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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准（ 纽约城市大学经济学副教授、《科学与社会》编委）

世界上有一份非常独特的学术期刊，发表过如下似乎不大相干的一批杰出学者的文章：朗之万（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马勒（诺贝尔生理学奖得主），贝尔纳（物理学与科学史），霍尔丹（生物学），李约瑟（科学史），霍布斯鲍姆（历史学），斯威奇（经济学），多布（经济学），这个名单还可以列很长。这就是创刊于1936年的《科学与社会》（Science & Society），今年85岁了，是到现在为止历史最悠久的马克思主义杂志。

在《科学与社会》创刊的时候，英美世界正处在上世纪三十年代的大萧条之中，社会主义苏联的成就跟资本主义世界的败落场景形成鲜明对比，此时人心思变，很多人开始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感兴趣。美国共产党也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影响力，开始作为一支新的力量进入美国政治。事实上，美国共产党在1919年建党之后，其党员数量长期徘徊在两万人以下，在20年代中后期，党员数量一度折半，在1930年，党员只剩下6800多人。在大萧条时期，党员数量开始出现迅速增长，在1939年超过6万人。美国共产党的主要根基在东北部的工业区和大城市，尤其是纽约市，有差不多四成的党员都聚集于此。【1】美国东北部大城市活跃着大批马克思主义者和同情社会主义的人士，这就出现了一份马克思主义理论刊物存在的社会基础。

与此同时，美国（也包括英国）长期没有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杂志。不管是第一国际，第二国际，还是第三国际，其主要的活动场所都不在美国。到了20世纪30年代，在现实的马克思主义的影响越来越大的情况下，这种马克思主义理论杂志的空缺就显得愈发刺眼，而现存的主流学术杂志当然不会把重要的空间留给马克思主义。这个时候，马克思主义者和同情者中间的一部分优秀的知识分子，就开始谋划创办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一份刊物。

这部分创刊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基本以纽约为活动中心，里面包括哥伦比亚大学的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Bernhard Stern，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哲学家Albert Blumberg，亨特学院的哲学家V.J.McGill，纽约大学的文学评论家Edwin Berry Burgum和语言学家Magaret Schaluch，麻省理工学院的数学家Dirk Struik，哈佛大学哲学家William Parry，以及纽约高中教师与语言学家Henry Mins。于此同时，杂志还专门设立了国际编委，这里面包括前面提到的英国的贝尔纳，李约瑟，法国的郎之万，美国的马勒（当时在苏联工作），也包括伦敦政经学院的动物学家Lancelot Hogben，伦敦帝国学院的数学家Hyman Levy。

这些编辑人员跟共产党有很深的关系。美国联邦调查局（FBI）长期把《科学与社会》看作共产党的一个阴谋（后文详述），实际上，杂志创立与阴谋无关，但是杂志的创建者和作者群里，的确有很多共产党员和共产主义的同情者。比如创办者之一的哲学家Albert Blumberg于1937年干脆辞去了他在约翰霍普金斯的教职，专职公开从事共产党的政治工作。【2】

尽管跟“美共”有着密切的关联，但是《科学与社会》从一开始就没有成为一份党的内部刊物。在杂志刚刚创办的时候，“美共”文化部门的领导人，作家V. J. Jerome跟编委们进行了式的交流，他提议《科学与社会》可以成为一个党的理论杂志。编委们进行了认真严肃的探讨，这些马克思主义者并不觉得这个提议是恶意的，而且现实的说，共产党拥有广泛的发行渠道，这对于一个新生杂志来说非常有益。但是编委们还是决定不接受美共的提议，以此来保持独立性。【3】我的理解是，这种独立性有利于在西方反共的大环境里面有限的维持杂志的安全，相对减少来自党内政治变化带来的冲击，也有利于在非马克思主义群体和非党员群体中传播马克思主义。后来的历史也多少说明了，这种独立性对于《科学与社会》是至关重要的。比如在李森科的问题上，《科学与社会》就并没有盲目的跟苏联的宣传保持一致，而是坚持了科学的原则，也避免了之后李森科丑闻曝光之后对杂志的负面冲击。

杂志的风格

新生的《科学与社会》迅速在英美左翼知识分子和普通读者里产生了影响。不同于教条的在马克思主义教科书所限定的范围内讨论问题，杂志一开始就决定要打通科学与社会之间的区隔，要以马克思主义来科学的理解社会，也要以马克思主义来分析各个科学门类。

