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人生边上读后感(写在人生边上读后感800字)

阅读史的研究路数一直有重群体和重个体两个方向。前者作为书籍史的一部分，近年多因历史研究者和社会学家的重视，强调文化史、社会史的角度和文学社会学的方法【1】，通过论证所谓现实读者的阅读行为在书籍流通、知识生产与消费等因素的影响，以揭示其“集体特征”【2】。而后者探索的是个人的阅读史，发掘阅读经验累积造成富于个性化的创造力和反思活动，这是难以被前者的“集体特征”所概括或遮蔽的部分。不可忽视的是，有些读者本身就是潜在的作者，是真正能与原来书籍作者构成可能对话的少数分子。从罗伯特·达恩顿（Robert Darnton）所描绘的书籍传播循环圈来看，这是构成其“闭环”的重要因素【3】。通常来讲，涉足于个人阅读史领域，大多苦于资料太少、证据不足，不易展开充分的研究【4】，甚至于最后只好作为个案沦为佐证群体阅读史的“边角料”。不过，从《钱锺书手稿集》71册影印本以及个人藏书批注等方面看，恰好情况相反，这足以支持我们采取与其他研究相异的视角，聚焦作为读者个体和作为批评家的钱锺书，观察他如何借助于阅读经验而完成自己的著作。

一、“在边上”的阅读史渊源

1941年12月，上海开明书店出版了钱锺书的《写在人生边上》一书，列为该社的“开明文学新刊”之一种。这本小册子正文共65页，收入散文10篇。从内容看，各篇的创意都有些独到新鲜感：《魔鬼夜访钱锺书先生》描述西方文学里魔鬼形象的风雅传统与现代困境，以烘托人类灵魂的沦落；《窗》论说想要交流沟通却又有所保留、试图躲避却又诱人探访的人类发明背后之心理；《论快乐》因乐感的盲目造成时间飞逝的效果，从而提出灵魂对于痛苦的承受才是更高级的境界；《说笑》认为笑属于文学可以引起的生理反应，被提倡的“幽默”充满了矫揉造作；《吃饭》提出的观点就是文章的第一句话，“名义上最主要的东西，其实往往是附属品”——这也几乎可以视作此书的题解；《读〈伊索寓言〉》做的是《伊索寓言》的翻案文章，认为这里面的道理被设置得过于简单幼稚了，反而更不宜教给儿童；《谈教训》的锋芒指向了提倡和发出教训的人，认为说教者自身往往无德，但这反倒是自然常态，“所以不配教训人的人最宜教训人”；《一个偏见》依凭了开篇那句“偏见可以说是思想的放假”，为存在主观之讹误的“偏见”所具有的人性光芒进行辩护，结尾呼应书题（“又在人生边上注了一笔”）；最后两篇标题《释文盲》和《论文人》，像是一对儿，前者的“文盲”针对的是不能欣赏文学价值的学者和批评家，后者的“文人”则是指痛恨自己文人身份的那些文学家。

综合来看，各篇的构思都有反常规思路的方式，类如“翻案”“破题”，即拆解原本公认的核心观念（“名义上最主要的东西”），反而从周边拈出有价值的东西来。《一个偏见》还有一处也对书题进行了呼应：

只有人生边上的随笔、热恋时的情书等等，那才是老老实实、痛痛快快的一偏之见。【5】

为何偏见反倒能包含着老实痛快的观点？或许就因为这如同“热恋时的情书”，放弃一己为中心的执念，自觉居于“人生边上”，才更有透彻反观自身的勇气吧。正如钱锺书在序文里说的那样，“人生据说是一部大书”，有些作家未能览尽人生，却已落笔千言，“议论早已发了一大堆”。但是还有一种对于人生的评论方式：

他们觉得看书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写批评或介绍。他们有一种业余消遣者的随便和从容，他们不慌不忙地浏览。每到有什么意见，他们随手在书边的空白上注几个字，写一个问号或感叹号，像中国旧书上的眉批，外国书里的Marginalia。【6】

