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写史记

更新时间:2023-03-01 22:14:37 阅读: 评论:0

司马迁写史记的故事

司马迁写史记的过程

司马迁写《史记》的时间最早要追溯到公元前104年,这个时候司马迁就开始写《太 史公书》了,《太史公书》后来被称为《史记》。

司马迁早年间就在全国各地游历,收集各地的风土人情,从当地百姓口中去了解古事 旧闻,之后又受学于孔安国和董仲舒。司马迁具备写作的能力,又有写作的素材,因 此早早就开始写作了。

但是谁的人生都不会是一帆风顺的,司马迁的也是。公元前98年的时候,意外出现 了。当时李陵自请五千兵马出击匈奴,战败被俘,汉武帝对此非常生气。汉武帝问司 马迁对这件事情怎么看,司马迁说李陵孝敬父母,又忠君爱国,投降是无奈之举。于是汉武帝就把司马迁给打入天牢。之后李陵投降匈奴的时候被公孙敖“坐实”了,司马 迁也受到了牵连,被处以宫刑。

受此大辱的司马迁并没有一蹶不振,而是更加奋发图强,将自己的全部精力都投入到 《史记》的创作中去。以当时社会上流传的《世本》、《国语》、《秦记》等书籍, 和诸子百家的著作国家的文书档案,以及自己去当地调查取得的一些资料为材料,将 收集到的信息进行认真的摘选,去掉了那些没有根据的传言,对无法证实的事情保留 态度,或者附上多种说法。前后总共经历了一十四年,司马迁呕心沥血最终完成了这 部史学著作《史记》,也留给了后世留下了一份无价的文化瑰宝。

拓展资料

《史记》是西汉史学家司马迁撰写的纪传体史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记载了上至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下至汉武帝太初四年间共3000多年的历史。太初元年(前104年),司马迁开始了《太史公书》即后来被称为《史记》的史书创作。前后经历了14年,才得以完成。

《史记》被列为“二十四史”之首,与后来的《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合称“前四史” ,对后世史学和文学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其首创的纪传体编史方法为后来历代“正史”所传承。《史记》还被认为是一部优秀的文学著作,在中国文学史上有重要地位,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刘向等人认为此书“善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

参考资料:史记_百度百科


司马迁写的史记有哪些书 司马迁写的史记介绍

1、司马迁的《史记》有130篇,有十表、八书、十二本纪、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共约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

2、《史记》是二十四史之一,最初称为《太史公书》或《太史公记》、《太史记》,是西汉史学家司马迁撰写的纪传体史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记载了上至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下至汉武帝太初四年间共3000多年的历史。太初元年(前104年),司马迁开始了《太史公书》即后来被称为《史记》的史书创作。该著作前后经历了14年,才得以完成。

3、《史记》全书包括十二本纪(记历代帝王政绩)、三十世家(记诸侯国和汉代诸侯、勋贵兴亡)、七十列传(记重要人物的言行事迹,主要叙人臣,其中最后一篇为自序)、十表(大事年表)、八书(记各种典章制度记礼、乐、音律、历法、天文、封禅、水利、财用)。《史记》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余字,比《淮南子》多三十九万五千余字,比《吕氏春秋》多二十八万八千余字。《史记》规模巨大,体系完备,而且对此后的纪传体史书影响很深,历朝正史皆采用这种体裁撰写。

4、《史记》被列为“二十四史”之首,与《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合称“前四史”,对后世史学和文学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其首创的纪传体编史方法为后来历代“正史”所传承。《史记》还被认为是一部优秀的文学著作,在中国文学史上有重要地位,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刘向等人认为此书“善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

