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道夫希特勒(阿道夫希特勒是好人还是坏人)

刺杀纳粹德国元首阿道夫·希特勒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由德国抵抗运动主导说服军方密谋借此推翻以纳粹党为首的德国政府、进而和西方的同盟国达成和平协议。

行动展开

1944年7月1日星期六，施陶芬贝格被任命为驻扎柏林市中心、接受弗里德里希·弗洛姆大将指挥的后备军总部总参谋长，而这职位除了使其能够调动后备军步兵部队与装甲部队外，并且也因而获得向后备军下达发动女武神行动指示的权限。而在这之后，施陶芬贝格也因为这职位而获准得以参加于东普鲁士“狼穴”和贝希特斯加登进行的军事会议，这意味着施陶芬贝格获得了绝佳接近希特勒本人向其报告、并且亲手以炸弹或者手枪刺杀的机会，而这也被视为密谋团体最后一次发起政变的机会。另一方面这时反抗组织也拉拢到了几位关键盟友，包括驻法德军总司令卡尔-海因利希·冯·史图尔普纳格步兵上将，其中后者允诺一旦刺杀行动成功即会全面控制巴黎市并与入侵的盟军针对停战进行谈和。

纳粹德国官员前往位于东普鲁士拉斯滕堡的“狼穴”总部，视察刚经历爆炸的会议室内部，由左至右分别为海因兹·林格、马丁·鲍曼、尤里乌斯·肖布、赫尔曼·戈林和布鲁诺·勒尔策

此时政变所需要的完善的条件已经齐全，首先在1944年7月7日赫尔穆特·史蒂夫将军便试图在希特勒于萨尔茨堡附近的克莱斯海姆宫观看新式制服时加以刺杀，但是史蒂夫在判断当下局势后却迟迟没有机会下手。这次暗杀行动使得施陶芬贝格决定往后由他本人亲自展开按照暗杀行动，依照1943年12月的规划方向以炸弹刺杀希特勒、海因里希·希姆莱和赫尔曼·戈林，并且在计划成功后由他接下管理柏林政变的事务。

7月11日，施陶芬贝格在公事包中放置炸弹后前去参加希特勒亦出席的会议，计划先行预备实施暗杀行动。但因为密谋集团决定若要使女武神行动有成功的机会的话，必须一并将希姆莱和戈林炸死，但行动前夕希姆莱仍未参加沃尔夫斯堡的会议而使得刺杀计划临时中止。但事实上，希姆莱只有在极为罕见的状况下才会参与军事会议（党卫军虽然有参与战争，但希姆莱本身并非，对军事方面并不了解）。

7月15日，施陶芬贝格接受“狼穴”的电话召集再度从柏林本德勒馆前往“狼穴”尝试进行暗杀，此时密谋团体将一并去除希姆莱的要求已经去除。计划则改成由施陶芬贝格将设有定时炸弹的公事包安置于会议桌下，之后再借口离开希特勒所待的会议室并等待爆炸。一旦爆炸后即立刻飞回柏林，加入本德勒馆其他密谋者的行列发动女武神行动。之后被动员的后备军将会逮捕纳粹官员与领导人并且掌握德国，并且分别由贝克担任国家临时元首、格德勒担任总理以及维茨莱本担任三军总帅一职。然而7月15日当天计划又在最后临时取消，虽然这次会议戈林与希姆莱皆一同在场，但是希特勒却提早离开了会议室。施陶芬贝格因而赶紧将炸弹引信停止，最终没有被现场人员发现。

尽管这次暗杀行动最终失败，但是施陶芬贝格仍然认为将放置有炸弹的公事包安置在会议室内之计划具有实行可能性，并且期待下次会议召开所提供的暗杀机会。不过之后在7月17日时，支持密谋集团行动的埃尔温·隆美尔元帅则意外在前往法国途中遭到喷火战斗机扫射，造成头部受到重伤而赶紧送往医院。到了7月18日，开始有传言表示施陶芬贝格的目的已经被盖世太保发现，并且随时都有可能被逮捕。尽管这很明显就是是不正确的传闻，但也显现出盖世太保可能正逐渐接近政变核心人物，这也意味着之后针对希特勒的暗杀行动极可能就是最后一次的政变机会。

