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夷制夷是什么意思(什么叫以夷制夷)

以夷制夷，利用强者和强者之间的矛盾，使其相互冲突，削弱其力量。用敌人来制服敌人，以期望坐享其成的思想。宋仁宗时期，在外交上就成功运用过这一策略，使得辽夏开战，两败俱伤。不过，这一切还得先从西夏建国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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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元元年（1038年）十月，李元昊称帝，建国号大夏，史称“西夏”。李元昊遣使臣出使宋朝，希望宋朝承认大夏国的合法地位。宋仁宗赵祯收到元昊的表章后，召集群臣讨论，多数人主张向元昊兴师问罪。于是，宋仁宗下诏削去之前册封给元昊的所有官职，还采取经济制裁，停止和西夏的一切经贸往来，并在边境关卡上张榜悬赏捉拿元昊，元昊被激怒了，就决定向宋朝开战。

西夏和宋朝以国土、国力相比，一个是猫，一个是老虎。理论上，猫是干不过老虎的，但因宋朝多年未整顿武备，以至于“庙堂无谋臣，边鄙无勇将；将愚不识干戈，兵骄不知战阵。”虽然驻守西北的宋军有三四十万，但这些军队却分散在24个州的几百个堡垒里，而且各州兵马都由朝廷统一指挥，彼此之间不能灵活配合。而西夏的骑兵却是统一指挥，机动灵活，元昊经过几次试探性进攻，基本摸清了宋西北边防的情况。

西夏将士

战争的结局就是：宋军在三川口、好水川和定川寨这三大战役中失利，西北精锐悉数被歼灭。宋军无力再战，朝廷遂用范仲淹的守策，不复出兵。特降赦文招纳元昊，强调“自古以来论边事者，莫不以和戎为利，征戎为害”。从这开始，宋朝对西夏的政策以议和为主。

宋夏正闹的不可开交，北边的契丹（辽国）却趁机向宋朝敲竹杠来了。《宋史》本传说：“元昊反，四方久不用兵，师出数败。契丹称之，遣使求关南地。”契丹在这个敏感时刻向宋朝索要关南之地，让宋朝认定契丹与西夏相互勾结。在契丹索要关南十县以前，就已经有宋人认为西夏和契丹密谋勾结、联合犯宋。

一，以夷制夷策略，正式萌芽

宝元二年（1039年），北宋名臣富弼就猜测；“西北相结，乱华为虞。顷者元昊契丹为亲，私自相通，共谋寇难。”

防守西陲的将官刘平也认为如果西夏“约契丹为表里，则西北之患，未可测矣。”

到了庆历元年（1041年）冬季，知并州杨偕指出“今契丹又与西贼共谋，待冰合来攻河东。”西夏与契丹合谋，待黄河冰封后一定会来进犯河东，朝廷应早做准备。

宋廷内部一直有人认为西夏会与契丹勾结，西夏军事上进攻宋朝，契丹在北边佯动牵制宋朝兵力，宋朝又怎能抵御得了西夏的进攻呢？为了避免契丹与西夏结盟联合攻宋，此时宋廷内部就有人主张采用“以夷制夷”或“以夷攻夷”的策略，来对付西夏。

最早主张通过“向契丹增加岁币，以获得契丹支持来打败西夏”的人，是知延州范雍。他在康定元年（1040年）奏请朝廷遣使出使契丹，目的是获得契丹军事上的支援。如果契丹能助宋朝攻取夏、银、绥、宥数州，即每岁更增赐契丹十万。就算契丹不与宋朝结盟，也可使其不与西夏结盟，这对宋朝来说，也是可以接受的。

