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为何受宫刑(司马迁为何受宫刑:李陵事件变故始末大揭秘)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为了统一人们的思想意识，维护大一统的封建秩序，而他自己却废王道行霸道。他运用暴力思维，依靠权力专制，内修法度，外拓疆土，企图打造一个日不落帝国。汉武帝，铁面孔、铁心肠、铁手腕，对于一切阻碍和影响他实现宏伟愿景的人，包括他的老婆孩子，总是出手很重，轻者残废，重者毙命。司马迁为斩杀颇丰，但终因援军不至，寡不敌众，陷于绝地而被俘的李陵将军辩解，而被汉武帝处以宫刑。许多人猜想汉武帝之所以野蛮地处理司马迁，是由于司马迁把李陵孤军奋战，转斗千里，矢尽道穷，兵败而降的原因，归咎为汉武帝的大舅哥、贰师将军李广利的救兵未至，得罪了汉武帝。笔者以为，这太小看汉武帝了。

汉武帝即位后，一改大汉向匈奴示弱、以求苟安的处境，以气吞万里如虎的英雄气概，坚决打击经常欺负大汉的匈奴，并欲把匈奴赶出大漠。为此，汉武帝秣兵厉马，重用军事奇才，擢拔有功之人，并精心培育有忠心、有血性、有担当、有宁死不屈精神的威武之师。一支军队如果缺少不怕死的精神，必是一触即溃的孱弱之师，与胜利无缘。正因为汉武帝清醒地意识到了这一点，才对一切消解英雄情结和不怕牺牲精神的言行格外敏感并坚决回击。

司马迁高度赞扬李陵提五千兵卒，深践戎马之地，横挑疆胡精锐，抑数万之师的英雄壮举，又为李陵兵败降胡辩解，称从李陵冲锋陷阵的表现看，李陵是诈降，寻机报国。司马迁的发言有事实根据也有主观臆想，但这都不太重要，重要的是司马迁应该话锋一转，说一句最能让汉武帝认同的话：是就应该战死在疆场！因为少说了这句话，汉武帝和司马迁的思想就有了天冠地屦之别，司马迁遂被打入牢狱。

汉武帝对李陵是很赏识器重的。李陵是“飞将军”李广的孙子，因受祖荫，虽未立寸功，却自幼便受封为侍中。汉武帝厚待功臣，亦希冀将门出虎子，便在李陵弱冠之年即封其为“骑都尉”，统军五千，在酒泉、张掖驻防。即使李陵降敌逾年，汉武帝依然苦心不舍，盼之绳其祖武，一门忠烈万古流芳，甚至派遣将军公孙敖将兵深入匈奴，探察李陵是不是诈降，如果李陵并未降，汉武帝希望公孙敖出其不意，侥幸救出李陵。汉武帝多么希望李陵将军能够厄运当头，大义凛然，忠于汉室，或捐身立节，名震海内，以垂范后人呀！可事实不然。当汉武帝闻知李陵帮助匈奴操练士卒，已经成了叛徒，遂狂暴不已，决定族陵家，并判处司马迁死刑。汉世法令，最恶诞谩罔上，甚至有的大臣“虽枉杀人，一语陈情，则赦之不问，所以开臣下不敢为欺之路也”。这也是汉武帝严惩司马迁的重要原因。按照汉律，交纳五十万钱可赎身或宫刑可替代死刑。司马迁家境并不富裕，根本交不出五十万钱，只能接受死刑或宫刑。本想一死了之的司马迁为了撰写《史记》，痛苦地选择了无异于奇耻大辱的宫刑。汉武帝对司马迁处以宫刑，固然是荒谬和残忍的，太过分了。但从汉武帝对待司马迁的态度，可以看出汉武帝是在刻意维护不可或缺的宁死不屈的信念，是在涵养一个民族英勇刚毅的浩然正气和无畏进取的精神动力。汉武帝挥师北伐，屡败匈奴，致使“漠北无王廷”，非汉军拥有飞马快刀、坚盾利器，而是汉军的谋略和敢于亮剑、不怕牺牲的精神，比匈奴略胜一筹，这是汉武帝强军思想的胜利。

