象征主义(象征主义名词解释)

什么是象征主义？

这里我们先给出一个简单初步的解释：象征主义是许多艺术流派中的一种表现形式，注重表现最自然的形态与形象，丝毫不体现现实、逃离历史等元素。

象征主义的主题和内容主要为心理的非现实状态。心理状态是非客观的，是由幻想创造出来的各种事物构成。进入这个状态的关键有时在于象征物品，有时是幻想的再现，有时还可以是梦一般的现实。

皮耶尔·皮维·德·夏凡纳《沙滩上的少女》约1879，布面油画，61.5厘米×47.3厘米，巴黎，奥赛博物馆

三个女子在海岸边，并没有什么话要向我们倾诉，是“奢华、平静、享乐”社会化情形的对立面。每个人都在放空自己，静止不动。

她们与奥迪隆·雷东的《佛》并无太大区别，画中的佛不知从哪里来，同样一动不动。周围一切并不是梦，却在围绕着梦境转动。

奥迪隆·雷东《佛》约1905年，90厘米×73厘米，巴黎，奥赛博物馆

象征主义就是将梦境搬到现实中，一切看起来仿佛触手可及。

象征主义表现的是情感。

象征主义到了20世纪依然存在，但演变为形而向上主义和超现实主义。

丹尼尔·麦克利斯《农牧之神与仙女》约1834年，布面油画，43.2厘米×37.5厘米，私人收藏

从历史上看，论证过程已经慢慢缩小。象征主义之父是富裕的雅典人伊奥尼斯·帕帕迪亚曼多波洛斯，笔名是让·莫雷亚斯，他于1875年移居巴黎，留下了一些颇有远见的诗歌。

作为一个希腊人，他自然而然地为那些意象词赋予其词源的意义，将不同的事物杂糅在一起，构成一个全新的现实，在这个现实中理性已经消失，闪光的是相互照应的神秘感。这在他《恶之花》中的第四首诗歌《信天翁》中有所体现：

费尔南德·赫诺普夫《拥抱》，1896，布面油画，50.5厘米×151厘米，布鲁塞尔，比利时王家美术博物馆

大自然是一座神殿，鲜活的石柱

有时说出令人困惑的语言；

人类穿行在象征的森林里

对他投以亲切的目光。

远方交叠悠长的回声

回响在黑暗深沉的空间中，

浩瀚如夜，宽广如光，

香气、颜色和声音互相呼应。

沿着这个狭小的思绪，肖像符号将成为象征主义的敌人，因为肖像符号只引经据典，而不凝结意义。

象征主义非常喜爱暧昧不明，因为可以带来神秘感。

这是一幅被忽视的杰作。

亚瑟·沃德尔《魅惑之女》约1901，布面油画，158厘米×109厘米，伦敦，马利特美术馆

但这对于帮助我们理解那位著名的擅长为英国贵族画宠物狗肖像画的画家亚瑟·沃德尔为什么要画一幅仙女与豹子玩耍十分重要。这是一个真正非常难以理解的且邪恶的画面。豹子在以前一直代表了情欲的含义，还好现在已经不是了。

费尔南德·赫诺普夫《我看着我上面的门》1891，布面油画，72厘米×140厘米，慕尼黑，巴伐利亚国家绘画收藏馆，新绘画美术馆

费尔南德·赫诺普夫一直以他的妹妹作为固定的模特，她就像罗塞蒂笔下的女神，只不过基因变异为红色头发，更加具有魅惑力。这是她的斯芬克斯式画像，正在抚摸着不可能存在于现实中的身披珍稀豹皮的人。

詹姆斯·恩索尔《可怕的音乐家》1891，木板油画，16厘米×21厘米，布鲁塞尔，帕特里克·德罗姆画廊

这是正在做梦的她……也许正梦见可怕的怪物，梦见恩索尔所创造的现代版博斯幻境。

劳伦斯·阿尔玛-塔德玛《倾听者：熊毛毯》，1899，木板油画，34.8厘米×27.2厘米，私人收藏

阿尔玛-塔德玛笔下躺在熊皮上的北欧女人正想象着怪诞的宇宙起源学说。

维托里奥·马泰奥·科尔科斯《吗啡瘾者》，1899，布面油画，166厘米×128厘米，私人收藏

在熊皮上沉思着的是科尔科斯的吗啡瘾者，而作者本人其实却位于维亚雷焦或者佛罗伦萨。冯·史塔克笔下的罪恶女人充满了罪恶的微妙线条，其实她的迷人已经是一种罪，头发长至耻骨却具有男子气概，缠绕着她的罪恶之蛇就像她一样令人着迷。

