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成本(农业成本项目有哪些)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 施诗 实习生杜晏楠 上海报道

尽管国际农产品期货价格有所回落，当前全球粮食安全问题依然紧迫。

当地时间7月18日，联合国在纽约总部举行以“立刻采取共同行动：协调全球粮食应对危机”为主题的高级特别会议。第76届联合国大会主席沙希德提出，据世界银行预估，俄乌冲突将增加9500万极端贫困人口，5000万人遭受严重饥饿。至今年6月30日，全球农产品价格指数较2021年1月高出34%，其中玉米上涨47%，小麦上涨42%，处历史高位。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表示，国际社会年内仍面临多场饥荒的威胁，并可能在明年进一步恶化。

新冠病毒大流行下的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混乱仍待解决，经济尚未完全重振，新的问题已然接踵而至。地缘政治方面，俄乌冲突紧张态势未见缓和；通货膨胀高企，多国央行纷纷加大提息力度迈入紧缩周期，令全球股市承压。种种扰动因素合力作用下，全球粮食供应的不确定性倍数放大，强化了本已严峻的全球粮食安全问题。

粮价为百价之基，而飙升的粮食与能源价格一起，成为推高全球通货膨胀的两大引擎。粮食危机的触因往往是多方面、多层次的。是什么导致全球粮食价格冲高？

俄乌冲突冲击全球粮食市场

国际粮食政策研究所（IFPRI）高级研究员、国际农业经济学家协会主席Will Martin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指出，大宗商品市场波动、旱灾等区域性极端天气、全球通货膨胀压力等因素共同导致了2020年以来农产品价格持续上涨。此外，冲击粮食市场的首要因素是乌克兰危机，以及各国激进的应对政策。

俄罗斯与乌克兰是世界极为重要的两大农业生产国与粮食净出口国，对全球谷物、油菜籽产量贡献尤为显著，乌克兰更是有“欧洲粮仓”之名。联合国粮农组织6月发布的《粮食展望报告》显示，2016/17年度至2020/21年度间，两国合计占全球大麦、小麦与玉米总产量的19%、14%与4%。俄罗斯与乌克兰对全球大麦、小麦的贸易格局有重要影响。俄罗斯是世界最大的小麦出口国。2021年，俄罗斯小麦出口量占占全球总量的22%，乌克兰则占10.5%。全球约有33%的小麦由俄乌两国供应。葵花籽油方面，这个数字高达72%。

粮食生产的品类高度集中、一些国家进口依存度较高意味着，贸易往来一旦受限，就会导致粮食供应链断裂，直接抬升粮价。以2020年1月价格为基数100，世界银行农产品价格趋势图表明，俄乌冲突后，小麦与葵花籽油价格急剧上涨：小麦指数从今年2月的130飙至5月份的250，涨幅92.3%，葵花籽油指数也从190上涨至270。尽管不同农产品的价格变化并不统一，例如，稻米价格维持相对平稳，但整体来看，全球粮食市场波动巨大。

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万广华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一方面，乌克兰生产的农产品出口直接受阻，有粮运不出。另一方面，俄乌冲突的僵持状态极大地影响了市场预期——战事很可能继续拖延，后续食品供给可能无法跟上，大家就会开始紧张。”

全球农产品出口贸易政策的收紧清晰地反映了地缘冲突下制裁与反制裁的角力，及由此产生的粮食安全担忧。国际粮食政策研究所研究显示，俄乌危机爆发后，按食物热量计算，受出口限制的食物占全球贸易总额的17%左右，与2007-2008年全球粮食和能源危机期间的水平相当。

含俄罗斯在内，目前已有20余国实施了粮食出口限令，小麦、玉米、豆类、食油等均在限制名列。3月底，俄罗斯政府决定对多种粮食实施出口配额限制，小麦、黑麦、大麦和玉米配额总量为700万吨。2021年，俄罗斯农产品出口总量达7710万吨，仅小麦便有4249万吨。在小麦价格飙涨刺激下，印度在4月份创下小麦出口140万吨的历史记录。随后，印度政府于5月先后宣布小麦临时出口禁令与食糖出口限制。

