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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作书名：《Reading Feminist TheoryFrom Modernity to Postmodernity》,2016 b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原作·编者：Susan Archer MannUniversity of New Orleans；Ashly Suzanne PattersonSoutheastern Louisiana University关于本书：导读+原著选读的结构，选题较新较全；如果您等不及要看相似著作，译者推荐《女性主义思潮导论》《父权制与资本主义》；无论如何，请记得批判性阅读关于译者：网哲邻人部2022年力作：新世紀フェミニスト劇場版：真心为妳 / まごころを、君に 3rd Impact；厌倦了“我是双一流，你是留学生高华，ta是文学美少女”式的岛宇宙角色认同，走向有终点的狠活兴趣劳动的自由联合体，或许我们有着“御宅的布尔乔亚的终归要死的”局限性，然而，“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这冰心不在“我是真心向往XX的！相信我！”的内面，而在做了什么的历史废墟多余的话：译者将表演-述行性地挑衅宣称，女性主义理论的星丛间虽有分歧，但在彻底废除彩礼/嫁妆这般封建宗法残余上，是几乎没有理念冲突的——对资本主义父权制的牛鬼蛇神，使用破四旧炎拳罢！不信的话，不妨将本书看完吧，译者相信本书有益于包括女性和男性在内的全世界劳动人民的大团结与大解放

首发网哲邻人部，屋顶授权转载

第八章：早期现代的女性主义和帝国主义军国主义[Militarism]是女性最古老，也是最顽固的敌人。——凯莉·查普曼·卡特，1901

引言[1]

在前面的章节中，我们讨论了美国女性主义者如何应对非裔美国人因奴隶制而经受的内部殖民主义，以及直至民权运动胜利前，美国大部分地区实行的隔离法。本章选文考察了第一次浪潮的女性主义者如何回应19世纪和20世纪初美国政府吞并国内外的新土地。正如艾莉森·斯奈德（Allison Sneider）在《帝国时代的妇女参政论者：美国扩张和女性问题》（2008）中指出的那样，对大多数第一次浪潮的妇女参政论者来说，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与新土地的扩张（115-116）有关。无论是在美国西部还是海外，当新的疆域被纳入时，关于公民身份和选举权的法律和宪政问题都被重新提起。这样，围绕“女性问题”的辩论仍与美国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辩论紧密交织在一起。

美国西扩与女性问题

鉴于美国第一个妇女权利会议——塞内卡瀑布城会议——于1848年举办，美国的女性主义者还未充分动员为一场妇女运动、以探讨墨西哥土地兼并和同年发生的墨-美战争。然而，有史以来关于非暴力抵抗形式最有影响力的政治小册子之一便是对墨-美战争的抗议——“论公民不服从”（Civil Disobedience，[1849] 2013）。选文99摘录了废奴主义者和妇女权利活动者梭罗（Henry David Thoreau）的这部标志性作品，该书关注个人与国家的关系以及如何处理被认为不公正的法律。因为税收为战争提供了资金，梭罗拒绝纳税，并因非暴力抵抗而入狱。

墨-美战争后，玛法·安帕罗·露易丝·德·巴顿（Marfa Amparo Ruz de Burton）首次以英文写就并出版了被征服墨裔人民视角的奇卡诺（Chicana，即墨裔美国人）叙事。选文102从她的小说《占居者与唐》(The Squatter and the Don, [1885] 1997)摘取的片段揭示了生活在加州的墨西哥牧民如何看待那场战争结束时签署的《瓜达卢佩-伊达尔戈条约》(the Treaty of Guadalupe Hidalgo)。尽管她的小说是一部历史架空小说，露易丝·德·巴顿将被征服墨西哥人的声音交织在一起，挑战那个时代的主流话语、后者把“美国道路”吹捧为公正和民主的制度(Sanchez and Pita, 1997: 7)。

十九世纪美国最血腥的战斗是南北战争。事实上，这场战争的死伤人数远远超过美国从独立战争至今所卷入的任何一场战争。今天少有人意识到，由朱莉娅·沃德·豪(Julia Ward Howe)在1870年书写的第一份母亲节公告，即直接针对这场屠戮，且旨在团结女性反对未来的任何战争。选文100可以看到这一反战公告。

