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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47年东北夏季攻势开始，东北民主联军正式开启了对东北国军的战略反攻。

在东北民主联军副司令员萧劲光的率领下，我军数十万将士势如破竹，国军被打得鬼哭狼嚎，萧劲光率军甚至一鼓作气地切断了沈阳至吉林的铁路线。

之后，我军又趁势扑向军事重镇梅河口。

梅河口是一个极有价值的战略要地，连接着北满和南满，杜聿明称之为“东北五大战略点之一”，沈阳至吉林、四平至梅河口、海龙至辑安的三条铁路都汇集于此，城内还有一万多居民。

进攻梅河口的重任落在了4纵副司令员，“旋风司令”韩先楚身上。

而驻守在梅河口的是国军184师，杜聿明严令他们必须死守不退。

消息传到司令部，司令员林彪一听“184师”这个番号，瞬间暴怒，直接给韩先楚发了电报：

“对奉吉线敌军，凡经过战斗打响者，即坚决歼灭之，勿中途接受不解除武装之起义。”

这意思就是，不接受任何起义投诚，将他们坚决消灭！

要知道，接纳敌人起义投诚一向是我军的光荣传统，可为什么这次林彪却一反常态，坚持要把他们消灭呢？这个184师又是什么来头，为何会让不苟言笑的林彪发火？

因为，国军184师是一支起义后又无耻叛逃的恩将仇报的队伍，我军全体指战员对他们恨得咬牙切齿。

184师不是国军嫡系，而是“云南王”龙云手下的一支滇军劲旅。

虽然是杂牌军，但他们的战斗力不亚于任何一支蒋军嫡系。

抗战全面爆发后，龙云将手下滇军的6个旅组成国民革命军第60军，抗日名将卢汉为首任军长。麾下的184师由滇军第7旅、第9旅组成，为国军标准建制，师长张冲。

184师先后参加了徐州会战和武汉会战，且战绩斐然。在徐州会战中，184师在台儿庄的禹王山血战二十多天，以4700多人的伤亡为代价，死死阻挡住了日军板垣、矶谷两大主力师团的轮番进攻，震惊敌军。

是役，184师所在的60军更是获得了歼敌12000余人的辉煌战绩。

武汉战役时，苏联军事顾问在宋埠和白崇禧一同检阅了184师，留下相当不错的印象。

苏联顾问赞扬：“像这样装备和素质优良的师，你们中国要是有30个，就可以抗击日本了！”

虽然话是这么说，但“云南王”龙云很清楚，无论滇军取得多大的战功，在极力排除异己的蒋介石眼里，仍然不会拿他们当自己人。

日本人被打跑之后，龙云的预感应验了，蒋介石立即在云南发动了“倒龙政变”，开始对滇军下手，就连龙云本人也被蒋某人软禁在了重庆。

蒋介石虽心胸狭窄，但将60军解散的事情他也做不出来。正值解放战争爆发，这种从抗日战场上走过来的部队正好一用，所以他将同样属于滇军将领的曾泽生任命为60军军长，并将整个军都派到了距云南千里之外的东北战场，这样他们即便想闹也闹不起来。

曾泽生毕业于云南陆军讲武堂，又在黄埔军校担任过3期区队长，作为黄埔校长的蒋介石所以把滇军交给他管。

但最能打的184师却被划出了60军，编进了蒋介石的得意门生廖耀湘率领的第九兵团新6军。将184师编进五大主力之一的新6军，在笼络人心的同时，又能让他们处于国军嫡系的严密监视之下。

