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见别人换发型(梦见别人换发型很漂亮)

摄影师张楠拍摄抑郁症患者的部分作品。受访者供图

作者 | 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张艺

编辑 |陈卓

有人对着蛋糕流泪；有人在芭蕾舞教室独自起舞。有人和车祸后的母亲相对凝视；也有人没有什么表情，说，“嘴角老弯，心会很累”。

这些瞬间被记录了下来，收录在摄影师张楠专为抑郁症患者拍摄的一系列照片里。

照片记录了抑郁症患者表现出的各种各样情绪。张楠把作品起名为《皱起的雾》——他说，起这个名字，是因为情绪如雾气一般，能感受到它，却又抓不到。

拍摄的想法起源于2017年夏天。“想了好久，一直想做的一件事，就是去拍一些抑郁症的朋友，虽然知道你们不愿意面对镜头，类似的情况我常常也会感同身受。希望以你的故事，我们一起创作照片。” 那时起，他把这段话在个人微博永久置顶。

张楠也曾得过抑郁症，对他而言，拍摄是一场“自救”。他通常带着一个白色的小相机，或者只是一部手机，感到对方紧张时，他会拿出一只小音箱，舒缓的轻音乐流淌出来。他和拍摄对象交流时，只剩下音符、故事和情绪。

照片记录着这些真实存在着的感受：自卑、被误解、被施加的期待……

到今年11月，他已经列了500多名拍摄对象，拍摄的有100人左右。照片中的人物是患上抑郁症的年轻人，他们释放自己的情绪，渴望让更多人看到这种情绪的存在。

失 控

给抑郁症患者拍照片，并不是只有按下快门那么简单。见面前，张楠和拍摄对象会在微信上交流，对方介绍自己的经历后，他们一起商量，用怎样的道具或动作具象地呈现那些缥缈的情绪。有时会用到一只鱼缸，几只手套，一些玩偶，有时并没有设计好的道具，只是在面对面讲述故事时，记录下对方脸上自然流露的表情，或身上的伤疤。

王莉莉是张楠的拍摄对象之一，她在两年前确诊抑郁症。“自制力像脑子里的一个开关，我的开关已经坏了。”她如此形容自己两年来的感受。她会在上课的时候突然哭出来，有时疯狂地用头撞墙，只要还在能够忍耐的范围内，她就感受不到疼痛。感知被关闭了，不开心被放大了。在因重度抑郁症休学的半年里，她要么在家里躺着，要么坐在马路边。

拍摄照片时，张楠使用了一张床——在现实生活中她常常钻进的那张床下，躺在冰凉的地板上，盯着床板发呆。

失控感同样出现在罗灵身上。她一度认为自己是非常乐观的人，不明白抑郁症怎么会找上门。去年的一次工作受挫后，她就陷入深深的自我怀疑中。一踏进办公室，她眼泪就要掉下来。工作群里有事提到她，她会先抹一把眼泪，再缓缓打字。事情处理不好，她焦虑到手脚发麻，喘不上气。到了晚上，她必须服用加倍剂量的褪黑素，常常在凌晨四五点钟才进入睡眠。

即便入睡了，她仍然感到不安。她总是做梦，梦境被暴力、血腥和鬼怪的元素围绕着。在张楠给她拍摄的照片里，她背靠着一面挂满毛绒娃娃的墙，似乎身处一个天真而缤纷的美梦之中。不过这些作为道具的娃娃，在拍摄结束后，就被退还给了店家。

吴洁形容那种感觉，整个人像被禁锢住了，完全没有动力去做事。每天躺在床上，不想睡觉，不想动，“好像机器人没有电了”。

她最亲近的朋友都不在身边。她害怕一个人吃饭；害怕走在路上，听到别人的窃窃私语，担心自己出丑；一个人的时候，有人看她一眼都会让她感到害怕。她觉得自己“活得很小心”。

这些感觉张楠并不陌生。他是在高中复读期间得知自己患上抑郁症的，学习的压力让他喘不过气，直到服药调节后他才慢慢好转。第二次复发在武汉，大学毕业后，他和两个朋友在武汉郊区合开了一间摄影工作室。很多时候朋友不在身边，他一个人住在两三百平方米的工作室里，他感到孤独，工作也没有达到预期，一切都失去了意义。

“当你意识到快乐的那一刻，就是它开始消逝的时候。”在他看来，很多人对抑郁症的普遍看法是，抑郁无非是人对于生活感到失望和悲伤，就像是生活中的一些不顺心的小事，比如：工作压力逼退发际线，热烈后的爱情举步维艰……但事实上，抑郁症是即使所有的事情都很顺利，你依然可以感觉到这种悲伤。就像身处漩涡，被巨大的阴影笼罩。