克劳斯·冯·施陶芬贝格

会议成员

7月20日当天炸弹爆炸时会议室上每个人的大致位置与死伤状况，其中蓝色代表暗杀主要目标希特勒、黄色为炸弹最终放置处，红色代表身亡者，绿色为生还者。

7月20日星期四上午10时，施陶芬贝格再次和其副官沃尔纳·冯·海夫腾搭乘艾德华·华格纳所安排的He 111轰炸机，从柏林附近的朗斯多夫机场飞往东普鲁士拉斯滕堡的元首总部“狼穴”。在这次希特勒将在场的军事会议上，施陶芬贝格则在其公事包内同样携带了2个由威塞尔·冯·弗雷泰格-罗林霍芬所提供的英制计时炸弹。其中这次参加会议的人士包括有：

阿道夫·希特勒，因这次爆炸而身受轻伤。阿道夫·豪辛格中将，担任陆军参谋本部副部长与作战处处长，因这次爆炸而身受轻伤。君特·科尔登一级上将，担任空军参谋本部部长，因这次爆炸而丧生。海因兹·勃兰特上校，作为胡辛格的助手担任第一参谋，因这次爆炸而丧生。卡尔·博登沙茨上将，担任空军总司令赫尔曼·戈林与元首希特勒总部联系的联络官，因这次爆炸而身受重伤。海因兹·魏岑内格（Heinz Waizenegger）中校，担任约德尔的高级参谋人员。鲁道夫·施穆特步兵上将，担任希特勒在德国国防军的首席副官暨陆事部部长，因这次爆炸而丧生。海因里希·博格曼中校，担任希特勒的军事副官，因这次爆炸而身受重伤。瓦尔特·布勒上将，担任德国国防军最高统帅部陆军参谋长。卡尔-耶斯可·冯·普特卡默海军中将，担任希特勒的海军副官，因这次爆炸而身受轻伤。海因兹·伯格（Heinrich Berger），担任速记员，因这次爆炸而丧生。海因兹·阿斯曼，担任德国国防军最高统帅部海军参谋人员。恩斯特·约翰·冯·弗莱恩特少校，担任凯特尔的副官。瓦尔特·薛尔福少将，担任希特勒特别代表暨德国国防军最高统帅部历史学家，因这次爆炸而身受轻伤。汉斯-埃里希·沃斯海军中将，担任纳粹德国海军代表暨德国海军与元首总部间联系的联络官。奥托·君舍，担任希特勒的党卫军副官。尼可拉斯·冯·贝洛上校，担任希特勒的空军副官。赫尔曼·菲格莱因中将，武装党卫军于元首总部的代表。海因兹·布歇罗兹（Heinz Buchholz），担任速记员。赫博特·布克斯少校，担任约德尔的第二副官。弗朗兹·冯·桑莱特纳，担任元首总部的外交部代表。瓦尔特·瓦里蒙特炮兵上将，担任德国国防军最高统帅部副参谋长。阿尔弗雷德·约德尔一级上将，担任德国国防军最高统帅部作战处处长，因这次爆炸而身受轻伤。威廉·凯特尔元帅，担任德国国防军最高统帅部总长。柏林政变

大约下午4时35分施陶芬贝格和海夫腾抵达了本德勒馆，但是此时施陶芬贝格注意到本德勒馆并没有对后备军部队下达任何指示，这包括以军事武力方式接管德国军事和行政权力。甚至政变期间原本规划派遣部队占领的柏林广播大楼和柏林电信中心，同样也没有部署军队控制。这时佛洛姆质疑施陶芬贝格，施陶芬贝格为了说服他则表示暗杀用炸弹是他本人亲手设置，并且声称他自己亲眼看到希特勒在兵营内丧生；同时他指称凯特尔告诉佛洛姆希特勒仍然活着的消息，实际上只是“一如既往地说谎”。

之后可能为了保护自己，佛洛姆临时转变立场开始试图逮捕施陶芬贝格，但随后被施陶芬贝格与奥尔布里希特以手枪制伏，而后者并任命艾里希·赫普纳中将接替成为新任后备军总司令，并且继续指挥各个军区实施女武神行动。另一方面，这时希姆莱则已经接获命令负责处理政变发生，他随即下令取消施陶芬贝格与奥尔布里希特所发动的女武神行动命令。但是由于许多地区防卫的军方领导阶层皆认为希特勒已经死亡，使得许多地方仍然持续进行着女武神行动的命令。