为更好地达到这一目的，老蒋特意派了两名少将高参带着一个近40人的谍报队潜伏进184师师部。

184师被部署在鞍山、海城、大石桥、营口一线的狭长地带驻防，师长是台儿庄战役时立下赫赫战功的黄埔四期生——潘朔端。

1946年5月，杜聿明集中主力部队向战略要地四平市杀了过来，四平保卫战爆发。东北民主联军司令部当即判定，敌人主力既然在北满集中，那么南满地区一定空虚。

林彪当即决定：既然杜聿明往北，那我就往南！

于是，4纵司令员吴克华，副司令员韩先楚在辽东军区两个独立团的配合下，向184师驻守的鞍山、海城一带发起进攻。

潘朔端将全师三个团分别驻守在鞍山、海城和大石桥——营口一线，4纵先是迅速全歼了驻守鞍山184师551团，然后马不停蹄地朝184师师部和552团驻守的海城杀了过去。

在4纵官兵的猛烈进攻下，潘朔端和他手下的滇军将士们渐渐支撑不住了，便给杜聿明发电报要求突围。

但杜聿明严令他们死守待援，还把孙立人的新1军派去增援他们。

潘朔端知道孙立人绝不会按时来救他，果然，孙立人率军经过沈阳时居然要休整3天，到了那个时候，恐怕海城早已是共产党的囊中之物了。

潘朔端看着自己手下仅存的近3000名浑身征尘的士兵，一个当下最好的抉择在他脑海中产生了——起义投诚！

潘朔端虽出身黄埔，但军旅生涯中还是遭到蒋军嫡系的排挤，只因他在滇军中被称为“龙卢家将”，意思是“云南王”的亲兵。他和手下的官兵们都很清楚，老蒋之所以派他们到东北，就是想借共产党之手消灭滇军最强悍的一支武装力量。

这种手段，老蒋过去也用来对付过共产党。

所以，潘朔端根本不对孙立人抱有任何希望。

而且他本人并不排斥共产党，甚至曾和同样是滇军出身的八路军副参谋长罗炳辉私交甚笃。

与此同时，海城之外的解放军也对他们展开政治攻势，与潘朔端同为黄埔四期的林彪甚至给他写了一封亲笔信，称欢迎滇军兄弟们起义，投身革命队伍。

1946年5月30日，潘朔端率领184师师部及552团团长魏瑛以下共2700余官兵宣布起义，同时将蒋介石安插在海城的谍报组成员一网打尽。海城相继解放。

那时，蒋介石刚好在沈阳督战，本来就视184师为眼中钉的他听到海城起义的消息后，气得破口大骂：“娘希匹，要走就早些走嘛，偏偏在这个时候拆我的台！”

184师551团被全歼，552团起义，就剩一个在大石桥驻扎的550团了。

不过，550团团长杨朝纶可不是什么善类。

潘朔端亲自写了一封信给杨朝纶，叫他放下武器接受解放军改编。

杨朝纶拒绝了，因为杜聿明得知海城起义后也给他发了电报，令他在大石桥死战不退，若550团坚持到援军抵达，便升杨朝纶做184师师长。

杨朝纶选择站在杜聿明那边，与其向共产党投诚前途未卜，倒不如“奋战”几日后升官发财。而且他本人在滇军中不被龙云重视，长期被边缘化，早就对正规“中央军”心生向往。

韩先楚没办法，只得动用武力，在孙立人的援军到来之前将550团中的两个营全歼，杨朝纶被俘。

按常理，这时候的550团就不能算起义部队了，杨朝纶自然也不能享受起义将领待遇，但解放军还是按起义将领的待遇接纳了他。

184师起义后，正式被改编为“民主同盟军第1军184师”。为了让杨朝纶安心，潘朔端还保举他当起义部队“民主同盟军第1军184师”副师长，也相当于满足了他升官的愿望。