司马迁写史记的故事概括

  《史记》是我国史学巨著中一座不朽的丰碑,同时也是汉代文学的典范。那你知道司马迁写史记的 故事 概括有哪些吗?下面是我给大家分享的司马迁写史记的故事概括,欢迎大家阅读。
  司马迁写史记的故事概括:以民为本
  刘恒即位之后,分封了平定诸吕叛乱的功臣,下令大赦 天下 。刘恒想废除当时实行的家族连坐法令,就对大臣说:“法令是治理国家的准绳,是用来制止暴行,引导人们向善的工具。如今犯罪的人已经治罪,却还要使他们无罪的父母、妻子、儿女和兄弟因为他们而被定罪,甚至被收为奴婢。我认为这种做法很不可取,希望你们再商定一下。”主管官员都说:“百姓不能自治,所以制定法令来禁止他们做坏事。无罪的亲属连坐,和犯人一起收捕判罪,就是要使人们心有牵挂,感到犯法干系重大。这种做法由来已久,还是依原来的做法不加改变为宜。”刘恒说:“我听说法令公正百姓就忠厚,判罚得当百姓就心服。再说治理百姓引导他们向善,要靠官员的努力。如果既不能引导百姓向善,又使用不公正的法令处罚他们,这样反倒是加害于民,会迫使他们去干凶暴的事。又怎么能禁止犯罪呢?这样的法令,我看不出它有哪些适宜之处,请你们再仔细考虑考虑。”官员们都说:“陛下给百姓以大恩大惠,功德无量,这不是我们这些臣下所能想得到的。我们遵从诏书,废除拘执罪犯家属,收为奴婢等各种连坐的法令。”家族连坐的法令便被废除了。
  司马迁写史记的故事概括:列侯返国
  当时长安贵族集团日益庞大,消耗了大量的国家财富,对皇帝的权力也形成了威胁。针对这种情况,刘恒 决定 采取 措施 。他对他们说:“我听说古代诸侯建立国家的有一千多个。他们各守封地,按时入朝进贡,百姓不觉劳苦,上下欢欣,没有不遵守道德的事情发生。如今列侯大都住在长安,封地又离得很远,还要靠官吏士卒供应运输给养,既浪费钱财又辛苦人民,而这些列侯也无法教导和管理封地的百姓。请列侯回到各自的封国去,在朝廷任职和诏令所准许留下的诸侯,要派太子回去。”

  刘恒的诏令下发后,遭到了诸侯的强烈反对,没有几个人前往封国。刘恒于是决定拿丞相绛侯周勃开刀,警示诸侯。他下令说:“日前我曾诏令列侯回到各自的封国,但有的找借口还没有走。丞相是我所敬重之人,希望丞相为我率领列侯回封国就任。”于是绛侯周勃被免去丞相职务,回到了自己的封国。其他列侯见此,只得各自回到封国。
  司马迁写史记的故事概括:整顿吏治
  以前,官吏多是靠着军功起家。所以,他们出行时候的乘车、穿着的衣服都崇尚轻便,既体现不出与普通百姓的区别,起不到教化的作用,也体现不出官吏之间的等级、尊卑,扰乱了封建的礼法秩序。因此,刘启便 命令 制定了系统的官吏车服制度,命令地方长官对此加以监督,并且将违反规定的官吏姓名上报朝廷,以便做出惩罚。此外,刘启为了防止酷吏在执法过程中失去公允、用刑过重,命令司法部门减轻鞭笞之刑的力度与数量,并且将其制定为成文法。

  汉朝立法里规定,拥有十万钱家产的人才能够被选拔为官吏。因此那些当官的人大多数是出身富家、名门的子弟。这些人将很多不好的风气,带进了官场里,对于国家的治理、百姓的生活造成了许多负面的影响。同时,一些具有真才实学的贤能之人,因为出身问题(汉法规定商人、赘婿、犯过法而被免职的官吏等人不能做官)或者是家产达不到要求,而不能被推选为官吏。这种情况很不合理,不利于国家、社会的发展与长治久安。因此刘启下令,对官吏出身的限定做出了一定的放宽,并且把十万钱的家产限定降低为四万钱。这就为更多的人提供了做官的机会,有利于朝廷选拔合格、优秀的官吏,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当时的阶级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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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为什么写“史记”?

