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后如何创业(80后如何创业挣钱养家)

作者 |陈凌之

编辑 |张真真

创业需要“盲目自信”

2013年，80后青年佘勇波揣着攒了十年的工资，加上七大姑八大姨的六个钱包，一共180万的初始资金，只身闯入了创业生涯。

这是一个看上去不够高大上但却值得反复琢磨的创业故事。

佘勇波的老家给了他最差和最好的环境。出生在四川巴中和平乡一个小山村，儿时，他每次上学都要备足一周的口粮，然后走上5个小时的山路去学校。

但这里还有另一个重要的身份：方圆有名的博士之乡，母校和平场小学前后一共走出了38位博士，杰出校友包括澳门大学校长宋永华、中山大学副校长李善民。

在教育红利优厚的年代，每一个在温饱边缘徘徊的家庭都会这样教育孩子：读书是唯一的出路。

然而，我们还是极难看见大山里走出人才，佘勇波的老家几乎是不可复制的奇迹。

这一点，他承认自己是幸运的。

“人要有一股心气儿，家乡走出了很多出人头地的人，那我也想成为这样的人。”

他承认自己很大程度上受了前辈影响，坐在山区简陋的小学里，这种精神力量的支撑给了他莫名的自信，潜移默化驱使着他走出了大山，也影响了他日后很长时间的人生轨迹。

就像13年，佘勇波毅然决然辞掉十年的IT研发，把所有筹码都压到数字化制造这个领域。

“我坚信自己一定会成功，每天都会这样暗示自己。”

数字化制造必定会在中国先一步觉醒，而佘勇波觉得自己一定是那段激流中的弄潮儿。

变局是创业者的礼物

2013年，美国前政府特工斯诺登爆出“棱镜门”事件，双汇反向收购了美国全球最大猪肉商史密斯菲尔德，时局风云变幻。

就在这一年，佘勇波离开了工作十年的IT研发岗位，拉上两个在汽车主机厂从事研发的兄弟，一起创办了智参科技（IPS），致力于为中国企业带来最好的数字化制造解决方案。

“创业之前，我一直在给中国企业卖工业软件，近些年他们发展的的确很快，但仅仅体现在体量上，而不是技术上。”谈到创业初心，佘勇波如此回答。

佘勇波的初始团队几乎都来自汽车主机厂，对汽车的研发设计和制造技术非常熟悉，时至今日，他笑称：我们比主机厂的研发更懂研发。

近十年，在汽车制造领域，像比亚迪、吉利、长城这些国产汽车品牌的发展尤其迅猛，企业体量膨胀速度和技术迭代需求都非常突出。

（近十年比亚迪汽车销量趋势图）

当我们把汽车制造以新能源为分界线，在新能源汽车市场爆发之前，一款良好的汽车设计方案可以沿用十几年，甚至是几十年。

在这样的模式下，国产品牌和大众这种有着百年汽车制造经验的品牌，在汽车设计上确实存在技术代差，也就是汽车设计上几乎难以追平的劣势。

因此，许多国产汽车的竞争策略往往是性价比，汽车设计更多地偏向节省成本。

反过来说，国内的汽车主机厂更在乎设计，制造方面只要能把车造出来就行，其中过程无须多虑，所以工程产线基本都是外包给线体商制造，主机厂不掌握产线标准。

然而，这个路子外资品牌已经走了将近百年，行业前沿的汽车设计几乎都已经走到了挤牙膏阶段。

既然设计很难走得通，关注制造过程这种次选行得通吗？

当时，外资品牌和国产品牌都有这种疑问，而在汽车制造这个领域，前两者的差距并不是不可弥补的，弯道超车完全有可能。

新能源汽车的异军突起，无疑点燃了这个潜在的爆发点。

新能源汽车和传统汽车的区别，宛如智能手机和功能机一般，拥有了较重的消费品属性，产品迭代速度非常快。

“以前，大众卖了几十年的车现在还在造，放到现在，一款车推出三五年基本就退出市场了。”