随着联邦军队撤出南方，联邦政府越来越多地将注意力转向西部。早在1871年，国会通过立法，宣布“今后，合众国领内任何印第安民族或部落，均不得被承认或认作合众国可通过条约与之订契的独立民族、部落或势力”(Sneider, 2008: 62)。1860年至1880年期间，西部各州和地区的人口几乎翻了一倍。原住民和定居殖民者之间爆发的冲突代表了不同生产方式和社会形态之间的分歧。作为猎人和采集者，许多美洲原住民生活在更具公共性、生存导向的社会结构中，依赖于土地和自然资源的开放。相比之下，定居者殖民主义者的生活方式建立在私有化的土地所有权和商品生产的基础上，这意味着在这些土地上分割和围栏。家庭农场主，以及资本主义农民、牧场主和铁路公司，在制造跨大陆的商品形式以扩大其商品市场方面拥有的既得利益。定居者们视西部为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开放边疆”。这个“边疆”居住着原住民，他们的生活方式以其持续开放性为基础，其造成的（原住民与定居者之间）矛盾爆发于19世纪末席卷西部的印第安战争。

罗莎·卢森堡所说的前现代社会的毁灭在西部殖民中是显而易见的。1850年，原住民仍然控制着现今被称为美国的地区大约一半的土地。到1880年，他们控制着这一地区的大约1/8，而今天分散在美国各地的314个留存地仅占该国土地面积的2%。当第一批欧洲人在15世纪末抵达时，原住人口约有数百万。到20世纪初，他们只有25万人（Macionis，[2002] 2011年；Dobyns，1966；Tyler，1973）。原住人口的大量灭绝是由许多因素造成的，包括他们无力应对白人定居者带来的新疾病、随着西部定居带来的野生猎物稀缺以及美国军队的直接种族灭绝。

尽管美洲原住民直到1924年才获得美国公民身份和选举权，但早在19世纪70年代，一些国家立法者就越来越支持给予美洲原住民公民身份以“化解对抗行为”；这是1877年一项提案的主要动力，试图将整个大陆的原住民转变为美国公民(Sneider, 2008: 57 和 61)。该法案引发了激烈的辩论。许多美洲原住民拒绝获得公民身份，因为这意味着他们的部落土地将被分裂和私有化，他们的社区力量将被削弱。

少数白人中产阶级的妇女参政论者参与了这一授予美洲原住民公民权的风波。这些妇女参政论者通常是在原住民部落附近长大的女性，相较于立法者，她们从小就与原住民有着更为密切的联系。选文101是由全国妇女选举权协会主席玛蒂尔达·乔斯林·盖奇（Matilda Joslyn Gage）所撰写的一篇文章，她在易洛魁州附近的纽约长大。她的文章《印第安公民身份》（Indian Citizenship）（[1878] 1998）描述了这类拟议法案中的“公民身份礼物”将如何使美国政府得以结束原住民部落的主权，并且“为白人对印第安土地的贪婪掠夺进一步敞开大门”（盖奇[1878] 1998:36）。

尽管盖奇在她的著作中谴责了美国政府对原住民的残酷对待、且被易洛魁斯妇女委员会背书，而当联邦政府似乎准备给予美国原住民男性以公民身份和选举权时，她表示了自己的愤怒。就像许多其他中产阶级白人妇女参政论者一样，盖奇担心将投票权扩大到美国原住民男性会让美国的女性更难获取投票权。后一种观点是她在1877年全国妇女选举权协会大会上采取的立场，当时美国原住民公民身份和选举权问题成为妇女权利运动所热切关注的话题之一。在协会的新任主席克莱门斯·洛泽（Clemence Lozier）和苏珊·B·安东尼（Susan B. Anthony）的签名下，这一大会宣布了以下声明，作为选民的“印第安男人”将给美国女性公民带来“额外的危险”，他们可能会像“墨西哥人、混血儿、[和其他]无知、邪恶的男人”那样“坚决反对女性选举权”（引用于斯奈德，2008:63）。在同一声明中，她们声称“印第安男人把他们的女人变成了承受负担的牛马”（斯奈德，2008:64）。通过这种方式，她们认为自己不但瞄准了原住民男人的邪恶，且仍然可以表达对土著妇女的同情。

