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大学生活(我的大学生活作文800字)

1977年恢复高考，我有幸考上了一所大专班，1978年4月20号入学，大学生活开始了，我上的是保定师专（原名：河北师范大学保定师资专科班），也就是现在“”保定学院“的前身 。当时家中比较困难，学校不要学费，而且每月还有17元生活补贴，所以我从家走的时候只带着借来的5元零花钱。

好歹也是上大学，而且是改变自己命运的大学，心里有无限的憧憬。中文专业共两个班，80人，每班40人。当时我班同学中只有两位男生和一位女生是大龄未婚，其余的同学都是拖儿带女，有家庭的人。抛家弃子来上这改变命运的大学，一个个都是非常拼命，这些人大都在县里当民办老师或代课老师，有些同学还是教我们的老师的同事。因为我们有一定的教学经验，心中便有了针对性的学习需求，学习起来很是认真。我们的老师大部分是从县中抽调上来的文革前毕业的大学生，教大学是他们的第一次。不敢说这些老师有多高深的知识底码，令人可敬的是他们刻苦的敬业精神。他们上课从来不称我们“同学们”，而是称呼“老师们！”，与我们像朋友一样相处。

记得第一次见刘炳麟老师，是在图书馆里，报到的第二天，我奉命在图书馆帮忙，因为学生没有到齐，先到的同学就给安排了临时性服务工作。我很喜欢在图书馆的这个差事，没事时想看什么书就看什么书，近水楼台先得月么。

那天我正看书，他进来了，问我借书的手续，和新生报到的地方。我以为是来报到的同学，连忙热情招待，告诉他新生报到的地方在学生处，并问他是哪个班的。他含笑告诉我，他是教文学概论（文艺理论）的老师，今天刚来，想借一本有关文学理论的书。我很不好意思，也很尴尬，还是刘老师大度，问我是哪个班的，喜欢看什么书。简短的交流，让我认识了我来学校的第一位老师。

我们的班主任蒋树屏老师是我认识的第二位老师，我们报到后第一次在班里集合，他来了，中等个子，很精干的一个人，蒋老师开班会没有长篇大论的说教，像老朋友一样说：大家都不容易，有什么事和我打个招呼，以后我们就是一家人了。蒋老师教我们政治，《辩证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他的课很棒，讲解深入浅出，从来不看教案，大家都挺佩服他。作为班主任也很有意思，记得那年麦收学校不放假，但要组织学生为郊区割麦子，时间是三天。这是个很好的回家的机会，可是学校不许班主任准假，我去请假时蒋老师告诉我：“我不能准假，但你要回家，你该回去就回去吧，我就当不知道你回去了。”多体谅学生的班主任啊！

随着正式开课，老师们一个一个亮相。教现代汉语的是刘文义老师，个子不高，平易近人,不仅知识严谨还写一手好字。刘广智老师教古代汉语，是一位和蔼谦逊知识广博的老师。柴昌文老师教古典文学，柴老师身体不好，但学识渊博，很受大家敬重。唐荣光老师教古典文学，一篇《雨霖玲》，用四川话讲了一周，讲得我们云山雾罩。另一位董旭升老师，讲《红楼梦》大加发挥，典型的褒钗贬黛派，很有意思。还有位王立群老师讲《外国文学》，一次讲《巴黎圣母院.》串到了莫泊桑，幸亏我和张力提醒，才书归正传。不过后来听说这位老师的外国文学讲得特别棒，深受后来学弟学妹欢迎。教现代文学的是赵清华老师和唯一的一位女教师宋同池老师，我们都不太喜欢现代文学，也不知道学它有什么用。孙颖川老师是一位年龄比较大的老师，教我们写作。

我们上的是大课，两个班同时在一个教室里上。刚开学我们没有教材，都是老师讲我们记笔记。两节课连上，手因为记笔记都有点酸麻了。我们班的班长叫王占民，党支部书记孟宪志，学习委员郭发奋，发奋是最负责任的一个，给大家刻印了不少学习资料，《文言虚词解释》整整一本书，都出自他勤劳的双手。后来，大家通过各种渠道买到了教材，听课才变得轻松了。不过当时没有《文学概论》的书，刘老师的课我们一直是记笔记

大学生活有几个令我难忘的生活片段，至今记忆犹新。

刚到学校的第一周，我就被班里的女生整理了一下。我初进学校还是老家的头型，短发，扎一个左边的小辫，一副山妞的模样。第一个周日，同学们不顾我的反对，对我的头大加修理，剪成了不用扎小辫的齐耳短发，从此就改变了山妞的外表形象，略微带了城市味道。

中文系只有8名女生，都在我们一班，二班是清一色的老爷们。我们八位同学亲如姐妹，其中和我关系最好的是张力同学。她是北京知青，在内蒙插队，度过了一段非常艰苦甚至是几度生死的生活。她曾经含泪写过他们在内蒙插队放牧时，遭遇大风雪，同学被活活冻死的事情，我们读了都潸然泪下。

定兴的邵琪环，长得很漂亮，曾有一位物理系的已婚男生异想天开的想追求她，在我们大家的保护下，她成功的摆脱了哪位男生的纠缠。望都的王银先，长得很好看，文静而好学，说话都细声细气，很温柔的一个。博野的刘改花，看起来很有魄力。北京还有位女生李春，个子很高，上学不久就怀孕了，身体不好，所以没结业就回北京了。安国的赵彦巧，个子不高，踏实忠厚的一位女生，可惜毕业后参加工作时间不长，就因乳腺癌去世了。徐水的袁秀莲，一位大龄未婚女生，那时我们很为她的婚事操心，可又不敢和她公开探讨，听说她毕业后组织了幸福的家庭。

