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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d I ten perfect lives, I would give them all to China.”（如果有十次生命，我将把它们全部奉献给中国）。

这是一位美国人留下的临终遗言，同时她也是南京大屠杀期间救助中国同胞的27名外国人之一。她把她的一生都奉献给了中国，最后却又不得不离开中国，回国后以自杀这样悲壮的方式离开这个世界。

明妮·魏特琳1886年9月27日出生在美国伊利诺州的一个基督徒家庭。她从小就是品学兼优的好学生，向往长大后成为老师。她从17岁开始信奉基督教，她坚信要在这一个时代把福音传遍天下！”大学毕业后，她怀着满腔热情和使命感，受美国基督会的派遣，以传教士身份来到中国。

当时的中国社会仍停留在“女子无才便是德”的阶段，女子教育尚在沉睡之中。魏特琳见到的中国民众普遍穷苦，而大多数的妇女都不识字。魏特琳决心改变这种状况，在安徽庐州府（今合肥）创办了三育女子中学。

在她的精心管理下，“校务蒸蒸日上，成绩卓越，备受外界赞扬推崇”。兢兢业业六年时光，魏特琳不仅积累了丰富的教育教学经验，更播下了矢志推广中国女子教育的种子。

在此期间，魏特琳给自己取了一个中国名字“华群”，意为“融入华人群众中，为中华群众服务”。正如她名字中的寓意一样，自踏上中国的那一刻起，魏特琳的命运就与中国人民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1916年金陵女子大学在南京成立。两年后，来华6年的魏特琳第一次获得回美国休假的机会，她打算在此期间与未婚夫正式走进婚姻殿堂。正在这人生的关键时期，魏特琳收到了一封来自金陵女子大学的邀请书。

在这两难的抉择面前，魏特琳经过几番思考，决定将婚期延后，毅然接受金陵女子大学的聘请。过了不久，她的婚约宣告解除。此后，在金陵女子大学的22年时光中，魏特琳一心教育、情系校园、终身未嫁。

1919年9月，魏特琳正式受聘为金陵女子大学教育系主任兼教务主任，1919年至1922年校长德本康夫人（Matilda Thurston）回美国募捐期间，她担任代理校长。

初入金陵女子大学，魏特琳便凭藉过硬的专业素养和丰富的实践经验，很快融入了新的教学环境中，并雷厉风行地进行了一系列科学有效的改革措施。而且利用休假到欧、美进修学习，把丹麦、荷兰的成人教育推广到中国，对中国女子教育功不可没。

在金陵女子大学期间，魏特琳开创了师范教育课程和教学实习，为培养中学教育人才奠定了基础。此外，她经常走访邻里，发现附近有100多名儿童因为贫困而失学，于是她又募款开办小学，免费招收这些孩子。

魏特琳对教育的热诚以及悲天悯人的心肠，对金陵女子大学的学生来说是最好的榜样。就像该校的校训“厚生”一样，她时常鼓励学生不要只顾自己的需要，而是要走出象牙塔，献身社会，为穷苦四邻服务。就像她经常做的那样：为邻居妇女开课讲授卫生知识，每周两次为校园四周的贫民看病。

1928年北伐战争后，举国上下掀起了收回教育权的浪潮，国民政府要求教会学校校长及校董事会董事长都必须由中国人担任。大量外籍教员纷纷离开，时任金陵女子大学校长德本康夫人也自行辞职，由金陵女子大学的首届优秀毕业生吴贻芳任新校长，这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女性大学校长。（1930年在国民政府教育部立案，更名金陵女子文理学院。）而魏特琳在回国的浪潮中却坚定地选择了留下。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当时中国形势日趋紧张，魏特琳便从1937年开始写日记，不论当天工作多繁忙、身心多疲累，甚至还时常躲空袭而被打断，她仍坚持不懈地记录。从1937年8月12日到1940年4月的日记中，她详细记载了在日本占领下南京的情形，并每月定期邮寄给美国好友，以便她们更好地了解中国时事。

而在抗日战争爆发前，魏特琳原本准备回国休假。但是当她得知战争的消息，立刻取消回美国，着手进行保护金陵女子大学及师生的各项预备工作。当时美国大使馆要求美国公民撤离南京，魏特琳拒绝离开。

她在日记里写道：“我认为我不能走……这也是我的使命，就像在危险之中，男人们不应弃船而去，女人也不应丢弃他们的孩子一样。”