与恩格斯在第四章的选文41中的分析不同，这些妇女参政论者摧毁了美洲原住民妇女作为“采集经济者”和“庄稼人”在部落中所承担的生产性劳动与其在部落内的政治权利之间的正相关联系。事实上，原住民妇女真正的悲剧之一是：当定居下来的殖民者将他们的“文明观点”强加给原住民时，他们侵蚀了一些部落中原有的美洲原住民妇女与男子间共享的平等。例如，在某些原住民妇女是主要的耕种承担者的部落（这意味着原住民妇女在部落里也有着相应的政治地位）。可是，美国政府的公职人员不但鼓励甚至还立法让美洲原住民男人去接管生产性活动。正如当代美洲原住民女性主义活动家威尔玛·曼基尔（Wilma Mankiller）所写：“我们的部落和其他母权制[matrilineal][4]的部落已经被同化，并接受了更大社会所有的文化价值观，在接受的过程中，我们也接受了性别歧视。我们同时前进和后退。当我们看到原始价值观被稀释时，我们看到了更多的性别歧视。（曼基尔在《Mihesuah》，2003:42引用）

尽管这个时代的许多原住民声音已经被历史遗忘，但仍有一些幸存下来。[5]来自Hidatsa部落的Waheenee的选文110哀叹道：“我们印第安人的道路”的丧失，并哀叹她在“白人学校”长大的儿子如何教导她的人民怎样去“走白人的路”（Waheenee，[1921} 1987）。[6]来自达科塔苏族的Zitkara-Sa（Gertrude Bonnin）的选文109讨论了她在她所就读的印第安学校的不幸经历。她还描述了她的母亲是如何诅咒白人定居者的，这些定居者住在他们部落山附近的山坡上，像食腐肉的秃鹫一样等待时机，对他们的土地提出索取（Zitkala-Sa，（[1921]2008: 40-43)。选文103是Tekahionwer（艾米丽·波林·约翰逊）的一首诗，描述了一位印第安妻子向她的勇士般的丈夫的告别，她的丈夫正在为保护他们的土地免受“白人贪婪的手所染指”而战斗（Tekahionwer，1885）。

除了这些土著的声音，第一浪潮的女性主义者对美洲原住民所采取的最具同情心和政治进步的立场之一，可以在安娜·朱莉娅·库珀（Anna Julia Cooper）的《来自南方的声音（A Voice from the South）》（1892年）中找到。库珀在题为《女性VS印第安人》（[1892年] 1998年）的选文64中，直接回应了苏珊·B·安东尼和安娜·肖在1891年全国妇女委员会上提交的论文，后者强调了美洲原住民男性的“天然劣势”，以论证为什么这些男性不应当获得投票权。库珀怼道：

自由的事业不是种族或教派、政党或阶级的，而是人类的......如果印第安人被美国政府的支持者们所冤欺，妇女的使命则是恳求她的国家停止作恶并偿还欠给良知的债务...让她们停止恳求，不是因为印第安人的劣势，也不是因为黑人的堕落，而是因为立法者有义务为她们做些什么，就像他们希望印第安人在获取选举权后回报他们，为他们投票那样。（{1892}1998: 107-108)

值得注意的是，库珀还在她1925年发表的博士论文《法国大革命时期对于奴隶制的态度》[8]中批评了海外帝国主义。这项研究侧重于法国人以何种手段在其殖民地维持奴隶制，同时还在国内宣告着自由、平等和博爱的矛盾。库珀由此得出结论，殖民地的悲惨命运并不是他们所谓落后的结果，而是殖民大国用于施加政治影响、侵占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的方式。

美国海外扩张与妇女问题

美西战争被认为是美国历史的转折点，当时美国将其不断增长的工业实力转化为全球范围内的军事和政治实力。从19世纪的最后十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美国占领了夏威夷、菲律宾、波多黎各、关岛和萨摩亚。它与古巴、巴拿马和多米尼加共和国建立了保护国关系，并对墨西哥、海地和尼加拉瓜实施了武装干预（Fain，2005）。