大约晚上6时，柏林第3警备分队指挥官约阿希姆·冯·克洛茨弗莱施将军被传唤到本德勒馆，但他愤怒地拒绝服从奥尔布里希特的命令并且不停地喊著：“元首还活着！”最后他便被密谋份子逮捕并且加以监禁。随后由卡尔·冯·薛根男爵将军接替负责第3警备分队指挥官一职，但是他对于政变行动的帮助并不大。另外一方面本来计划弗里兹·林德曼将军应该要占领电台并向德国民众宣布消息，但是拥有着唯一一份演讲稿的林德曼却始终没有出现，这使得贝克因此必须要重新撰写一份演讲稿。但是这时密谋团体并未依照原先的计划展开行动，这包括未能封锁位于柏林威廉大街的德国政府机关、未能掌控位于夏洛滕堡的柏林广播大楼以控制德国广播电台发送讯息、未能逮捕总部设在尼德尔克尔新纳大街的党卫队与盖世太保成员。

柏林第3警备分队指挥官约阿希姆·冯·克洛茨弗莱施将军

政变瓦解

到了晚上6时，担任柏林市区指挥官的密谋份子保罗·冯·哈泽将军曾命令大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师指挥官奥托·恩斯特·雷莫少校占领威廉大街，并前去逮捕国民教育与宣传部部长约瑟夫·戈培尔。到了晚上7时，政变局势开始开始出现明显且关键性的转变。希特勒在身心已经回复到可以打通电话的程度后，他立刻与宣传部的戈培尔联系。随后戈培尔安排希特勒本人与带领部队包围宣传部的指挥官雷莫少校通话，并且向雷莫保证元首仍旧活着，而希特勒命令雷莫立刻重新控制住柏林的局势并且控制政变总部。本身热烈支持纳粹主义的雷莫随即下令自己率领的部队包围并且封锁本德勒馆附近，但是暂缓进入建筑物之中。

为了避免密谋政变一事面临失败，施陶芬贝格积极地透过长途电话与外界联系并且一再坚持希特勒已经丧生。不过随着纳粹德国政府逐一重新恢复对于局势的掌握，使得密谋分子开始在政变发展上越来越趋向守势。随着许多军官倒戈、延后回应乃至于否决命令，这使得总部设在本德勒馆的密谋团体开始无法继续推动政变。晚上8时，盛怒的维茨莱本抵达了本德勒馆并向欲继续进行政变的施陶芬贝格与众人激烈地争吵，不久之后便直接离开该处。与此同时，由沃尔夫冈·图马勒中校领导的坦克部队抵达柏林威尔默斯多夫的费尔贝林广场集结，成功平息这次军事政变。而甫刚被任命为西线总司令的君特·冯·克鲁格确信希特勒仍然活着后，也决定终止原本计划夺取巴黎控制权的政变行动。

随着雷莫重新夺回城市的控制权以及希特勒仍然存活的消息传开后，柏林一些立场并不坚定的密谋人士纷纷倒戈。而后在镇压政变的雷莫等人的压力之下，本德勒馆内部仍然支持密谋进行者与反对政变的军官间爆发了战斗，包括施陶芬贝格在内的许多密谋成员因而身受枪伤或者丧命。然而绝大部分密谋成员仍然坚持待在本德勒馆内，仅有弗里德里希·克劳辛、库尔特·冯·哈麦施坦因-埃克沃德、埃瓦尔德-海因里希·冯·克莱斯特-舒曼森等少数军官从本德勒馆逃出。

最后佛洛姆于晚上11时透过军队占领本德勒馆后重新控制了局势，并希望透过镇压政变的积极行动来凸显自己的忠诚度。贝克在已经明确了解局势无望之后，曾经是他下属的佛洛姆给予开枪自杀的机会，而佛洛姆同意贝克保留自己使用的枪械尝试自杀。但是第一枪在射击脖子后仅划破伤口，而第二枪也只是造成未能立即致命的头颅枪伤。由于多次自行开枪而未能顺利丧命，佛洛姆后来下令由其他士兵射杀以给予致命一击。

审判大规模逮捕

接着数星期的时间，希姆莱所领导的盖世太保在希特勒愤怒的指令下竭力逮捕任何和政变有任何关系的人士。除了佛洛姆所找到预定政府人员名单外，随着被捕者放置于各个办公室或家中的信件、日记和资料缴获之后，盖世太保更扩大调查自1938年起参与政变人士，这也导致曾于1938年、1939年和1943年时与计划相关者都一律遭到逮捕。包括前陆军参谋长弗朗兹·哈尔德在内的许多人因而被关入集中营，一直到战争结束才被盟军释放出来。与此同时希姆莱也特别针对密谋集团的主要成员采取所谓“亲属连带责任”制度，将所有密谋者之亲属乃至于亲戚一律逮捕。