一是先父遗传,司马家世袭史官,司马迁有先天赋得的异秉,所谓英才天纵;二是后天习得,从小饱览了皇家史册或典藏。对别人是禁脔,对司马迁是必读书;另外他对名山大川的游览也是化作笔下锦绣的不可或缺的条件。古人所谓:山水者,大块之文章;文章者,案头之山水。三是李陵之祸之后,他生无可恋,唯有一杆秃笔,聊可疏解胸内积愤。用佛洛依德学说来解读,司马迁所有的欲望都升华为写作。无韵之离骚,史家之绝唱,就是这么诞生的。少了任何一个条件都会让这部煌煌巨著逊色。这也是司马迁之后,人间再无能与史记相媲美的煌煌大作。

《史记》作为中华文明的瑰宝,在史学和文学方面都堪称不朽的传世经典,其价值不可估量。论 历史 跨度、论内容的翔实丰富、论文采……迄今无出其右者。

能创作出这么一部皇皇巨著的人,自然也不同凡响。除了要具备渊博的学识,还得有过人的意志力。司马迁为什么动念写这样一部书?又是什么支撑着他完成了这项大“工程”?

研究《史记》、研究司马迁,有两篇文章是必须烂熟的:一个是《太史公自序》,一个是《报任安书》。司马迁的心路历程,在这两篇文章中表述得非常完整清楚。

仔细分析可以发现,两篇文章的内容有很多重叠之处:都提到了自己创作《史记》的初衷,都概述了自己的人生遭际,并且对《史记》做了大概的介绍。然而细观下来,会觉察到两者有显著的区别。

先说《太史公自序》。一上来,就是“先人有言”——全文多次提及“先人”二字,可见这个“先人”对司马迁影响之深。

“先人”指的是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司马谈在汉武帝时任太史令一职。太史令是专司政府资料档案文件的官员,一天到晚接触的就是各种外面见不到的古籍史料。司马谈本人也是卓有成就的史学家,这就为司马迁走上史学研究道路提供了绝佳的条件和环境。

司马迁三十八岁时,接替其父成为新一任太史令,兼承家学及工作便利,博览古籍;再加上二十岁开始漫游全国的经历,使他已经有足够的积累来完成一部史书。于是,四十二岁那年,司马迁着手写作《史记》。

《太史公自序》中,他反复提及先父所言,表明自己的著述首先是为了完成其父之愿,传承祖业——这是他写作《史记》的第一个原因。

对于司马迁的写作动机,曾和他一起参与定律例的上大夫壶遂提出过质疑。壶遂认为,孔子作《春秋》是因为不被当时的掌权者赏识,不得已而为之;你司马迁如今“上遇明天子,下得守职,万事既具”,干嘛还要做这种事?

对此,司马迁的回应可以用一句话概括——这是我的职责!

司马迁再次引用他父亲的言论,历数以往各朝各代:伏羲时创作《易》的八卦,唐尧、虞舜的功绩由《尚书》《礼》《乐》记载,商汤、周武的隆盛见于《诗经》,对夏商周三代美德进行褒扬的是《春秋》。而我们汉朝建立以来,直至当今的圣明天子,顺天应人,威震六合,做臣子的,对此竭力颂扬,仍觉不够。贤能的士人不被任用,是君主的耻辱;圣主在上而其仁德未被记载传扬,则是史官的失职了。而我就担任过这个职务,如果废弃主上的明圣和盛德不记载,埋没了功臣世家和贤大夫的功业不记述,违背了祖先的教训——那我的罪过就大了!履行职责,恪尽本分——这是司马迁写作《史记》的第二个原因。

肯定有人会说:这不是在拍皇上的马屁吗?说实在的,就是这么回事儿。司马迁写《史记》是为了替汉武帝歌功颂德?当然不是!但在当时,他要把这件事做下去,首先就要找个立得住脚的理由。把自己写作的初衷定义为“颂扬今上的功绩”,这就堵住了那些质疑者的嘴。

这两条理由都中规中矩、冠冕堂皇,但都不是最重要的。读过《报任安书》才会知道,司马迁坚持完成《史记》,最根本的动力是——为了自己。

我十年前第一次背诵《报任安书》,到现在,这封信来来回回背过不下百遍。这篇文字的亮点实在太多:内容丰富、情节曲折、文采洋溢……正是这些吸引了我的注意力,使我忽视了最重要的一点——作者的心情。

司马迁在这封书信中称自己为“刑余之人”“扫除之隶”“闺阁之臣”“刀锯之余”——可见,他心里的自卑。古代的各种酷刑,如车裂、菹醢等,固然令人发指;但相比起来,另一类更惨无人道,其中的代表就是司马迁所遭受的宫刑。

