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神童司马光
幼儿园跟小学的时候,最常听到也最熟悉的故事大概就是司马光砸缸的英雄事迹了。那个时候的司马光成为了万千孩童心目中的榜样。在我们的心目当中,司马光是带有从聪明、勇敢、应变能力强、沉着冷静等光环的。那个时候,我们总觉得这个小小少年像是天才般的存在,殊不知,司马光从小就是个喜欢学习的孩子,而且学习既认真又刻苦。他并非像《伤仲永》之中的仲永那样,有天赋就不在学习反而泯为众人,而是将自己的天赋与努力相结合,创造出属于自己的光辉之路。
小时那个在关键时刻,能够冷静应对,砸缸救人的司马光,并不仅仅于此。他还是北宋著名的史学家和文学家。要说到他的成就,也是可以与他小时候的砸缸故事一样广为人知的,就是他负责编撰的我国的编年体史书《资治通鉴》。他的这部巨作,不仅影响了当时的人们,还对现在的我们依旧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并且这本书在问世之后,成为了众多帝王将相的教科书一般的存在,与司马迁的《史记》并称为"中国史学的不朽巨著"。
司马光之所以有上面这么大的成就,必然离不开自己前期的学习和积累。幸运的是,司马光从小便生长在一个有着良好学习氛围的家庭环境之中。由于爷爷是进士,爸爸又是县令,司马光从小就接受着贫苦孩子难以接受的教育熏陶。在这种影响之下,司马光再加上自己的聪颖和努力,以及砸缸救人的光荣事迹,被当地人都称呼为"神童"。
那个时候的司马光不仅没有飘忽所以,反而静下心来钻研历史,并爱上了史学。这就为他日后能够编撰出《资治通鉴》埋下了伏笔,也算是他成功背后的最大原因。在他的不懈努力之下,他在仅仅二十岁的时候便出人头地,当上了奉礼郎。步入官场的司马光更是凭借自己的直言不讳和大胆谏言而成为一代名臣,可以说是对朝廷尽心尽力。 后来,司马光与一代名相"王安石",处于同一个时代同一个朝堂之上。谁也想不这两位名人在当时可是水火不相容的组合,一个革新派,一个守旧派。因坚决反对王安石的变法革新,与王安石产生矛盾,但不得不说两个人都有自己合理的想法和见解,但无奈王安石当时的想法太过超前,执行起来难度太大,司马光一派获得胜利。
《资治通鉴》手稿(局部),国家图书馆藏
北宋司马光(1019—1086)《资治通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编年体通史,是“天地间必不可无之书,学者必不可不读之书”(清代学者王鸣盛语),与纪传体通史《史记》并称“史学双璧”。
《资治通鉴》是编年体史书中的佼佼者,并使编年体多了一个别名——通鉴体。编年体是中国传统史书体裁中历史最悠久的一种,特点是以时间为中心,按年、月、日顺序记事,现存最早的编年体史书,是五经之一——传说中孔子编订过的《春秋》。早期编年体史书,记一朝一代史事,司马光则第一次把战国以来直到北宋以前的历史贯通在一起。
司马光与助手刘攽、刘恕、范祖禹等人一起,耗费十九年时间完成了这部294卷皇皇巨著。《资治通鉴》涵盖历史时段广:从三家分晋(前403)起,直到宋代开国之前一年(959),记载了16个朝代、1362年的历史;征引史料极为丰富:除历代纪传体正史外,所引杂史诸书达数百种;治史态度十分严谨,叙述一事往往用数种材料写成,遇到记载差异,详加考订,注明取舍原因;重在资治:以"臣光曰"的形式纳入前人的和自撰的史论二百多篇,在叙述史事中贯穿明确的道德、政治观念,供皇帝借鉴。
司马光像
《资治通鉴》很早就得到当时人的关注,刚开始设书局修史的第二年,宋神宗认为此书“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赐名《资治通鉴》并亲自撰写序言。士大夫们也纷纷捧场,但又不太读得下去,司马光私下吐槽:自从我写《资治通鉴》,很多人求着看,但一篇没看完就打哈欠了。(自吾为《资治通鉴》,人多欲求观读,未终一纸,已欠伸思睡。)
《资治通鉴》撰成后,成为两宋皇帝日常学习的教科书,在民间也倍受推重,不断被刊印。宋朝人认为《资治通鉴》实在太重要,而且详细记载了中国政治、军事史,属于国家机密,严禁卖到外国去。但哪里有需求哪里就有走私,至少在两宋之交《资治通鉴》就已经东传至日本及朝鲜半岛。
到了元代,《资治通鉴》地位更高,胡三省把司马光这部书说成了做人的必修课,扬言如果不读此书,做皇帝就不懂得致治防乱,做大臣则无法事君治民,做儿子都要辱没先人。于是,后代所有不想当昏君的皇帝都必须研读《资治通鉴》,例如明代张居正为万历皇帝讲《资治通鉴》,康熙皇帝更是通读《资治通鉴》并留下大量批注。
