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族史(家族史是什么意思)

更新时间:2023-03-01 17:48:58 阅读: 评论:0

姜成洋(华东师范大学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青年研究员)

我写了一部草根家族史。主线是吕寿亭的人生经历,他是我外公。

1940年代初,吕寿亭担任胶东村庄保长,在“伪军”手下干活。其间,因暗保“黑八路”(类似地下党),被解除保长职务,抓丁从军。1946年“土改”,划了个上中农成分。随后国共内战爆发,他被征调,参与中共支前。1950年代前期,他做个体马车运输。1955年全行业公私合营,他成了当地马车运输社的社员。他并不喜欢新的生活方式,或许自由受了限制,或许收入受了影响,总之,留下了打伤公家牲口的档案记录。1958年,公私合营部门开展“肃反”运动,因历史问题和现行破坏,他被打成“土匪”,发配青海改造十年。其间提前获释,留场就业。1972年返乡,1977年去世。

这个写作的意图,并不是重构一个小人物的生命史,尽管这非常重要。吕寿亭的故事,我是从他子女口中听到的,有趣的是,每个子女都有独特的叙述模式,而且他们性格迥异。什么原因造成了性格与记忆的差异呢?这是研究关注的重点,但仍不是终极问题。我的终极探索,是尝试探究“命”的意识。中国人大都信命,认为冥冥之中,一种无形力量主导了人生轨迹。如何理解这种(潜)意识呢?我从回忆与叙述的角度出发,探讨人是如何有选择地回忆、遗忘,以便建构观念世界的平衡感。当然,这种有选择性跟每个个体的人生经历高度相关。

家史写作中,我产生了很多零碎思考。我想,不妨把这些思考汇总梳理,形成一篇史学理论的文章。其中,有些思考针对的是家族史的具体话题,更多的则涉及一个大问题:历史书写的可能性。我主要讨论四个方面:家族成员书写家族史,能否摆脱情感牵涉;个案研究如何获得共性价值;历史书写究竟是科学还是艺术;如何理解史学的真相。

作者家庭合影

共情的差序格局

得知我研究自己的家族史,人们大多非常好奇,我知道,好奇背后隐藏的是情感共鸣,每个人都渴望了解自己的家族史。但也不乏热心学者的质疑:作为这个家族的成员,你很难摆脱局内人的情感牵涉,如此写成的历史,恐怕很难达到史学的客观要求。我一时不知如何答复,直到某段时间,当我逐渐习惯了对意识的意识,即对研究过程中自我意识进行探究时,我才意识到,学者的热心质疑只是一种表层思考,并没有深入深层的意识结构。

问题的关键在于,克服情感牵涉与保留史学的感性是两码事。前者是约束自己的感情越界,谨防受情感支配,轻易作出明显的价值评判。就此而言,学者关于情感牵涉的质疑自有道理。但当我谈论史学的感性时,我谈的是另一层面的问题,它是关于研究者如何捕捉瞬间的问题,既包括捕捉被研究者的感性,也包括研究者对自己瞬间思维的捕捉。我逐渐意识到,如果因为顾虑情感牵涉,而质疑研究自己家族史的选择,那么,研究者很可能错失挖掘自我意识的写作契机。

在这个家族史研究中,我就捕捉了大量的感性瞬间。比如,吕寿亭在被解除保长职务后,抓丁从军,随军烧杀,后人回忆中,有放火烧死老太太的事情。我在记录这段历史时,一定有过潜在的情感纠结(值得玩味的是,此时我写这篇梳理文章时,那种纠结感已经淡漠,近乎于无)。再如,吕寿亭的小女儿吕丕玉,由于特殊的成长经历,形成了极其敏感内向的性格,因为她是我的母亲,当我记录她怕城里儿媳妇瞧不起,却自己又瞧不起农村儿媳妇时,我的内心也有犹豫。当我呈现自己对乡村同情与歧视共存的情感状态时,也曾体会到阻力。而且,随着代际更替,那种呈现的阻力越来越强,以至自我忏悔最让自己纠结。