六月，宋廷遣使连络契丹，通知将用兵西北。此外，还有人主张联合回纥、吐蕃，实行“以夷狄攻夷狄”之术。但上述所有策略都只处于探讨中，还未被当作国策。

一年后，张方平又提出联合契丹以制西夏的主张，他在“平戎十策”中，建议再次遣使与契丹交涉，以达到“以夷制夷”的目的，防止契丹与西夏在对宋政策方面采取一致的步骤。他认为契丹“外虽我睦，阴为戎（西夏）助。”契丹明面上与宋朝通好，暗地里却也与西夏眉来眼去，我大宋不得不考虑到这一点。这次出使契丹修书一封，向契丹说明元昊是一个背信弃义、嚣张跋扈之人。知道你契丹与西夏是姻亲，我宋朝攻打西夏，担心会损害与你契丹的友好关系。所以，之前也请你契丹约束一下西夏，但是西夏毫无悔过之意，完全不把我们两国放在眼里之云云。以下为其书原文部分：

“其书曰：夏州自德明（元昊之父）以来，受恩于国。至于元昊，抚绥弥隆。今忽恣睢，亏废贡职。藩臣阻命，法当致讨。如闻元昊连彼婚姻，遽兴问罪之师，实损与国之好。彼诚矜其狂易，遣喻此情。若元昊悔过改图，效诚请命，则我为之宽宥，待之如初。诚元昊不禀训辞，居然愎扈，违我二国之命，自恃独夫之强，则当明下诏书，削其爵命。如此则我于契丹以元昊之故，益示敦睦之道；契丹于我，虽元昊之姻，莫兴间嫌之说。虽未能破彼之交，而我之亲邻伐叛，两有辞矣。”

很显然，这封修书即使达不到“以夷制夷”的目的，也可离间契丹与西夏的关系，对加强宋朝与契丹的邦交有促进作用。

宋、辽、西夏三足鼎立

二，成熟期

当庆历二年（1042年）契丹向宋朝索要关南之地时，宋廷“以夷制夷”的计划也已经成熟，而且为宋廷所采用。

当然，也有反对这一计划的，如余靖认为“而乃屈中国之威，假契丹之援。借人之势，权在他人。此谋始之失也。”借契丹之力，主动权就掌握在契丹人手中了。

此计不足之处：一，有损我大宋的威严；二，主动权在他人之手，不能保证计划成功。

其实，这种有损威严的观点，早已站不住脚，从《澶渊之盟》签订的那一刻起，宋朝已经不再奢求威严了，变得更加“务实”了。

其实，宋朝“以夷制夷”的策略能否成功，关键还得看契丹对宋朝和西夏的政策。当契丹向宋索要关南之地，明显趁火打劫，志在取得实际利益，实在没有替宋朝去约束西夏的可能。辽圣宗时代，契丹与宋朝的外交关系还算非常亲密，约为兄弟之邦。可自从辽兴宗即位后，看到西夏与宋朝连年作战，觉得有可乘之机，就有一统天下之意思。

《辽史》记载：“是时帝欲一天下，谋取三关（关南）。”

于是，契丹在与宋朝交界之地大搞阅兵，声称要到幽州狩猎，目的就是试探一下宋朝的反应。宋朝见契丹屯兵边境，担心他们乘虚而入。有人建议调兵加强戒备，时任宰相张知白看出契丹人的用意，认为宋与契丹订立过盟约，两国互不开兵。契丹人的这次行动，可能是试探行为。如果宋朝向边境增兵，难免落人口实，这样契丹就有借口出兵了。

张知白建议朝廷以疏通边境河道为名，征调民工到边境去，当然，这些征调的民工其实都是士兵。朝廷接受了张知白的建议，那些脱掉戎装的士兵，纷纷装扮成民工上了前线。

契丹人似乎闻出了什么味道，大张旗鼓搞了一次阅兵之后，就草草收场了。这也让宋朝看出契丹并不真想动武的意图，也为后来“以夷制夷”的计划顺利执行创造了客观条件。

辽兴宗图谋关南三州十县，之所以不想采取武力，是因为听从了张俭的建议：派遣使者去宋朝索要关南之地，何必劳师动众呢。

“上将亲征，幸俭（张俭）第。徐问以策，俭极陈利害，且曰：第遣一使问之，何必远劳车驾？上悦而止”