摄影师张楠拍摄抑郁症患者的部分作品。受访者供图

普通人

在张楠的照片里，王莉莉戴着一顶圆锥形的蓝色纸帽，穿着蓝色T恤，盘腿坐在床上。一只裱着奶油花朵的鹅黄色蛋糕搭在她的膝盖上。

蛋糕是张楠特意选取的道具。“我觉得你很需要被一些东西温暖，蛋糕很适合。”听完张楠的这句话，王莉莉就哭了。22岁的她，只在10岁和20岁生日吃过两次蛋糕，她说，父母平时不会记得她的生日。

王莉莉说，她从小在爷爷奶奶家和姥姥姥爷家轮流居住，上了小学才真正和爸妈住在一起，但无论在哪个环境里，她都没有真正被疼爱过。

因为自己的身材稍胖，她自卑很久。她学美术后，逐渐摆脱了以瘦为美的思想束缚。大学期间，她当过人体模特，拍了一些尺度较大的照片，但网络上出现的都是对这个胖女孩的嘲笑与谩骂，同学的指指点点也让她透不过气。有人把她的微信号曝光，许多人都来加她谩骂。

在一次给辅导员的请假条上，她交代了自己因抑郁症要去做心理咨询。令她绝望的是，不久后的一次全系同学参加的会上，辅导员点名请她介绍什么是抑郁症。她记得，自己恍惚地站起来，却一个字也说不出口，只能默默流泪。

在她的印象里，妈妈说过最多的话就是希望她减肥。“我问过她，你觉得我什么样子才算漂亮？她回答，最起码得瘦个四五十斤。我减肥是满足你的虚荣心吗？她说，对。”

她不停地坦白过往，是相信了心理医生的建议。对方告诉她，“你心里憋的事情太多了，那些闭口不提的事情，你要把它们一件件重复地说，可能你一遍遍哭，哭完之后就会觉得事情好像慢慢淡掉了，你可能就慢慢好起来了。”

很多时候，抑郁症患者一遍遍地剖析自己的人生，试图从中找到造成问题的答案。这些人，往往会把一切问题的原因揽到自己身上。

独自在杭州打拼的罗灵，没有扛住今年春天，似乎所有的厄运都一起涌来了。工作受挫；男友和她分手；她不想让妈妈再沉迷麻将，母女冲突升级，几乎要断绝关系；自己养的一只白白胖胖的英短猫也生病了。

她在今年4月初被确诊为抑郁症和焦虑症。在她眼里，这些似乎都是因为自己能力不够，负能量太多，没有理解经历过家暴、离异的妈妈一个人生活的难。

今年8月18日，她亲自将养了快3年的猫送去安乐死，这是压垮她的最后一根稻草。半年来，她辗转在不同医院给小猫看病，已经花去了六七万元，但情况没有好转，猫在治疗中越来越虚弱，最后瘦得皮包骨头。

她一直在想，自己如果再带它多治一段时间，结果会不会有所不同。直到心理医生告诉罗灵，你不是救世主，你只是个需要被关心的普通人。

一些人认为，“生活挫折”会导致抑郁症，抑郁症患者也被评价“脆弱”。这在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精神心理科医生吴秀华看来是不准确的，她在一篇有关抑郁症的科普文章中解释：“挫折”更多是作为疾病的“扳机点”，诱发”多米诺骨牌效应”，临床上接触的抑郁症患者很多是无故出现的。

目前医学界普遍看法是，抑郁症有很多可能的病因，包括遗传基因易感性因素（多基因遗传疾病）、脑的器质性和功能性变化、体内生化系统（例如激素、神经递质等）的不平衡、生活压力事件、性格缺陷、药物以及药物滥用问题等。通常这些因素中的部分或全部共同作用导致了抑郁症。

“我到现在也没有找到什么确切的原因，我想很大一部分是自己的性格问题。”在吴洁自我认知中，上大学前，自己开朗外向，后来突然发现很抗拒和别人社交，抗拒的同时又特别想要有人来了解我，“念大学以后，一切好像都不对了。”

最近，吴洁感觉自己的病情加重了。国庆过去一个月后，她第一次给妈妈打了电话。电话一接通，她就会假装开心的语气说，这段时间挺好。“不然他们总问我为什么状态又不好了，要我给一个原因，但我真的没有原因。不知道该怎么跟他们说，好像一定要一个证据证明自己。”她觉得很累。

摄影师张楠拍摄抑郁症患者的部分作品。受访者供图

代价

对于一个抑郁症患者来说，会有很多因素让他们觉得“很累”。

罗灵后来换了份工作，她没有透露自己有轻度抑郁症。在平时，她能够克服自己想待在家的想法。状态不好的时候，一个人在公司不讲话，但不会抗拒或排斥别人。她没有把患上轻度抑郁症的事儿告诉领导，“他们不会理解，也不可能专门派一个轻松的活儿，而是宁愿重新招一个人。”