匈奴属游牧民族，有好战的基因、好战的习俗和好战的条件。匈奴，逐水草而迁徙，随畜牧而转移。儿能骑马，引弓射鸟鼠；少长则射狐兔，用为食；士力能挽弓，尽为甲骑。其俗，宽则随畜，因射猎禽兽为生业。急则人习战攻以侵伐，其天性也。其长兵则弓矢，短兵则刀铤。苟利所在，不知礼义。尚力尚勇尚骑射，是游牧民族的传统，匈奴的生活方式决定了其在冷兵器时代的军事素养优势。同时，在骑兵为王的时代，谁拥有精锐骑兵，谁就占据了战场的主动权。骑兵需要马匹，优秀的骑兵需要优质马匹，中国有两个地方盛产马匹：一个在东北，一个在西北，东北在蓟北之野，西北在甘凉河套一带。养好马尤其是优质军马，需要成群结队养，需要高寒地带，需要长山大谷，并有丰美水草和旷野。游牧民族所处的地理位置和生存环境，决定了匈奴具有汉民族不可比拟的骑兵优势。这是中国历史上，游牧民族与汉民族交战，以少胜多，甚至独霸中原、主宰华夏的重要原因。

宋代开国皇帝赵匡胤未能收复燕云十六州，是他留给子孙的一大隐忧。赵匡胤黄袍加身时，燕云十六州早被石敬瑭割赠辽国。赵匡胤若想统一天下，巩固国防，必图燕云十六州。因为，燕云十六州地处关塞要地，是游牧民族和中原政权的天然防御线，中原失去燕云十六州，就等于门户洞开，草原铁骑随时都可长驱直入，严重威胁大宋的安全。燕云十六州掌握在异族手中，使得北宋的北部边界既无易守难攻的天然屏障和坚固的防卫线，又无发展马政可依托的天然优质牧场，仅仅依靠茶马互市和国内零星的牧马场，组织不起强大的骑兵军团，成为后来北宋灭亡不可忽视的因素。

中原政权发展骑兵也很拖累国家。大宋特设机构和官员，从边远地区购买并向内地运送马匹，岁逾万匹，沿途耗资巨大，而中原因气候、环境等原因，很多地方不适于放牧和训练骑兵，盖与游牧民族相比，中原幼马存活率和成马体质都有不小差距，养军马成本高，亦造成很大损失。后唐明宗李嗣源曾询问枢密使范延光全国的马匹数目，范延光回答说：“全国共有三万五千匹。”唐明宗很感慨，说“太祖在太原时，骑兵只有七千人。先皇自始至终也仅有一万匹马。现在有这么多军马，还不能一统天下，这是我养兵练将无方啊。”范延光随即上奏说：“国家养的马匹太多了，一个骑兵的开销，可以养五个步兵，三万五千名骑兵的费用可以抵得上十五万步兵的开支，这么多奇兵既不能发挥作用，又白白消耗国家财力。”唐明宗说：“诚如卿言。肥马贫瘠吾民，民何负哉？”（《容斋随笔》卷五）

成吉思汗及其子孙横扫千军如席卷，征服了当时世界上三分之二的开化地区，靠的是强大的骑兵突击力量；满清八旗入关时只有六万兵丁，到顺治五年才不过十万余丁，清朝以区区十万多丁，能最终灭亡有270年历史、拥兵数百万、人口近两亿的大明朝，也与清朝拥有精锐骑兵部队有重要关系。欧洲骑士战争亦如此。欧洲重甲骑士以其勇敢和跨马冲锋所产生的冲击力，曾经在欧洲世界所向披靡。

秦军号称虎狼之师，仅用十年时间就扫灭六国，可谓天下无敌。但秦始皇仍派重兵镇守边关，并不惜国力民力修筑长城，可见秦始皇对付疆胡还是有些心虚的。秦始皇把物质长城修筑在边关，以抵御游牧民族侵略，取守势，而汉武帝把精神长城修筑在人心，以征讨好战的游牧民族，取攻势。这是汉武帝的军队击败强大的匈奴骑兵的很重要的因素。

司马迁敢言人之不敢言，士风凛冽，令人敬佩，但他认识问题的高度远不及汉武帝。“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不仅仅是对敌人的空头警告，更体现了汉武帝捍卫国家和民族尊严的决心。在汉武帝看来，一个将军是战死疆场还是兵败而降，事关国家和民族的尊严。汉武帝认为李陵降敌，是丢国家的脸，是在辱没民族尊严，人若没有尊严，国家和民族难以自强。历史上异族之所以能无数次地打败汉民族，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相当数量的汉奸助纣为虐。汉奸自己没有尊严，更不会顾及国家和民族尊严，这是非常可怕的。在抗日战争期间，协助日军作战的伪数高达210万，超过侵华日军数量，使中国成为唯一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伪军数量超过侵略军的国家。这种集体性的精神沉沦和人格沉沦，是中国军民在抗日战争中付出巨大牺牲的重要因素。（金一南：《从空前觉醒到伟大复兴——论抗日战争胜利对于中华民族的伟大意义》）无论敌人多么强大凶狠、现实多么不如人意、处境多么艰难危险，但在国家危亡之际，都要维护国家和民族的尊严与核心利益，这是国人的责任、生命的底线和价值理性、精神立场。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关键时候的挺身而出，是通过长期的正确的思想行为养成教育和管理，使个人的价值观上升为国家、民族价值观的结果。

