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惑

更新时间:2023-02-28 20:58:37 阅读: 评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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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惑
2023年2月28日发(作者:元宵节英文介绍)

[摘要]佛陀跋陀罗是东晋(十六国)时期来华传教的西域僧人中十分重要的一位。在后秦长安时,他与鸠摩罗什的矛

盾,很重要的方面是对于传教理念的差别。佛陀跋陀罗保持着与统治者的疏离,而鸠摩罗什选择依附于姚秦宫廷。他的这种

态度受到致力于佛教独立化的庐山慧远的赞赏,并且在南方佛教界也备受尊敬。作为南朝佛教史家,相比于僧祐的《出三藏

记集》,慧皎在《高僧传》中也不掩饰对佛陀跋陀罗的推崇,这一切正是南朝时期中国佛教界的一些代表人物积极寻求精神独

立的表现。

[关键词]佛陀跋陀罗;鸠摩罗什;慧远;《高僧传》;《出三藏记集》

绪论

东晋(十六国)南北朝是印度佛教义理输入汉地的高潮时期,

众多的外籍僧人前往汉地弘法,使汉地佛教的理论体系日趋完善。

这一时期外来僧人中,以鸠摩罗什和佛陀跋陀罗最为重要,学界有

关鸠摩罗什的研究成果不少,而由于资料缺乏等原因,对佛陀跋陀

罗的研究却一直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

佛陀跋陀罗(359—429)是东晋南北朝时期的天竺禅修高僧和

译经家,对于中国早期佛教的发展影响深远。他的前半生在天竺、

罽宾修学,

后半生在汉地行化,辗转于青州、长安、庐山、江陵、建康

等地,与后秦和南朝宋的统治者均有交往。佛陀跋陀罗在律行、禅

修、义学等方面均有杰出表现,其译出的多部佛典为后世华严宗、

净土宗、禅宗、律宗、密宗、天台宗、涅槃学派、毗昙学派等多个宗派

和学派提供了理论基础。

留存至今的佛陀跋陀罗完整的传记都出于佛教僧侣史家之

手。一是由僧

445—518年)所撰,收入其所编的《出三藏记集》,

二是由惠皎(497—554年)所撰,收入其《高僧传》。如陆扬在《解读

<鸠摩罗什传>——

—兼谈中国中古早期的佛教文化与史学

》中所

说,前辈学者“常常将传记资料和其它性质的资料放在一起考订比

附,寻找相互之间的的共同点和不同点,而没有意识到这些不同性

质的文本往往其传达历史讯息的方式和目的是不同的。……而这恰

恰是研究中古佛教僧传所首先要注意的层面。因为我们所面对的首

先是中古作家心目中的鸠摩罗什。他们在向读者塑造这一形象并传

达这种文化宗教的主旨时,其叙述的安排是非常关键的。”[1]39-40对

于佛陀跋陀罗这样留存的资料较少的研究对象来说,尤其依赖对

这些传记的分析和解读。故而本文斗胆拟以此题,以两种《佛陀跋

陀罗传》(《佛驮跋陀传》)为中心,对佛陀跋陀罗来华之后引人注目

的事迹加以分析,并以此揭示东晋以后南方佛教的自觉趋势。虽不

免效颦之讥,亦足以申述一二。

佛陀跋陀罗与鸠摩罗什之矛盾

佛陀跋陀罗被逐出长安的事件,是中国佛教史上一桩有名的

公案。史传所载这一事件的原因,一则佛陀跋陀罗称:“我昨见本

乡,有五舶俱发。”导致“关中旧僧,咸以为显(即佛陀跋陀罗)异惑

众。”二则佛陀跋陀罗的弟子自称修成阿那含果,而佛陀跋陀罗未

加检问,导致流言。鸠摩罗什的学生僧、道恒就以这两点为借口将

佛陀跋陀罗逐出长安。[2]70然而汤用彤先生早已指出,

佛陀跋陀罗

与长安旧僧的矛盾,实则其原因“在于与罗什宗派上不相和”。[3]171

在从海路到达东土之后,

佛陀跋陀罗首先就前往长安,与鸠摩