前一类刑罚只是把肉体上的痛苦放大到极致,然如黥刑、宫刑等,则是对肉体和精神的双重折磨。前一类刑罚再痛苦,也持续不了太久,因为它是致命的,人一死痛苦也就随之而去;而像宫刑这样的,不会致死,而是让人在耻辱中苟延残喘,真正堕入“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地狱。

《太史公自序》是为《史记》写的序言,措辞表意当然要规范谨慎;《报任安书》是给朋友写的信,自然更随意,可以在其中坦露心迹。

司马迁借这封信详细地回顾了自己人生中的这次重大变故,倾诉了心中的委屈和愤懑,甚至还有怨恨。他怨李陵不能守节而选择降敌——虽然承认他是个国士;他怨当自己遭难时,身边的朋友亲信没有一个站出来替他说话——虽然他将其归罪于自己平时不热衷于维护人际关系;他怨汉武帝曲解了自己的意思,施以重刑——虽然口头上说是自己没把话讲明白,导致圣上误会。总之,自己无端蒙受这样的不白之冤,真是悔恨交加……

在这种心境下,说他含辛茹苦写《史记》是为了歌颂谁——鬼才信!

中国古代士大夫阶层对于“尊严”看得非常重,他们有一种源自身份的骄傲。而在司马迁所处的那个 历史 时期,宦官的地位是极低的,尤其是在士人眼中,根本不屑与之同列。

孔子到卫国,看见卫灵公和宦官雍渠同乘一车,马上离卫国而去;商鞅觐见秦孝公,是宦官景监引见的,赵良据此劝商鞅引退,因为觉得他进入仕途是借了宦官的力,很不光彩。那个时候宦官在士人心目中的形象便是如此不堪。

司马迁觉得,自己身居大夫之列,本就不该受刑;受刑也就罢了,偏偏受的是宫刑!这样的耻辱,使他终其一生都活在尊严被摧毁的痛苦中。

首先是来自外界的压力。《报任安书》中两次提及“为天下观笑”“为乡党所戮笑”——他在邻里乡人前再也抬不起头,任人指指戳戳。另一方面,在朝中,他也无颜再说话。

任安之前给他写信,建议他向朝廷推荐贤才。司马迁在这封回信中反复申明:像我现在这种情况,还有什么脸、什么资格再“推贤进士”呢!我这样的人在朝堂上说话,不是轻蔑朝廷,羞辱当朝的士人吗?如今的情况,无论我用什么言辞来美化自己、为自己分辩,也是徒劳,没有人会信,不过是自取其辱罢了。

一句“负下未易居,下流多谤议”,让人深切地感知到其处境的艰难。

其次是心里的纠结和自卑。他自陈,从先人开始,家里就是史官。而这个官职的地位,用他的话说,是“被主上玩弄,如乐工、戏子一般被畜养,被世俗所轻蔑的”。

本来已经是这样,再加上自身遭受如此不堪的刑罚,真是低到尘埃里去了。“士可杀不可辱”,这样被人轻视、践踏地活着,远不如一死痛快。然而他思来想去,又不能选这条路。

原因就是他认为自己已经错过了最佳的自杀时机。他觉得若要保全名节,就应该在受刑之前自我了断;若因为一时迟疑,拖到受刑之后再自杀,那便于事无补了。

再有,他自我评价,当目前为止庸庸碌碌、毫无建树,就这么死了,不但不能触动任何人,反会遭人耻笑。

那么把自己的冤屈表达出来,向世人申辩,又是否可行?

司马迁说,没用。道理很简单:“于俗不信”。既受了刑,便再也没有人相信他是清白的,此时再辩解,徒然自取其辱。

不能以死解脱,又不能将委屈宣泄出来求得他人同情;在朝为官不敢说话,又不能致仕退隐;在乡里抬不起头,连为父母上坟的脸面都没有;出门被人指指点点,在家自己愁肠百结。司马迁描述自己日常的状态就是心里总恍恍惚惚,若有所失,出了门不知道往哪儿去;一想到自己遭受这种耻辱,立刻汗流浃背,把衣服都湿透。这才真叫“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这种情况下,只有一个理由可以支撑他活下去——未竟的事业。他在两篇文章中历数了自古以来遭受不公正待遇的各位先贤,称其为“倜傥非常之人”,其中包括周文王、孔子、屈原、左丘明、孙膑、吕不韦、李斯、韩信等。这些人都有过常人不堪忍受的遭遇,却仍做出了非凡的成就,这就是志向和意念的作用。

显然,司马迁将自己也列入其中,他希望能凭借一部旷世之作传名于后世,一雪前耻。这是他创作《史记》的第三个、也是最重要的原因!