不过,代际更替似乎只是表象,而且,与其从牵涉的情感来理解这些纠结,不如分析自我意识本身。比如,为什么自我忏悔最难?因为认识自己最难吗?或许是的,人只有捕捉和呈现意识流里的瞬间感受,才能忠于自己。忠于自己最难,这个难或许不在于人是否有勇气面对,而在于多数人已经失去了敏锐的捕捉能力。每个人都处在外在自我与内在自我的对峙撕裂中,但很少有人保持着敏感的能力,去捕捉和呈现意识的撕裂状态。

人往往有这样的感觉,最亲近的人反而最让自己摸不透,这是否真是因为情感牵涉干扰了理解。对这个研究持善意质疑的学者,他们不无道理地坚信,客观的研究需要拉开情感距离。问题在于,当研究者面对可以拉开情感距离的人时,是否有信心认为自己获得了更好的理解。比如,相对于吕寿亭的子女,吕寿亭更能让我拉开情感距离,毕竟我从来没有跟他见过面。而相对于吕寿亭,“伪军”司令赵保原更能让我拉开情感距离。但我很难说自己对赵保原的理解胜过对吕寿亭的理解,对吕寿亭的理解超过对他子女的理解。进而言之,也很难说对吕寿亭子女的理解胜过对自我的理解。

局内人和局外人是相对的,这种差别常常极其微妙,多年访谈经历使我渐有体会。比如作为返乡青年,与父母短暂的共同生活,一切苦乐都是切身体验,这种体验似乎无需语言传达。而与家族其他长辈聊天,这种共情感弱了些。与其他父老乡亲闲谈,我的精神状态明显轻松,那种自我呈现似乎隐含了一种意识:我需要做的,无非是在闲谈中给予问候或同情。不妨借用费孝通先生“差序格局”的提法,给这种潜意识命名,我称之为“共情的差序格局”。

这种习以为常的潜意识,当它进入研究者的反思时,不难发现,情感距离的拉开的确带来了研究便利感,原因在于一种陌生感的自然生发。人多是这样,对最亲近的人往往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但另一方面,这种研究便利也很可能掺杂了误觉,只因情感距离的拉大,无意间减轻了研究者臧否人物的内心负担,同时,它似乎也弱化了某些共情的体验。

总之,所谓摆脱情感牵涉,拉开情感距离,这种思维很可能使研究者弱化共情的体验,也错失深度挖掘自我意识的契机,进而使历史书写失去温情。我相信,受过学术训练的研究者,通常会有文化自觉意识,可以处理好情感牵涉的问题。如果研究者具有敏锐捕捉自我意识的能力,并具备在习以为常中发现陌生感的能力,那他更可以处理好情感牵涉与史学感性的关系。实际上,既有为数不多的家族史研究中,那些有影响力的作品,无一不是由家族内部成员书写,比如林耀华《金翼》、周锡瑞《叶》、李洁Shanghai Home:Palimpsts of Private Life等。

碎片化:空间还是精神?

必须承认,当下史学研究的碎片化日趋严重。个案研究如何获得共性价值,这个问题需要重新反思。以这个家族史研究为例,我谈三点体会。

首先,家族史应该是整体史研究,它需要时段跨度,同时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军事诸多方面。比如林耀华在《金翼》中,通过生命史叙述,串起了诸多重大政治事件,如辛亥革命、军阀混战、土地革命、抗日战争等;串起了重要历史进程,如19世纪闽江流域贸易扩张、近代运输业的兴起、晚清地方军事化过程、近代教育体制的兴起。同样,我的家族史研究中,通过吕寿亭的生命故事,贯穿了抗日战争、国共内战、“土改”、参军、公私合营、“肃反”、集体化等重大事件和历史进程。时下碎片化的研究中,学者固然可以就具体问题精细研究,但无法让读者形成对时代的整体把握。打个比方,目下学界的砖瓦生产足够多,但很少有人用过剩的砖瓦设计建筑。

其次,整体史研究固然涉及甚多,但尽可能不要面面俱到,而应有一条关键隐线。这条隐线的价值,在于突破一个家族的狭小格局,反应更大层面的群体生存境况。就我的家族史研究而言,这条关键隐线是二十世纪的粮食关系。