潘朔端是个有着“袍泽”思想的人，还是希望杨朝纶留在队伍里将功补过。

但没想到，杨朝纶竟是个知恩不报、思想顽固的宵小之辈，这也为后来发生的事情埋下了伏笔。

那时解放战争刚刚开打不久，共产党在兵力和装备上还处于劣势，所以起义部队经常人心浮动，为共产党的前途担心。

184师是东北民主联军接受的第一支投诚敌军，同时也注定了人心不稳。

我军为了表示诚意，给了他们非常不错生活条件和食物配给，天天都是大米白面。

但有些人还不满足，依旧骂骂咧咧，尤其是“被迫”加入我军的杨朝纶。

想当初起义之时，潘朔端是经过了深思熟虑的，既是为了弃暗投明，又是因为形势所迫。552团团长魏瑛是潘朔端的亲信，自然毫无问题；师参谋长马逸飞甚至是大革命时期的中共党员，后来因为各种原因脱党，他的起义期望甚至还要高于潘朔端。

但还有很多人不太愿意起义，除了杨朝纶外还有副师长郑祖志。

1946年东北局势不明朗，以升官发财为目标的杨朝纶对共产党并不看好，虽然他从团长升到了副师长，但物资仍旧是供给制，所以他发起了牢骚：“在共产党的队伍里，升了官还是发不了财！”

其实海城起义后，经过一系列的思想改造，很多底层士兵已经有了转变，但有些军官过去欺压百姓惯了，思想上产生了抵触情绪。东北民主联军条件艰苦，他们都觉得前途“比较悲观”。

184师的起义让国民党军恼羞成怒，保密局甚至悬赏3000块大洋暗杀起义军将领。

杨朝纶呢？他则表面上服从改造，暗地里却渐渐笼络了一大批思想不坚定的原184师官兵，准备再次叛变行动，回到国军阵营。

无疑，他心中还在想着杜聿明许诺给他的师长之职。

1946年10月，杨朝纶终于等来了“机会”。

那时，国民党军加速了对我东北民主联军的进攻，他们在付出极大的代价攻取战略要地四平后，民主联军被不幸地切割成两段，一边在北满，一边在南满，形势相当不利。

杜聿明采用“南攻北守，先南后北”的方针，企图先吃掉我南满部队，解除后顾之忧，再全力北上进攻北满，夺取整个东北。

国军集结了8个师约10万兵力，先兵分三路向南满进攻，但我军在南满只有区区4万兵力，不得不放弃了安东、通化等城市。

184师奉命放弃通化，跟随大部队从石人车站乘火车向北满转移。

按理说，这次撤退并不意味着解放军在将来没有翻盘的机会，但杨朝纶却认为共产党“大势已去”，根本没有能力阻挡杜聿明这种规模的进攻。

登上火车后到了深夜，杨朝纶一看“时机”到了，便命令司号员立刻吹响紧急集合号。

听见号声，184师的官兵们纷纷跳下火车四散逃跑。很显然，这些跳下车的官兵都是和杨朝纶事先串通好的。

184师的官兵叛变了！为了这次“壮举”，杨朝纶和他们暗地里策划了很久。

时任南满军区司令员萧劲光得知后立即派人去追，但为时已晚，萧劲光只追回了区区100余人。

杨朝纶带着184师多达1300人叛逃了，这个规模几乎占到了整个起义部队人数的一半。

国军184师起义后再次复叛，这给东北民主联军造成了非常坏的影响，高层震怒，官兵哗然。

首先感到羞愧难当的就是原184师师长潘朔端，他不断自责自己没有管教好部下，而且直言这次复叛绝对是杨朝纶一人策划，和他没有任何关系。

上级相信了他的说法，同时也明白了一件事，那就是想让那些常年脱离群众的国军士兵们放弃军饷和油水，跟着共产党吃苦受累，绝不是简单的优厚待遇就能解决的事情。

184师石人车站的复叛教训惨重，也让民主联军及时调整了对起义部队的政策。那就是政治改造工作是最重要的，同时在军事上也要把他们打服。

即便这样，潘朔端不知写了多少份检讨，那些没有跟着杨朝纶叛变的184师官兵们也反复整顿，他们渐渐对杨朝纶心生怨恨。整个民主联军上下也都憋着一股劲儿，都想着再碰到他们一定要彻彻底底地将其痛打一顿，一直打到他们服为止。