它的眼睛闪闪发亮，透明清澈，从其如宝石般的鳞片状蛇皮上突显出来。这是一种代表死亡的蓝色。

奥迪隆·雷东《绿色之死》，约1905，布面油画，54.9厘米×46厘米，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

而奥迪隆·雷东则用绿色表现死亡，画的同样是具有性的蛇，使用了令人羡慕的色彩混杂手法。

卡洛斯·施瓦布《掘墓人之死》，1900，胶画、水彩与铅笔，76厘米×56厘米，巴黎，卢浮宫

卡洛斯·施瓦布的《掘墓人之死》更加具有纯情色彩，天使将掘墓人带到了他亲手挖下的坟墓中。

她将他包围在挂在翅膀尖端上的大网中，手中拿着陵墓里的绿色鬼火。在这严寒中唯一让人感到希望的是正在发芽的雪莲花。

迷人的坏人正盯着德·弗尔笔下的女人，画面融合了新艺术的审美与高更般的背景笔触，在背景中出现了一个具有萨福式诱惑的魔女。

奥迪隆·雷东《微笑的蜘蛛，高耸的眼睛》，1881，浅色炭笔，纸上有擦除痕迹与刮痕，49.5厘米×39厘米，巴黎，奥赛博物馆

同时期的雷东正在创作一幅单色小画，用叠加与刮痕的手法表现了一只正在微笑的蜘蛛。

爱德华·蒙克《分隔》，约1896，布面油画，96.5厘米×127厘米，奥斯陆，蒙克博物馆

还是在那些年，爱德华·蒙克从他遥远的挪威来到了巴黎。我们习惯性地认为，蒙克的焦虑感是神秘北欧的天然产物，就像亨里克·易卜生笔下的戏剧紧张感一样。

蒙克还是吸收了象征主义的源泉，关于这一点之后可以在他的家中看到，为了将焦虑感记录下来，他将自己还带着温度的包含新艺术运动波浪形线条的画放到屋外的冰天雪地中。

荷兰人让·图鲁普是位集多种艺术大成的艺术家，在现实主义中为点彩画派开拓了空间，从表现社会现实的作品中为装饰艺术留出余地，他的线条笔触强烈，象征主义便是其画面的灵魂所在。

他的作品《宿命》表现的并不是希腊式的强烈宿命感，而是那些象征主义作品里常见的充满魅惑力的女性。

让·图鲁普《宿命》（局部），1893，粉笔、铅笔与纸上绘画，60厘米×75厘米，奥特洛，库勒-穆勒博物馆

这些女性被皮耶尔·贝诺特写入他于大世纪末1919年所创作的小说《亚特兰蒂斯》中，书名指的是一片神秘消失又复而出现的大陆。

在那里，女王安蒂内亚的情人一天换一个。神秘的传说还在流传，只是从幻想变成了充满感情色彩的故事，如同安格尔在《欧辛的梦境》中所表现的。

让-奥古斯特-多米尼克·安格尔《欧辛的梦境》，1813，布面油画，348厘米×275厘米，蒙托邦，安格尔博物馆

我们再看另外两幅优秀作品，一幅是德拉克洛瓦的，另一幅是莫罗的，这见证了一个神话传说如何演变成一幅充满梦境感的作品。

欧仁·德拉克洛瓦《亚述巴尼拔之死》1827，布面油画，392厘米×496厘米，巴黎卢浮宫

居斯塔夫·莫罗《狄斯比斯的女儿们》1853，布面油画，258厘米×255厘米，巴黎，莫罗博物馆

这两幅作品带来的启迪也是非常吸引人的。

居斯塔夫·莫罗在巴黎创作一幅海格立斯正要杀死杀人凶手、浑身鲜血淋漓的九头蛇勒拿的场景，他们头顶的天空混浊浩瀚。勒拿是一只从海底来的怪物，是尼斯湖水怪的原型。

居斯塔夫·莫罗《海格立斯与勒拿》1875—1876，布面油画，179.3厘米×154厘米，芝加哥，芝加哥艺术研究院

不管你走到哪里，总会发现象征主义的痕迹。同样是这个时期，在俄国，列宾创作了一个同样具有象征主义风格的海底世界，但里面的怪物都变成了斯拉夫童话里的人物。

伊利亚·叶菲莫维奇·列宾《海底王国的萨特阔》1876，布面油画，323厘米×230厘米，圣彼得堡，俄罗斯国立博物馆

那些已远离我们思想深处的文明、那片紧邻东方神话的世界给了尼采启迪，正是前苏格拉底时期的哲学和恩培多克勒的哲学观点构成了象征主义和后续的形而上学主义的思想根基，这一点可从阿尔玛·塔德玛的画中清楚地看到。