我因为喜欢文学，开学后时间不长，就和几位爱好文学的同学成立了一个“文学社团”，我们还请了白洋淀的一位渔民诗人李永鸿前来讲课;邀请教文艺理论的刘老师做理论指导。当时印刷设备很简陋，我们出的刊物只能自己刻写和油印，后来也就不了了之了。只记得当时比较活跃的一位二班的同学刘立哲，他很擅长写诗，文笔不错，一直到现在还在写，是中国诗歌论坛的一位坛主，出版了自己的诗集。张力同学和我共同组织文学社，可是毕业后我们就失去了联系，互相不知消息了。

学校新楼盖好后，我们的宿舍从原来的平房搬到了楼上，楼房是大房间，有八张床，床是上下铺，16个床位。大概学校为了节约房间，决定让化学系的4位女生和我们共住一个房间。我们先入住，当时不知化学系的也要住进来，大家都选择了下铺，等化学系的同学进来只剩了上铺，为此化学系的女生和我班的女生产生了矛盾。大家为床铺的事吵得不可开交，化学系的女生一生气就不住了。我觉得为这事吵闹实在不值，就充当了和事佬的角色，先腾出了自己的下铺住到了张力的上铺上，又好说歹说的请另一位女生也腾出了下铺，给她们腾出来两张独立的床。我又到化学系同学的宿舍里把她们请回来，大家才相安无事了。这件事发生后，我当了班里的副生活委员，大概是班主任看到了我这和事佬的才能了吧。

1979年的春天，大约是4月份吧，有一天晚上睡得正香，忽然听楼里传出轰隆轰隆的声响，有人大喊：“地震了，地震了！”我们宿舍的女生顾不得穿好衣服，爬起来就往楼下跑。我爬起来，抓紧穿好衣服，也随即跑下楼来。我们楼下住的是老师，而且是男老师，这个楼是女生宿舍楼，一大群只穿着裤衩背心的女生云集在楼下，男老师都不好意思出门了。我是唯一衣服穿戴整齐的一个，我去了刘老师屋里，刘老师焦急地对我说：“哪有地震，灯都没晃动，快让大家回去穿衣服去。

”我跑出去招呼大家，说不是地震，快去穿衣服去吧，女生们才陆陆续续回宿舍穿衣服，一个个还心有余悸。原来我们楼的东北角有一座木楼，住着男生，大概有一个同学回去晚了，咚咚的脚步声，惊醒了一位同学的美梦，他感觉到了楼板的颤动，惊呼地震了，惊动了整个楼，而他们的行为又惊动了毗邻的女生楼，造成了一场大混乱，听说木楼还有两位同学从二楼跳下来伤了脚。1976年的唐山大地震在人们的心里还有阴影，所以谈震色变，都成惊弓之鸟了。事后大家都觉得好笑，不过都称赞我不怕死，我笑着说：“我是怕死得难看，所以才不顾生死，先穿好衣服。”从容穿好衣服才下楼的还有张力，看来她也遇事镇定。这件事可能是大学生活里记忆最深刻的一件事了。

刚来学校，带着浓浓的阜平音调，说话好多同学都听不懂，只好放慢说话的速度。尤其“郭发奋”的“fèn”叫成“fèng”，惹得同学窃笑不止，我很为难，就偷偷地模仿北京同学的发音，平时张力也经常纠正我的音调，到毕业的时候勉强能和大家沟通了。现在我们老同学见面，大家还拿我开玩笑，郭发奋同学就经常说，现在听你叫我的名字亲切多了。

大学生活是挺惬意，不再为繁琐的家务奔忙，远离丈夫和孩子，也无法为他们操心，抱着既来之则安之的信条，沉下心来钻学问。那时也有期中期末考试，大家的各科成绩都很优秀，可见来此学习的同学都很用功。上课时我和张力喜欢坐在最前面的座位上，下课后我们两也常常在一起复习功课，或一起找老师探讨问题。期间我曾带女儿来过学校，看到我已上三年级的女儿，大家都很惊奇，和我开玩笑说：是你妹妹吧？其实他们不知道，我上大学的那一年，我的儿子也上一年级了。女儿很乖，我上课时她就在宿舍里玩，而且很快和我的老师混熟了。一天下课回宿舍，发现女儿不见了，大吃一惊，正要去找，刘文义老师带她回来了，还给她买了一本带图画的书，我真是很感动。儿子来那次就不行了，他自己不好好在宿舍呆着，弄得我很狼狈，只好通知丈夫赶紧接回去。

离保定近的同学可以每周回家，我却不行，一是距离不允许，二是经济不允许，我大都是两个月回次家。每次回家都是用省吃俭用的饭费给孩子们买点点心之类的东西，回家住两个晚上，又匆匆离家返校。为了节约路费，常常是找蹭车。1978年的冬季，我和几位老乡同学搭乘一辆大货车返校，我们坐在车顶上，寒风刺骨，正好我带一张被子到学校，我们只好共同用这张被子盖在身上，才没被冻坏。可是被子拿到学校却弄得多处脏兮兮的，只好重新拆洗一遍。上学的那两年，不知我的孩子们是怎么过来的，没有妈妈的疼爱，孩子们小小的心灵里，是不是留下了创伤，我不得而知……

上大学的两年，家中也很不容易，丈夫带着一双儿女非常辛苦；婆婆和小姑帮他们父子做饭洗衣，全家人用二十多天早晚时间到河滩里筛石子，卖了20元钱，给我买了一件棉大衣，那里面是全家人的关心和爱护。我能顺利完成学业，离不开全家人的付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