当美国大使馆最后一次召集所有尚滞留在南京的为数不多的美国公民并发出警告“再不撤离，以后我们将无法保证你们的生命安全”的时候，魏特琳的回答是：“我不能在这个时候抛开中国！”她在大使馆出示得“无论如何也不离宁”的文件证书上郑重地签上了自己的姓名。这已经是她第四次郑重拒绝了美国大使馆要她离开南京的要求。

日本军队攻占南京前，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大部分教职员先后撤往四川成都，借华西协和大学的校园继续开办，魏特琳则留在南京照管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校园，自愿与该学院教职员组成留守委员会，任代理院长。

1937年11月11日夜，上海完全沦陷，日军分三路扑向南京，所经之处奸淫、虏掠、烧杀无恶不作。12月5日，日军未经激烈战斗，就进驻南京各要镇。上海“八·一三”事变后，国民政府为安全计，明令：“接近战区各大学另筹开学办法。”

南京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地处南京市中心，吴贻芳校长和她的同事们经过商议决定：在校教职工分成两大部分：一部分西迁办学，一部分留校本部保护校产，救济难民。留校教职工组成驻校维持委员会，美籍教授华群女士为主任。

1937年12月初各国大使馆下了最后撤离的通告，魏特琳不忍丢下校内的妇孺，和德国商人拉贝等其他二十几位外国人不顾大使馆再三劝告自愿留下来，随后成立了南京难民区国际委员会，将金陵女子大学和美国大使馆等附近区域规划为“战时安全区”。

这个安全区在南至新街口，北至山西路，东至中山路，西至西康路的大概范围内。主要包括了交通部大厦、华侨招待所、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最高法院、金陵大学等25处难民收容所。

他们要求中日双方政府将这个安全区视为中立地带，进入安全区的百姓可以得到庇护。安全区设立后，魏特琳成为金陵女子大学实际的负责人。她以非凡的组织协调能力，囤积运送粮食，并缝制了一面约8.3米长的美国国旗铺在校园的草坪上，以防日本飞机轰炸。同时她也在金陵女子大学做好万全准备，决定优先接纳妇女、儿童和伤兵。

1937年12月第二个星期，日军攻入南京大肆屠杀，一批又一批惊恐万分的妇女和孩童涌入金陵女子大学。魏特琳和她的工作人员每日必须面对日本士兵不间断的骚扰，以及数以千计难民的粮食所需；在极度压力和危险之下，她仍然鼓励、安慰中国人，要他们抱持信心与盼望。

留守南京金陵女子大学的魏特琳，每天疲于奔命接待逃避日军的中国妇孺，使这个本来只计划收容二三百人居住的校园，也挤满了一万多个妇孺。她除要照顾她们日常的饮食，也要奋力与校外企图强进校园掳走妇女做慰安妇的日军对抗、议论。

在她12月15日的日记里写着：“除了中午吃饭之外，我一直站在校门口，看着难民们源源不断地涌入校园。许多妇女神情惶恐，昨夜是恐怖之夜，许多年轻妇女被日本兵从家中抓走……我想，今夜校园一定进来了3000多人……昨天和今天，日本人进行了大规模的抢劫、摧毁学校、杀害市民、强奸妇女。”

12月19日夜，日军设计分散魏特琳的注意力，说校园另一边发生了事，当魏特琳前往查看，却忽然听见中国妇女的尖叫声，转头赶回来看时，只见日军已从校园大闸一边掳走部分妇女。妇女惊慌的哭叫声与苦苦的挣扎让魏特琳难过不已，在日记写着说：“主啊，求你今夜制止日军的禽兽行为……”

12月21日的日记里写着：“你们曾在南京住过的人，永远也想象不出面前的街道是什么样子，那是我所看到最悲惨的景象。公共汽车、小汽车翻倒在街上，东一具、西一具地躺着脸已发黑的尸体，到处都是被丢弃的军服，所有的房子和商店不是被洗劫一空就是被烧毁…今晚校园里一定有六千或七千（也许是九千到一万）难民。由我们这几个人管理，简直累坏了。我们不知道在高度紧张下自己还能支撑多久。”