布罗代尔在《地中海与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世界》中,将历史分成三个层次:一是长时段历史,几乎静止的历史,即人与周围环境的关系史;二是社会史、群体和集团史;三是事件史,即传统历史的部分,也就是个人历史。他警示道,个人规模的历史只是海面浪花,它动人心弦、富有情味,但这个世界对历史深层只是蜻蜓点水。“我们必须事先弄清这些隐蔽的、往往无声无息的巨大水流,而长时期的观察才能揭示它们的流向。引起轰动的事件往往只是这些宽阔的命运的瞬间表象,而且只能用这些命运予以解释”。([法]费尔南·布罗代尔:《地中海与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世界》,唐家龙、曾培耿 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第10页)

就二十世纪中国乡村史而言,“粮食”正是推动个体命运波澜的深层水流。按照孔飞力的分析,在粮食获取方式上的突破,是中国由帝制迈入现代国家的关键标志。([美]孔飞力:《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陈兼、陈之宏译,北京:三联书店,2013年,第73-102页)土地关系与农业税制的不断变动,决定了国家与农民关系的变化,也影响着乡村群体内部的关系变动,这些都在影响着每一个个体的命运。通过这个家族史研究,我将贯穿起抗战时期国共征粮、双减增资、土改征粮、互助合作、统购统销等关键事件。

最后,个案最大的价值和最大的难点,在于如何“趟过世俗的河流,抵达精神的彼岸”(阎连科语)。所谓碎片化质疑,无非是“一个家族的历史能有多少典型性、代表性呢?”这个质疑很有道理,时下微观实证研究往往陷入具体个案,无法超脱,而历史研究需要宏大关怀。但我逐渐意识到,质疑“碎片化”的大部分学者们,对于宏大关怀的理解,并没有上升到精神层面。学界多以为,只要研究的对象足够大,就克服了“碎片化”问题。这只是在空间范围上理解“碎片”和“整体”,但没有意识到,真正的共性并非空间层面的拓展,那种拓展反倒是在抹杀差异。那么,真正的共性如何达成?它需要超脱到精神层面,即趟过世俗的河流,抵达精神的彼岸。

我的研究的终极探索,是思考“命”的意识。宿命论就是精神彼岸的问题,它具有地域和时代特点,同时又超越地域和时代局限。我试图说明,宿命论的产生源于人存在状态的荒诞,而宿命意识的生成同时也在制造荒诞,它用制造荒诞的方式实现对荒诞的反抗。命的意识的荒诞在于它有选择地建构,通过遗忘这种创造性的力量,对某些确切发生的事实视而不见。但它并非绝对的消极,并非与自由意志绝对对立。之所以说“命”的意识带有荒诞性,这源于我们的理性意识,而对信命者而言,理性消退的地方,潜意识登场。在冷酷的荒诞面前,唯一可行的反抗,或许就是自欺。某种意义上说,这种生机勃勃的潜意识从根本上决定着人的生命活动。(残雪:《灵魂的城堡——理解卡夫卡》,北京:作家出版社,2019年,第103页)正是这种潜意识中有选择的建构,达成了观念世界的平衡,人由此得以对抗世界的荒诞,生活下去。

这显然是个带有哲学意味的问题,它足以唤起读者的共鸣感与同情心,唤起读者对自我身世与意识的思考。就此而言,历史写作需要研究活着的历史。活着的历史直指精神彼岸,比如宿命论、生死观等问题。

历史书写:科学还是艺术?

我认同海登·怀特对历史的定位,即历史是科学与艺术的中介。([美]海登·怀特:《后现代历史叙事学》,陈永国、张万娟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33-62页)所谓科学,即以实证研究探寻历史的真实,而艺术则是制造陌生感,创造认知世界的新视角,这种创造融入了个人特有的气质、性情。

首先,实证研究是这个家族史写作的基础,它以档案查询、田野访谈等方式进行。档案查询的过程让我意识到,家族史写作很看缘分,因为并非所有家族都能留下档案,即便只是零星一点。这个过程也提示,并非所有家族故事都值得学术书写,显然,只有具备丰富曲折的故事,才能支撑一个大规模的研究。