“由于全球粮食生产与消费空间的不均衡分布，必然存在地区间粮食供应相对富裕、短缺的情况，这是正常现象，而国际贸易通常能够弥补供需缺口。当前贸易萎缩，价格的不确定性也导致很多国家限制粮食出口，这进一步压缩了国际农产品的贸易量。同时，在出口限制之上，还叠加了通货膨胀、此前货币超发的宽松政策、一些市场主体的投机炒作，这加剧了粮价上涨。”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博导钟钰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

能源与化肥价格飙升

2020年起，全球能源价格出现了1973年石油危机以来的最大涨幅。从产业链角度，粮价飙升也是上游能源与化肥涨价传导效应的显现。

中国农业大学国际发展与全球农业学院副教授张传红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指出：“目前全球粮食生产体系仍然属于高度能源消耗型。在大宗商品，尤其是能源价格上涨的背景下，农业生产成本上涨的影响在短期内或许不明显，一旦到收获季节，消费者会有更明显的价格感知。”

现代农业以机械化、高量产为主要特征。据中国农业农村部数据显示，2019年底，中国农业耕种收机械化率超70%。欧美日等在二战后开启广泛农业机械化进程，一些农业发达国如美国、荷兰、德国在20世纪60年代已经完成全面机械化。能源投入贯彻现代农业规模化产粮的所有环节，包括灌溉系统、播种收割的农机电力成本，粮食加工与后期运储的耗能。

俄罗斯是世界上最大的能源出口国之一，2020年，其原油与天然气供应量分别占全球总量的10%与16.6%。地缘冲突下制裁与反制裁，共同造成俄罗斯能源出口出现中断，全球各地油电气不同程度上涨。

国际原油连月于高位剧烈震荡，布伦特原油价格6月一度冲破120美元/桶。天然气期货价格在一轮轮攀升中走向历史高位，其中，由于此前重度依赖俄罗斯天然气进口，欧洲受冲击最甚。6月，欧洲天然气价格涨幅超50%，为2020年9月以来最高单月涨幅。

粮食高量产离不开化肥。保守计算，农作物增产产量中约有30%～50%归因于有机或合成肥料。化肥投入也是农业种植成本的重要组成部分，以美国为例，美农场主平均化肥投入约占总预算的15%。能源涨价与贸易限制极大地影响了化肥价格，继去年大涨80%后，2022年至今，化肥价格已经上涨近30%。

“化肥市场的主要冲击来自天然气”，Martin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在疫情扰乱供应链、俄乌冲突等引发的全球大宗商品价格飙涨中，天然气远超煤炭、石油等其他种类能源。市面常见的三种肥料里，氮肥以尿素为主，而天然气是尿素的主要原料；磷肥去年已在上涨；钾肥方面，俄罗斯和白俄罗斯共占40%的全球市场份额。因此，（在俄罗斯目前出口限令下）化肥价格不断冲高。”

危机下的不平等：欠发达地区受粮食危机冲击更甚

事实上，全球粮食产量基本面良好，近年来保持连续增长。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数据，2021/22年度全球谷物产量预计28亿吨，人均可支配粮食约710斤，较20/21年度略增0.7%。粮食产量高、需求也大，价格仍然高居不下。针对这种供求错配，钟钰指出：“国际社会之所以将此轮冲击称为粮食危机或粮食价格危机，不用‘全球粮食短缺’，是因为粮食总量是充足的。近年来，粮价走势越来越脱离正常供求关系。”

粮为民本，粮食问题会在短期内产生巨大冲击，并持续一段时间。以2007-2008年的全球粮食危机为例，世界银行年度农产品价格数据显示，2008年粮价飙涨后，尽管2009年出现过短暂下跌，直至2011年，国际大宗农产品价格仍在上涨并远超2008年水平的18.3%，创下历史纪录。世行今年4月的《大宗商品市场展望》也指出，俄乌冲突所引发的食品和能源价格冲击将持续数年。

农业制作原料飙涨叠加全球通货膨胀，粮食危机具有阶梯性影响。食品价格的上涨将传导至粮食为原料的生产与轻工业制造，并在结果上挤压农业从业者利润空间，抬高普通消费者生活成本。作为整体物价基准的农产品价格与能源价格互相推动，将带来上涨预期，加剧通膨趋势。

一个关键问题是，不同国家与地区间粮食生产力和风险对抗力是不均衡、不成比例的。当同样的危机迎面而来，国家之间、一国内部所受的冲击相当不平衡，欠发达经济体、粮食依赖进口的国家及地区、各国的脆弱群体往往受影响最深。