这段期间，魏特琳一面组织校内教职员工巡逻校园，一面请来在"国际安全区"服务的外籍男士轮流守夜。她自己更是日夜操劳，不是守在门房，就是被叫去阻止进校来奸掠的日兵，从他们手里夺回中国妇女。她整天无法吃上一餐安顿的饭，无法睡上一个安顿的觉。不少日兵因此恼怒，拿着血迹斑斑的刺刀威胁她;还有的野蛮地打她耳光。魏特琳都忍受了，她自觉地承担了保护万余名中国妇女儿童的重任，她说，金陵女子大学就是我的家，我绝不离开。

在这段惨淡、黑暗的日子里，魏特琳几乎每日都在金陵女子大学组织祷告会，教这些避难的妇女儿童读经、唱诗，安慰他们受创的心灵，帮助他们在苦难中寻找盼望。

1940年4月初的一天(即汪精卫伪政府在南京成立后不久)，《紫金山晚报》上刊登了一篇名为"真正的罪犯"的文章，将矛头对准在南京大屠杀期间帮助中国难民度过困难的西方人。

自称"真相卫士"的作者表示:"让我们看看那个所谓的慈悲女菩萨吧!明妮·魏特林其实是一个人贩子，一个出卖中国人的叛徒。我们必须揭露她，必须把献给日军的那些妇女和姑娘们的帐算在她头上。"(事实上，日军几乎把所谓"金陵女子大学"当成一个妓院对待，1937年的平安夜，日军的某一高级军事顾问表明:"我们从1万难民中挑选100名妓女。"并且，魏特琳要求对方必须"许诺不会抓走良家妇女，并且要让姑娘们自愿。"这完全属于权衡之举，当时的日军十分猖狂。)丹尼森夫人(金陵女子大学实际负责人)十分愤怒，不听明妮·魏特琳的一切解释。

几天后，长期处在高度密集、紧张的工作压力下，魏特琳病倒了。在她日记的最后一页，1940年4月14日（星期日）她写道：“我快要筋疲力尽了。以前，虽然工作进展缓慢，但还能有步骤地制定工作计划，而现在连这些也做不到了，双手也不听使唤。我希望能马上去休假。”魏特琳递交了辞职报告。她患上了严重的精神抑郁症。

1940年5月14日，她在多方的劝说下离开南京回美国治病。她在日记中写道:"多年来我深深地爱着金陵女子大学，并且试图尽力帮助她。"她这样说了，也确实这样做了。但是她将不得不离开她无限热爱的这一切了。

抵达美国家园后，她仍无法忘怀遭日军掳走施暴及杀害的妇孺，不愿出席教会及邻舍设的欢迎会；家人欲探望她，也遭拒绝。

带着极度疲惫的身心，对日军残暴的行径的极度愤恨，以及同事不理解的悲伤，魏特琳选择了离世而去。

1941年5月14日，距她离开南京一周年那天，在美国印第安纳波利斯独居的寓所，55岁的魏特琳打开煤气开关，中毒而死。她的枕边放着一张她和避难儿童的照片，上面沾满了泪水。

在她自杀前不久的日记上，她这样写着：“Had I ten perfect lives, I would give them all to China.”（如果有十次生命，我将把它们全部奉献给中国）

魏特琳的去世，是一名英雄之死，她也是一名南京大屠杀的牺牲者，她为了拯救成千上万人的生命而最终也牺牲了自己的生命。正如美国基督教传教士联合会宣布魏特琳死讯时说的那样，“我们认为，像在战场上倒下去的士兵一样，魏特琳女士也是在战争中牺牲的。”而在位于美国密西根州雪柏德镇郊的魏特琳女士墓地，墓碑上镌刻着四个醒目的中文大字：金陵永生。

魏特琳在南京大屠杀期间，奋勇救助难民的举动，赢得了南京市民和中国人民的爱戴。她对中国那份牺牲的爱，永远活在人们的心中。

1941年6月，魏特琳去世的消息传到中国后，在她葬礼的同一天，金陵女子大学的师生在成都也举行了悼念仪式，后来吴贻芳校长在校内多次举办活动纪念她。

为了纪念魏特琳，1999年，南京大屠杀研究中心提出了在校园内建立魏特琳的塑像，这个提议最终在2001年得到批准，2002年12月12日，在如今南京师范大学金陵女子学院前方，一位戴着眼镜的女子面容安详，微笑注视着来往的人们。此后每年都会有许多人在南京师范大学随园校区的魏特琳纪念碑前缅怀这位在南京大屠杀期间以及后来的日子拯救了成千上万中国人的美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