海城起义后，杜聿明又重建了184师。

新的184师的是原550团侥幸从大石桥逃脱的1营、原551团和552团的一部分溃兵，还有滇军182师、暂编21师部分军官，同时任命原184师副师长陈开文为新184师师长。

杨朝纶带了1000多人弃明投暗，不过还是没当上师长，被任命为184师副师长。

1946年12月至1947年4月，东北战场风云变幻，我军也迎来了最大的转折。

在南满局势岌岌可危的情况下，东北局南满分局书记陈云在七道江会议上强烈建议：一定要坚守南满，否则敌人就会肆无忌惮，只要抓住南满的“牛尾巴”，敌人就会乱了方寸。

这个建议很快被司令部采纳，林彪抓紧时间从北满调集兵力，越过松花江配合南满部队作战。果然如陈云所料，国民党军在南、北满民主联军的夹击之下，渐渐招架不住了。

随后，东北民主联军趁势进行了“三下江南，四保临江”的作战行动，战役大获全胜，不仅取得了5万人的歼敌数量，还收复了11座城镇。

东北国军损失惨重，最高统帅杜聿明差点被俘。

双方兵力对比也发生了变化，东北民主联军总兵力发展到了46万余人，而国民党军算上保安团等地方武装也才48万余人。

从这一刻开始，东北攻守之势便悄然发生了变化。

或许这时候，叛逃的罪魁祸首杨朝纶会为自己当初的目光短浅而后悔；但也或许不会，因为他是个彻头彻尾的“利己主义者”，一个纯粹的“官迷”。

这种人精于钻营，最喜投机取巧，但迟早会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

这一天已经不远了。

杜聿明在南满吃了很大的亏，连口气都还没来得及喘一口，刚刚改名为东北野战军的东北民主联军就又马不停蹄地在1947年夏季发动了新一轮攻势，此战誓要打通东、南、西、北满根据地的联系。

当萧劲光下令让韩先楚攻击军事要地梅河口时，发现梅河口的守军正是那个挨千刀的184师。

于是便出现了本文开头的一幕。

林彪给韩先楚下了死命令：“184师必须全部歼灭，不接受任何起义，以解心头之恨。”

这是杜聿明早就料到的，他了解林彪，知道以他的性格绝不会再次接受184师的投诚，定会和他们死战到底，而这也正是杜聿明希望184师在梅河口履行的任务。

这就避免不了一场恶战了。

当时韩先楚手里有4纵10师和炮兵团，3纵7师、9师各一个团，还有辽东军区两个野炮团，这些重武器绝对能让敌人好好喝一壶。

5月24日，韩先楚下达攻击命令。

4纵28团、29团两个主力团在辽东军区两个野炮团的支援下，决定先攻占小高地，再接连攻取敌人的核心阵地。

在火力支援下，两个团很快便打开了战场局面，激战一个小时后，东野攻占了城西的两个小高地，随后便向核心阵地发起突击。

梅河口城内的184师共6000余人，他们也知道自己去年的叛变行为惹怒了解放军，因此都做好了必死的决心，抵抗相当强烈。

由于核心阵地地形开阔，我军步炮协同的效果欠佳，再加上184师官兵全部卷缩在防御工事里，使得我军进展迟缓，伤亡惨重。

当天晚上，韩先楚召开紧急作战会议改变策略，决定先拿下梅河口火车站，再沿铁路进攻工厂地区。先由29团配合30团夺取火车站，28团占领外围阵地后再向铁路工厂方向突击。

攻打火车站仍然困难重重，敌人在中山桥侧竟建了两个大碉堡，凶猛的火力形成的严密弹幕封锁了整条进攻路线，机枪子弹像泼豆子一样洒向冲锋的战士们。自知没有退路的184师完全打疯了，担任主攻的30团损失最为惨重，敌军阵地前留下了一具又一具尸体。