庆历二年（1042年）三月，辽兴宗派遣南院宣慰使萧特末、翰林学士刘六符出使宋朝，要求宋朝归还关南土地，并质问宋为何兴兵伐西夏以及以疏通河道为名，向边境派遣大批民工装扮的士兵。

其实，在契丹使臣到来之前，早在庆历元年（1041年），宋廷就开始接到“契丹将谋入寇”的边报，而且情报工作也做的非常好，契丹刚把向宋朝索取关南之地的书信写好，宋朝就已经第一时间知道了书信的内容。既然宋朝提前知道了契丹的意图，自然也早已做好了万全之策，外交谈判中已经掌握了主动权，只等着契丹使臣的到来。

“二年二月，契丹聚兵幽、蓟，遣使致书，索取关南地。知保州衣库使王果先购得其书稿，献朝廷，且言：“契丹潜与昊贼相结，将必渝盟。请自广信军以西，缘山口，贼马出入之路，预为操守。””

当这次契丹使臣萧特末、刘六符等人到达汴京后，宋仁宗命富弼为接待使。萧特末推说身体抱恙，不肯下车行拜见之礼。富弼见契丹使臣这么傲慢，非常愤怒，就说自己也曾出使北方，当时也是卧病车中，听到契丹国主的命令，立即抱病下车行拜见之礼。想不到契丹使臣竟然如此狂妄，我朝天子派中使迎接，竟然托病不见，到底是没见过世面，才作出有辱君命的事情。萧特末听了后，感觉很羞愧，赶紧出来行拜见之礼。

契丹使臣们之所以敢这么傲慢，无非就是觉得宋朝正与西夏开战，必定会看契丹的脸色行事。但让他们没想到的是，宋朝早已经知道契丹的真实意图，在外交方面，自然不会一味的忍让。对于契丹索要关南之地，宋廷也态度很明确：坚决不割地，可考虑联姻或增加岁币。而且富弼既反对割地，又反对联姻，只考虑增岁币。

“朝廷议所预与，不许割地，而许以信安僖简王允宁女，与其子梁王洪基结昏，或增岁赂。独（富）弼以结昏为不可。”

三，宋、辽外交上的较量

宋廷虽然态度坚决，但也认识到西夏战祸未平，想让契丹改变主意恐怕还得反复较量一番。于是，宋仁宗命富弼出使契丹，商谈解决契丹人提出的要求。文武百官都为富弼担忧，富弼也知道此去凶多吉少，向宋仁宗辞行说：“自古以来，主忧臣辱，此次出使契丹，并没有打算活着回来，此去谈判，除增加钱帛外，绝不答应契丹人的其他要求。”

就在富弼出使契丹的途中，辽兴宗就导演了一场好戏：在两国边境的幽州、蓟州屯兵数十万，声称要举兵南下。其实，并不是真的想打，而是虚张声势，增加谈判的筹码。

宋廷知道这个消息后，决定改大名府（今河北大名县）为北京，命令边境部队日夜操练，还大张旗鼓地举行阅兵仪式。

雁门关

辽兴宗得知宋军在北京操练兵马，以为宋仁宗有御驾亲征之意，慌忙派人去打探。探子回报说：宋军兵强马壮，军姿威武。辽兴宗感到很不安，看来宋朝没有被自己放出去的风声给吓住。恰在这时候，出使南朝（宋）的使臣回来了，并带来了南朝使臣富弼。

富弼抵达契丹，立即拜见辽兴宗，毫不客气地说：“宋、辽两国自结盟以来，父子继好，已有四十余载，怎么突然要求南朝割地呢？”

辽兴宗说南朝关闭雁门关，增塘水，修城墙，招募民兵，是违约行为。他也不想出兵，就派使臣前往南朝询问原因，并索关南故地，如果索地不成，就考虑出兵了。

富弼解释说关闭雁门关是防备西夏；增塘水，南北同好以前就开始了，现在不过是继续以往工作；城墙破败了，修修补补很正常啊；招募民兵，是因为老兵退伍回家了。这些都算不上违约啊。