罗什相会。即《高僧传》所称“顷之至青州东莱郡,闻鸠摩罗什在长

安,即往从之。”[2]70可见,佛陀跋陀罗刚刚到达中土,就已经听闻鸠

摩罗什高名,对从游于鸠摩罗什可以说也抱有期待。而鸠摩罗什对

于这位来自自己祖居地天竺,又和他一样出于中亚僧团的佛陀跋

陀罗感到亲切,对他的到来最初也是十分欢迎的,史称“什大欣

悦”。然而随后,二人几乎立刻就产生了矛盾,在与鸠摩罗什的论学

中,佛陀跋陀罗发现鸠摩罗什不似传说中那么佛法高深,并且不留

情面地发问“君所释不出人意,而致高名何耶?”而鸠摩罗什则回

答:“吾年老故尔,何必能称美谈。”学者以为这和自称修成阿那含

果一样体现了佛陀跋陀罗向来不谨慎的个人性格,而这也是造成

他后来被逐出长安的原因。[4]133-138然而如果细究佛陀跋陀罗后来的

一贯的表现,

与其说这是他性情不谨慎或者乖张的表现,不如说这

是一种耿直。而他对鸠摩罗什表现出来的情绪,除了针对其禅法不

正宗之外,更直接的是对其传教方式的些许不满和失望。

《高僧传》对于佛陀跋陀罗来华的原因着墨颇多:

会有秦沙门智严西至

宾。睹法众清胜,

乃慨然东顾曰:“我诸

同辈,斯有道志,而不遇真匠,发悟莫由。”即咨讯国众,孰能流化东

土。佥云:“有佛驮跋陀者,出生天竺那呵利城,族姓相承,世遵道

学,其童龀出家,已通解经论,少受业于大禅师佛大先。”先时亦在

宾,

乃谓严曰:“可以振维僧徒,宣授禅法者,佛驮跋陀其人也。”

严既要请苦至,贤遂愍而许焉,于是舍众辞师,裹粮东逝。[2]70

智严到达宾之后,

寻找能够“流化东土”的高僧,

宾僧人向

智严推荐了佛陀跋陀罗。在智严的苦求之下,佛陀跋陀罗同意来到

中土。佛陀跋陀罗东来虽不是完全主动,但来华的目的却十分明

确,即《僧传》所说的“流化东土”、“振维僧徒,宣授禅法”。随后,佛

陀跋陀罗经海路来华,路途也颇为曲折:

步骤三载,绵历寒暑。既度葱岭,路经六国,国主矜其远,并倾

心资奉。至交趾,乃附舶循海而行,经一岛下,贤以手指山曰:“可止

于此。”舶主曰:“客行惜日,调风难遇,不可停也。”行二百余里,忽

风转吹舶,还向岛下。众人方悟其神。咸师事之,听其进止。后遇便

风同侣皆发,贤曰:“不可动。”舶主乃止,既而有先发者,一时覆败。

后于闇夜之中,

忽令众舶俱发,无肯从者,贤自起收缆,一舶独发。

俄尔贼至,留者悉被抄害。[2]70

“步骤三载绵历寒暑,

既度葱岭路经六国”,徒众还屡次遭遇风

暴、盗贼等危险,都被佛陀跋陀罗一一化解。惠皎花费如此多的笔

墨来描述传教路途的艰辛。除了要表现佛陀跋陀罗有未卜先知的

神异功能之外,应当也有以过程的曲折来衬托佛陀跋陀罗传教的

决心。在佛陀跋陀罗被迫离开长安时,他感叹“我身若流萍,去留甚

易,但恨怀抱未申,以为慨然耳。”[2]72可见,佛陀跋陀罗东来,目的

明确,决心坚定。

从佛图澄至于鸠摩罗什,十六国时期的著名僧人都与各国统

治者关系密切,从而为传教提供便利,同时也为自己取得了崇高的

身份和地位。而这对经历艰苦来华传教,而且坚守着印度传统佛教

游化为生的佛陀跋陀罗来说,显然并不适应。《高僧传》称:“秦主姚

兴专志佛法,供养三千余僧。并往来宫阙盛修人事,唯贤守静不与

众同。”[2]71在这里,佛陀跋陀罗表现出对于与统治者交往不感兴趣

的态度。当佛陀跋陀罗被迫离开长安时,姚兴感到遗憾,感叹:“佛

贤沙门,协道来游,欲宣遗教。缄言未吐,良用深慨。岂可以一言之

咎令万夫无导。”派使者希望将其追还,佛陀跋陀罗“无欲闻命”,毅

然南下。[2]72有学者表示不能理解姚兴对佛陀跋陀罗离开而发出的

感叹,

认为佛陀跋陀罗“很少同皇宫中人来往,所以他的被驱离长

南朝时期的佛驮跋陀罗

李淼

(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江苏南京210046)