在学校，抑郁症也有了新变化。王莉莉发现，抑郁症似乎成了“流行”，一些同学觉得抑郁症很“酷”，“假装”自己有抑郁症，好像代表自己“有故事”。他们并没有分清抑郁情绪和抑郁症的区别。“我非常讨厌。我自己经历过这个事情，就像一只虫子从大脑里钻出来，我知道这是多么难受。”王莉莉说，状态不好的时候，她不会跟朋友讲话，不想影响他们的情绪，可她控制不住，她非常需要有一个人能够陪她说话，随便聊什么都行。

即便最亲近的家人有时也无法理解。一次吵架时，王莉莉忍不住扇自己巴掌，妈妈怎么劝都停不下来，扇了快半小时，直到脸肿。那时妈妈才意识到，女儿病了。

在此之前，她总是遭到妈妈的责骂。“他们不会问你怎么了，只会说你又犯死相了。”每天进家门前，她都要把情绪调动起来，高声地喊，“我回来了。”她在家里几乎没有隐私，去医院看病，要先从爸妈的房间偷出自己的身份证。

爸妈每周给她50元的生活费，这个数字从高中到大学一直没有变过。她兼职做摄影师，赚钱给自己买衣服、买画具。她没有多余的钱买药了。

贫穷把很多人拦在医疗环节之外。有人说，自己舍不得吃药，30天的药分成60天吃，躺在床上疯狂地想怎么分配。

发病后的代价漫长而艰辛。抑郁症单次病程持续时长6-15个月，抑郁发作的平均病程为16周，治疗后痊愈平均需要时间20周。罗灵的重度抑郁症朋友在杭州没有社保，所有费用都是自费。他除了吃中药和西药外，还会配合跑步控制。他说，“工作是为了钱，工作已经这么累了，再去看病钱也没了。”

在抑郁症的治疗中，抗抑郁药能有效解除抑郁心境及伴随的焦虑、紧张和躯体症状。有数据称，药物有效率约为60%-80%。吴洁一个月在药物上花500多元，她所在的大学校医院里没有这种药，只能去校外医院开。

张楠第一次因抑郁症服药花的是自己的零花钱，每晚写作业的时候，瞒着家人偷偷吃药，完全靠自己调节过来。第二次他干脆放弃服药，他不想治好了。直到后来外出拍摄的工作变多，带动他社交，接触的人多了，才慢慢好转过来。

负责倾听和疗愈的心理咨询效果因人而异。大一下学期开始，吴洁几乎每个礼拜都会去学校的心理咨询室，一开始是个男老师，他总是记不住吴洁和他说过的一些事情。让她感觉没有被重视。后来换了一个咨询老师，带给她奶奶般亲切的感觉，她会捏着吴洁的手说话。“可即便是面对这样的老师，到了后面还是觉得像上一堂必须要去的课，说说自己怎么了，但就是解决不掉。”吴洁说。

摄影师张楠拍摄抑郁症患者的部分作品。受访者供图

距 离

找到张楠的拍摄者中，最大的30岁，最小的14岁。大部分找他的抑郁症患者都是90后，很多人还是学生，没有工作，没有经济独立，也不把患病的事告诉父母。还有一些家庭条件不是很好的孩子，就算告诉父母也没有用。在一些小城镇里，父母不懂什么叫抑郁症——有人说，当地都没有心理医生。

世界卫生组织也曾提出1/4的中国大学生承认有过抑郁症状。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心理科主任王艺明也曾在一次论坛上表示，大学生抑郁症发病率正在逐年攀升。大学生抑郁症的表现形式在非专业人士眼里，与思想品德、个性、人格问题相混淆，对专科医生来说，这些症状恰恰是青少年抑郁症的特异性表现。他提出，在高校内建立大学生抑郁症筛查机制十分必要。要改变社会对患抑郁症大学生的偏见，打消学生的“病耻感”，让患病学生摆脱既不愿意告诉别人，自己状态又越来越不好的情况。

2019年，北京大学第六医院黄悦勤教授等在《柳叶刀》发表的中国精神卫生调查（CMHS）的患病率数据显示，在中国，抑郁症的终身患病率为6.9%，12个月患病率为3.6%。根据这个数据估算，目前中国有超过9500万的抑郁症患者。

张楠能够感受到，联系他的人每天多则三四十个，少则十几个，但在日常生活中，社交平台上，他们又常常戴上一副面具，伪装成正常的样子。甚至出现了“微笑抑郁”这种非典型的抑郁表现形式，他们在别人面前表现得很开心，但在微笑和乐观的背后，却充满了无价值、残缺和绝望感。