第一次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八国联军进北京，侵略军仅在2万人左右，却能肆意蹂躏中国，迫使清政府签订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屡屡割地赔款，使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国人饱受异国的欺压和剥削；七七事变前，日本在华北地区的全部兵力不超过8400人，而在华北的中国军队仅宋哲元部就不下10万人，日军却敢于挑起卢沟桥事变，而且仅仅一个月华北就沦陷了。其重要原因，如九一八事变元凶板垣征四郎所言：“从中国民众心理上来说，安居乐业是其理想，至于政治和军事，只不过是统治阶级的一种职业。在政治和军事上与民众有联系的，只是租税和维持治安。因此，它是一个同近代国家的情况大不相同的国家，归根到底，它不过在这样一个拥有自治部落的地区加上了国家这一名称而已。所以，从一般民众的真正的民族发展历史来说，国家意识无疑是很淡薄的。无论谁掌握政权，谁掌握军权、负责维护治安，这都无碍大局。”（金一南：《从空前觉醒到伟大复兴——论抗日战争胜利对于中华民族的伟大意义》）人们只有家庭观念、家族意识，而无民族观念、国家意识，国家必然是一盘散沙，近代以来一些国家敢于欺负中国的重要理由也正在于此。

家与国不可分离，家族与民族不可割裂。国破家亡，亡国灭种，总是相伴相随。一个人不能没有民族气节、民族自尊心，一个民族不能没有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否则，这个民族只能任人宰割，更不会跻身于世界优秀民族之林。汉武帝把儒家思想定为一尊，上升为国家意识形态，以形成有利于统治阶级的思维方式、思想观念、伦理道德、价值取向和行为规范，构建精神法律，培养爱国主义情操，增强民族凝聚力。这当然也是汉武帝的实践取向。统治者可能更关心自己的统治而非民族认同，但若维护自己的统治，就不能不强化民族认同。

汉武帝高调处理李陵和司马迁案件，其用心是放大牺牲献身的意义，以增强人们的国家意识、民族观念，塑造忠诚的品格。汉武帝对叛徒和为叛徒张目者如此厌恶、痛恨、惩治，也有着复杂的社会背景。由于汉武帝强力开疆拓土，导致徭役、兵役不断，狂征暴敛不已，人民负担沉重，大批农民流亡，多地相继发生农民起义。为巩固政权，防止出现破窗效应，汉武帝必然要对背叛者乃至为背叛者找借口的人零容忍、严惩处，这与汉武帝阳儒阴法、暴力思维是一致的。在弱肉强食的古代，汉武帝坚决打击屡屡欺凌大汉、烧杀抢掠边关的匈奴，这种以战争促和平的思想，不应受到非议，但凡事皆有度，汉武帝不该过分地扩大地盘、无休止地征战，弄得“天下断狱万数，寇贼并起，军旅数发，父战死于前，子斗伤于后，女子乘亭障，孤儿号于道，老母寡妇饮泣巷哭”，（《容斋随笔》）由励精图治变成穷兵黩武。