应该说，《科学与社会》实现了这个目的。比如杂志的第一期发表了四篇论文，分别为“美国教育和社会斗争”（Theodore Brameld），“语言学的社会基础”（Margaret Schlauch），“对逻辑实证主义的一个评价”（V.J. Mcgill），以及“论数学”（D.J.Struik），杂志的涉猎之广可见一斑。由于杂志的读者和作者来源于各个不同的学科，《科学与社会》得以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传统的狭隘学科界限，真正的推动了建立在整体科学上的马克思主义的讨论和发展。

同时，杂志也充分的体现了兼容并包的办刊风格。除了严格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杂志也接受那些并非马克思主义者，但是有兴趣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探索的文字。正是在这样的方针下，《科学与社会》发表了后来被誉为现代社会学奠基人默顿的文章，也发表了后来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库兹涅兹的评论，既有时任“美共”总书记白劳德（Earl Rusll Browder）的文章，也有非正统的社会主义经济学家奥斯卡·兰格（Oskar Ryszard Lange）以及左翼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罗宾逊夫人（Joan Violet Robinson）的文章。可以不夸张的说，20世纪以来几代英美马克思主义和左翼学者都在《科学与社会》上进行过讨论。

《科学与社会》关注的议题兼具广度和深度。这一方面表现在杂志积极地参与到主流学术界的讨论中，比如早期对于弗洛伊德和凯恩斯主义的批判和对苏联模式的讨论，冷战时期对于卡尔·波普，罗斯托等诸多风光一时的反马克思主义人物的批判等。另一方面，杂志积极支持各种超越主流学术圈的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早在创办初期，杂志就发表了史学家Herbert Aptheker具有开创性的对美国黑人奴隶起义的研究，以及一系列的来自杜波伊斯，Ralph Bunche（后来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等主要黑人进步学者的文章。尽管作者往往来自欧美，杂志仍然保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国际视野，从从初期就开始介绍和探讨巴西、中国、印度、伊朗、菲律宾、印尼、越南等国的社会状况和革命斗争情况。杂志以马克思主义出发，鲜明的与各色种族主义、欧洲中心主义划清了界限。

值得一提的是，《科学与社会》在其85年历程里，通过特刊和论坛的方式，推动了几次有广泛影响的马克思主义内部的大讨论。我在这里简要的介绍其中两次讨论。

在1950年代早期，冷战开始不久，《科学与社会》刊发了两位著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文章。美国学者，《每月评论》（Monthly Review）创办者斯威奇（Paul Sweezy）撰写了一篇对英国学者多布（Maurice Dobb）的著作《资本主义发展研究》的评论文章，其中提出了从封建到资本主义转型的动力问题【4】。斯威奇认为西欧自给自足的封建社会内部并没有特别强大的动力来实现生产关系的革命性变化，而是贸易、市场以及新兴城镇的发展提供了欧洲封建社会在危机之后转型的关键契机。多布在同一期进行了回应，认为欧洲封建社会内部的阶级斗争，使得旧的生产关系无法延续，这样的内因才是第一位的，尽管作为外因的贸易和城镇无疑也起到了重要作用。

这两位学者都不是专业的历史学家，但是他们的讨论激发了一批著名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的兴趣，于是历史学家开始入场参与讨论，斯威奇和多布又进行回应，由此往来几次，历时数年，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一直到现在，讨论资本主义起源和社会转型问题，都往往需要从这场大讨论出发。这场交锋有其独特的时代背景。尽管是在从学理上探讨社会转型的问题，但是能在此时引发广泛的讨论，不能不说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对立竞争的大背景相关。虽然说的是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的转型，作者们也未必有这个意思，读者们却可能也是在借此思考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型的当代问题，比如，欧美资本主义国家能否自己出现社会主义革命，还是要靠薄弱环节——第三世界的革命性变化来推动。

另一场讨论发生在1990年代初期，这是一个风雨如晦的时候。随着苏东国家红旗落地，社会主义的经验教训的总结，自然成了世界马克思主义者共同探讨的话题。《科学与社会》组织了一期特刊，探讨各种社会主义模式，尤其是从理论和历史来分析市场和计划两种手段对于社会主义的意义。【5】其中包括以市场经济和经济民主为基础的模式（David Schweickart），以参与式计划为基础的模式（Michael Albert and Robin Hahnel），以及计划与市场有机结合的模式（David Laibman），也包括批判性回顾前南斯拉夫的企业自主管理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式的成绩和教训（Diane Flaherty）。这几种理论模式的讨论具有前瞻性，在社会主义运动陷入低潮之时具有重要的意义，为苏东变局之后的社会主义理论探讨提供了基础。