纳粹德国党卫队首领，盖世太保总管希姆莱

同时盖世太保一直到1945年5月为止仍然持续对于这次密谋案展开调查，而在这之中并非所有人都有参与暗杀或者政变相关计划，更多情况下是盖世太保趁着此次机会将所有疑似同情政变者全数逮捕，同时过去曾经反对纳粹党、或者是引起纳粹政权不满者也遭到盖世太保逮捕。其中共计有700多人是因为这类型原因而遭到逮捕，并且有超过110人因而判处死刑。甚至有1个家庭便因为窝藏了其中1名密谋者而全部处死，这使得英国社会也透过广播电台谴责盖世太保激进的逮捕行径。

不过在另外一方面，尽管巴黎和维也纳密谋成员亦有依照这次政变事件展开行动响应，不过在当地党卫队以及德国国防军积极运作下掩盖许多相关事项，最后基本上成功逃脱盖世太保的相关调查。而在威廉·劳伦斯·夏伊勒的著作《第三帝国兴亡史》之中，便引用了盖世太保自己所发表的资料认为有7000人遭到逮捕的，在这之中4980人则于战争结束前被执行死刑。不过逮捕人数与处死人数仍有争议，不同资料指出约有5000人至7000人左右被逮捕，其中又有200人至4980人上下遭到处决。

审判与处决

1944年8月2日，德国国防军先成立荣誉法院以审理涉嫌参与暗杀行动的部队军官，透过荣誉法院运作得以撤除军事人员职称，使得帝国战争法庭和其军事裁判权都无权过问案情进展。之后遭到拘捕的幸存者便陆陆续续送到审判程序极为轻率、作为袋鼠法庭的人民法院机关，在其公开审理过程中无论被告如何辩驳皆会遭到起诉。而为了获得拍摄的宣传效果，本身是激进纳粹党党员的人民法院院长罗兰德·弗莱斯勒亦特意在审判中大声咒骂和污辱被告。在法庭上被告亦会遭到大量羞辱，例如埃尔温·冯·维茨莱本在审问期间因为遭到盖世太保脱掉皮带，使得他必须时时拉着裤子接受质问。

埃尔温·冯·维茨莱

而在1944年8月7日与8月8日第一次开庭时，希特勒则下令把所有将判有罪者“像生肉那样吊起来”。在审判中遭到判定参与或者支持这次政变案的成员一旦被宣告有罪，便会在几个小时后接受死刑，并且依照希特勒的要求，在柏林普洛曾西刑事监狱绞死于肉钩下的绳索。

佛洛姆在7月20日政变当天晚上便试图透过处决施陶芬贝格等人的行为以赢得青睐并保护自己，但这反而也显示出他先前对于密谋人士毫无作为并且对政变计划知情不报。在政变结束后不久后佛洛姆便前去找戈培尔描述镇压政变的经过，但是对此戈培尔则冷冷地对佛洛姆说道：“你太急于杀人灭口了。”7月21日当天他以涉嫌参与政变为由立即遭到逮捕，并且被人民法庭以未报告和防止政变发生等罪名宣判有罪。1945年3月时佛洛姆于哈弗尔河畔勃兰登堡遭到处决，不同的是由希特勒亲自下令将原本的绞刑换成了“更有尊严的”行刑队枪决。其他还有像著名物理学家马克斯·普朗克之子艾尔温·普朗克，亦因为涉嫌参与这次政变而遭到处决。

另外身为党卫队正式成员并且曾负责指挥过别动队的亚瑟·内贝则因为反对纳粹党的态度而被牵扯进政变中，他反纳粹的原因来自其多年的警察暨侦探背景和对于无能的党卫队机关治安警察的否定态度。内贝自己就曾在调查莱茵哈德·海德里希刺杀行动时表示，比起找出犯罪真相来讲盖世太保更愿意展开报复行动。另一名被逮捕的党卫队成员是曾为冲锋队成员的秩序警察柏林警察局警长的沃尔夫-海因里希·冯·海尔多夫伯爵，他本人早在战争爆发前便曾经与反抗势力成员接触。

他与内贝密切地合作并指示警察应该不要干涉军队逮捕政府成员的行动，但是实际上他在7月20日密谋案之中没有什么特别影响力，后来他便以参与政变为由遭到逮捕并判为叛国罪而处死[52]。1945年2月3日在法官弗莱斯勒因为美军空袭而丧命后，德国政府便对于整起事件没有进行过正式审判；但是到了4月卡纳里斯的日记被发现后德国政府又逮捕更多人，一直到战争结束前几天仍持续进行着处决工作。