184师这支杂牌军出人意料地爆发了他们前所未有的强悍战力，4纵10师向火车站发动了整整五次集团冲锋，无一例外全都被打退。

韩先楚的暴脾气上来了，直接亲临前线指挥战斗。经他观察，这两座大碉堡的两侧靠着一排民房，随即心生一计。

韩先楚计划派1个连潜入民房一侧，接连打通墙壁逐步靠近敌人，再用炸药包实施爆破，定能把这两个大碉堡炸上天。

这个妙计果然奏效了，战士们顺利解决了两个大碉堡，后来3纵7师、9师两个团也投入了战斗，包围圈终于渐渐缩小，战士们从南、东、东北三个方向将184师核心阵地团团围住。

5月28日下午4点，对184师残部最后的总攻开始了！

东野集中了所有能集中的炮火，朝敌人阵地不断倾泻炮弹。一枚枚炮弹划过头顶，发出一阵阵呼啸的声音，然后毫不留情地在敌人阵地上肆虐、翻腾。恩将仇报的184师被打得鬼哭狼嚎，梅河口防线终于崩溃。

炮火洗地后，冲锋的号角终于吹响，战士们一拥而上，眼睛里都冒着怒火，誓要歼灭这支该千刀万剐的叛徒部队。

大家用冲锋枪抵近射击，用刺刀和敌人进行惨烈的肉搏。经过一番激烈的战斗，184师终于被全部歼灭。

梅河口攻坚战一共打了5天4夜，东野歼灭国民党军6000余人，还击落了一架飞机，俘虏少将师长陈开文。

但是，184师叛变事件的首恶杨朝纶却又逃跑了。

他跑不掉，因为命运之后给他开了许多玩笑。

184师在梅河口被再度歼灭，陈开文被俘，杨朝纶却再次溜之大吉，不过这个姓杨的因祸得福。

1947年夏季攻势让国军损失了8万人马，丢失了16万平方公里的地盘，痛定思痛的杜聿明再次重建了184师，这次他终于履行诺言，让杨朝纶做了184师师长。

杨朝纶欣喜若狂，但殊不知，命运给他开了一张空头支票。

因为，他被派到了锦州。

而且接下来的1年时间，东北野战军惊人地扩充到了100万大军。从那时候起，国民党军丢失东北就已成定局。

后来发生的一切都不用说了。

1948年9月，东野70万大军南下作战，锦州城破，184师再次全军覆没。而滇军60军在曾泽生将军的率领下向解放军投诚，后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50军。

但狡猾的杨朝纶又一次化装出逃。

杨朝纶的运气相当好，但他的眼光实在太差。因为离开东北后的他来到了天津，投奔至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捷的麾下，仍任184师师长。

可能这时候的杨朝纶还在想着好好在华北喘口气，毕竟共产党刚刚拿下东北，至少得休整3个月以上，到时候再静观其变。既然已经回到了关内，今后也不是没有回老家云南的机会。

但杨朝纶没想到，东野居然在辽沈战役结束后不到20天就挥师入关，又火速发动了平津战役，华北国军毫无招架之力，直至全军覆没。

总司令傅作义投诚，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捷被俘，杨朝纶这回没能得到幸运女神的眷顾，终于“不幸”被俘。

东野战士们被重建的184师搞得极其不耐烦，大声抱怨：“这个184师有几条命啊？！死死活活多少次了，怎么总也打不死啊？！”