劳伦斯·阿尔玛-塔德玛《废墟之间》1904，布面油画，24厘米×39厘米，私人收藏

在画中，作者用同一色调描绘了一个甜美的英国女孩，她正在废墟中采摘鸢尾花，整幅作品明显就是一个半世纪前温克尔曼在帕埃斯姆图废墟中寻找古代珍宝以唤醒现代人意识的场景再现。

在这幅画中，水这个元素又一次出现，只是状态不同。对于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来说，如果他稍微关注一下视觉艺术的话，一定会觉得这个主题非常有趣。但众所周知，唯一能让他感到激动的艺术只有米开朗基罗的《摩西》雕像。

汉斯·马卡特《莱茵河上的少女》1883，布面油画，私人收藏

描写混乱状态的还有哈布斯堡王国的御用画家汉斯·马卡特，他的作品中也强调了夸张激昂的感觉。

他也以德国传说罗蕾莱的故事为主题进行创作，海涅和冯·艾兴多尔夫亦十分钟情这个莱茵河上的美人鱼传说，故事地点位于穿过普法尔茨的河流峡谷礁石上。在马卡特的画中，罗蕾莱唤来她的朋友们，在瀑布间举行派对。在这里，象征主义又一次与浪漫主义题材自然地融为一体。

约翰·马丁《游吟诗人》1817，布面油画，215.5厘米×157厘米，泰恩河畔纽卡斯尔，莱因美术馆

约翰·马丁的精美画作亦是很好的尝试，这是一位患有幻觉病的画家。

在这幅画中所有要素都包含于其中，游吟诗人、神秘的城堡、不安的军队、扭曲的树木以及显而易见的险峻峡谷，还有最重要的，在高处蓝色的山峰和幽暗的岩石间，一对山鹰的巢穴。

大山可以为那些寻找失落的平衡感的灵魂带去宁静平和的感觉。

人们通过各种途径探寻认知中的谜团，挣脱主流社会与文化的束缚，寻求解放。正是在这种思想下诞生了诗意的行为与象征主义的视觉。如果说有关异域的梦代表的是逃离现实，那么象征主义则将逃离之路概括起来，经由横向的小径和未知的方向，与回到现实的迂回之路一一对应。

从象征主义诞生之初起，它便是秘不可传的。

那么，在俄狄浦斯破解了斯芬克斯所出的不可能解出的谜题后顺利进入他父亲的底比斯王国被拥立为王的故事中，哪个情节是最重要的神话传说呢？是斯芬克斯宣称将吞下所有回答不出问题的人，而俄狄浦斯却正确说出了答案。

让-奥古斯特-多米尼克·安格尔《俄狄浦斯解答斯芬克斯之谜》1808，布面油画，189厘米×144厘米，巴黎，卢浮宫

安格尔早在1808年便创作了一个无须回答问题的俄狄浦斯。看上去好像是俄狄浦斯在向半隐藏在黑暗中的斯芬克斯提问，而他自己正看着她丰满的胸部。女性特征受到了质疑。

居斯塔夫·莫罗《俄狄浦斯与斯芬克斯》1864，布面油画，206.4厘米×104.8厘米，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

居斯塔夫·莫罗笔下的斯芬克斯甚至被半吊起来威胁，楚楚可怜，俄狄浦斯是征服者，而她是受害者。

弗朗西斯·培根《俄狄浦斯与斯芬克斯》1984，彩色木版画，117厘米×86厘米，克利斯蒂图像公司

再看看弗朗西斯·培根的斯芬克斯，他直接参考了安格尔的画法，但两人间的对话貌似被打断：对培根来说，如果不是因为受伤绑着绷带，灵魂痛楚，就没有回答问题一说。

乔治·德·基里科《俄狄浦斯与斯芬克斯》1968，布面油画，90厘米×70厘米，罗马，乔治与伊撒·德·基里科基金会

而年已80多岁的德·基里科也给出了答案，画面风格是一如既往的神秘与讽刺。斯芬克斯看上去就像是一位参加考试的小学生。象征主义变成了形而上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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