在不利的环境中生存

在帝国主义腹地办一份马克思主义学术杂志是极为不易的。经济上的压力一直存在。《科学与社会》没有雄厚的财力，没有资本家扶持，全靠订阅的费用和一些读者的小额捐赠支持，连办公的地方也是辗转几次，很多宝贵的资料都遗失了。而美国当局长期对杂志的打压和对编辑人员的迫害更是真正的障碍。

根据现有的FBI披露的部分材料，美国政府最早是从1942年开始调查《科学与社会》的编辑人员开始的。根据FBI的早期报告【6】，情报人员收集统计了在杂志上出现的所有作者名字，并给每个人都写了小传。而且FBI也整理了所有在杂志上发过广告的实体，在1940年代早期的报告中列出了37个广告赞助商（包括主流的机构如哈佛大学出版社和兰登书屋，也包括共产党的各种群众杂志）。除此之外，FBI也调查了所有愿意售卖杂志的书店和出版社，以及与杂志合作的印刷厂。

到了“二战”之后的冷战时期，杂志生存的环境愈发恶化了。美国政府对各种疑似同情共产主义的人进行审查迫害，让他们丢工作、坐牢都是日常操作，更不用说《科学与社会》这样明确的马克思主义刊物了。几乎所有的编委都丢掉了在大学里的教职，只有一位还保留了临时代课老师的位置。在这个时候，不管是杂志供稿，还是订阅杂志，都成了一件高风险的事情。杂志编辑不得不自己写稿子，以不同的化名发表来填充版面；杂志的销售量也大为缩减，从创办初期的一万份，跌到了50年代早期的不到2000份。【7】

这是一个漫长的黑暗时代。虽然我们不掌握完全的材料，但是到了1950年代后期，美国政府依然把《科学与社会》作为一个威胁，而且试图从一切可能的角度来清除这个威胁。比如，日本学者都留重人在1957年春季访问哈佛大学期间，就被政府命令到美国国会接受质询，一个主要原因就是他在1930年代到40年代早期在哈佛读博士的时候，参与过《科学与社会》的讨论和组织活动【8】。都留重人在40年代早期日美开战之后就被遣返回日本了，而美国情报部门居然多年来一直等着他回到美国的机会，来进行审讯，其对《科学与社会》的重视，可见一斑。

这样的巨大压力并没有能摧毁杂志。这些马克思主义者坚持了下来。到了1960年代初期，意识形态环境宽松了一些。此时西方新左派开始兴起，比如在大西洋彼岸的英国，《新左派评论》（New Left Review）于1960年创刊。《科学与社会》这样的马克思主义刊物应该是沾了些光，杂志的境况开始改善了。这可以从杂志在1961年底的编辑说明中看出，从第二年第一期开始，杂志从96页扩充到了128页，杂志的订阅价格也随之上涨【9】。在1960年代晚期到70年代早期，杂志引入了一批青年学者加入编委，这基本构成了第二代编辑团队，其中的David Laibman于80年代接任主编职位至今。

政治环境变化对杂志的影响，还可以从杂志编辑的细节里看出。在创办早期，杂志会列出所有作者的简介，后来则只有名字和某个通讯地址（或者就是一个城市名）。虽然没有说明，但是估计是跟防止美国当局的情报调查有关系。

此外，虽然杂志的名字一直没有变过，但是副标题则是变动了好几次。在创刊的时候，杂志有个副标题叫“马克思主义季刊”（A Marxian Quarterly），到了1941年这个副标题被去掉了。不清楚这是否与美国1940年通过了反共的史密斯法案直接相关，但是应该与美国意识形态环境恶化脱不开关系。到了1962年，杂志重新添加了副标题，这次叫做”独立的马克思主义刊物“（An Independent Journal of Marxism）。能够把马克思主义点明是一件好事，但是”独立“一词似乎又透出些许无奈，独立于谁？又有谁不独立？按照现任主编David Laibman的回忆，杂志一向有独立的编辑政策，美国共产党对于杂志根本就没有施加压力，但是在冷战大环境里，马克思主义在美国就被默认为是某种被共产党和国际社会主义阵营控制的产物，而1960年代的美国新左派也往往是跟现存的共产党保持距离。“独立”估计就是在这么一个特殊年代下的词语选择。这种特殊年代的选择，到了后来就显得越来越不合时宜了。在苏东剧变之后，所谓“独立”一说更是无从谈起，在David Laibman的主持下，杂志最终在1999年把副标题换成了更准确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和分析的杂志”（A Journal of Marxist Thought and Analysis），并沿用至今。【10】