但是，辽兴宗还是坚持索要关南故地，否则就发兵南下。

富弼立即说契丹主忘恩负义，当年澶渊一役，南朝占尽优势的情况下，还是跟你们北朝（辽）签订盟约，否则，你们北朝的士兵没几个能活着回去。现在北朝毁约，想是北朝的臣子，为了自身的利益，根本就不管主子的祸福了。

辽兴宗就问北朝的臣子怎么就不管主子的祸福了。

富弼解释说，当年北朝（辽）进攻中原，灭了后晋，所得到的金币尽归臣下私有，而国家耗费了无数的粮饷兵械，弄得国库亏空。并说现在南朝上下一心，精兵百万，北朝出兵也未必有必胜之把握。

此时，辽兴宗态度已有所缓和，但还是不甘心，说关南之地为契丹故土，南朝应该归还。

富弼趁机说，后晋把燕云十六州送与契丹，周世宗夺取关南土地，都是前朝往事。如果都要求归还故土，那么燕云十六州实际上也是南朝前代的故土，是不是也要归还给南朝呢？

辽兴宗被问得哑口无言，但也没有放弃要求。第二天，辽兴宗邀请富弼一起打猎，委婉地说：“南朝如果将关南之地割让给我朝，我朝定会与你们世代相好。”

富弼答复说：“北朝以得地为荣，南朝以失地为辱。既然是兄弟，怎么能让兄弟受辱呢？”

辽兴宗事后说，听了富弼的荣辱论，很有感悟。不再要求割地，乃退而求联姻，金帛就不打算要了。

“然金帛必不欲取，惟结昏可议尔。”

但富弼却说，南朝嫁公主，嫁妆最多也就给十万，而且还是一次性的。如果增加岁币，北朝可享受无穷的利益。

不过，这次没有谈拢，富弼中途回了一次国，也顺便改变了一下谈判策略，一次性带来了三封盟书供契丹选择。

第一封盟书：联姻，不增任何岁币；

第二封盟书：不联姻，增加十万岁币；

第三封盟书：在第二封盟书的基础上，如果契丹能约束好西夏，岁币将再增加十万，增至二十万。

“议昏则无金帛。若契丹能令夏国复纳款，则岁增金帛二十万，否则十万。”

很显然，宋朝终于把“以夷制夷”的底牌亮出来了，为了让契丹放弃联姻，还不惜增加了一个诱人的条件：如果契丹答应约束西夏，每年还将再额外获得十万感谢费。

四，契丹（辽）上钩

不出所料，辽兴宗选择了增岁币二十万的盟书。并派遣使臣以契丹誓书至宋廷，不过要求将“赔”修改为“纳”字。宋朝同意了，于是，两国再签订了一份新合约：宋每年向契丹增纳银十万两，绢十万匹。并在誓书上载明：“别约金币之仪，用代赋税之物。”增币的名义是代替关南十县的赋税。

条约中虽然没有写明辽廷将下诏约束西夏，但是另外在国书中专门指出了这一点：

“故富弼等行，具令咨述。及得答书，词欲告论元昊，俾之归款。”《宋大诏令集》

在这次交涉中，辽兴宗并没有决心侵略宋朝。他主要目的就是乘人之危，从中获利。一看取不了关南之地，就想要两国建立实际的亲戚关系。但对于宋朝而言，联姻就是“和亲”，其屈辱程度超过增岁币，所以最后宁愿增加国家财政负担。

“和亲辱国，而尺地亦不可许”

增币虽然让宋朝蒙受了损失，但是岁币中的十万金帛是契丹答应约束西夏的代价，在这方面还是有所收获。为了让“以夷制夷”的政策实现，对契丹增加岁币，宁愿用“纳”字。这在外交上等于是在名分上尊重契丹、自我矮化的一种表现。而对于西夏，宋朝在名分上是决不让步的，必须用岁赐，目的就是让西夏称臣。