草根研究面临的最大难题,或许在于资料的匮乏,尤其书面档案的匮乏。娜塔莉·戴维斯写《马丁·盖尔归来》时,便遇到了这种难题:地方信息异常丰富,但特定人物的史料仅有一鳞半爪。戴维斯的做法是,借助来自同期本地的其他资料,努力发现他们也许看到过的世界,他们也许有过的反应。([美]娜塔莉·泽蒙·戴维斯:《马丁·盖尔归来》,刘永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6页)就我的家族史而言,档案同样一鳞半爪,但都涉及了关键事件,比如1956年公私合营时,吕寿亭打伤牲口的记载;1958年“肃反”运动中,对吕寿亭的审判记载。尽管直接材料只有这些,但按照戴维斯的方式,通过大量查阅相关事件的档案,结合多人访谈,仍可以大体还原历史脉络。

娜塔莉·戴维斯与《马丁·盖尔归来》

田野访谈的关键在于多轮访谈。我每年保持至少一次的访谈,以单独访谈为主,有时也找机会集体聊天。单独访谈的好处,是营造了相对私密的交谈空间,双方思想顾虑较少,访谈容易深入。这就避免了集体聊天的问题:个体往往要兼顾他者的情感,以迎合整体的情感氛围。这种差异显示了身份与叙述互动关系的微妙:集体聊天时,个体叙述需要兼顾其在家族中的角色位置,因为角色对应了个体约定俗成的言行规范。

但集体聊天必不可少。一方面,多人共同的回忆与提示,激发了更多关于过往的记忆细节,也互相纠正记忆的错误。另一方面,正如李洁在上海家庭的研究中所说,“家庭成员或者彼此信任的邻居间的闲聊,可以提供少有的充满诚实、安慰和幽默的聊天氛围,他们的这种闲谈私语创造了官方历史叙述之外更多样的历史叙述”。[Jie Li, Shanghai Homes, Palimpsts of Private Lif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5), 148]

重复是必不可少的,任何重复都会产生新的差异,从叙述者的角度而言,体现在这几方面:就在我对某个话题不抱更多期待时,却总在不经意间,从讲述者口中听到了未曾提及的故事;而且通过反复的田野调查,即便被访问者第一次存在撒谎的情况,但在第三次甚至第七次访谈中,对同样话题的探讨可能会反映出被访谈者的真实体验;(Yunxiang Yan, Private Life Under Socialism: Love, Intimacy, and Family Change in a Chine Village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11)还有更微妙的原因,对于过去同一段历史,个体会在时空变化中改变自己的认知评判,尤其当个体新近经历了生活转折时,他对过去的讲述兴许会有改变,以重新认知自己的身份。(Elliot G. Mishler, Narrative and identity: the double arrow of time, in Discour and Identity, edited by Anna De Fina, Deborah Schiffrin, Michael Bamberg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41)

对倾听者而言,重复的价值在于,很多先前感觉零散、可以略去的细节,在倾听叙述者多次提及,以及自己事后独自回味时,会从中品味出一种鲜活生命力。很多时候,研究者跟访谈内容产生共鸣,不在最初听到的瞬间,却在陈酿很久以后。正是鲜活生命力于不经意间的传递与体会,使得微观历史叙述不再只是印证或颠覆宏大叙述的一个“碎片”。

我研究的前期工作,主要是查档与访谈,这为整个研究建构了坚实基础。到了后期,我考虑的则更多是艺术呈现的问题。我有一个联想,关于一种电影拍摄的模式,它目前只存在于我的想象中,即电影主体、拍摄花絮、事后影评融为一体,构成一部新的电影。它旨在突破平面叙述,或者说二维叙述。这种叙述的特点是上帝视角,在俯瞰历史。我尝试的是立体化、多层次的历史书写。这种书写模式需要把“我”带入历史中,出现在拍摄花絮、事后影评两个环节。