面具之下，我们和身边抑郁症患者的距离究竟有多远？

罗灵尝试描述这种距离。从一个抑郁症患者的角度看，最亲密的朋友会去理解你，陌生人知道自己的抑郁症也无所谓。她最不想被身边关系一般的人知道，他们不会试着理解你，而那些议论会一直萦绕在耳边：“你干吗想那么多”“没必要”“会自杀吗”“你的事情解决了就好了”。但不是所有事情都可以被解决的，也不是所有“想太多”都是可以被控制的。罗灵认为自己的情绪，还被当成小孩子的无理取闹，没有被当作一种疾病加以重视，同龄人都不理解，更别说要父母理解自己了。

他们常常感到孤独，即便和最亲密的人接触，他们也敏感地保持着微妙的距离。张楠依然打心底觉得，没有一个人愿意去接受那种负能量，也没有义务接受你的压力。他不愿意把自己负面情绪带给别人。他说，“我极度渴求拥抱，又在拥抱穿过崇山峻岭赶来的时候临阵脱逃。”

张楠知道，父母很爱他，也会给他很多生活上的帮助，但在抑郁症方面，他们完全不懂，自己也很少说。他把有关《皱起的雾》的报道给妈妈看，妈妈回复他，多去做一些能帮助到社会的事情。

有时失控，王莉莉会疯狂地推开安慰自己的朋友，一直反驳他们的观点，重复到对方生气，她意识到，这是非常不好的状态。

面具背后的抑郁症患者小心翼翼地凑到一起，惺惺相惜。当罗灵在朋友圈询问杭州哪里有比较好的心理咨询时，一些朋友找她私聊，询问她的状况，原来他们都在被同一种疾病困扰。得抑郁症之后，她觉得自己的同理心更强了，“可能因为自己经历过低谷，更容易理解别人的感受。”

她们最渴望理解和倾听，甚至创造社交机会“自救”。王莉莉发明了一种网友间的信任游戏，以物换物。她会给相识不久的网友寄去认为对方会喜欢的物品，作为交换她收到书、糖果、明信片、围巾、胶片相机等，这些东西让她感到温暖和惊喜。

吴洁喜欢在一个匿名提问软件里回复对方的问题，有人提问自己太敏感怎么办？她回复道，我懂你的感受，多去听一听别人心里的你，大胆问出来，会变好的。

大家看到的吴洁是自信，有个性的。实际上，吴洁总觉得自己不够好，所有方面都停留在一个普普通通的层面，内心的完美主义让她感到自卑。

他们通过各种方式寻找自己情绪的出口。比如画画，王莉莉用条纹或点点的形状在纸上描摹出自己的形象，可这个形象是模糊的，她奇怪地发现，自己每天长得都不太一样，没有一个最完美的状态。她常常跑步，一跑就是5公里，不是为了减肥，而是解压，最快20分钟，最慢40分钟，跑完甚至会拉着妈妈在家里蹦蹦跳跳。她还喜欢在天台看日落，秋天踩在枯黄的梧桐叶上，一踩一声脆响。

罗灵买过一张数字油画，上面印着两只粉色火烈鸟，每天下班后，她都要花三四个小时涂涂画画。后来，她尝试和朋友一起喝酒，暂时把情绪丢掉。最有效的药方出现在上个月，她恋爱了，对方是一个能够理解她的人，她坦言，自己的状态已经越来越好了。

罗灵和妈妈的和解从一条短信开始。她在心理医生的建议下，给妈妈发了一段话：“妈妈，我今天去看心理医生了，诊断出我有抑郁症和焦躁症，可能是积压了太多的压力和情绪真的无法爆发，最后生病了吧。我从没和你说过我的难处，是不想给你带来太大的负担和担心。你去做你爱做的事情吧，健康安全摆在第一，我也尝试着理解你的爱好，去感受你的开心。晚安妈妈。”

隔了一天，她收到妈妈的电话，那头是一句快速而生硬的方言，“左手指甲、右手指甲、头发，剪给我寄给我。快点，明天，听到没有？挂了。”不知道妈妈是哪里得来的偏方，只是她听完后，又一个人跑去卫生间哭了。

《皱起的雾》也是张楠的情绪出口。他曾把收录照片的文件夹命名为“抑郁和我”，不过他说，现在我已经学会和它们相处了，通过情绪发展出来了自己的优点和缺点，如果只是简单将它们“消灭”，那么与之相对应的优点和缺点会一并消失，当我们成为一个所谓的“健全人”的时候，也就是个完全没有任何特点的人了。

故事还在继续发生着、记录着。前几天，王莉莉在朋友圈发布了自己的一张毕业照，照片中的她笑靥如花。不过妈妈评论了一句，“再瘦一点就更好看了。”

（文中王莉莉、罗灵、吴洁均为化名）

来源：冰点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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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青年观察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