他将这个理论总结为“书戏”。
从日本回来后没多久,吕老师就辞职下海,成立工作室单,理由是体制内束缚太大,无法发挥对书的热情。
工作室的一大功能就是培养学生,不知道身为国内图书装帧界翘楚的吕公子,是否将“书戏”的理念,全数传授给爱徒。
若干年后,在学生吴勇带着强烈自主意识设计的教科书上,我们看到了日本飞行中队战斗机的身影:
看到了画反了的国旗:
以及日本服装潮牌——川久保玲:
更不要说看似不经意,但又特别刻意的露出的小boy的啾啾,以及女孩子的小内内:
有动漫资深爱好者科普说,这些翻白眼、张嘴吐舌,看起来像是陶醉,又像是迷离失神的表情,在日语里叫阿黑颜(ahegao),指的是男女在做创造人类的事情时,情难自控呈现出的表情,俗称高chao脸。
那么问题来了,电视上连奥特曼都不能出现了,小朋友的课本上怎么还能出现成人黄漫风?
说到这里忍不住再插一句,教科书只是冰山一角,绘本才是重灾区,随便翻上一本,上面的女生永远都是超短裙,还清一色的走光露出小内内:
以及跟大眼格格那年军旗装同款的图案:
不光是吕大师不喜体制,连爱徒吴老师做导师的硕士论文上都写道:
“比起美国日本的小学数学教材插图设计,我们的还落后很多,不是说我们的设计者绘制不出来高质量插画,而是制度制约,我们的数学教材除了受到内容影响,还要受到政治、经济、文化的限制”。
吴勇做导师的硕士论文
——那么问题来了,大师们究竟不满意的是让他发挥受限的体制,还是让他家庭生变故的体制?怀念的究竟是日本学校的插图,还是日本人在时,他们家的光辉日子?
可笑的是,师徒2人最为推崇的日本,当年在东三省推行奴化政策,全面修改中小学生教材和读物,日常教学都是日语。
对东北的青少年灌输“中ri亲善”、“ri满不可分”等思想,以至于抗ri战争都结束了,还有东北人只知道T皇和M洲国,不知道自己是中国人。
伪M洲国穿和服的东北小孩
在挖掘吕氏家族史时,我发现吕公子最引以为傲的就是父亲给他们提供的教育,事实上也确实很成功。
吕家五人各个成才,大哥立人是日本东京工学院教授,二哥吉人是美国专业画家,三哥卓人是博导,四哥达人是美国摩根公司的高管,而他自己也是世界级设计师。
这样卓越的家庭条件和后代成才率,全中国找不到几个,也只有镇江柳家才能比得过了。
只是他们在西方成名,在国内得利了之后,又是怎么启蒙下一代的呢?同是浙江人的常凯申先生有句名言:国家亡了还能复兴,文化亡了娘希匹就全亡了。
还记得都德的《最后一课》么?
那是全世界爱国主义教育的范本,学渣小弗朗士对外界的一切变化反应都很迟钝,直到后来才认真学习,但那已是他作为沦陷区孩子上的最后一堂法语课了。
希望类似场景不重演。
你以为教科书这事可大可小,讨论多了就是上纲上线,等真的全部人都反应过来了,也许已经晚了,沦陷了,成“最后一课”了。
@人人能科普,处处有新知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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