杂志与中国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科学与社会》与中国和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也有着很深的渊源。杂志早期的一位主要作者和国际编辑是李约瑟。李约瑟对中国的科学技术史的重视举世闻名，他在《科学与社会》上发表了一批的学术研究和评论，其中就有对中国和西方科学和数学的历史比较。李约瑟还对前共产党员魏复古（魏特夫）对于中国所谓东方专制主义的著作进行了严谨的批判，指出其完全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

在杂志创刊早期，一些旅美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就在《科学与社会》上发表了文章。比如旅居纽约的社会学家陈翰笙1939年就发表了关于日本侵华的书评，而任教于美国卡尔登大学的经济学家浦寿山（后来改名浦山）也于1948年发表了一篇批判福利经济学的评论。【11】这两位后来回国之后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里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科学与社会》也通过文章、书评和通讯的方式刊载了很多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研究和信息。早在1938年，杂志就刊发了对斯诺《西行漫记》的严肃的评论。在1945年，1946年，杂志还连续发表了两篇Yung-Ying Hsu对于延安模式的详细研究，其研究之深度，在那个时代的西方学界是罕见的。在新中国建立后，杂志刊发了著名作家爱泼斯坦对于新中国工人的介绍。在这个之后，杂志上陆续发表了对中国近现代各个方面的研究文章，除此之外，杂志还发表过对费孝通，冯友兰，何炳棣等中国学者著作的评论。

到了90年代以后，随着国内外马克思主义学界的交往增加，《科学与社会》上面也刊发了程恩富等当代国内马克思主义学者的著作。就像新创之时一样，杂志对于世界范围尤其是西方之外的社会主义探索，一直是高度关注并给予式的支持的。

总而言之，《科学与社会》在其迄今85年的岁月里，通过几代马克思主义者的努力，坚持在资本主义中心让一份马克思主义理论杂志坚持下来了。跟随着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起伏，《科学与社会》也是熬过了诸多波折。杂志维持的兼容并包，不直接介入现实政治，而是聚焦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问题的这个编辑方针，无疑是让杂志能够减少来自恶劣政治环境所带来的可能冲击，无论是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还是苏东剧变，都没有能打倒这份马克思主义杂志。《科学与社会》到现在仍然非常活跃，在国际马克思主义学界和社会主义者里拥有崇高的声誉。但是从另一方面说，在政治环境相对好转的时候，这样相对“逍遥”的方针是否也会影响一份老牌马克思主义杂志能发挥的作用？这样的矛盾，自然不限于《科学与社会》一家，而是所有的马克思主义杂志需要不断思考衡量的问题。到了现在，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又是风雨飘摇，政治、经济、社会方面的矛盾不断激化，对马克思主义感兴趣的人越来越多，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也越来越大，希望《科学与社会》能够再次出发，做出一点独特的贡献。

注释

【1】相关数据见此，http://depts.washington.edu/moves/CP_map-members.shtml。

【2】参见Investigation of Un-American Propaganda Activit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1940). United States: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pp.7487

【3】基于对杂志现任主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David Laibman的访谈，以及Parry, W. T. (1986). In the Beginning... Science & Society, 321-323.

【4】Sweezy, P. M., & Dobb, M. (1950). The transition from feudalism to capitalism. Science & Society, 134-167.

【5】可见Science & Society, Vol. 56, No. 1, Spring, 1992

【6】详情可见Price, D. (2004). Theoretical Dangers: The FBI Investigations of "Science & Society". Science & Society, 68(4), 475-482.

【7】Goldway, D. (1986). Fifty Years of" Science & Society". Science & Society, 260-279.

【8】Suzumura, Kotaro. "Shigeto Tsuru (1912–2006): Life, work and legacy." The European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 13, no. 4 (2006): 613-620.

【9】Science & Society , Dec., 1961, Vol. 25, No. 4

【10】David Laibman, Editorial Perspectives, Science & Society , JULY 2011, Vol. 75, No. 3 (JULY 2011), pp. 289-294.

【11】Chen Han-Seng, Reviewed Work(s): Japan in China by T. A. Bisson, Science & Society , Spring, 1939, Vol. 3, No. 2 (Spring, 1939), pp. 277-279. Shou Shan Pu, Reviewed Work(s): Studies in the Theory of Welfare Economics by Melvin Warren Reder, Science & Society , Fall, 1948, Vol. 12, No. 4 (Fall, 1948), pp. 455-457.

责任编辑：伍勤

校对：丁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