19世纪90年代，两个主要的选举组织联合成立了全美妇女选举权协会（NAWSA），试图为争取美国妇女选举权提供一个更强大的统一战线。然而，NAWSA并没有站在反帝主义者一边。相反，它在这个问题上出现了分歧。许多白人中产阶级的妇女参政论者声称无知和文盲之人没有自治的能力Giddings, 1984; Terborg-Penn, 1998）。她们还毫无顾虑地表露出其对有色人种暴力和野蛮的恐惧。苏珊·B·安东尼写道，“谈论给菲律宾的游击队自由是无稽之谈，因为正是他们发动了这场战争。如果我们这样做了，他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谋杀和洗劫岛上的每一个白人”（Anthony quoted in Hoganson, 2001: 13-14)。

即使在后来的几年里，当这些女性主义者中的许多人在夏威夷、波多黎各和菲律宾主张妇女选举权时，她们也只支持有文化之人的选举权（斯奈德，2008:109）。这样的限制意味着，例如，在1893年夏威夷的11万居民中，合格选民的数量将在2700人左右（98）。选文104是伊丽莎白·凯迪·斯坦顿的著作《论教育选举权》（[1897] 2013）中的一篇。选文105包括苏珊·B·安东尼（Susan B. Anthony）和伊丽莎白·凯迪·斯坦顿（Elizabeth Cady Stanton）撰写的《夏威夷妇女请愿书》（[18991 2013)，以及塞缪尔·冈珀斯（Samuel Gomper）代表美国劳工联合会对这一请愿书的回应（Gomper，[1899] 2013）。安东尼和斯坦顿敦促美国政府允许妇女在夏威夷享有选举权，而塞缪尔·冈珀斯批评这些女性主义者的殖民主义立场。尽管他的组织支持美国妇女选举权，但他表示，这些美国女权主义者和美国政府都无权决定夏威夷的法律。相反，如果这些妇女参政论者真的相信自治，那么应由夏威夷人决定如何制定自身的法律和政府。

在菲美战争期间，女性没有服兵役所以不应享有投票权的论调死灰复燃，这在女性选举权的支持者中引发了一些反帝情绪。1901年，卡丽·查普曼·卡特在作为NAWSA主席的讲话中强调了这一点，认为“军国主义是最古老的，也是最顽固的敌人”（quoted in Hoganson, 1998:195）。随着基于兵役的男性特权主张愈演愈烈，卡特在访问马尼拉参加菲律宾与美国活跃人士的选举权会议时正式声援菲律宾独立（Hoganson，2001:26）。

抗议美国帝国主义政策的主要组织是1898年在美西战争期间成立的反帝国主义联盟（Beisner，1968）。虽然反帝国主义联盟不支持扩张选举权，但也有一些妇女参政论者是该联盟的成员。活跃在芝加哥反帝国主义联盟的简·亚当斯（Jane Addams）坚决反对美国进行的野蛮武装干预（Winant，2007）。夏洛特·帕金斯·吉尔曼（Charlotte Perkins Gilman）也是其成员，尽管她没有就帝国主义问题写多少文章。来自蒙大拿州的著名女性主义者和和平主义者珍妮特·兰金（Jeannette Rankin）活跃在联盟中，也是1916年第一位当选美国众议院议员的女性。她是仅有的50名投票反对美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众议员之一。

安娜祺女性主义者艾玛·戈德曼（Emma Goldman）是谴责美帝国主义的第一波女性主义者中最直言不讳的人之一。在选文106《爱国主义：对自由的威胁》（1911年）中，她特别抨击了美国在墨西哥-美国战争、古巴战争和西班牙-美国战争中的政策：

实际上，自负、傲慢和自我中心主义是爱国主义的本质 . . . 爱国主义设想我们的地球就那么几个地方……有幸出生在个别被选中的地方的人，自以为比居住在其他任何地方的生物更好、更高贵、更气派、更聪明。因此，为了将其优势强加给其他所有人，生活在那个特定地方的每个人都有责任战斗、杀戮和死亡。（高盛，（[1911] 1917:134-135）[10]