所谓电影主体,就是家族史的故事主线。历史研究者往往忽略一个思考:研究者是否可以悬置对史实的已有认知,去呈现一种书写与阅读的陌生感。换句话说,历史研究者为什么不假象一种儿童状态,不只是作为书写者的自己,也包括可能的阅读者。我的意思是说,研究者写下了一句话,里面可能包含了某个历史“知识”,研究者或许心安理得地认为,读者应该知晓这个“知识”。这个现象要么可以说成是研究者思维的霸权,要么说明他本身没有意识到这一切,没有意识到这里隐含的时代局限。须知,当下和未来的读者,并不会心安理得地认为自己“应该”知道某些历史“知识”。

拍摄花絮,指的是查档、访谈经历的融入,这里也涉及现象学与潜意识的引入。贡布里希说:“我们必须认识到,一旦艺术家最终彻底放弃把事物表现成我们眼见的样子,他们的面前将会展现多么伟大的前景。”([美]E.H.贡布里希:《艺术的故事》,范景中译,杨成凯校,南宁:广西美术出版社,2015年,第181页)他告诉我们,艺术不只是呈现你知道的、见到的,更要呈现你感受到的。比如面对档案与访谈,捕捉思维的互动别有趣味。人不能成为史料——比如档案——的囚徒,在它的指引下匍匐前行。要与它若即若离,甚至与它戏谑。我的意思是说,一个人面对史料,头脑会在不同瞬间闪过杂七杂八的念头,它们天马行空、转瞬即逝。追求客观的历史学家们,他们乐意的是在史料的巨山中不断刨取,穷尽一生,无非身边留下一小堆碎石。他们意识不到,那些闪过头脑的转瞬即逝的念头更重要。柯林武德说过:“真正的美绝不是主观与客观相排斥这种意义上的主观与客观,它是心灵在客观之中发现其自身。”([英]柯林武德:《艺术原理》,转引自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何兆武、张文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译序第17页)

现象学如何进入文史书写,文字如何唤起听觉、触觉、味觉及诸如此类的一切感觉,如何捕捉由这些感觉延伸出去的一切内容。这些问题值得历史研究者思考。普鲁斯特以对非自主记忆的捕捉,呈现了这种书写的可能性。(所谓非自主记忆,指通过当前偶然获得的感觉唤起的过去,这种感觉是由意想不到的物体给予的,如甜点的味道、汤匙碰壁的声音,往事正隐蔽在这物体里。参见普鲁斯特:《追忆似水年华》,李恒基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8年)叙述的生成意味着非自助记忆的中断,意味着人从现象学的陶醉中抽离。人似乎很难捕捉他人的非自主记忆,似乎只能以趟入自身意识深处的方式,去体会他人的无意识、潜意识。但也不必绝望,那些叙述中的“转折”——梦境、口误、记忆错乱、随意的精神联想等——仍有捕捉价值,对于信息来说多余的东西,很可能在言语中有弦外之意。(《典型疗法的变体》,载[法]雅克·拉康:《拉康选集》,褚孝泉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323页)

换言之,研究者需要意识到,对自我意识的意识,是一种更本源的反思性实践运动。有诗意的作品不只呈现最终的产品,它同时可以呈现这个动的过程。我曾想,写作应该像树的年轮一样,呈现作者不同时段的思想痕迹,哪怕只是瞬间。但这不太现实,年轮呈现了清晰感,而人不同时段的思维早就混杂在了一起。实际上,混沌才是更真实的状态。

所谓事后影评,是历史研究者的自我忏悔,忏悔并不意味着罪感,而是对追求真相的无力感的认知。在这个家族史写作中,这种所谓的事后影评不仅意味着“我”的介入,我还虚构了一位听我讲故事的人。从我的视角来看,我读自己先前的写作,旧文偶尔激起新的感想,它是一种自己给自己做评注的冲动。此时,我让这位虚构的朋友出场,以对话形式完成这种新的反思。这个过程有点像照片上搞绘画,层累地创作。它离真相进了还是远了呢?这种问题似乎并没有提问的必要。

而从读者视角来看,这位虚构的朋友不时打断我的讲述,质疑我书写的真实性,或者对我的书写方式进行探讨,使得整个研究多了一个层次,即我与这位朋友探讨了诸多历史哲学问题。读者阅读这个家族史时,他可以随意切换这个虚拟朋友的身份,既可以想象成这就是读者本人,也可以想象成这纯粹是作者的自说自话,还可以想象成是一个读者、作者之外的他者。我后来意识到,这个虚拟的朋友带来了意外价值,他的出现,让我的很多谈话变得更自然,更有生活气息,而不是死板的书面语。