《资治通鉴》也获得毛泽东的青睐,据他本人自称一生曾读十七遍。在毛泽东的亲自指示下,当时史学界最强阵容——顾颉刚等十二位学者组成标点《资治通鉴》委员会,于是第一部现代标点本《资治通鉴》在1956年诞生,此后六十多年风行海内外,成为中华书局百年历史中最具口碑的标志性出版物之一。
标点本《资治通鉴》
《资治通鉴》(中华国学文库)
作为史学界超级IP,《资治通鉴》“粉丝”众多,后世史家纷纷创作衍生作品,如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毕沅《续资治通鉴》等等,使“通鉴体”流行起来。
模仿、续写《资治通鉴》的史书中,最著名的是李焘(1115-1184)《续资治通鉴长编》。李焘是南宋高宗绍兴八年(1138)进士,曾任同修国史,他仰慕司马光之书,决意撰写一部《续资治通鉴》,从北宋建隆元年(960)宋太祖建国开始,续写至宋钦宗靖康元年(1126),涵盖北宋九朝168年史事。李焘取材广泛,除宋代的实录、国史外,还大量采用文集、笔记、家乘志状等,其书史料特别丰富。李焘书成之前,将部分章节进呈皇帝,觉得自己写得太过繁琐,达不到《资治通鉴》广博周全而又简洁明晰的水平,不配称“续资治通鉴”,想起司马光说过,写编年史之前的资料排比工作也就是“长编”,是宁愿过繁也不可太略的,于是为自己的书定名《续资治通鉴长编》。
《续资治通鉴长编》成书时有980卷,卷帙太庞大,抄写刊刻都不容易,自元以后就很少见,现在通行的版本是清人编《四库全书》时从《永乐大典》中辑录出来的520卷本。中华书局的点校本《续资治通鉴长编》是点校本二十四史中《宋史》团队完成的,是宋史研究者必读的版本。
点校本《续资治通鉴长编》
李焘原想写一部“续资治通鉴”,但又自谦只写成了草稿,姑且叫《续资治通鉴长编》,到了清代乾隆时期,一部《续资治通鉴》终于诞生。
《续资治通鉴》挂名作者毕沅(1730—1797),是乾隆二十五年状元,官至湖广总督,据说学问很好,经史小学金石地理之学无所不通,《续资治通鉴》是他组织钱大昕、邵晋涵、章学诚、洪亮吉、黄仲则等著名学者在前人基础上编成,历二十余年,共220卷。
毕沅《续资治通鉴》从《资治通鉴》结束之处开始续写,直到元顺帝至正二十八年(1368),共记两宋和元朝共四百多年史事。《续资治通鉴》参考了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等两宋重要史籍及各家说部、文集约百数十种,记述详明而简要,考证严谨,编排合理,相对完备。近代思想家梁启超认为有了毕沅的《续资治通鉴》,其他各家续《资治通鉴》的书都可以废掉了。
毕沅生前开始刊刻《续资治通鉴》,只完成一半就去世了,两年后毕家因案件牵连被抄家,书稿散佚,后来由他人买得全稿补刻成全书。1956年标点本《资治通鉴》出版后,原标点团队中的学者继续组成“标点《续资治通鉴》委员会”,1957年在中华书局出版标点本《续资治通鉴》,亦已通行六十多年。
标点本《续资治通鉴》
司马光《资治通鉴》、毕沅《续资治通鉴》已经覆盖了战国到元末的历史,而清末夏燮又写了一部《明通鉴》,从元末写到了清初,三部书基本上覆盖了中国古代史的绝大部分内容。
夏燮(1800—1875)是道光年间举人,曾做过曾国藩、沈葆桢的幕僚,历二十多年撰成《明通鉴》100卷。《明通鉴》分为《明前纪》《明纪》和《附编》三个部分,分别用元、明、清年号,把元末朱元璋起义、明朝一代历史与清初南明史囊括在内。清朝官修《明史》不载清人入关后南明政权的历史,而夏燮将崇祯十七年五月明福王在南京称帝,直到清兵攻下台湾为止的史事作为《附编》收入《明通鉴》,保存了大量南明史料。
夏燮不像司马光和毕沅位高权重且有众多学者相助,只靠个人力量编写《明通鉴》,史料方面不能十分完备,但也参考了《明实录》《清实录》《明史》以及各种野史、说部和各家文集,仿照司马光《通鉴考异》撰成考异,并依胡三省注《通鉴》例分注正文之下,体例还是比较完善的。中华书局1959年出版的标点本《明通鉴》,完全依照《资治通鉴》《续资治通鉴》标点规范。
《明通鉴》
司马光《资治通鉴》是中国古代最著名的编年体通史,引领了“通鉴体”史书的潮流,它与《续资治通鉴长编》《续资治通鉴》《明通鉴》等书一起,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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