尽管戈德曼因她的激进主义多次入狱，但刑期最长的是她在一战期间因反对非自愿征兵的激进行动入狱那次。

在整个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甚至在1921年美国反帝联盟解散后，一些美国的女性主义者仍旧一直在与帝国主义作斗争。1915年，卡丽·查普曼·卡特（Carrie Chapman Catt）和简·亚当斯（Jane Addams）成立了第一个妇女和平党（WPP），该党呼吁着全球妇女都应当拥有选举权，并呼吁美国妇女参加一个国际会议，寻求结束战争的方法。同年，WPP派代表参加了国际妇女和平与自由大会，来自中立国家和交战国家的1000多名参与者共同通过了可以在本书的选文108中找到的决议（Addams等人，1915年）。实际上，即使仅仅是参加了这次会议也是一种英雄主义行为，因为与会者将在国内面临严厉的谴责、因为其削弱了其所在国家为战争付出的“努力”。（Sklar et al.，1998:43和205）。亚当斯写道，

在我看来，本次会议的伟大成就是把这些人聚集在一起。来自欧洲各地的女议员们的伟大成就是：当她们的男性同胞在敌对的战壕里互相射击时……在不失去爱国主义的情况下唤起了国际主义的情感，是英雄主义的最高努力。(adams引用Sklar et al.， 1998: 204)

后来，WPP成为了国际妇女和平与自由联盟的美国分部，而该联盟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国际妇女和平组织 (Alonso, 1993; Schott, 1997; Rupp, 1997)。

罗莎·卢森堡论帝国主义与妇女问题

与她关于社会阶级与帝国主义的论著相比，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罗莎·卢森堡关于妇女的论述是稀少的。并不奇怪，她对妇女选举权的观点揭示了她对阶级问题的密切关注。例如，在1912年的《妇女选举权和阶级斗争》中，卢森堡认为，拒绝赋予妇女选举权的政府主要担心的是工人阶级妇女（将在选举中）赢得选举、并投票反对有利于大企业的法律。在这一解读中，她对布尔乔亚女性的蔑视也很明显，她认为其是依靠其它劳动为生的寄生虫。

在她关于帝国主义的主要论著《资本积累论》（{1913,1951)中，她关注了迫使资本主义企业向境外扩张的经济因素。对卢森堡来说，帝国主义对自然经济的破坏例证了原始积累的过程或者说使用野蛮武力和暴力去征服前现代人民、去篡夺和私有化其土地以及将前现代的自给自足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的状况。正因为如此，她认为军国主义是现代帝国主义逻辑的一个组成部分。选文107《作为资本积累领域的军国主义》（1913年）是《资本积累论》的最后一章，讨论了军国主义是如何榨干可以用于更人道目的的税收的，以及帝国政府对新的、技术更先进的武器的不断需求是如何填满资本主义军备工业的金库的。因此，卢森堡的帝国主义理论认识到了永久性武器经济和军工复合体的崛起——几十年后，其他新马克思主义者会更加笨拙地发展这些见解(Magdoff, 1969).。

在她那个时代，很少有马克思主义者能够比得上卢森堡对西方帝国主义破坏前现代社会关系的深切关注（哈迪斯和安德森，2004:17）。与一般视角相反，她并没有反复强调这些组织的落后，而是专注于它们非凡的坚韧、弹性和适应性。她特别强调了欧洲帝国主义是如何摧毁世界上剩余的土著社会组织的——这些组织“提供了最具生产力的劳动过程，并为其连续性和发展提供了最好的保证”（卢森堡引用于哈迪斯和安德森，2004:16）。卢森堡在她的《政治经济学导论》（[1908] 2004）中写道，

欧洲文明的入侵对原始社会关系来说是一场灾难. . . .从当地人的脚下掠夺土地…随之而来的是比所有的压迫和剥削、完全的无政府状态更糟糕的一种特别的欧洲现象——一种生存的不确定性。(卢森堡，[1908]2004:110)

卢森堡对法帝在阿尔及利亚、英帝在印度和中国、美帝在太平洋和拉美以及欧洲在南部非洲的各种殖民活动的影响的批判中，凸显出了对自给自足经济之毁灭的主题。她对帝国主义如何摧毁前现代社会的关注，将激励许多当代全球女性主义理论家，我们将在下一章中看到这点。