互联网造车时代，汽车设计迭代周期从数十年缩短至几年，并且随着造车新势力的崛起、传统汽车豪门的介入，越来越内卷的局势使得这种周期进一步缩短。

汽车设计的频繁更迭，使得产线和工厂也需要频繁的重新建设，这种节奏激发了汽车主机厂和线体商的矛盾。

以前造一个汽车工厂至少需要三五年，放到今天，工厂刚造好就已经被淘汰了。

佘勇波曾经接触一个客户，他们把工厂造好后，本来就需要三个月的时间进行产线现场调试，但因为线体商按照合同交付的部件尺寸多了2cm，整体组装失败，不得不将产线退回重造，如此又延误了一个多月的时间。

产品更新速度加快，汽车设计节省成本走向瓶颈，内外双重因素迫使汽车主机厂寻求制造过程上的转变。

“在这个时点上，我们和西门子、达索这些外国顶尖工业制造技术服务商站在同一起点，我看到了IPS的机会，也看到中国制造的机会。”

通过IPS输出的数字化制造方案，从设计到生产的线性流程可以变成并联流程，诸如产线调试和试生产等步骤可以提前搬到电脑中模拟进行。

“因为工程实际条件比较复杂，数字仿真并不能做到100%准确，但至少我们可以解决制造过程中80%，甚至90%以上的问题。”

在市场应用上，数字化制造技术已经足够成熟，前方一片蓝海亟待佘勇波这样的创业者去开发。

没有人会拒绝真诚

创业最难的地方是获取信任，而真诚无疑是最好的敲门砖。

“数字仿真”、“数字孪生”、“数字化制造”，听起来都是非常虚的东西，工厂老板刚接触时很难相信几个软件以及电脑上的几个模型，就可以帮他们省下很多钱。

因为行业对人才的要求很高，创业之初，佘勇波既面临着小公司招人的艰难，又背负着拓展业务的压力。

（创业后，身兼多职成为一种常态，佘勇波(中)在展会上向客户宣讲产品）

表面上，他的身份从员工变成了老板，实际上，他从程序员变成了身兼人力、研发、资金、业务、营销的苦力。

作为一个从大山里走出来的孩子，佘勇波没有退路这个选项。

IPS的第一笔业务来自于上海东富龙，这家11年上市生产冻干机的上市公司，创始人郑效东同样是技术出身。

2013年，为了开发客户，佘勇波在工厂外守到晚上10点，终于见了这位上市公司老板。

“他觉得我很像年轻时候的他，有创业上的那种真诚，我很感激他的认可，虽然这笔合同只有一百多万，但对我的创业生涯举足轻重。”