细究《报任安书》中这句:“仆诚已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则仆偿前辱之责,虽万被戮,岂有悔哉!”会觉得其中有一种报仇的快感。

“偿前辱之责”(“责”同“债”)——这是要清算跟谁之间的债?而司马迁此时已被重新起用,任中书令之职,说明皇上已经原谅他了,为什么他又会想到“万被戮”呢?是谁、是什么会导致他有被杀一万次的危险?

这两个问题指向一个答案——他要报复,报复那个曲解了他的本意而用酷刑令其致残的暴君!虽然这样的做法一旦被发觉,可能会招致杀身之祸,但他心意已决——一定要做!而这个报复的手段就是完成《史记》,利用史官的特权让汉武帝在 历史 上留下永远的污点。这,是司马迁忍辱负重完成这部皇皇巨著的第四个动力。当然这样的文辞必定是隐晦的、不露声色的,但仍有迹可循。比如《史记·汲黯传》里就有“陛下内多欲而外施仁义”这样的语句。这就是在严厉批评汉武帝是个面慈心狠、贪婪纵欲之君。而汉武帝耗尽天下财力,穷兵黩武以满足一己权力欲望;滥杀大臣、残暴专断的恶行,也通过司马迁之笔留在了史书上。

此外,在《封禅书》一篇中,司马迁下笔毫不留情,对当时盛行的封禅求仙的荒唐风气进行了深刻批评,暗中讥刺汉武帝迷信而千方百计祈求不死药的无聊之举。

总之,司马迁口口声声说写《史记》是为了宣扬当朝明君的英明圣德,使其不被埋没;而实际上,《史记》对汉武帝的各种过失毫无隐瞒包庇,整体来看,对其抑多褒少——尽管司马迁作为一名尽责的、有良知的史官,不会杜撰、歪曲事实,但面对这样一个毁了自己一生的“凶手”,他很难在取舍史料、撰写评议时不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倾向性。

可以说,司马迁成功了。这部千古奇书使得他的所有目的——传承祖业、尽责守职、洗冤雪耻、名耀后世——全部得以达成。他的人生通过《史记》得以逆转,由一个最卑下、最不堪的身份一跃而为世人仰望,跻身圣贤之列。

如此看来,是苦难和强烈的屈辱感成就了他。而寄托了他全部心血和期望的这部史书,以及其中蕴含的精神,亦遗泽于我们这些后世人。

汉武帝天汉三年(公元前98年),已潜心撰述《史记》七年之久的司马迁因替名将李陵败降匈奴的事辩白,触怒了汉武帝,惨遭宫刑,这是人生的奇耻大辱。从身体上说,“大质已亏缺”,失去了做人的尊严;从心态上说,与宦官为伍,被视为无行之人。因此活下来比死去更要痛苦百倍,在《报任安书》中,司马迁说:“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其所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但是,司马迁硬挺着活下来了,他忍辱含垢,发愤著书,耗尽毕生的才华和心血,为自己、为时代、为民族写出了《史记》这部超迈古人,凌驾百世的 历史 巨著。

司马迁忍辱著书的动力来源于哪里呢?这主要取决于他气势恢弘的人生观和悲壮浓烈的生死观。

以“立德、立功、立言”为核心的激进人生观

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曾剖析自己在受宫刑以后所以隐忍苟活的原因:“恨私心有所不尽,鄙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这句话直接脱胎于孔子的“君子疾末世而名不称焉”。他又曾用儒家非常激进的 “立德、立功、立言”来鼓励自己的好友挚伯陵勇于事功。好名,尤其好身后之名,追求所谓不朽,是很有价值的。庄子的等死生、齐万物、泯是非,自然是不好名的;佛教讲弃世出家,当然也不好名,但这种消极无为怎么能够作为人类主流思想推动 社会 进步呢?勇于事功的人生追求,可以提升人的精神境界。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引用父亲司马谈的话:“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者。”这种见解标志着司马迁在生与死的抉择中形成了以“三立”为核心的人生观,同时又将其升华为发愤著书说。司马迁身上有一种 “天降大任于斯人”的气概,“铁肩担道义,秉笔写春秋”。这种自信,既是司马迁的性格特点,也是他在《史记》中所描写的许多人物的共同特征。