假如熟悉钱锺书的治学习惯，便会发现这里说的就是他自己：他本人就是长年手不释卷，喜欢在书上涂画标记，也喜欢抄录笔记并在页边随手加些批注。古代西方学术（scholarship）里，即有“页边注”（scholia）之说【7】，往往使得注释紧跟着正文走，但也妨碍了阅读正文的顺畅感。至于“眉批”或是“Marginalia”，不再那么拘谨于“注不破经”或类似的严苛律例，更多带有了即兴批评的性质，即所谓“业余消遣者的随便和从容”。然而，钱锺书这里行文中的“随便和从容”，背后却可探寻出一种精心设计的思路，即从看似不重要也无异议的寻常认知里生发出对于人生价值观的疑问和反对。相比之下，钱锺书未收入《写在人生边上》中的大量佚文中还有《论俗气》（1933）、《谈交友》（1937）两篇【8】，读来文笔与《写在人生边上》各篇风格近似，发表时间也在可以考虑的范围内，却遗落于《写在人生边上》之外，可能就缘于这两篇未能鲜明地提出疑问和反对的意见。

这种从周边来颠覆中心的批评手法，与钱锺书的阅读经验很有关系。在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近年收购的一部钱锺书早年外文藏书中，我们找到一句批注【9】。此书系英国政治家、诗人、随笔名家奥古斯丁·比勒尔（Augustine Birrell，1850—1923）所著《定论集》（Res Judicatae，Papers and Essays），1892年由伦敦艾略特·斯托克公司出版，是一本不算厚的文学评论小册子，钱锺书于1936年5月购于牛津。其中第一篇是关于小说家萨缪尔·理查森（Samuel Richardson）的演讲录。第6页旁有钱锺书批云：

All thus as criticism is，as SteBeuve was fond of saying，à cté.

试译：所有这些之为批评，都是类如圣伯夫所喜言“在边上”的。

圣伯夫（Charles Augustin SainteBeuve，1804—1869，又译圣勃夫）为钱锺书最为推重的法国文学批评大师，《钱锺书手稿集》中法语书笔记篇幅几乎以圣伯夫各种著作的总和与普鲁斯特《追寻逝去的时光》为最多的两家【10】。《释文盲》中就引过一段《月曜论文新编》（Nouveaux Lundis）里的内容【11】。所谓“在边上的批评”（critique à cté），或许就是“偏离中心”（离题）的意思【12】，但显然更重要的在于并不单纯从作品文本出发，而要从包罗万象的“文学的周边”着手。这正是圣伯夫一贯尊奉的批评方法【13】，钱锺书自然深有会心之处。

二、阅读的庞杂与取舍的标准

有些阅读经验太琐屑，难以在《钱锺书手稿集》中寻见确实的证据。比如《吃饭》中提到的《老饕年鉴》（Almanach des Gourmands）【14】，作者是拿破仑时代法国美食家格里莫·德拉莱涅尔（Grimod de La Reynière，1758—1837）。这套“八小本名贵稀罕的奇书”，问世于1803—1812年间，几乎一年出版一册，介绍当时巴黎的各色美食，算得上是最早的美食批评（la critique gastronomique）。钱锺书虽称这套书为“趣味洋溢”，但我们在他的读书笔记中却寻不到任何线索，也没有在其他任何地方发现他再次征引该书的内容。

《释文盲》一篇中，钱锺书引了一段“时髦贵妇”对19世纪英国大画家詹姆斯·威斯勒（James Abbott McNeill Whistler，1834—1903）的对话：

——“我不知道什么是好东西，我只知道我喜欢什么东西。”

——“亲爱的太太，在这一点上太太所见和野兽相同。”【15】

同样，目前尚未考见《钱锺书手稿集》里有相关的抄读证据。但是上述对话前一句（I don’t know anything about art，but I know what I like）是一种当时常见的说法，在此不必赘言【16】。至于后一句，雷勤风（Christopher G.Rea）主持的英译本此处系由中文回译（My dear madam，your view on this matter is the same as that of a wild beast），未考证或采用原文【17】，实则这是20世纪30年代英美刊物上被反复登载过的一则名人轶事。威斯勒答复的原话本极简略，字面仅作“太太，母牛也是如此”（Madame，so does a cow）而已【18】。随即钱锺书的议论，显然超越了这个艺术家嘉言轶事本身的意义：