选择自杀

尽管只有极少数人是在逃跑途中被捕或者是在审问期间否认罪行，但许多人为了防止在遭到逮捕后必须面临痛苦的审讯以及处决过程而纷纷选择自杀。例如担任西线总司令的君特·冯·克鲁格因为长期的调查使得压力过大，自认为可能被控知道情报却不提前告知的罪名，最后在1944年8月选择服毒自尽。另外担任驻法德军总司令卡尔-海因利希·冯·史图尔普纳格同样因为压力过大而选择自杀，但是在他试图开枪自杀时却只打瞎了眼睛，自杀失败后不久他随即遭到盖世太保逮捕，之后在盖世太保残酷折磨后才于同年8月处以绞刑而死。然而史图尔普纳格在接受痛苦审问时脱口说出了埃尔温·隆美尔的名字，几天后他的副官凯萨·冯·霍法克尔也在盖世太保刑求之下提到隆美尔是密谋案件的积极成员。

埃尔温·隆美尔

尽管隆美尔在这场政变中涉入多少一直充满着争议，但许多历史学家得出的结论认为虽然他没有直接参与行动、但是也确实知道计划的内容。而希特勒则了解到若深受德国民众爱戴的元帅亦是叛国者将会大大折损士兵的士气，考虑这点因此他决定给隆美尔拥有以氰化物自杀或者是被送上人民法院公开审判的选择，但是若其选择后者在被判为有罪时将会连同隆美尔的幕僚和家人一并处死。对此隆美尔认为于人民法院审判就几乎等同于已经判处死刑，因此他于1944年10月14日选择服毒自杀身亡，之后由德国官方为其举办国丧。由于他本人极高的军事荣誉和影响力，隆美尔死亡的真相在战争结束前一直没有对外公开。

失败原因

对于7月20日密谋案之所以并没有成功推翻希特勒政权，后来被认为主要有三个原因：

抵抗团体由于先前众多暗杀希特勒的行动因故不得不推迟或者基于不同原因而取消，施陶芬贝格在7月15日的尝试中尽管最后并没有实行，然而他却错误地认为暗杀计划得以成功，并且以此作为发起女武神行动并且在各地部署部队之依据。但由于先前已经花费许多心思和许多巧合才成功掩盖政变行动秘密进行，这使得部分抵抗团体的核心主导者不愿意在未获得希特勒已经丧生的可靠消息情况下，冒着生命危险发起政变行动。7月20日密谋案中对于夺取政权的事前准备在许多方面完全思考不周，特别是在既有计划中忽略了对于向来忠于纳粹政权之部队实行情报操控的工作；这意味着当部队从广播电台和联络管道中获知暗杀行动后，将不在会服从密谋团体所下达的命令。同时密谋成员即使在柏林拥有一定的军事实力，但是却未依照密谋计划内容逐渐接管在该政治中心中所有相关机构，这包括国民教育与宣传部等重要政府机关、党卫队国家安全部等部门、重要纳粹政府组织以及占领盖世太保总部等等。同时相较于纳粹德国政府得以透过无线电台广泛宣传暗杀行动失败的消息，密谋成员则必须电传逐一将命令提供参与组织。此外在计划中担任核心人物的克劳斯·冯·施陶芬贝格由于必须搭乘飞机返回柏林，因此一直到下午4时30分才抵达本德勒馆，而使得他从暗杀行动后这段期间都无法参与政变行动。相比之下，如果由施陶芬贝格留在本德勒馆指挥时将能够在暗杀行动结束后，促成密谋团体尽早发起政变行动而获得许多时间优势。不过尽管施陶芬贝格对于这次行动抱持极大决心，但除了一些密谋成员主张按照计划直接发起行动外，另外还有一部分密谋成员则对于行动抱持保留立场，并且导致后来的女武神行动延后启动。

此外密谋成员在针对最初的暗杀行动与政变计划进行讨论外，并没有对于事件可能因故变成长期问题提供明确意见。

最重要的一点在于，即使暗杀行动顺利成功，一般也认为当时德国败局已定，即使希特勒死亡也无法改变什么，密谋成员甚至没有想到即使政变成功，长期掌握德国军政大权的纳粹高层也未必会束手就擒，此举反而可能让德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陷入内战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