三千年的 历史 长河,其间活跃的人物如鲤鱼跳龙门,什么人才可以有幸跳跃司马迁手中这只如椽大笔的龙门,青史留名呢?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表述他选人入传的标准:“扶义倜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作七十列传。”如,他为商鞅立传的原因是:“鞅去卫适秦,能明其术,强霸孝公,后世尊其法”;在《刺客列传》中,司马迁歌颂刺客:“其事或成或不成,然其立意较然,不欺其志”;在《游侠列传》中歌颂游侠:“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在《货殖列传》中,司马迁第一次在正史中为地位低下的商人写传,歌颂了许多大商人为 社会 所作出的杰出贡献。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中批评司马迁:“是非颇谬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贫贱”,但我们却恰恰从班固的批评中看出司马迁迥异于常人的选人标准,以及《史记》中这种非同一般的个性色彩。

《史记》中所表现出的那种积极入世、勇于建功立业、豪情万丈的精神是极为可贵的。人类 社会 正是靠这种锐气和力量,才得以不断前进。

困厄逆境并不可惧,忍辱奋发方能成功

人的一生不可能总是一帆风顺,栽跟头、受挫折在所难免,在山穷水尽的时候,如何激励自己走出困境、柳暗花明呢?司马迁认为,人在困厄面前应该百折不挠,忍辱发奋,凤凰经历涅槃,方可获得新生。司马迁自己是这样做的,受宫刑对司马迁是奇耻大辱,他宁愿九死而不愿一生,但想到自己尚未完成父亲的遗愿, “草创未就,适会此祸,惜其不成,是以就极刑而无愠色”,于是他选择了一条更加艰辛的路——忍辱苟活,发奋著书。因为他有一颗没有被阉割,也永远阉割不了的心,身残处秽而灵魂高尚。他以 历史 上的周公、孔子、屈原、左丘明等伟大的人物为榜样,在打击中崛起,在困辱中奋进,“古者富贵而名磨灭,不可胜记,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底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司马迁并没有说大话,经过十多年的潜心著述,人类 历史 的光辉巨著《史记》终于完成。正因为受宫刑这种奇耻大辱,让司马迁擦亮了眼睛,洞察到封建统治者的残酷,他的思想升华了,境界提高了,表现在《史记》中对人、对事的看法更敏锐、更深刻、更理智了。

司马迁不仅自己在逆境中忍辱发奋,而且在《史记》中,他也表现出对这类人物的特别偏爱,极力褒扬那些不怕困难,百转千回的 历史 人物,如苏秦、越王勾践、范雎、季布。

《苏秦列传》写苏秦穷愁潦倒的时候,“妻不下纫,嫂不为炊,父母不与言”,苏秦用悬梁刺股的毅力发奋苦读,后来身佩六国相印,所有亲人的态度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苏秦感慨万千:“此一人之身,富贵则亲戚畏惮之,贫贱则轻易之,况众人乎?且使我有洛阳负郭田二顷,吾岂能佩六国相印乎?”很多人小富即安,老婆孩子热炕头的小日子就泯灭了自己的进取之心,而一个有作为的人,不管面对什么样的屈辱,都毫不妥协气馁,越是被逼到绝境,越能触底反弹。

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的故事,在中国妇孺皆知,蒲松龄称颂他:“苦心人,天不负,卧薪尝胆,三千越甲可吞吴”;范雎早年曾被魏齐所害,千辛万苦逃到秦国,几经奋斗,做了秦相,逼得魏齐自杀,报了深仇;韩信曾受胯下之辱,项羽的猛将季布曾屈身为奴……他们之所以忍辱含垢,目的就是为了将来有东山再起之时,为了更好地实现自己远大的人生抱负。

