丘比特的幸福世界(丘比特的幸福世界在线观看)

自古以来，人们钟爱花朵，并不单是因为花朵的颜色和气味，还有一个原因是人们习惯用花来交流人生中的那些大小问题，从爱情、死亡、阶层、时尚到空间的流徙、时间的流逝，乃至对民族的忠诚。这些都与花的特定含义相关。

然而，花朵的含义总是相对而言的，它们也只有在某种对比中才诞生了所谓的“意义”，而“意义”又会在时间的长河中不断变化。

下文经出版社授权，节选自《花朵小史》一书，较原文有删减，小标题为编者所拟，文中图片均由出版社提供。

《花朵小史》，【英】卡西亚·波比 著，杨春丽 译，贝页|文汇出版社，2022年7月。

从“宙斯之花”到“衬花”：

康乃馨为何成了花市里的“廉价品”？

夏洛特谈起自己一生中“最糟糕的一次约会”：“我知道会不愉快的，这个男人送给我的是康乃馨。”这是2003 年的曼哈顿。或者确切地说，是HBO 播放的《欲望都市》中浪漫场景中的雷区。夏洛特对花朵轻蔑的反应是我们许多人都认可的反应：“这花是衬花”。康乃馨的花枝很实用廉价、持久，在超市里总能买到，它们无法传递很多思想，无法说明花朵需要的工夫。 “可以向女主人送一束康乃馨吗？不可以！”《时尚》（Vogue）杂志的编辑苏茜·门克斯（Suzy Menkes）设问道。

宙斯之花香石竹（Dianthus caryophyllus）如何沦落至如此卑微之境地？

石竹（Dianthus）这一属有300个种类，其中康乃馨是原生于地中海地区的粉紫色花朵，其培育历史悠久，难以追踪到确切的源头。这种花朵5世纪时在北欧的花园里已司空见惯，从那时起无人对它溯源。康乃馨走向大众化主要在于它的顺应杂交，说难听一点，就是它愿意产出“变种”，即“自然界的杂种”，花朵的褶皱、纹路、线条千姿百态。然而，无论是最初采花的贵族还是后来养花、举办花展的花卉商，几乎都不欣赏康乃馨这种“畸形的后裔”。

亚历山大·马歇尔于17世纪中叶编纂的《花谱》中的一页。这一页全是康乃馨。马歇尔给它们命名为杂交石竹、粉花绒球、圆珠、科尼利厄斯将军、贝克将军。这本花谱一共有284朵花，其中60朵是康乃馨。

今天“花卉商”（florist）这个词用以描述卖花的人，但是从17世纪到19世纪末，它指代业余时间热爱花卉的工匠（比如，许多织布工是花卉爱好者），他们培育特别种类的花，参加展览、竞赛。耳状报春花、郁金香和风信子是大众化的，唯有康乃馨是有选项的：“双色香石竹”（白底上有单色条纹）、“异色香石竹”（底色上有两种以上颜色的条纹）、“斑纹香石竹”（花朵的边缘颜色比其他部分更深）。

当时，人们尚不完全了解植物繁殖的机制。品种的差异通常源于“意外耦合”或者环境因素的巧妙操控。人去抢夺功劳就等于扮演上帝。18 世纪的植物学革命改变了这一切。人们最终承认，花朵“只不过是植物的生殖器”。各种各样的创造物都可以在“婚床”上通过干预而创造。康乃馨在这个故事里充当关键的角色，因为第一个有记录的、有明确意图的、用两个截然不同的物种进行杂交繁殖的案例就与石竹有关。

扮演上帝（或丘比特）的人是霍克斯顿的苗圃工人托马斯·费尔柴尔德（Thomas Fairchild）。1717年，他把须苞石竹（Dianthus barbatus）的雄性花粉转移到一朵康乃馨的雌蕊上，创造“一种完全不同的植物”。30多年以后，林奈的《植物种志》（Species Plantarum）确立了现代植物学的命名体系（属类之下是种类）和分类体系（依据花朵的雄蕊和雌蕊的数目）。“费尔柴尔德的杂种”（Fairchild’s Mule）有两例样本，如同公驴和母马的杂种一样，没有繁殖能力，但是，这两个样本分别在牛津大学植物标本馆以及伦敦自然历史博物馆的植物标本馆存活下来。