188

安,显然也是得到了后秦皇宫中政治势力的默许甚至是推波助澜

的”。[4]136其实,

正是由于姚兴诚心崇信佛教,而佛陀跋陀罗却对与

王室交往没有兴趣,若即若离。姚兴虽然对佛陀跋陀罗的离开感到

惋惜,以至于他离开后还抱有希望,派人欲追回佛陀跋陀罗。但佛

陀跋陀罗对于以鸠摩罗什为领袖的长安佛教界“往来宫阙”的状况

不能适应,没有顺从姚兴的挽留而留在长安。所以,当僧、道恒向他

下达“逐客令”时,佛陀跋陀罗说:“我身若流萍,去留甚易。但恨怀

抱未申,以为慨然耳。”明确表达了对是否留在长安的不以为意和

在长安处境的不满。

佛陀跋陀罗与慧远之关系

在所有与佛陀跋陀罗交往的中国僧人中,庐山慧远对佛陀跋

陀罗的亲近显得有些异乎寻常。早在佛陀跋陀罗尚在长安遭到排

斥时,身处南方的慧远就极为关心他的处境,派遣弟子昙邕致书姚

兴为佛陀跋陀罗辩护。并且在这时已经邀请佛陀跋陀罗翻译经律。

佛陀跋陀罗离开长安后,到南方后的第一站就是庐山,这应当也是

出于慧远的延接。陆扬认为,与鸠摩罗什相比,佛陀跋陀罗拥有的

正宗禅法更加符合寺院主义的理想,慧远的同情,不仅是针对佛陀

跋陀罗个人,更是维护佛教教团重修行的准则。[1]86这是很深刻的

见地。但从慧远对佛陀跑跋陀罗的评价来看,他对佛陀跋陀罗的推

崇似乎有另一层面的原因。

在《庐山出修行方便禅经统序》中,慧远这样评价佛陀跋陀罗:

舍夫制胜之论,而顺不言之辩。遂誓被僧那,以至寂为己任,怀

德未忘,故遗训在兹。其为要也,图大成于末象,开微言而崇体。悟

惑色之悖德,杜六门以寝患,达忿竞之伤性,齐彼我以宅心。于是异

族同气,幻形告觫,入深缘起,见生死际。尔乃辟九关于龙津,超三

忍以登位。垢习凝于无生,形累毕于神化。[5]344

除了在修行方面,

他赞美佛陀跋陀罗“辟九关于龙津,超三忍

以登位,垢习凝于无生,形累毕于神化”之外,更强调“悟惑色之悖

德,杜六门以寝患”,明确表达了他对佛陀跋陀罗在长安不预世事

的赞许。

事实上,佛陀跋陀罗到达南方后,依然坚持着独立于统治者的

态度:

倾境士庶,竞来礼事,其有奉遗,悉皆不受,持钵分卫,不问豪

贱。时陈郡袁豹,为宋武帝太尉长史,……贤将弟子慧观诣豹乞食,

豹素不敬信,待之甚薄,未饱辞退,豹曰:“似未足,且复小留。”贤

曰:“檀越施心有限,故令所设已罄。”豹即呼左右益饭,饭果尽,豹

大惭愧。[2]72

一方面不排斥与贵族

、世俗官僚接触,一方面又若即若离,保

持自己独立的地位。与袁豹的交往即是明例。同时,“持钵分卫,不

问豪贱”,对施主的不分贵贱,一视同仁。

而慧远在与上层政界人士的交往中,对于诸如帝王、高官、起

义领袖等诸色人等,都保持着友好的关系,但都明显不似鸠摩罗什

那样出入王庭,极为亲密。在这些政界人士中,有人为慧远修建寺庙

或布施供养,慧远会欣然接受,有人上山,慧远也以礼相待。至于涉

及政治性的交往,慧远则针对不同对象、不同情境,分别做出灵活应

对,巧妙周旋。其中有几个特点尤其值得注意:一是从不下山相见。

晋安帝声讨太尉桓玄,自江陵回京师,途经九江,辅国将军何无忌劝

慧远候迎。慧远称疾不行,后安帝遣使慰劳,慧远修书答谢。二是不

谈政治问题。桓玄征伐荆州刺史殷仲堪,军经庐山,要慧远下山相

见,慧远称病。桓玄上山,问及对征讨的看法,慧远缄口不答。三是不

以政治身份做区别取舍。卢循占据九江后,上山会见慧远。慧远与卢

循的父亲“同为书生”,遂给予热情接待,“欢然道旧”[2]216。有人进谏,

说卢循是“国寇”,接待他会引起王朝的怀疑。慧远说:“我佛法中情

无取舍,岂不为识者所察,此不足惧。”[2]216四是不为封官所动。

“玄

后以震主之威,苦相延致,乃贻书骋说,劝令登仕。远答辞坚正,确

乎不拔,志瑜丹石,终莫能回。”慧远以坚毅意志,拒绝了桓玄的召

请。[2]219观慧远与上层政界人士的交往,

与佛陀跋陀罗的态度几乎如

出一辙,这很有可能也是慧远对佛陀跋陀罗倍加赞赏的一个原因。

事实上,慧远在对待世俗统治者更为人所熟知的是他所作的

《沙门不敬王者论》,明确表明了他有意确立佛教独立地位的态度。

他将佛教徒分为两类,一类是“在家奉法”的居士,他们在家礼佛弘

教,应当与世俗之人一样,礼敬王者,服色也应与俗人相同。一类是

“方外之宾”,即出家沙门,他们立志追求出世解脱,不顺从世俗教

化,与世俗礼教有所不同。慧远力主沙门不敬王者,以维护僧人的

独立宗教生活和佛教在社会中的独立自主地位。努力维护佛教独

立地位的慧远,对于与统治者保持距离乃至遭到驱逐的佛陀跋陀

罗自然抱有一种同情和亲切感,从而对他激赏有加。

南朝佛传作家笔下的佛陀跋陀罗

前文已述,留存至今的佛陀跋陀罗完整的传记都出于佛教僧

侣史家之手,即僧祐(

445—518年)所撰《出三藏记集》和惠皎

(497—554年)所撰《高僧传》。二者的主干内容、叙述次序和措辞等

方面都极度相似,僧祐的版本应当就是惠皎版本的底本

。然而,《高

僧传》的篇幅多出《出三藏记集》一半。惠皎在僧祐版本的基础上添

加了更多的细节,

来表达他自己对于佛陀跋陀罗的认识和评价。

例如,佛陀跋陀罗在长安时,旧僧道恒等人驱逐他离开长安,

《出三藏记集》并没有记录佛陀跋陀罗当时的回应,而在《高僧传》

中,佛陀跋陀罗说:“我身若流萍。去留甚易。但恨怀抱未申。以为

慨然耳。”一语将佛陀跋陀罗描述为立志于弘法传教的高僧形象。

再如佛陀跋陀罗离开长安时,《出三藏记集》之言“兴寻怅恨,遣使

追之。”[5]542而《僧传》的描述则生动的多:

姚兴闻去怅恨,

乃谓道恒曰:“佛贤沙门,协道来游,欲宣遗教,

缄言未吐,良用深慨,岂可以一言之咎,令万夫无导。”因敕令追之。

贤报使曰:“诚知恩旨,无预闻命。”于是率侣宵征,南指庐岳。[2]72

不仅皆姚兴之口表达了对佛陀跋陀罗的称赞,而且以“无预闻

命”、“率侣宵征”变现了他疏离后秦统治者的坚决态度。诸如此类

都在字里行间表现对佛陀跋陀罗的称颂。

在《高僧传》的序录里,惠皎对前代所撰《名僧传》表达不满:

自前代所撰多曰名僧。然名者本实之宾也。若实行潜光,则高

而不名;寡德适时,则名而不高。名而不高,本非所纪;高而不名,则

备今录。[2]525

陆扬指出,惠皎的工作是要以佛教的标准而非世俗的标准来

给要影响的僧人做佛教史上的定位。如果光有世俗的所谓名声而

缺乏真正佛教意义上的“高”的话,那么对于惠皎来说就是“本非所

纪”。而另一方面,抛开世俗之名而寻求佛教意义上的高僧,那么惠

皎也可以将读者的眼光导向那些不太为人所知但却对宗教有真正

贡献的教徒,或者为人所知不为人所知重视的贡献。[1]39-40惠皎的

这一立场很大程度上也是要确立佛教界对自身历史和人物独立评判

的权利。这一切正是南朝时期中国佛教界的一些代表人物积极寻求

精神独立的表征,对佛陀跋陀罗的青睐正是这一倾向的表现。

参考文献:

[1]陆扬.解读<鸠摩罗什传>——

—兼谈中国中古早期的佛教文化

与史学[K].中国学术(第二十三辑).北京:

商务印书馆.2006.

[2][梁]释惠皎撰.汤用彤校注.汤一玄整理.高僧传[K].北京:中华书

局.1992.

[3]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北京:中华书局.1983.

[4]尚永琪.胡僧东来——

—汉唐时期的佛经翻译家和僧人.兰州:

州大学出版社.2012.

[5][梁]僧祐.出三藏记集.北京:中华书局.1995.

作者信息:李淼(1992-)性别:男民族:汉籍贯:安徽省合肥市单

位: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学位,2013级中国史专业研究生

研究方向:魏晋南北朝史

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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