《汉书·司马迁传》说“受刑以后，为中书令，尊宠任职。”有作家气愤地说：“一个失去最起码尊严的男人，‘尊宠任职’，又有何补益？中书令为内廷官，必须阉人才能担任。司马迁的男根没了，正好干这个差事。说白了，等于告诉大家，他没有那玩意了，是狗男女，更是侮辱。”此为作家意气之言，自秽其书，经不起推敲。汉武帝创设察举制和上书拜官，不拘一格选拔贤良和孝廉，实现了选官制度的历史性突破。卫青、霍去病分别是从奴仆和奴产子中选拔出来的；而丞相公孙弘、御史大夫儿宽，以及严助、朱买臣等人都是从贫苦平民中选拔上来的；御史大夫张汤、杜周和廷尉赵禹则是从小吏中选拔出来的。就连金日磾这样一位匈奴休屠王的太子，降汉后在宫中养马的奴隶，也官至车骑将军，且与霍光、上官桀、桑弘羊一齐被选拔为托孤的重臣。北宋文学家苏轼感喟道：“古之人，惟汉武帝号知人。盖其平生所用文武将帅、郡国边鄙之臣，左右侍从、阴阳律历博学之士，以至钱谷小吏、治刑狱、使绝域者，莫不获尽其才，而各当其处。然此犹有所试，其功效著见，天下之所共知而信者。至于霍光，先无尺寸之功，而才气术数，又非有以大过于群臣。而武帝擢之于稠人之中，付以天下后世之事。而霍光又有忘身一心，以辅幼主。处于废立之际，其举措甚闲而不乱。”（《霍光论》）在中国历史上能做到像汉武帝这样唯才是举、知人善用的皇帝绝无仅有。在汉武帝看来，司马迁受宫刑，是“罪有应得”，而提拔司马迁是看中了司马迁的能力。怀私则远人。阉人也不止一个司马迁，汉武帝为何要提拔一个自己不喜欢的人？由此而论，汉武帝严处司马迁确实是为“公”而非为“私”，至于司马迁因言获罪，汉武帝刑罚过重，不是同一个性质的问题。

司马迁“挟私以成史”，导致李陵和司马迁案千古聚讼纷纭。船山先生《读通鉴论》卷三武帝三十：“司马迁挟私以成史，班固讥其不忠，亦允矣。李陵之降也，罪较著而不可掩。如谓有孤军支虏而无援，则以步卒五千出塞，陵自炫其勇，而非武帝命之不获辞也。陵之族也，则嫁其祸于绪；迨其后李广利征匈奴，陵将三万余骑追汉军，转战九日，亦将委罪于绪乎？如曰陵受单于之制，不得不追奔转战者，匈奴岂伊无可信之人？令陵有两袒之心，单于亦何能信陵而委以重兵，使深入而与汉将相持乎！迁之为陵文过若不及，而抑称道李广于不绝，以奖其世业。迁之书，为背公死党之言，而恶足信哉？为将而降，降而为之效死以战，虽欲浣涤其污，而已缁之素，不可复白，大节丧，则余无可浣也。关羽之复归于昭烈，幸也；假令白马之战，不敌颜良而死，则终为反面事雠之匹夫，而又奚辞焉？李陵曰：‘思一得当以报汉’，愧苏武而为之辞也。其背道也，固非迁之所得而文焉者也。”南宋洪迈《容斋随笔》载，司马迁作《史记》，于《封禅书》中述武帝神仙、鬼灶、方士之事甚备，故王允谓之谤书。并说宋真宗景德、祥符间，王文穆、陈文忠、陈文僖、丁晋公诸人造作天书符瑞，详细实录，以固宠容悦，然真宗仙逝，王文穆公却欲藏书于梓宫以灭迹，盖与太史公谤书意异而实同。历史上早有人看出司马迁对待汉武帝“挟私以成史”。

汉武帝本身就是大英雄，在大汉与匈奴的战争中，功绩显赫，扬威于世。汉武帝希望英雄辈出，大汉需要英雄辈出，没有英雄辈出，何来汉武帝的累世功业。不仅大汉需要英雄辈出，哪朝哪代不需要英雄辈出？英雄是一个民族的精神脊梁，一个不懂得景仰英雄的民族，必将是一个颓废的民族，没有希望的民族。

如今追溯中原王朝被野蛮民族侵略、施虐的血泪史、伤心史、屈辱史，更让人钦佩汉武帝威武不屈、气吞山河、敢打必胜的强健精神和豪迈斗志。

宋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发展的高峰时期，北宋年度国家财政收入曾高达1.62亿两白银，南宋尽管偏居一隅，但年度国家财政收入也曾高达1.2亿两白银，是世界首富。史料记载：当时繁华的东京城，五星级大酒店（正店）就有七十二座之多，每家饮客常在千人以上；工商店铺多达六千四百家，商人计算利益的算盘劈啪作响，不舍昼夜，店小二戥金称银，焚膏继晷；州桥夜市人山人海，“家家帘幕人归晚，处处楼台月上迟”。宋代通过绿色革命，播种量与收获量之比为1:100，欧洲则为1:10或1:15，粮食产量是欧洲的10~12倍，百姓生活不断改善，北宋一位大臣曾抱怨说：现在农夫走卒也居然穿上了丝制的鞋子了。世界知名的英国经济学家和经济史学家安格斯·麦迪森的历史统计图表显示，中国人均GDP水平在战国到唐朝几乎没有明显上升，反而是北宋、南宋的三百年间有较明显的上升，大约从元初以后一直到19世纪初500多年间处于停滞状态，此后就大幅度下降。

