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湖阴先生壁翻译(书湖阴先生壁翻译20字)

关于作者

王安石（1021年—1086年），字介甫，号半山，抚州临川（今江西抚州）人，北宋著名思想家、政治家、文学家、改革家。庆历二年（1042年），王安石进士及第。历任扬州签判、鄞县知县、舒州通判等职，政绩显著。熙宁二年（1069年），任参知政事，次年拜相，主持变法。因守旧派反对，熙宁七年（1074年）罢相。一年后，宋神宗再次起用，旋又罢相，退居江宁。元祐元年（1086年），保守派得势，新法皆废，郁然病逝于钟山，追赠太傅。绍圣元年（1094年），获谥“文”，故世称王文公。

王安石潜心研究经学，著书立说，被誉为“通儒”，创“荆公新学”，促进宋代疑经变古学风的形成。在哲学上，他用“五行说”阐述宇宙生成，丰富和发展了中国古代朴素唯物主义思想；其哲学命题“新故相除”，把中国古代辩证法推到一个新的高度。

在文学上，王安石具有突出成就。其散文简洁峻切，短小精悍，论点鲜明，逻辑严密，有很强的说服力，充分发挥了古文的实际功用，名列“唐宋八大家”，欧阳修称赞王安石：“翰林风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老去自怜心尚在，后来谁与子争先。”；其诗“学杜得其瘦硬”，擅长于说理与修辞，晚年诗风含蓄深沉、深婉不迫，以丰神远韵的风格在北宋诗坛自成一家，世称“王荆公体”；其词写物咏怀吊古，意境空阔苍茫，形象淡远纯朴，营造出一个士大夫文人特有的情致世界。有《王临川集》、《临川集拾遗》等存世。

王安石《过从帖》

王安石行书《楞严经旨要》（局部）

王安石《书札》

王安石《山水》

林散之草书《王安石书湖阴先生壁》

诗歌赏析

诗分唐宋，钱钟书先生说“唐诗以丰神情韵擅长，宋诗以筋骨思理见胜”。唐诗之美在于自然浑融的意境；宋诗之美则在于瘦硬坚苍的精思。之前分享过的林逋就是处于唐诗与宋诗之间十分出色的诗人，所以他的诗往往能在人工的构思下达到浑融的意境。今天分享的这首《书湖阴先生壁》也是一首宋诗，作者是我们非常熟悉的王安石。

说到王安石，其实在大多数人的印象中，他应该是一位政治家而非诗人。因为他曾官至宰相，并且发动了中国历史上非常有名的“王安石变法”。这场变法牵动了很多文人的命运，也令王安石陷入了古往今来无数人的是非褒贬之中。

历史上很多人都把北宋灭亡的责任推到王安石身上，指责他是赵宋的千古罪人。而今天更多人则被其超越时代的眼光和境界所折服，纷纷感叹王安石是现代社会穿越过去的。时至今日，对王安石的评价，仍然是国际汉学界最为热门的话题。但总的来说，这场变法的价值越来越被肯定。

这场变法究竟是怎么回事呢？简单说来，王安石为了改变北宋冗官、冗兵、冗费所导致的积贫积弱局面，为了能够有足够的财政收入去解决外患，在宋神宗的支持下，采取了一系列既能减轻下层民众负担，又能增加朝廷财政收入的措施。但由于变法确实威胁到一些中间阶层的利益，加上具体实施过程中地方官员的恣意发挥，虽然确有成效，但仍难逃众多非议。

很多非议在变法开始之前就存在，但面对同僚的反对攻击，面对皇帝的迟疑不决，面对变法过程中的两度罢相，王安石大胆地坚持着：“人言不足恤，祖宗不足法，天变不足畏！”那种甘忍一切非议甘受一切后果，坚定不移将政治理想付诸实践的气魄，千载之下仍然令人肃然起敬。

这场变法还牵涉到中国历史上另外两位著名人物，一位是旧派领袖司马光，就是我们儿时流传的“砸缸”故事的主人公，也是著名史书《资治通鉴》的主编者；另一位就是我们所熟知的苏轼。

司马光是王安石变法最坚决的反对者，两人因政见不合，彼此命运基本是“此起彼伏”的状态，一个当政，另一个就下野。而苏东坡作为一个比较实诚的文人，对两派都不是全然肯定或是否定，一派当政狠命打压对手时，他却往往指出另一派政策中的优点，于是两派均不待见他，以致一贬再贬。

熙宁九年，王安石二度罢相后，退居江宁，也就是今天的南京。以此为界限，王安石诗歌可分为两阶段，前期多议论之辞，充斥着耐人寻味的哲理性和富于诗意的激情，成为体现宋诗“理趣”的最好标本。后期诗歌虽仍有政治傲骨，但却体现着绚丽归于平淡的人生境界，尤以七绝著称，如同这首《书湖阴先生壁》：

茅檐长扫净无苔，花木成畦手自栽。

一水护田将绿绕，两山排闼送青来。

湖阴先生是一位隐士，也是作者退居江宁时的邻伴，这首诗是题写在湖阴先生家墙壁上的。诗歌前两句写主人家庭院洁净清幽，暗示主人生活情趣的高雅。后两句则转到院外，写山、水、人之间的深情。

“茅檐”可见居室之简陋，但在主人每日的细心打扫下却显得整洁干净。佛教北宗禅始祖神秀的佛偈说过：“身是菩提树，心若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对住所的打扫意味着对心中杂念的清除，是主人专注于眼下幸福的生活态度，那些世事纷扰，不再关心。

一个“手自栽”将隐居生活的自给自足写得灵动自然，而“一水”“两山”的拟人化，也赋予无情的山水以自然灵动的真情。诗人表面上在写朋友的生活状态，实际上却渗透着自己远离政坛后的心境。

绝句的写作有很多技巧规则，比如没有必要两联对仗，尤其末联，对仗的句子常常会给读者没有写完的感觉。但王安石这首绝句却全部对仗，但丝毫不会让人觉得死板，反而显得自然灵动，活泼清新。甚至让你忘了它背后藏着精巧工整的构思。

诗学的最高理想，就是能在人工最精巧的构思安排下，使诗歌产生浑然天成、未经人力雕琢的自然效果。用宋代江西诗派吕本中的话说就是“规矩备具，而能出于规矩之外”。王安石晚年的绝句，达到的就是这样的境界。

公元1085年，宋神宗去世，宋哲宗即位初，高太后垂帘听政，起用司马光为宰相，新法几乎全被废掉。公元1086年，王安石去世。令人唏嘘感慨的是，力排众议上书请求为王安石追赠谥号和荣衔的，不是别人，正是抱病中的司马光。就在同一年，司马光去世。

这对诤友，可谓相爱相杀了一辈子。但他们的敌对，从来仅限于具体政治理念，并且光明磊落，从不暗中落井下石。就精神上而言，想必当时没有任何人可以比他们更了解彼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