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英生妻子照片(于英生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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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7日，湖南男子姚小皇，收到了属于他的103万余元国家赔偿款。他曾经被控杀死亲生弟弟，历经冤狱，最终获判无罪。从2018年重获自由以来，姚小皇一直在争取国家赔偿，成功获赔后，他的心情却只是“还行”。毕竟，不论事情已经过去多久，铁窗后的2091天，都是一场难以磨灭的梦魇。

2013年，从姚小皇弟弟尸体被人发现，到姚小皇被以涉嫌故意杀人罪刑事拘留，仅仅用了两天。此后，姚小皇的洗冤之路，却走了超过五年。在本案一审、第一次重审与二审中，法院均认定姚小皇有罪。所幸湖南高院于2017年裁定撤销原判，第二次将此案发回重审。2018年，岳阳中院经重审认定，姚小皇的审前供述收集程序合法性、讯问笔录的客观真实性存疑，证明姚小皇有罪的物证、鉴定意见、证人证言等，也存在证明力不足、不能相互印证的情况，最终将姚小皇无罪释放。

纵观整个审理过程，姚小皇从有罪到无罪，既是其个人命运的重要转折，也是一场围绕“非法证据排除”与“疑罪从无”两项原则展开的“司法纠错”。在这桩案件中，最值得关注的重点之一，就是姚小皇起初主张自己无罪，后来却屡次翻供，向警方提供了有罪供述。对此，我们还需问上一句：既然姚小皇坚持为自己伸冤，最终也获得了无罪判决，当时为何要自证有罪？无法成立的有罪供述，不仅必须在庭审中被依法排除，这类供述的“来历”，也应得到更加深入的追问与反思。

警方第四次讯问姚小皇时，现场记录视频显示：姚小皇大部分时间都在否认犯罪，自称由于不想牵连父亲和妻子，加之公安机关对其实行脚镣手铐，自己受不住，才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认罪。然而，警方的询问笔录并未如实记录姚小皇的翻供过程与认罪原因，仅记录了他在死者尸体被打捞后到达现场的情况。视频中的信息，既令人怀疑警方是否曾经威胁姚小皇要牵连其家人，也直接证明询问笔录并不客观，有罪供述靠不住。

在姚小皇先后三次被判有罪的过程中，他的自供起到了关键作用，如果没有这份自供，他很可能不需要等这么久才重获清白。在过往的平反冤案中，有些被告自始至终都不曾认罪，法院之所以误判他们有罪，仅是因为对物证与证人证言处理有误。这类错误当然也是不可接受的，但至少可能有无心之失和“时代局限性”的影响。相比之下，类似姚小皇案这种被告一度自供有罪的冤案，恶劣程度只会更严重。

目前，终审法院只认定审前供述的收集程序“合法性存疑”。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审讯人员是否有非法行为，有待进一步调查。“无罪者自供有罪”这件事，理应引起办案部门的充分重视。

从常识上讲，无罪的人自供有罪，一定承受了过大的压力。不论这种压力源于刑讯逼供、言语威胁等非法手段，还是源于某些游走在法律灰色地带的“特殊手段”，最终造成的结果都是被告证词效力不足。对办案人员而言，让嫌疑人开口当然很重要，能让嫌疑人认罪自然更好，但是，这一切的目的都应该是逼近真相，而不能混淆目的与手段，为获得证词而获得证词。

此前，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第七批指导性案例中，有一起于英生申诉案。1996年，于英生被控杀害妻子，向警方做出有罪供述后，被蚌埠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7年。在当时的视角下，于英生明确认罪，基本上等于这是一起“铁案”。但在2013年，警方却发现这起案件的真凶另有其人，竟是案发时的蚌埠市公安局交警支队三级警督武钦元。由于真凶落网，于英生的清白终于无可置疑，也正是这份无可置疑的清白，反衬出他当年“认罪”之可怕。

对于这类案件留下的教训，各级办案单位还应有深刻认识。从本质上看，刑讯逼供、诱导审讯、先供后证等现象的成因，都是办案人员先入为主，认为嫌疑人一定有罪，因此千方百计要让对方认罪。在这些情况下，即便警方得到了想要的供词，也没有任何可信度，甚至可能帮助犯罪者脱罪，让无辜者蒙冤。

未来，要让这类情况不再发生，既需要办案人员加强法治意识，从根子上纠正错误的工作思路，也需要法院当好“守门人”，严格排除合法性存疑的证据证词。司法或许永远无法做到完美无缺，但我们至少可以尽最大的努力，避免办案人员主动伤害无辜者。

来源：中国青年报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