人生路漫漫,人们常说:“三贫三富不到老”,“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应当怎么面对逆境和挫折呢?是一蹶不振还是擦干眼泪奋然前行呢?司马迁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有章可循的光辉典范。“不平则鸣”、“穷而后工”,这既是对不幸者的宽慰,也符合“祸兮,福所伏”的辩证法则。司马迁留给我们的精神财富异常宝贵。

生当做人杰,死亦为鬼雄

孟子曾就生与死的问题谈过自己独到的见解:“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者,故不为苟得也;死亦我所恶,所恶有甚于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勇于面对,敢于担当,司马迁对生死问题的看法与孟子英雄所见略同。他认为:人在生死关头要慎于抉择,要死得重于泰山,万不可死得轻于鸿毛。司马迁由于惨遭宫刑,为此而痛不欲生,在生与死的十字路口,十分矛盾痛苦,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他最终选择活下去,因为这里面蕴涵着一个有无意义、有无价值的问题。他说:“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司马迁只是一个小小的太史令,如果这时候他死了,“与蝼蚁何以异?”最终他也将沦为 历史 长河中的沧海一粟,有谁会记得一个被封建专制统治戕害的小生灵呢?而如果他选择活下来,虽然身心会倍受摧残,但司马迁坚信他的著作会千秋万代地传下去,一切都将大白于天下,千秋功罪留待后人评说。如果这样,即使被戮杀一万次,又有什么可后悔的呢?我们很庆幸司马迁做了这样的选择,不然,于中国的 历史 、政治、经济、军事、文学等方方面面都将是一个空前的损失啊!司马迁在《史记》中宣扬了一种壮烈的生死观,生要生得轰轰烈烈,死也要死得感天动地。

项羽兵败垓下时,他自觉“无颜见江东父老”而自刎乌江。李清照颂扬他的诗永远回响在 历史 的天宇:“生当做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项羽虽死,英名永存。

陈胜在生死关头的勇敢抉择让司马迁景仰。“今亡亦死,举大计亦死,等死,死国可乎?” “壮士不死则已,死即举大名耳,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短短几句话,句句涉及生死的大问题。陈胜认为要死就要为国家大事而死,这样的死顶天立地。

蔺相如先是为了和氏璧,后又为了赵国的尊严,两次在强秦面前奋不顾身,司马迁对此无限敬佩。他说:“知死必勇,非死者难也,处死者难。方蔺相如引璧睨柱,及叱秦王左右,势不过诛。然士或怯懦而不敢发。相如一奋其气,威信敌国;退而让颇,名重泰山,其处智勇,可谓兼之矣。”这里整个谈的都是生死观的问题,蔺相如的“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的话铮铮作响,坦荡无私。

《史记》留给我们的不仅仅是三千年 历史 大舞台上一个个鲜活的人和事,更是我们做人的典范。司马迁借 历史 这个大舞台,弹奏出了贯穿于《史记》的昂扬向上、永不言败、惊天动地、激烈悲壮的时代主旋律。《史记》极富阳刚之美,是一部男子汉的书,《史记》中的英雄人物群像身上体现出的是悲壮而不是悲哀,它永远不会让人颓废消沉,而是激发人热血沸腾,急进拼搏。我们现在经常在谈论对人的“三观”教育,司马迁的人生观、生死观、世界观就是绝好的教材,它可以使我们认识到如何体现生命最大的价值,使人生绽放出最灿烂的火花。司马迁的成就无疑是巨大的,然而他的精神尤其伟大,这种精神将会经天贯日,与日月同辉。

因为以前没人写过。!!!!!