“在讨论全球性粮食危机的后果时，我们必须将‘粮食获取问题（access）’与‘粮食自给自足问题（lf-efficiency）’严格区分开，低收入群体与中产群体对危机的感受是不同的。危机不在于粮食生产的供应端，而在于脆弱人群无法获得食物。” Martin说。

低恩格尔系数人群普遍拥有消化上涨部分价格的能力，而高系数人群才是对食品价格波动最为敏感的消费单位，尤其是对粮食净买入者（net buyers of food）而言，飙涨的粮价是对生计的直接威胁。《2022年全球粮食危机报告》的世界粮食危机地图显示，包含刚果、阿富汗、埃塞俄比亚等国在内，非洲、中东、拉丁美洲、东南亚等地区的食物短缺和饥荒问题最为严重。在这样的背景下，Martin认为，现阶段快速、精准识别粮食净买入者，为脆弱性群体提供“社会安全网”式兜底，如及时发放食品券等公共服务支持至关重要。

另一方面，粮食安全的一端紧系着社会治安。张传红表示，在极端情况下，“粮食供应不足很可能造成恐慌情绪，乃至社会不稳定。粮食危机一般伴随着战争危机，而战争危机又会加剧粮食危机，由此形成恶性循环。”

贸易通畅仍是缓解危机的主要思路

从粮食危机解决思路的角度，万广华指出，无论以何种形式，俄乌冲突终将结束，对粮食市场的冲击会随之停止，秋收也会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供需紧张，“但短期来看略显无力，因为粮食收获需要时间，要满足光照、温度等条件，经历完整的资源生产过程。接下来一年多的时间里，部分国家会面临较为严峻的问题。”

在全球粮食供需错配的背景下，保证基本口粮供给、加快补充粮/替代粮供应、尽快抑制粮价成为各国政府的共同目标。而除非阻滞的供应链得以疏通，粮价涨势只会随能源等大宗商品愈演愈烈。基于此，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自5月起连月呼吁各国结束粮食贸易限制，世贸组织总干事奥孔乔-伊维拉也在6月中旬召开的WTO部长级会议上表达了同样的观点，并提出限令等手段“可能会使（粮食）问题进一步恶化”。

另一个不可忽视的要素是全球性通货膨胀。今年以来，为遏制通胀高企，美联储高频次、大幅度加息，带动全球各国央行提升利率。作为衡量通胀的指标，总体消费者价格指数由粮食、能源、服务等一篮子选定商品组成，那么，此轮紧缩性货币政策是否能起到抑制粮价涨势的效果？

万广华认为，紧缩性货币政策以遏制通胀为核心目标，能够通过减少投资、降低需求，对能源等价格形成一定控制。相对而言，粮食总体需求较恒定，受货币紧缩的影响更小。从供应角度，张传红提出，缓解粮食危机急需多元化的农业配套制度设计：“单纯的货币政策不一定能够起到很好的作用，需要更为针对性的农业政策并行，如，提高农业生产能力、提高对农业科学技术的支持、保证农产品现金转移支付渠道通畅等。在政府层面，构建多元化供应的粮食系统，倡导发展多种模式的农业，如小农耕作，以发挥韧性。”

以1995年世界贸易组织正式运行为节点，全球化的浪潮已持续近30年，世界大宗商品市场、金融市场的集成度不断提高，牵一发而动全身——全球粮食系统也建立在依赖度、互联度极高的基础架构之上，在基本面稳定的前提下互通有无、有序运转。而当21世纪迈入第三个十年，新冠病毒大流行席卷世界，地缘冲突频发，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与逆全球化抬头，不断挑战着全球政治经济秩序，国际粮食供应链、产业链同在其间。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印度知名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曾在专著《贫困与饥荒》中论述：归根结底，饥荒并非粮食生产问题，而是粮食系统和政策设计的问题。相关数据已经证明——在全球粮食系统平稳运作的背景下，理论上，每个人都能拥有足够的食物。数据模型与现实的差距，以及逼近史高的粮食与能源价格表明，更深层次的区域协作、全球协作刻不容缓，需要国际市场的各个主体，包括各国政府、国际机构组织、国际粮商等各方的协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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