母亲节贺卡，1914年。

从那时起，培育的康乃馨有几千种，我主要想讨论其中“四季开花的”这个品种。它是康乃馨和粉红色的中国石竹（D. chinensis）的杂交品种，由美国的苗圃工人培育。这个品种的培育促进了19世纪末大规模商业花卉园艺的发展。康乃馨原本在仲夏季节开放，其俗名“七月花”足可以说明这一点。然而，康乃馨的培育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它如何成为大规模种植、全年供应的花朵，从而在“五一”劳动节、母亲节，甚至2月剧院的夜晚均可现身。

恋爱絮语：

以玫瑰喻爱情过时了吗？

大约十年前，杂志上的文章就开始提醒网络上不谙世事的人：“必须送花”这样的请求说的不是花而是现金；“必须带玫瑰花”不是居心叵测的媒体提出的严苛要求，而是避开征婚交友网站禁止商业行为法令的一种方式。一旦澄清了送花这件事，我们就可以教那些倒霉的好色之徒如何送花。在情人节给女朋友送玫瑰花几乎是必须的（美国2018年的情人节就售出两亿朵玫瑰），慷慨大方的人还要加一瓶“香奈儿5号”香水，每一瓶30毫升的香水与一打百叶蔷薇（Rosa centifolia）相配。

然而，倘若是（不付费的）首次约会，送玫瑰或香水作为礼物绝对不是好主意。礼仪专家说，玫瑰已经“过时”，而且传递的信息明显是“请喜欢我”，暗示携带玫瑰的人“缺乏自信、苦于恳求”。更糟糕的是，玫瑰让人产生“不现实的”预期，送一次玫瑰给人的印象是“你是有超人风格的‘完美男子’”，但愿不会这样！

在恋人的交流中，玫瑰一直起着重要的作用。玫瑰有特别的生理特征（颜色、质地和形状），似乎能激起人的性欲。单瓣花（有五个花瓣）的种类就有此类特征，但是，毫无疑问，玫瑰花经过几千年的培育，产生了复杂的“双瓣”花，使花朵与女人的嘴唇、面颊、外阴愈加相像。因此，迈克尔·波伦（Michael Pollan）说，“我们永远无法确定是自然中的玫瑰，还是文化层面的玫瑰，玫瑰（自然）一直接受人工培育（文化），玫瑰的花朵（自然）被男人想象（文化）成女人的性器官（自然）”，当我们说起这些时，无法肯定我们说的是自然还是文化。

玫瑰的象征意义有时也让人厌倦。

美国诗人威廉·卡洛斯·威廉斯（William Carlos Williams）1922 年写道：“玫瑰已经过时了。”他说，长久以来，“玫瑰背负爱的重担”，但是，现在，“爱就是玫瑰的终结”。我们应当抛弃所有老掉牙的词汇和观点，好好观赏这朵花本身。

真正刺激现代情感的是维多利亚时期人们多愁善感的传统。19世纪是伟大的花朵时代：有花展和园艺协会，有鲜花和干花，有花束，还有别在纽孔上的花，服装、窗帘、壁纸、碗盘上的印花，女孩的名字有黛西（Daisy，）、莉莉（Lily，百合）、艾丽斯（Iris，鸢尾）、维奥莉特（Violet，紫罗兰），还有罗丝（Ro，玫瑰）。

19世纪是玫瑰花的诗歌时代，诗中的“男人”等待面颊如玫瑰、嘴唇如玫瑰的“女士”“答应”男士的“请求”；描写花朵的词汇冗长，红玫瑰、深红玫瑰、有叶的和无叶的玫瑰花蕾，绽放一个花蕾的和绽放两个花蕾的玫瑰、昂扬向上生长的或俯身向下低眉顺眼的，千姿百态，其微妙差别均得以呈现。一切都要烟消云散。满载沉重象征意义的玫瑰花如同印度的印花棉布、家具上的装饰小垫、椅背罩布、会客室里沾满尘土的蕨类植物，现在就是一种尴尬，一个累赘。