司马迁写《史记》的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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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写《史记》的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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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史记》是西汉著名史学家司马迁撰写的一部纪传体史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被列为“二十四史”之首,记载了上至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下至汉武帝太初四年间共3000多年的历史。与后来的《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合称“前四史”。
2. 《史记》全书包括十二本纪(记历代帝王政绩)、三十世家(记诸侯国和汉代诸侯、勋贵兴亡)、七十列传(记重要人物的言行事迹,主要叙人臣,其中最后一篇为自序)、十表(大事年表)、八书(记各种典章制度记礼、乐、音律、历法、天文、封禅、水利、财用),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余字。
3. 内容:
《史记》分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部分。其中本纪和列传是主体。它以历史上的帝王等政治中心人物为史书编撰的主线,各种体例分工明确,其中,“本纪”、“世家”、“列传”三部分,占全书的大部分篇幅,都是以写人物为中心来记载历史的,由此,司马迁创立了史书新体例“纪传体”。
“本纪”是全书提纲,以王朝的更替为体,按年月时间记述帝王的言行政绩;其中记载先秦历史的五篇,依次是五帝,夏,殷,周,秦;记载秦汉历史的七篇,依次是秦始皇,楚霸王项羽,汉高祖刘邦,高后吕雉,汉文帝刘恒,汉景帝刘启和汉武帝刘彻。
“表”用表格来简列世系、人物和史事;

“书”则记述制度发展,涉及礼乐制度、天文兵律、社会经济、河渠地理等诸方面内容;
“世家”记述子孙世袭的王侯封国史迹和特别重要人物事迹;
“列传”是帝王诸侯外其他各方面代表人物的生平事迹和少数民族的传记。[1]
4. 《史记》从传说中的黄帝开始,一直记述到汉武帝元狩元年(前122年),叙述了三千年左右的中国历史。据司马迁说,全书有本纪十二篇,表十篇,书八篇,世家三十篇,列传七十篇,共一百三十篇,约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1]
5. 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中提到《史记》缺少十篇。三国魏张晏指出这十篇是《景帝本纪》《武帝本纪》、《礼书》《乐书》《律书》《汉兴以来将相年表》《日者列传》、三王世家》《龟策列传》《傅靳列传》。后人大多数不同意张晏的说法,但《史记》残缺确凿无疑。
6. 今本《史记》一百三十篇,有少数篇章显然不是司马迁的手笔,汉元帝、成帝时的博士褚少孙补写过《史记》,今本《史记》中“褚先生曰”就是他的补作

司马迁写《史记》时经历了什么?他是如何写出来的?

司马迁为创作《史记》经历了失父之痛、宫刑创伤,是在忍辱含垢中完成《史记》编篡的。

失父之痛

司马迁的父亲曾任太史令,他把修史作为自己神圣的使命,可惜壮志未酬而与世长辞。公元前110年,汉武帝前往泰山举行封禅大典,司马谈因病 滞留洛阳,无法参加。这时,刚刚出使西南返回的司马迁匆匆赶到洛阳,接受了 父亲的临终嘱托。司马谈固然对于无缘参加封禅大典而无比遗憾,更使他报恨终 生的还是未能完成修订史书一事。

于是,他把希望寄托在儿子身上,勉励他完成自己未竟的事业。《太史公自序》中记载,司马谈临终前拉著司马迁的手泣不成声,殷切地嘱托“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司马迁俯首流涕,向父亲表示:“小子不敏, 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司马迁在与父亲生死诀别 之际接受了修史的嘱托,修史的决心从此下定。

忍辱负重

司马谈去世三年后,司马迁继任太史令。公元前104年,他在参与制定太初历以后,就开始了《太史公书》亦即后来称为《史记》的写作。但是,事出意外,公元前98年,李陵战败投降匈奴,司马迁因向汉武帝解释事情原委而被捕入狱,并处以宫刑,在形体和精神 上给他造成极大的创伤。出狱后,司马迁任中书令,他忍辱含垢,继续写作《史 记》。至公元前91年,《汉书·司马迁传》中记载他在写给任安的信中称“仆窃不逊,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凡百三十篇。” 《史记》一书的写作至此已经基本完成,从公元前104年正式开始写作算起,前后经历了14年。

司马迁的人生遭遇是不幸的

他的命运是悲剧性的,他为众多悲剧人物立传, 寄寓自己深切的同情。他赞扬弃小义、雪大耻,名垂后世的伍子胥,塑造出一位 烈丈夫形象。他笔下的虞卿、范睢、蔡泽、魏豹、彭越等人,或在穷愁中著书立说,或历经磨难而愈加坚强,或身被刑戮而自负其材,欲有所用。所述这些苦难的经历都带有悲剧性,其中暗含了司马迁自己的人生感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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