第一波浪潮和第二波浪潮之间的反战著作

我们以写于第一次浪潮和第二次浪潮之间最著名的女性主义反战著作之一来结束这一章。选文111，节选了弗吉尼亚·伍尔夫著名的反战论文《三个基尼金币》（1938年）。这篇文章的诞生是她对一个身处上层阶级的男人要求她加入他的努力以防止战争的邀约的回应。尽管伍尔夫是和平主义者，但她用这种形式对父权特权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并解释了为什么（或应该）女性的立场与男性在军国主义和战争问题上的立场完全不同。读者可以在这里找到她著名的声明: “. . . 事实上，作为一个女人，我没有国家。作为一个女人，我不想要国家。作为一个女人，我的国家是整个世界。"（2008:313）。

结论

这一章的选文说明了回顾重寻我们的历史性过往对于增进我们对美国妇女运动理论和实践的理解的重要性。然而，与女性主义关于其他主题的学术工作相比，对妇女运动第一次浪潮如何应对美国海外的帝国主义的关注较少[12]。在任何女性主义文献中都很少看到提及这一主题的内容。因此，我们希望这一章能刺激更多早期现代性中女性主义、帝国主义和军国主义之间关系的研究。

注释

1.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初关于现代帝国主义的其他主要著作包括：约翰·霍布森的《帝国主义：研究》（[1902] 1971）、鲁道夫·希尔夫丁的《金融资本》（[1910] 2007），列宁的《帝国主义：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1917]1996年），以及约瑟夫·熊彼特的《帝国主义和社会阶级》（{19191 1955)。

2.本引言部分摘自苏珊. A.曼《女性主义与帝国主义，1890-1920：我们的反帝姐妹——美国女性主义社会学的行动缺失》，《社会学探究》，2008, 59 (4): 461-489)。作者感谢约翰·威利和Sons的转载许可。

3-参见peace.ca/mothersdayproc（检索2014年3月3日）。

4.关于“母系（matrilineal）”一词是否更准确地描述这些部落有着争论。“母系（matrilineal）”指的是通过母亲追溯血统。而母权制（matriarchal）指的是女性对男性与孩子的支配统治。一些人类学家声称，从来没有过母权制社会这种存在。

5.本章中的美洲原住民著作得以保存，因为齐特卡拉-萨学会了英语。在印第安学校，Tekahionwer是混合血统，有莫霍克人父亲和一个英国母亲，瓦希尼把她的故事告诉了一个感兴趣的人类学家。

6.见californiaindianeducation.org（2013年10月8日检索）。

7.见poemhunter.eom/i/ebooks

tekahionwake_2012_5.pdf（2014年10月28日检索）为Tekahionwer的诗。

8.安娜·朱莉娅·库珀1925年的论文后来于1988年出版，名为《奴隶制和法国革命者：1788-1805年》

9.反帝国主义联盟成员的政治跨越了政治光谱，联盟包括致力于自治的左翼分子，如W. E. B. Dubois，致力于海外殖民地的自治；而种族主义者如瓦琳娜·豪威尔·戴维斯（杰弗逊·戴维斯的妻子）严重反对菲律宾成为美国领土，是因为其四分之三的人口是黑人（Davis引用Foner和Winchester，1984:235）。不过，联盟的大多数成员是反对美国帝国主义的反民主性质以及感到这样一种讽刺，一个前殖民地（美国曾是英国的殖民地）成为殖民大手子。

10.见ucblibrary3.berkeley.edu（检索自2014年10月28日）。

11.尽管这些第一次浪潮的组织被称为“国际”组织，但它们只包括欧洲和北美第一世界国家的代表（Ferree和Tripp，2006年）。

12.艾莉森·斯奈德的《帝国时代的妇女参政论者：美国扩张和妇女问题》（2008年）和克里斯汀·霍根森的《为美国男子气概而战：性别政治如何激起西班牙-美国和菲律宾-美国战争》，1870-1929 (1998)提供了一些迄今为止关于第一波女性主义者对帝国主义的反应的最佳女性主义学术研究。

本章翻译：煮鱼，another，柴来人，エミヤたにゆき本章校对：春埼美空仅供学习目的，译文基于CC BY-NC-SA 4.0发布欢迎规范转载欢迎有志者私信加入或投稿（翻译或原创）：lab_on_roof@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