20世纪90年代，马塞尔·科文巴赫和吉多·迈耶为德国的“请参与”运动涉及的海报，一朵红色安全套取代了玫瑰花朵，呼吁人们使用安全套，防止艾滋病病毒的传播。

弗吉尼亚·伍尔夫坚定地表明，她要和维多利亚时期的“前辈”“一刀两断”，这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她认可玫瑰花“自给自足”的本色。她回忆道，玫瑰花长久以来“象征激情、装点节日、摆在死者的枕头上（仿佛它们懂得悲伤）”，这简直太诡谲了。伍尔夫许下誓言，要真正地“研究玫瑰花”，观察“它在世间的一个下午如何静谧、安稳、悄然生长”。然而，象征主义很快逡巡而归，它不再具有维多利亚时代的风格，而是现代风格，但它依然是象征主义。伍尔夫的玫瑰不只是静谧地自处，它更像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真正的成员那样，“以完美的尊严、泰然自若的仪态”高高地立着，毫无瑕疵。

伍尔夫将两种玫瑰的差异（性情不同而不是阶层有差异） 投射到她笔下的两个著名的人物身上——达洛维先生（理查德） 和达洛维夫人（克拉丽莎）。“他无法开口说爱她，无法用许多语言表达自己的爱”，因此理查德从花卉商那里购买“一大束”红白相间的玫瑰（杂交茶香月季）送给克拉丽莎。他成功表达了自己的爱，但是他选择的花朵、送花的方式说明他是一个墨守成规、沉闷的男人。若将他“送花的方式”与克拉丽莎的初恋萨莉·西顿的送花方式进行比较，他的无聊与沉闷则更突出。萨莉不会购买浪漫的信物，她只是披着月光在围墙内的乡间花园里闲逛，以欢快、“放纵”的心情采摘古典玫瑰。当“萨莉停下脚步、采摘一朵花放在唇边亲吻时”，克拉丽莎感到这是她一生中“最快乐的瞬间”。

现代生活的问题，就是如何摆脱生活的过分文明带来的不适，至少D.H. 劳伦斯是这样判断的。劳伦斯认为，现代生活的问题就是如何不再是神经过敏的玫瑰，不再是“无法绽放、一直紧张不安的玫瑰”，而是回归花园、享受原始本能的狂喜。这就意味着要像格特鲁德·斯泰因那样，认可一朵玫瑰可以“爱抚”另外一朵—“一朵冰凉的红玫瑰和一朵粉玫瑰，爱抚与交融，瘫软，化为圆满的整体，不再灼热”。还有另一种情形：正如明显雌雄同体的瓦斯拉夫·尼金斯基在《玫瑰花魂》中所表演的那样，一朵玫瑰甚至会自我爱抚。

灿烂或是忧郁：

向日葵总是象征希望吗？

向日葵花有时看起来太灿烂，太单纯，扑面而来，显得有些单调。

迈克尔·波伦审视自己“有益于健康的、令人心旷神怡”的花园时，就有这样的想法：向日葵花很美，但是需要“一丝忧郁”来中和这种单纯的灿烂之美。于是，他在向日葵的旁边种下些许有毒的蓖麻，这种植物长着深绿的叶子，开穗状花。他看到了自己期待的效果：“灿烂得令人心碎的”植物和它的“有些邪恶的孪生兄弟”，这象征着善恶共居一体。

然而，向日葵花并不总是需要一个同伴来添加忧郁的氛围：向日葵花本身就存在于忧郁的阴影里。我们上网搜索花朵图片就会发现，有绿叶陪衬的金黄色花朵几乎总是和衰败的花梗、干枯的种子穗这些阴沉的黑白图片相互搭配。这些黑白图片之所以受欢迎，大多是因为向日葵这种植物引人注目的外形—园艺师说它“具有建筑特征”。向日葵颜色可爱，令人忘却忧愁，此外，它的结构也引人瞩目。然而，其结构令人着迷之处远不止于它的外形。向日葵花如同历史古迹的废墟，以洪亮的声音述说逝去的故事，包括太阳死亡的故事。