杨朝纶被俘后，一个令人诧异的消息突然传来：中央决定释放杨朝纶。

原来，为了能在将来和平解决云南的问题，中央决定释放一批被俘的原滇军将领，杨朝纶自然位列其中。

不得不说，杨朝纶的运气简直不能再好了，他先是被俘，而后叛变，中间还潜逃了两次，最终在华北被俘后居然又把他释放回了云南！期间还参加了三大战役中的两场。

杨朝纶这个顽固派将领能有这样“大起大落”的人生，简直让人啧啧称奇。

回到老家云南后，杨朝纶被滇军一部分少壮派军官捧为“英雄”，但他并没有获得新一代“云南王”卢汉的信任。

在杨朝纶回到云南前，卢汉手里只有3个保安旅，而且还要时不时地受到蒋介石安置的绥靖公署的掣肘，后来卢汉已战事吃紧为由，跟蒋介石上书要重建60军与93军。

老蒋当然知道这是卢汉想在云南与自己分庭抗礼了。诚然，卢汉早就看不惯蒋某人对自己呼来喝去，也看不惯国民党的贪污腐败。

但这却让杨朝纶志得意满，认为自己“东山再起”的机会来了，因此常常在卢汉军中鼓动士兵要与共产党“战斗到死”。

这种想法毫无疑问是极其愚蠢的，三大战役之后全国大局已定，蒋介石苦心经营了20多年的精锐部队都没能避免全军覆没的结局，一个宛如过街老鼠般出尔反尔的杨朝纶又能掀起什么浪来？只能让更多的士兵成为炮灰罢了。

卢汉对杨朝纶越来越反感，他既不是滇军龙、卢、安、陇四大亲信姓氏，而且已经渐渐“疯魔”了。鉴于他之前在东北的“墙头草”表现，是万万不能重用的，于是便只给了他一个93军副军长的职务，让他好自为之。

这个副军长对杨朝纶来说一样是空头支票，因为卢汉那时已经有了向解放军投诚的念头。

果然，在1949年12月9日，卢汉率部于昆明起义，云南和平解放。

杨朝纶的美梦没过多久就碎了，心里虽不情愿，但也只能跟着起义，摇身一变成了解放军的副军长。

但这并不意味这杨朝纶会善罢甘休，竟直接在昆明市内开始从事破坏活动。同时奢望云南境内苟延残喘的国军残部反攻昆明，他若作为内应，便可以重演当年的“石人车站叛逃事件”。

杨朝纶搞破坏活动，这相当于再次叛变。

如果说“石人车站叛逃事件”是杨朝纶前途迷茫时的失控之举，那在昆明实施破坏活动就是彻头彻尾的贼心不死，是一定要与人民为敌了。我军一次又一次对他予以忍让宽容，一次又一次对他给予要职，但其人就像个永远喂不熟的白眼狼，令我军从宽容慢慢转为憎恨。

不过那时我军已认真吸取了184师叛逃事件的教训，绝不会给杨朝纶再次叛变的机会。

1950年初，杨朝纶被关押逮捕。

值得一提的是，那时杨朝纶的老长官潘朔端已经是昆明市市长了，怎么处理杨朝纶必须慎重考虑。

时任昆明军管会主任、云南省主席的陈赓给潘朔端打电话：“潘市长，有个事需要和你商量，我们逮捕了杨朝纶......”

潘朔端听完后叹了口气：“我之前与逸飞、魏瑛也谈论过，他这样的行为本就罪无可恕，一切按规矩来吧！”

不久后的公审大会上，潘朔端宣布了杨朝纶的死刑，送了老部下最后一程。

整个解放战争中，杨朝纶两次被俘，两次参加起义，还有两次叛变经历，说他是最强“墙头草”尤为不足，就因为这一次又一次的见风使舵、改弦更张，使得他本来应该很顺利的军旅生涯最后只得以悲剧收场。

杨朝纶恐怕至死也不会明白，他这种人即便到了蒋介石麾下也不会受到重视。

因为，叛徒是任何人都瞧不起的。

184师已经成为了历史，但杨朝纶却不懂如何向前看，这才是真正的可悲。

反观卢汉、曾泽生、潘朔端等滇军将领，他们都是能在关键时刻弃暗投明，为新中国的建设发光发热的人才，最后荣誉加身，这才是真正有远见的明智之举。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