历史研究者的忏悔可能面临一种质疑:人能绝对地忏悔吗?卢梭的忏悔难道不是更深层的掩饰吗?这确实很可玩味,它反映了人探究自我的无止境。在《忏悔录》中,卢梭通过回忆与叙述追溯“真实自我”,这个“自我”在何种意义上接近“真实”呢?斯塔罗宾斯基的评论颇有见地,我不妨直接引述:

自我不是我永远无法企及的静止,恰恰相反,我就是那焦虑不安本身,它禁止我停歇下来。正是在我摆脱原先被我当作原始给予物的事物(它刚被给予,就被即刻收回了)的过程中,我自身的真理得以显露,而我原以为在这事物中找到了“真实自我”。由此,我的所有行动、错误、虚构、谎言都体现着我的天性:我本真地就是这种不忠实的状态,即背离那永远吸引我、却永远躲避我的平衡状态。不存在无法被自我之整体性所吸纳的疯狂或谵妄。整体性的所有侧面都同样可疑、同样非法,但它们所构成的整体则奠定了主体之不可磨灭的价值与正当性。这就是为什么一切都必须被讲述、被坦白、被揭露,由此,一个独一无二的存在着才得以从那无比完整的混沌中显露出来。([瑞士]让·斯塔罗宾斯基:《透明与障碍:论让-雅克·卢梭》,汪炜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115页)

田野访谈

真相:明确性?多元?混沌?

以上诸多思考多会关联一个问题:如何理解历史的真相。对这个问题的认知,涉及研究者的史观,也影响着历史书写的可能性。现当代历史研究面临一个特殊境况:史料不是匮乏,而是太多,真相在越来越清晰的同时,也变得越来越多元、越来越混沌。既往实证研究多相信史实还原的可能,在历史书写方式上,倾向于得出清晰结论,总之,追求的是历史真相的明确性。但史实彻底还原并不可能,历史研究者的作为,无非是尽最大可能,去逼近所谓历史真相。这个家族史研究的过程,也是逐渐塑造我个人史观的过程。

所谓多元,即承认单一视角对历史认知的局限,于是尽可能以更多视角共同呈现历史场景。实际上,整个研究最初,我的疑问就是如何面对多元认知的问题:同一个家族长大的子女,为何形成了差别迥异的性格和回忆。马克·布洛克强调,历史是去理解,而非评判。([法]马克·布洛克:《历史学家的技艺》,黄艳红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31页)当我抱着这种态度去尝试探究不同个体时,对于所谓“罗生门”的困境便有了更深的认知。

实际上,人在回忆过往时,往往是借助他者表达自己。比如,吕寿亭子女对吕寿亭的叙述各有侧重,但他们口中的吕寿亭形象,跟他们每个人的性情颇有吻合。拉康认为,无意识需要投射,主体通过对别人的言语来承担起他的历史。(《精神分析学中的言语和语言的作用和领域》,载[法]雅克·拉康:《拉康选集》,第246页)与此相似,邓晓芒认为自我意识里包含了一种自欺本质。自我意识就是把自己当对象看,同时又把对象当自己看的意识。人的自我意识要求他相信自己的叙述,人只有把某个对象当作自我来看,他才是真正的自我。而当他这样做的时候,他其实知道那个对象并不是他的真正自我,他其实是有能力拒绝诱惑或者反抗权威的。但是如果他真的拒绝诱惑、反抗权威,他就会感到极大的空虚和无奈,感到一个抽象的孤零零的自我,因为失去了一切对象而感到恐慌。(邓晓芒:《论“自我”的自欺本质》,《世界哲学》2009年第4期,第110-117页)

多元史观不只体现在如何理解个体回忆、个体意识上,在对这个家族史的故事建构中,我同样尽可能以多视角建构,避免全知全能的上帝视角。比如,我会兼顾国共双方视角、村干部、吕寿亭个人等不同视角,我会与那个虚拟朋友不时跳出,去点评我正在讲述的历史,这本身也是另一种视角。我尤其意识到,儿童视角在过往历史书写中的缺位。处在特定历史情境中的儿童,其对周遭历史事件的认知是独特的。这些特定事件对儿童性情的影响也是巨大的,甚至关联着他们后来的历史认知。历史学者对儿童视角的建构,依托亲历者的回忆,自然也结合了一定的想象,这无可厚非,为何要放弃多元呈现呢?