《向日葵花》，文森特·梵高，1887年。这是高更收藏的两幅梵高的油画中的一幅，他后来售出这幅画，资助自己到南太平洋的旅行。

在文森特·梵高看来，向日葵花不仅是黄色，它代表黄色，呈现光、温暖、幸福的颜色。梵高在巴黎完成的首批油画中“只有大朵的向日葵花”，但是，他搬家到南部时，他的生命才短暂地变得阳光灿烂。梵高在阿尔勒市（Arles）租了一座黄色的房子，计划建一个工作室，在里面挂满向日葵的油画。“在这样的装饰里，原始的或深浅不一的铬黄色闪耀在从孔雀绿到宝蓝、各种以蓝色为基调的背景里，整幅油画嵌在铅橙色的细木条框里。”他希望，实现的效果将颇似“哥特式教堂的彩色玻璃窗”。同时他还希望，这些油画将掀起一个新的艺术运动，即“南方画室”掀起的后印象主义运动。

梵高发疯似的想让保罗·高更与他一起为后印象主义运动而努力，高更最终来到阿尔勒。高更创作了一幅油画，画中他的知己梵高正在画向日葵花。当时是12 月，作画时眼前没有向日葵花。高更认可一个事实：梵高已经成为一个“画向日葵花的画家”，他已经找到自己的主题、风格和品牌。

高更热情洋溢地赞扬梵高的油画，认为这是“一系列的阳光效果，且超越了艳阳下的阳光效果”，然而高更私下仿佛以不同的方式看待黄色。他的写生簿里，在为梵高画像做准备时曾在所记笔记的旁边写下“罪”（crime）与“罚”（châtiment）两个单词。这明显让人想起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在这本小说里，黄色明确象征精神疾病。梵高当时的健康处于脆弱的状态，高更也记录了一些事件，表明他的朋友情绪不稳定，有时会发狂。两人的关系很快决裂，高更返回巴黎。几个月后，梵高住进精神病院。梵高在1890 年自杀，他的朋友们、追随者们用绘有枯萎向日葵花的油画来纪念他，这些画中的向日葵花均已枯槁，原本生机勃勃的黄色已荡然无存。

罗兰·霍尔斯特所做的平版印刷画，是《文森特·梵高遗作展》的目录封面。为纪念梵高，这些遗作在1892年即梵高去世两年后出版。

罗兰·霍尔斯特的向日葵花是死的，无色的，它和梵高油画中色彩明亮的黄色花朵是孪生的。当然，一种植物有时候也是自己的衬托，述说自己曾经拥有却已逝去的荣耀。1955 年，在伯克利的一个铁路调车场，艾伦·金斯堡和杰克·凯鲁亚克看见一堆锯末上有一朵沾染灰尘的向日葵花。在金斯堡眼里，它的舌状花就是“破旧不堪的皇冠”。这朵向日葵的种子几乎全部脱落，仿佛一个人的面孔，长着“几乎无牙的一张嘴”，“耳朵”里甚至还藏着一只死苍蝇。这个“破旧不堪的老东西”“像人一样大”，金斯堡说它就像一个人，一个美国人，机器时代的一个居民。“什么时候你忘了自己是一朵花？”

在金斯堡和梵高看来，向日葵花在最灿烂的时候不只是代表瞬间的快乐，它衰败后所结的果实蕴藏着种子，它带来对光明未来的期许。这一想法，再加上孩童在学习绘画时所画的花朵大多是向日葵花的样子，这就成就了向日葵花成为颇受欢迎的象征符号，它标志着童年时代和希望。20 世纪末许多政治海报都把向日葵花和童稚的平面造型风格结合起来，让人们关注孩童的福利，绿党以及全世界的反战运动也把向日葵花当作徽标。

原文作者/【英】卡西亚·波比

摘编/申璐

编辑/张婷

导语校对/卢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