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近的小医院诊所(附近的小医院诊所在哪里)

上海刚解放时，除了一些著名的大医院外，全市到处可见大大小小的私人诊所，其中有一些是祖传的杏林世家。当时上海最有名的石氏伤科，石筱山、石仰山昆仲的诊所（又是寓所）就在连云路新城隍庙对面的一条新式里弄里。文革时传说从他们家里抄出来的黄金都是成块的金砖，石家便成了当时全上海被抄人家中的首富。那些金子是他家几代人行医的积蓄，本是一件很正常的，但在那个特殊的年代，私藏黄金就变成一大罪名。文革后所有私人诊所都被取缔，两位大师也被分配进了公立医院。他们的一个侄女后来在浙江北路联合诊所里行医，凭着石氏家传的伤科膏药，小石医生也在远近闻名，我因脚踝骨扭伤也曾经在她那里求医治疗，确实药到病除。

北京东路宋家弄东侧有一家花园，是著名的妇科诊所，祖传七代的蔡氏妇科传人蔡小荪大师，他的祖父蔡小香，父亲蔡孙香都是沪上闻名的妇科郎中。六十年代我的一位亲戚曾上门问医，经反复调理后顽疾得到了缓解。文革后蔡医生被分配到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后又在广慈、仁济、第一妇产科医院等多处任中医顾问，在上海乃至全国的医药学会有不少头衔。今已九十高龄但仍在上海中医医院挂牌，真所谓金碑银碑，不如老百姓心里的口碑。

在私人医生中，牙科医生的队伍可能最为庞大。不知什么原因，国外的牙科医生收入也是医生中最高的，今天上海民营的牙科医院不少，这可能与它的暴利有关。牙科中的外科（手术）是介于造型与美容之间的边缘学科，基于专业的特殊性，使收费有了暗箱操作的空间。

文革前我经常随同我的姑妈到南京东路山西路口，原亨达利钟表行楼上的一家私人牙科诊所诊疗。医生名吴瑞生，从房间里的摆饰来看，家境条件非常不错。那时候两个姑妈约四十几岁，正当牙齿出问题的年龄，牙齿每每是这里好了坏那里，那里好了再坏这里。于是就隔三差五地去诊所，直到全口牙拔掉，换成全口假牙才太平。所有的私人牙医对病人都非常殷勤，然后大部分的治疗却很少有彻底根除的。拖住病人，不死不活，这也许就是他们的生意经。

五十年代中期，政府将那些规模一般，经营不善的私人医生组织起来，成立了集体所有制性质的医院，名曰“联合诊所”。到我念小学的时候，就再也不到原来的私人医生那里看病了。当时在我家附近的浙江路桥堍，北京东路西藏路口，南京路浙江路口（原先施公司的底楼东北部）都曾经是联合诊所。

那时到医院看病挂号时，挂号的护士会根据你的门诊卡编号，找到你自己的病史卡，这份病史就是你的门诊档案，由医院永久保存。所以那时医院的挂号间简直就是一个档案室，里面一个柜子接着一个柜子（这也让我想起了当年的银行——与医院一样银行里也同样保存着你的储蓄档案，每位储户一份）全是历年来就诊病人的病史记录。每次看完病，医生就会收起你的病史卡，重新由护士按照号码放到挂号间的柜子里去。到了文革以后，这个传统被打破，医院开始让病人自己保管病史，这样一来，看病时病人必须带好自己的病史卡，而医院里挂号的护士就方便了不少。忘记带病历的人只能按照“初诊”来挂号，收费要多一倍。

当时在联合诊所里，各科基本俱全，中西医配备，还有注射室和药房。记得那时的药房除了片剂外，药水都是现场配的，装药水的药瓶是统一规格的玻璃瓶，软木塞。每次配药还要付押瓶费，小的一角，大的两角，等病人吃完了药水可以去退瓶还款。我小时候体质虚弱，经常患病，每次上诊所都不会忘记把上一次吃过的空药瓶带上。所以到现在鼻子里还保留了当年的嗅觉记忆，那就是诊所里弥漫着咳嗽药水的那种特殊香味，这种粉红色的咳嗽药水略带甜味，是小儿感冒咳嗽必吃的常用药，里面还沉淀着一些白色的药粉，每次需先将药瓶来回地摇晃多次才能倒出来服用。

文革后联合诊所变成了国营单位，并改名为地段医院，其实是换汤不换药。大部分医生的年龄老化，无年轻医生接班。使地段医院变成了一个“大病不会看，小病看不好”的地方。为了支援农村，当时医科大学的毕业生都被分配去了外地的小城市。后来每个居委会又有了居民卫生站，这是一个便民举措。但卫生站的功能单一，只能检查血压和肌肉注射两项业务，但确实也给需要打针的病人带来了不少方便。

改革开放后老百姓意见最大的就是就医难、看病贵的问题。尽管各级医院的医疗资源都有了空前的发展，但还是不能满足患者的需求，关键问题是城市规模失控，由于人口过多，引起的连锁反应何止是就医问题。当然还有一个病人的心态问题，那就是不管大病小病，一律往三级甲等医院去，为什么不肯去街道医院就医呢？难道街道医院的医生这样差，连一般的小毛小病都不会看吗？显然不是。中国的医改何时能走出困境，实在让人担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