契丹士兵

庆历二年十月，宋朝派遣使臣梁适出使契丹，敦促辽兴宗履行对西夏施压的诺言，正式揭开了北宋“以夷制夷”的外交序幕。

而契丹也确实是这样做的，下诏要求西夏与宋和好，并向宋称臣。《辽史》记载中印证了这一点，这说明梁适达成了请契丹令西夏息兵的任务。

“遣同知析津府事耶律敌烈、枢密院都丞旨王惟吉谕夏国与宋和。”《辽史》

元昊接到契丹的诏书以后，立即派使臣与宋议和，但元昊在书信中只称呼大宋皇帝为“父”，而未称臣。西夏没有向宋朝称臣的诚意，宋朝上下就议论纷纷，就不赞成西夏的求和请求。

元昊一看求和被拒绝，就在庆历三年七月，要求与契丹联合一起侵略宋朝，但宋、辽已签订了新的合约，契丹自然就拒绝了元昊这一要求。

元昊气不过，就开始侵扰契丹边境，还招诱对方境内的党项人背叛契丹。辽兴宗认为西夏不但不遵照契丹的要求与宋和好，还敢挑衅大契丹。于是，准备要出兵讨伐西夏。西夏为避免两面受敌，当即向宋朝表示愿意称臣，元昊愿意自废皇帝封号，称夏国主。

不过，这时候，契丹也派遣使臣到了宋朝，告知即将伐夏，以“元昊负中国，当诛”为借口。并且希望在辽夏交战时，如果元昊请求向宋称臣，请宋廷予以拒绝。兴宗的国书原文，有两段是这样写的：

“蠢尔元昊。早负贵朝。叠遣林牙。赍诏问罪。尚不悛心。近诱过边民二三百户。今议定秋末亲领师徒。直临贼境。

又云。恐因北军深入。却附贵朝。或再乞称臣。或依常作贡。缅惟英晤。勿赐允从。”《宋大诏令集》

宋朝陷入两难的境地了，如果答应了元昊的求和，未免有负于契丹。这时，礼部郎中吴育向朝廷出了个建议：一方面，派遣使臣告诉西夏要和契丹一如既往的好；另一方面，派遣使臣余靖告诉契丹，说我宋朝已经要求西夏向你们道歉了。其实这都是废话，西夏与契丹两国的战争，已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又岂是宋朝这只言片语可以化解的了？但宋并不是真想化解干戈，只是做个姿态而已。达到目的就可以，西夏和契丹都对宋朝这一表态表示了认可，但战争还是得继续打。

余靖完成了任务回国后，立即主张朝廷从速册封元昊，使元昊得以专力与契丹交战。宋朝随即向元昊进行了册封，这也促成了西夏对抗契丹的决心。

五，辽、夏两败俱伤

1044年十月，辽兴宗亲自统领十万骑兵伐西夏，战争的结果是西夏击败契丹十万大军，契丹无力再与西夏战，只得与西夏讲和，并派人送还先前扣押的夏国使者。辽、夏冲突，暂告结束。

辽夏两国之所以能打起来，宋人田况认为原因是：元昊不满契丹下诏命其与宋议和，而辽兴宗则以不能约束西夏为耻。

富弼则认为契丹与夏人发生冲突，是元昊不满契丹“背约与中国和好。元昊怒契丹坐受中国所益之币，因此有隙。屡出怨辞。契丹恐其侵轶，于是压元昊境”。

其实，之前辽兴宗与元昊两人之间因兴平公主之死，已经有了嫌隙。同时，兴宗又对宋朝做出了约束西夏的承诺，最终促成了辽兴宗伐西夏的事实。这里面有宋朝“以夷制夷”外交策略的成功运用，最终陷契丹于困境。

从此，契丹把云州（今山西大同）升级为西京，成为五京之一，在与西夏的边境，不断“添置营寨，招集军马。兵甲粮食积聚不少。但以西讨为名，其意殊不可测。”

后来，契丹乘西夏主元昊去世，果然再度征讨西夏，结果再次遭到大败。两次战争的失败，极大地消耗了契丹的国力，契丹从此衰弱。而宋朝在此后，反而开疆拓土，宋神宗时期还收复了河湟地区。

参考资料：

《辽史》

《宋大诏令集》

《宋会要辑稿》

《续资治通鉴长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