然而，经济处于中高速发展的宋朝却是一个军事弱国，连西夏、吐蕃、契丹都打不过，与金人交手更是一败涂地，被迫割地、赔款、纳贡、称臣，甚至宋徽宗、宋钦宗还被金人俘虏至五国城坐井观天，宋朝君臣、百姓受尽了屈辱，宋朝最终被元朝灭亡。

公元1127年，汴京城破，徽钦二帝为金人所掳，与后妃、皇室、贵戚、臣工等一起，共约一万四千多人，分七个批次，被押解北上。此前，金人强索金银帛锦无数；尽索司天宫、内侍、僧道、秀才、监吏、裁缝、染木、银铁各工、阴阳、技术、影戏、傀儡、小唱诸色人等及家属；掳走帝姬、宗姬、族姬、宫女、女乐、妓女和普通妇女几千人，仅选收处女就达三千人，包括金人刻意搜罗的13岁以下的少女；凡法驾、卤簿、皇后以下车辂、礼器、法物、大乐、教坊乐器、冠服、祭器、八宝、九鼎、圭壁、浑天仪、铜人、刻漏、古器、景灵宫供器、太清楼、秘阁、三馆书，天下州府图及官吏、内人、内侍、技艺工匠、倡优，皆被掳掠，府库蓄积为之一空。（《宋史》卷二十三）

被押北去的人们，跋涉数千里，历时近两年，沿途瘐毙的、杀戮的、冻馁而死的、失足跌崖的、涉水没顶的、忍受不了被金朝官吏和押解兵逐日逐夜奸污而无颜存世的，到终点，死者人数过半；苟活的为奴仆、为妾侍，也有被当作牲口卖掉的……“自靖康之后，陷于金虏者，帝子王孙，官门仕族之家，尽没为奴婢，使供作务。每人一月支稗子五斗，令自舂为米，得一斗八升，用为餱粮；岁支麻五把，令缉为裘。此外更无一钱一帛之入。男子不能缉者，则终岁裸体。虏或哀之，则使执爨，虽时负火得暖气，然才出外取柴归，再坐火边，皮肉即脱落，不日辄死。惟喜有手艺，如医人绣工之类，寻常只团坐地上，以败席或芦藉衬之。遇客至开筵，引能乐者使奏技，酒阑客散，各复其初，依旧环坐刺绣；任其生死，视如草芥……”（鲁迅：《病后杂谈之余》）

历史上，异族铁蹄肆意蹂躏中原之恶，罄竹难书。比如，公元1109年（北宋徽宗大观三年），全国户数为2088万，人口约11275万：（《宋史》）到公元1265年（元世祖至元二年）全国户数为1500万，人口约7500万。（《元史》）因为战争，死于刀兵，死于伤病，死于瘟疫，死于水火，死于饥寒，死于绝望，死于悲伤，死于羞愧者，是个天文数字。念及无助，虑及悲号，思及惨状，令人胸堵块垒、心寒齿冷。保卫文明需要图书，保卫国家则需要军队。没有英雄的军队，保卫国家、捍卫和平，只能是句空话，历史的悲剧还会重演。

人们对天堂所有不切实际的幻想，都来自地狱打出的欺骗广告。虽然，世界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国家或组织间的相处之道，逐步由战争、殖民、划分势力范围等方式争夺利益和霸权，向以制度规则协调关系和利益的方式演进，但那些“仿佛只有用头骨做酒杯才能喝下甜美的酒浆”的野蛮人和伪善组织依然存在。他们冠冕堂皇地宣扬化剑为笔，描绘人类和平篇章，暗地里却磨刀霍霍，梦想以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主宰世界。世界诡异，什么情形都可能出现。譬如，当我们手握宝剑的时候，他们会装模作样地捧着经书，扮作文明人布道者，掩害人之心，显度人之诚，劝我们放下宝剑，闭上眼睛，双手合掌，虔诚地默念圣语，然而，当我们听信他们做完这一切睁开眼睛时，会惊愕地发现，经书在我们手里，而宝剑却到他们手里了。因此，对一切花言巧语、一切虚情假意、一切做亲昵状的伪善，我们都要保持警惕，多几个心眼，做一个至死都要剑在手的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