真的，文明人类跟野蛮兽类的区别，就在人类有一个超自我（Transsubjective）的观点。因此，他能够把是非真伪跟一己的利害分开，把善恶好丑跟一己的爱憎分开。他并不和日常生命黏合得难分难解，而尽量企图跳出自己的凡躯俗骨来批判自己。

如雷勤风对此的解读那样，钱锺书“固执要保持宏观的批评视野，特别是他对那个时代的思想和政治趋势的冷淡态度，证明他是一个独立的思想家”【19】。甘于自居“边上”，和清醒也不失谦虚姿态地声称自己发表的不过是“偏见”，这都保证了他思想上的独立。

钱锺书这些读书笔记，为他看似炫学的旁征博引提供了很多资料。我们可从中找到不少关联：《魔鬼夜访钱锺书先生》中，脚注说“魔鬼跛足，看勒萨日（Lesage）《魔鬼领导观光记》（Le Diable Boiteux）可知”，又故意让魔鬼提到“巴贝独瑞维衣（Barbey d’Aurevilly）”的《魔女记》（Les Diaboliques）里的细节，引起受访者惊呼“你刚才提起《魔女记》已使我惊佩了”，都可由读书笔记证明作者对于这些作品的熟稔【20】。《说笑》根据“荷兰夫人（Lady Holland）的《追忆录》”，提到其父之语，“电光是天的诙谐（wit）”，这句话被钱锺书用打字机记录在他读此书的最后两行【21】。《一个偏见》引博马舍《费加罗的婚姻》（钱锺书译其题为《趣姻缘》）里的插科打诨语：“人是不渴而饮，四季有性欲的动物”（Boire sans soif et faire l’amour en tout temps，il n’y a que a qui nous distingue des autres bêtes），我们可以找到用牛津大学埃克赛特学院信笺纸做的打字机笔记，摘录不多的文字里就有这两句话【22】。《论文人》中称引法国19世纪作家戈蒂埃（Théophile Gautier，1811—1872）的法国诗家评论集《奇人志》（Les Grotesques）一书，也有读书笔记可寻。其中被钱锺书详细讲述的“畏诗症”一节，就出现在这则笔记中，其中“poésophobie”一词下被特别画了横线【23】。

由于博闻强识超乎众人，钱锺书往往给人的印象是读书“贪多”，然而从其个人阅读史的整体来看，他对中西古今典籍的博览也是严格取舍的，其中几乎没有负面评价的西方作家，可能非但丁莫属。在20世纪40年代之初，钱锺书的意大利书籍阅读还没有那么娴熟，对于但丁的《神曲》只是浅尝辄止。不过这些阅读经验里也有贯穿于日后的思路萌发出来。比如《一个偏见》里：

但丁说，在地狱里，连太阳都是静悄悄的（Dove il sol tace）。【24】

这见于《神曲·地狱篇》第一章第60行，字面意思即“太阳所沉寂之处”。实则此时诗中人物尚未步入地狱，仍处于“幽暗的森林”中【25】。钱锺书之所以会记忆失误，可能是他早年读书笔记过于简略、随手摘录片语所致，在他留学时期的手稿里，首次读但丁原文的《神曲·地狱篇》，但以内容提纲为主，摘录部分原文并附少量英译文。其中这句“Dove il sol tace”，是在该册笔记后面留白处添补上去的【26】。相比之下，《魔鬼夜访钱锺书先生》里，魔鬼曾自称“但丁赞我善于思辩”，作者脚注说：“《地狱篇》第二十七出魔鬼自言为论理学家”【27】；在《一个偏见》又提此语：“敝魔生平最好讲理”【28】。这倒不见得是读原文才获得的信息，很有可能出自更早读英译本的收获。而前面所引的但丁诗句，修辞涉及钱锺书颇为关注的“通感”（synaesthesia）：谓森林之幽暗（视觉），仿佛太阳静谧无声（听觉）。由此可见他很早就开始留意这个问题了。在《容安馆札记》第五百三十七则中，钱锺书还将当代英语小说家类似的比拟渊源追溯至此【29】；在第六百八十九则中，这句话又被用以对照杜甫《无家别》“日瘦气惨凄”句以降形容天寒（触觉）遂以日为瘦（视觉）的诗艺传统【30】。