与多元相关的混沌史观,同样表现在历史呈现上。多元本身就意味着混沌,但混沌也体现在故事叙述的技巧上。我曾尽力挖掘史料,期望把故事建构得丰富细致,这是实证研究必有的笨功夫。但到了考虑艺术呈现的阶段,这个想法就显得并不聪明了。首先,总有无法考证的细枝末节,只要不是关键内容的缺失,研究者大可不必为此揪心。其次,即便可以详细考证的部分,研究者未尝不可刻意制造粗糙、断裂。在艺术史上,这个问题已经引起过思考。艺术史家发现,无论绘画、雕塑,它们的美丽草图往往比精细的完工之作更优美、更有力。因为只有发挥高度想象力的作品,才能激起人们的想象力。那些粗糙不确定的地方,由观看者的想象力予以补足,而且跟艺术家全力以赴要达到的效果相比,想象力的补足即便不是更准确,起码也更让欣赏者自己满意。印象派后来给人们造成大胆革新的印象,其道理即在于此。可以说,那缺乏润饰后面,隐藏的是神秘的技巧和聪颖。([英] E.H.贡布里希:《艺术与错觉:图画再现的心理学研究》,杨成凯、李本正、范景中译,南宁:广西美术出版社,2012年,第168-177页)除了故事建构的过程,研究最后也尽可能开放呈现,避免落脚于明确结论。总之,历史书写如同艺术建构,需要欣赏者的共同参与。你看待它的方式,就是它存在的方式。

《艺术与错觉:图画再现的心理学研究》

多元、混沌的史观或许源于我对草根历史的关注。草根历史不是实证主义,研究者无法也无需像考订领袖年谱一样,寻求那些严苛的确定性。这本身是历史研究面对的现实,其深层也潜藏了研究者微妙的意识差异。也就是说,面对草根与领袖,研究者的心理负担是不同的。仿佛领袖的生命史就应当填充各种明确性,而草根的生命史则默许了想象空间。这种习焉不察的意识差异,本身就暗示着草根地位的微弱,即便在历史书写中,他们也顶多以一种模糊的形象呈现出来。但另一方面,我怀疑确定性不是成就了人的历史呈现,而是扼杀了人的存在状态的多元可能性。正像卡尔维诺所说:“记忆中的形象一旦被词语固定住,就给抹掉了。”([意]卡尔维诺:《看不见的城市》,张宓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6年,第87页)这句话道破了记忆与忘却的悖谬统一。就此而言,那些侥幸留在档案上,并被模糊呈现出来的草根,又确实是幸运的。

余论

读者或许能有体会,这篇文章提出了若干思考,但重中之重是在呼唤研究者对自我意识的捕捉。我为什么逐渐形成了这种思维呢?或许恰恰跟研究自己的家族史有关系。作为家族史的一员,当我在书写这部家族史时,我到底在探究什么。我后来意识到,归根到底在探究自己,我从哪里来,我何以成为现在的自我。阿拉伯谚语说:“人像自己的时代,有甚于像他的父亲。”([法]马克·布洛克:《历史学家的技艺》,黄艳红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53页)实际上,人不止像自己的父母,不止像自己的时代,更可以从过往时代中找到个性与潜意识的来源。

我意识到,不要尝试从外在寻找历史的真相。那多元与混沌的意义,只能从自己的内在体会,而不是历史本身。当我们去生活,去体验,去思考存在的状态,真相就会因我们而变。真相当然会变,但只有当我们改变,真相才会改变。故此,我们实际走在孤独的道路上,它是探索自我的道路,而不只是探索历史本身。

最后说一句,这篇文章兼论历史书写的可能性,但史无定法,它呼唤多元的、有艺术感的书写出现。

责任编辑:钟源

校对:张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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