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在我眼前(曾经在我眼前 却又消失不见 这是哪首歌的歌词来的)

作者：莫孤烟

1949年1月中旬，淮海战场硝烟散尽。徐州“剿总”前进指挥所副参谋长文强在陈官庄被俘后，和其他被俘军官一起，被押解到滕县。那些认识他的军官们围着他问：杜长官是不是被俘了？邱清泉是不是被打死了？李弥是不是跑出去了？

这些军官多是团营一级的，所知信息有限。他们觉得文强是杜聿明身边的人，一定知道真相。可文强也和他们一样，在土崩瓦解之中作鸟兽散，知道的东西也不比他们多多少。只好说，等着看报纸吧，过几天会有消息的。

被俘后的杜聿明

文强原本是不应该当战俘的。他虽是黄埔毕业，却非军界人士，一直在军统任职。戴笠死后，军统内部为争权夺利而互撕，文强斗不过对手，只好到程潜那里去谋了个差事，算是跳出了军统特务系统。直到徐蚌会战之前，徐州“剿总”前进指挥所主任杜聿明邀请文强去给他当副参谋长。也不知道他是如何考虑的，竟然放弃了大后方的舒适位置，去了生死难料的前线。

文强和杜聿明原本不认识，还是抗战胜利后，文强在军统东北办事处里短暂待过，和东北保安司令杜聿明打过交道。大家都是黄埔同学，谈话自然亲近些。而且杜感到文为人坦荡，不像其他军统人员那么阴险诡异，简直就是军统里的一股“清流”。话说得投机，两人成了知己。文强之所以听了杜聿明的话去了徐州上任，也许就是因为“士为知己者死”。

就任东北保安司令的杜聿明

想当初，程潜曾经劝过文强，徐蚌战场凶多吉少，能不去还是不去为好。可文强愣是没听进去。要是文强留在程潜身边，日后长沙起义他也有份，哪里还需要去接受25年的改造啊！

这些被俘的将官，一开始被送往华东解放军军官教导团，学习了几个月后又被集中送到济南城里的一所图书馆里。直到有一天，文强才从一个警卫战士的口中得知，杜聿明也关在这里，起义将领陈明仁刚才来看他了。

虽然关在一起，但高级战俘都是单独关押，因此文强和杜聿明数年未曾谋面。直到转移到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以后，二人才在一次“放风”中相遇。

文强主动上前搭话，说以老哥的身体，能熬到今天实属不易。杜叹道：“我所想的只有一死，只有死了才能报答校长知遇之恩。如今留此残生，只能活一天是一天了。”说罢，杜转身而去。

第二天，杜聿明和文强又见面了，杜说出了自己心中一个一直不解的问题——陈明仁为什么会起义？

当初，他们被关押在济南战俘团的时候，陈明仁奉主席之命来看望杜聿明，见面后依旧立正敬礼，言谈中只有安慰，毫无劝降的意思。杜对此百思不得其解——陈明仁对校长之忠，那是人所共知的，当初在东北和林彪部在四平血拼，宁可战至一兵一卒也决不投降，论其悍勇，在蒋军将领中堪称楷模，这样的人居然也能起义？难不成他的起义是假的，来个身在曹营心在汉？

文强对此大不以为然，直言陈明仁的起义半点不假。何以见得？连程潜这样声称“骨头烧成灰都是蒋的人”的元老重臣都起义了，陈明仁起义又有何不可？文强透露了一个秘密：他在离开长沙去徐州上任之前，程潜曾在他面前批评杜聿明迷信武力，称机械化军队起不了作用，并警告文强去了徐州小心做俘虏。文当时不过一笑置之，事后不得不惊叹程潜老谋深算，目光如炬。由此可见，程潜起义绝非偶然，乃是顺应天下大势的明智之举。

杜聿明被一语点醒，叹息自己的眼光只是囿于黄埔同学的小圈子，相比于程潜，实在是差得太远了。

接受改造的杜聿明，很快又遇上了不解之惑，这一次是缘于他和宋希濂的争论。

上世纪60年代，宋希濂、杜聿明、溥杰、溥仪（左起）在政协文史专员室

战犯们接受改造，采用的是集中学习为主的方式，大家在一起学文件，然后就一个话题展开讨论。过去大家军阶不同，尊卑有别，现在一样都是战犯，自然就是平等对话，时常因为观点不同而争得面红耳赤。杜聿明统兵多年，早就习惯了说一不二，因此对这种学习方式很不习惯。如果有人反驳他的观点，难免会让他难堪。

在一次集中学习讨论时，大家共同讨论一个话题，就是斯大林发起的号召全世界人民签名拥护和平的运动。宋希濂认为，只要这个运动能全面开展，全世界人民都签了字，就能形成强大舆论，那些战争贩子就无法发动战争，从而维护世界和平。杜聿明认为，这种看法太乐观，他的观点是必须两手准备，签名活动也要搞，军事手段也不能丢，光签名是制止不了战争贩子的，必须以战止战。

现在看来，杜聿明的观点是对的。但在当时，他却成了少数派，遭到群起而攻之。“同学”们纷纷批评他是唯武力论者，有人甚至说他是“好战分子”。杜聿明受到这样的批评，感情上是不能接受的，很久不能释怀。

杜聿明百思不得其解，自己的观点怎么就错了？就拿抗美援朝来说，如果不是志愿军打了胜仗，美国人怎么可能坐下来谈判？其实，这并非观点之争，实质上是一种关于立场的表态。斯大林发起的运动，不管其本意及结果如何，在当时都是要全面拥护的，在这个问题上提出不同的观点是不合时宜的。在这个问题上，宋希濂是看得很明白的。

杜聿明最大的疑惑，则是在于对南京当局在抗战中的评价问题。在学员的发言中，否定蒋军在抗日中的作用成了主流意见，这是杜聿明万万不能同意的。

他本人并不反对蒋氏消极抗日的说法，但日寇灭亡中国的企图蒋氏也是清楚的，南京当局积极调兵遣将发动多次会战也是事实。别的不说，杜聿明本人就曾率部在昆仑关重创日军一个旅团，也曾率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这些身在功德林的战犯们，多数人都曾投身抗日战场，牺牲的将士何止千万，如今把他们的功绩一笔抹杀，这不仅是个人荣辱问题，更是有损民族气节，死后何以面对抗日烈士？

1975年，文强（右一）、黄维（右二）等在政协接待故旧来访

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要肯定蒋军的抗日功绩显然不合时宜，那些否定正面战场抗战作用的发言，其实还是关于立场的表态。这个道理杜聿明并非不懂，但让他赞同这一观点，感情上是接受不了的。因此，对于其他的问题他可以不争论，但一旦在学习会上谈起这个话题，他必然要参加辩论，坚决捍卫自己的观点。

关于这个问题，学习组最后的意见是，学员们目前理论水平还不高，还不能得出真正客观公允的结论来。那些抗战有功的人员，也不能为此自居功臣而影响学习改造。相信后人是可以作出实事求是的评价的。

杜聿明直到特赦之后才得知，当初他的部下戴安澜在缅甸作战中牺牲后，延安的领袖毛、周、朱、彭都为烈士送上了挽诗挽联。全国解放后，广西还在昆仑关为阵亡将士立了碑。这些事，都让杜聿明感到无限欣慰和钦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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