也有的内容虽不见于《钱锺书手稿集·外文笔记》，却可以从其他相关资料考索出具体的阅读史背景。比如钱锺书在此文集里曾两处引述一位德国诗人“白洛柯斯”，一处见于《论快乐》：

顽健粗壮的十八世纪德国诗人白洛柯斯（B.H.Brockes）第一次害病，觉得是一个“可惊异的大发现（eine bewunderungswürdige Erfindung）”。对于这种人，人生还有什么威胁？【31】

另一处见于《吃饭》：

德国古诗人白洛柯斯（B.H.Brockes）做赞美诗，把上帝比作“一个伟大的厨师父（der gros Speimeister）”，做饭给全人类吃，还不免带些宗教的稚气。弄饭给我们吃的人，决不是我们真正的主人翁。这样的上帝，不做也罢。只有为他弄了饭来给他吃的人，才支配着我们的行动。【32】

此“白洛柯斯”即巴尔托德·海因里希·布罗克斯（Barthold Heinrich Brockes，1680—1747），曾经翻译过钱锺书非常重视的意大利17世纪巴洛克“诗宗”马里诺作品，等于是在日耳曼国家首先开设了追求浮夸华丽辞藻的马里诺派分店，但他本人并不怎么见于钱锺书后期阅读史中所喜称引的那几种德国早期诗家选集之中。在钱锺书读书笔记所夹杂的早年日记里，我们可以找到他在湖南蓝田国师教书时曾阅读德国学者维特科普（Philipp Witkop，1880—1942）所撰《德国抒情诗人》（Die Deutschen Lyriker）的经历【33】。查对可知，这两处所涉及的内容都见于此书所引的诗行之中【34】。维特科普在书中还将布罗克斯描述成为“一壮硕非凡之夫”（ein ungewhnlich groβer und krftiger Mensch），这正是所谓“顽健粗壮”一语的由来【35】。正由于他异乎常人的健壮体格，生时纵酒享乐，繁衍子孙众多，所以才会用这么乐观的态度看待病症，甚至把死亡都看成是一种福气。但这并不代表布罗克斯真有多么高的精神境界，他的思维是沿着生理感官而行的，因此他才会把原本带有超越性的神之本质理解为“伟大的厨师父”。这些理解和相关分析，都来自维特科普的书，钱锺书在此其实均照搬原话而已，并非自己“亲入铜山”并做出有心得的评议。

三、作为人生实践的阅读与批评

《写在人生边上》中还有两处引及一位诗人“罗登巴煦”——比利时象征派文学家乔治·罗登巴赫（Georges Rodenbach，1855—1898），此人即郁达夫笔下具有反抗精神的颓废派作家“洛屯罢哈”（《文学上的阶级斗争》），也是中国现代象征派诗人穆木天在东京大学读法国文学时所沉迷其中的“鲁丹巴哈”（《我的诗歌创作之回顾》）。钱锺书一向对于文学家身上标签式的“主义”“流派”并不在意，他谈起罗登巴赫的角度有自己独特的赞赏之处，《论快乐》里是这样说的：

罗登巴煦（Rodenbach）的诗集《禁锢的生活》（Les Vies enclos）里有专咏病味的一卷，说病是“灵魂的洗涤（épuration）”。身体结实、喜欢活动的人采用了这个观点，就对病痛也感到另有风味。【36】

所谓“专咏病味的一卷”，指的是《禁锢的生活》中“倚窗病人”（Les Malades aux fenêtres）题下的十九章诗歌。“洗涤”之说，即见于其中第一章【37】。而在《一个偏见》里，对于静与噪的文学心理分析被引向现实生活场景里的楼上楼下邻居间的切身感受时，钱锺书如此写道：

你存心真好，你不愿意楼上人像孙膑那样受刖足的痛苦，虽然他何尝顾到你的头脑，顾到你是罗登巴煦所谓“给喧闹损伤了的灵魂”？【38】

这个“给喧闹损伤了的灵魂”，当出自《禁锢的生活》以“水下灵魂”（L’me sousmarine）为题的第六首，其中提及“灵魂有时听到喧嚣”（L’ame entend par moments des bruits）从而感到惊骇（s’effraie）。【39】