然而，IPS成功更重要的因素在于服务上的细致入微。

2019年元旦前夕，经过前期超过半年的驻场技术交流，IPS终于和长城汽车达成初步合作。

当时，佘勇波已经非常清楚，产品频繁迭代是长城汽车工厂当时应对的最大挑战。

熟悉老魏（长城汽车董事长魏建军）的都清楚，这家90年代发家的民族汽车品牌有着手搓底盘的优良传统。

在接手长城汽车第一个产线改造项目时，佘勇波惊讶于这个年销汽车超百万辆的大型企业，制造技术还停留在依靠老师傅经验、工艺卡片等传统手段。

由于大量工艺数据没有融入系统平台，长城内部各个部门、和各个核心供应商各自形成了一个个信息孤岛。

因为长城不掌握标准，数据也不和线体商互通，每次调整工艺数据都要人工同步给供应商。

之后，供应商再进行修改，核心问题在于：在修改过程中，长城最新的工艺数据可能又发生了变化，所以最终供应商交付给他们的东西，不是长城想要的或是最新的。

进入长城汽车，IPS既要扮演一个技术支持者，又要成为一个技术教育者，将长城扶向数字化制造的发展正轨。

（IPS提供的工艺标准）

除了提供基础的工业软件，佘勇波的技术团队根据长城的实际状况，定制了两套分别面向内外部的数字化标准，一是拿回产线设计的主动权，二是打通内部各部门的信息隘口。

其次，IPS的技术强项在于解决工厂建设拖沓的老毛病。

（IPS产线数字仿真）

通过数字仿真，IPS可以事先收集工厂和产线的各种图纸，预先在办公室里进行模拟调试、试生产。

在产线还没造出来的时候，工程师就在办公室的电脑上，解决了绝大部分现场调试的问题，极大地缩短了工厂项目周期。

特斯拉18个月建设一个超级工厂，就有赖于这样的数字仿真技术。

根据长城制造部门的数据反馈，在IPS提供数字化制造解决方案下，从数据协同到现场调试协同，整个项目周期比原来缩短15%。

从效率上说，依据IPS二次开发的软件，长城相关产线工作效率也提高了20%，成本缩减了15%。

最后，因为长城各部门信息互通，可以保证所有的数据是实时的，最终的产品质量也提高了10%。

（佘勇波（左六）团队和长城汽车的合作得到了一致好评）

项目上实实在在的收益，是佘勇波可以提供的最大真诚，也是IPS最大的优势。

自此之后，IPS和长城汽车达成了全面合作，在业务上也走向了多点开花的高速发展期。

从中国制造到中国智造

“我一直有个目标，要把最好数字化制造方案带给我们的民族品牌，但现在我们能做到的还不够，中国制造的未来一定是中国智造。”

今年，IPS包括佘勇波在内的56人团队，服务了包括宁德时代、长城、上汽等全国400多家客户，年收入超1亿。

在国内，结合技术积累和业务落地，能做到IPS这种程度的企业不超过五指之数。

按照佘勇波的话说，他们已经比友商至少多走了一年的路。

然而，佘勇波觉得这还不够。

随着国内企业越来越朝着高精尖方向发展，工厂对产品良品率、产线控制程度的要求必然会大大提高，如芯片制造、新能源企业，数字化制造技术还需继续突变。

就像十年前开始创业时，数字化转型是一个必然的风口，佘勇波觉得智能制造会是下一个必然的风口。

而随着物联网技术和数字孪生技术上的成熟，智能制造也到了一个可以快速攀升的历史节点。

早在17年，IPS就已经在准备数字孪生技术的开发，并且短期内就和三一重机达成了一个落地项目。

（IPS工厂数字孪生展示）

数字孪生和数字仿真的区别在于：数字孪生是一个装在工厂内部的监控摄像头，全天不间断地展示工厂的真实画像，而数字仿真则更像一面镜子，尽可能地反映对象的真实面貌。

“以前我们都是在学一些老外的技术，但在智能制造和数字化转型的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真正帮助到民族品牌，做出我们的贡献，这是让我感到开心的地方。”

对于未来，佘勇波把IPS定义为一个全流程数字化服务专家，不仅要赋予国产企业成熟的技术，更要授人以渔——赋予他们自身技术进化的能力。

创业的得与失

和很多创业者不同，佘勇波大学毕业就成了家，很早就背负了家庭的压力。

创业十年中，前期他在家庭生活中缺席了很长一段时间，尤其是对妻子和孩子的陪伴，他始终存在愧疚。

对于一个十分重视家庭氛围的四川人来说，在创业最艰难的时期，佘勇波心中藏着创业和家庭的双重忧虑。

凡事都有代价，把视角放在现在，佘勇波已经成为行业中最顶尖的那一小撮人。

（IPS获得“西门子铂金级合作伙伴”，佘勇波（中））

其实，大到整个中国制造，小至佘勇波的家庭，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使命，都在尽力扮演自己的角色。

回想起故乡，以及小时候在大山里读书的时光，佘勇波依然坚信榜样和环境的力量。出生在四川山区、辗转到成都求学，再到上海工作、积蓄能量创业，从不抱怨，主动选择优质的环境是他坚信不疑的信条。

佘勇波感激那些未曾谋面的家乡前辈无形中给他的精神财富，也珍惜如今创业路上每一个贵人的提携和帮衬。

如今，他也想通过自己的奋斗轨迹尽可能影响每一个普通年轻人，谁的梦想，都不卑微。一步步踏实走下去，路，总会闯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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