《论快乐》里提到“罗登巴煦”之前还说起了“工愁善病的诺瓦利斯”（Novalis）所阐发的“病的哲学”。这当指厄恩斯特·卡穆尼泽尔（Ernst Kamnitzer）所编订的《碎金集》（Fragmente）的第987则，谓疾病使人们学会修养（Krankheiten，besonders langwierige，sind Lehrjahre der Lebenskunst und der Gemütsbildung），钱锺书读书笔记中曾摘抄过【40】。后来作于20世纪50年代初期的《容安馆札记》第二十五则，重读诺瓦利斯此书，又拈出“人与动植物之分别，在于疾病”（Krankheiten zeichnen den Menschen vor den Thieren und Pflanzen aus）云云，与上述此语对照，并分辨西方文学里的修辞源流，其中再次特别称赏罗登巴赫这些专咏疾病的篇章。【41】

这前后一贯的赞许，令我们不禁想起《容安馆札记》另外一节更为著名的片段：

丙午正月十六日，饭后与绛意行至中山公园，归即卧病，盖积瘁而风寒乘之也。嗽喘不已，稍一言动，通身汗如濯，心跃然欲出腔子。《明文授读》卷十五李邺嗣《肺答文》云：“风自外干，涎从内塞”，“未发云云，辄闻喀喀”，“积邪大涌，蕴逆上溢”，“胸椎欲穿，背笞不释”，不啻为我言之。如是者十二日，始胜步武，杖而行于室中。今又一来复矣，仍殗殢无生意，杜门谢事。方疾之剧，如林黛玉临终喘甚，“躺着不受用，扶起来靠着坐坐才好”（《红楼梦》九十七回）。【42】

此片段描写了1966年2月5日患病后的感受，虽然多用引文，却连缀巧妙，如为自身所道。受此番“洗涤”（épuration），钱锺书自身于精神上的重振似也有所注意，从前年轻时在随笔里说的漂亮话开始启发晚年的他重新理解自己的阅读与治学生涯，于是随后开始翻阅早就熟读的《楚辞》作为病中消遣，并继而考虑将数部“大经大典”作为下一部著作的枢纽文本。因此可以说，非有此病，不能引起他开始计划写作《管锥编》这部晚年学术巨著。

钱锺书后来重读诺瓦利斯时曾说：

二十年前阅 Saintsbury，History of Criticism，III，p.390 甚推此书，以为谈艺之杰构，足与 Joubert，Pensées并驾齐驱。居欧洲日，得而读之……【43】

我们于是得知那篇读书笔记大概就是留学时期完成的，其中的只言片语又被拈来支援了他在20世纪30年代末期的写作。不仅如此，《论快乐》的开篇一句，“在旧书铺里买回来维尼（Vigny）的《诗人日记》（Journal d’un poète），信手翻开，就看见有趣的一条”【44】，指法语“喜乐”（bonheur）一词由“‘好’和‘钟点’两字拼成，可见好事多磨”云云。恰好我们也能在他留学时期的读书笔记里找到这本书的内容，在相关段落，钱锺书作简略的批注：

Cf 快活 【45】

“快”字下画了横线表示强调，《论快乐》一文立意的渊源，显然就在于此。《写在人生边上》所主张的，在页边简单做些批注，不仅是一种譬喻，而且还是切切实实的实践依据。

钱锺书在文学批评与学术研究中一再强调，向壁虚构、戛然独造的优秀文学作品往往是不存在的，唯有借助对中外已有文学传统的学习，且摆脱“蹈袭依傍”的肤浅摹仿，才能走上富于价值和新意的创作之路【46】。正如他在谈论著作的一篇短文里说的，“先把图书馆的参考书放入自己写的书里”【47】。在此考察《写在人生边上》各篇如何遣派作者腹笥中的那些阅读经验，正是经由长期阅读、摘录和漫笔似的眉批与页边注而来，足见其创作的艰辛不易和精妙独到。

文/张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