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词

论百年元明词选研究的历程与意义

朱志远

【摘要】Throughoutthe20thcentury,theYuanandMingdynastiesCi

rearchesfocusonthestudyofcollationandrearchversion,thestudy

oftimes,thestudyofcompliers,thestudyofwritersandworks,thestudy

dyshouldbefocudonthetheoreticalworksofCiin

ordertoexploreitsmeaningandtoexpandthescopeofstudywhichwill

facilitatethedevelopmentofCistudy.%纵观20世纪以来元明两代词选研究成

果，研究主要集中在版本整理与研究、时代研究、编者研究、作品与作家研究以及

词学理论研究等五大方面。在深入考证的同时，寻绎其所蕴含的词学理论，探究其

在词学史上的意义，才能进一步拓展研究范围，从而有效地推动元明词学研究的纵

深发展。

【期刊名称】《唐山师范学院学报》

【年(卷),期】2015(000)001

【总页数】5页(P41-45)

【关键词】元明词选;研究述评;词学

【作者】朱志远

【作者单位】河南大学文学院，河南开封475001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I222.8

研究元明词选，梳理其研究现状，权作一研究述评，必先界定“元明词选”的定义。

“词选”一词组合连用，被正式用于指称词选本之名，始于南宋。宋孝宗淳熙十四

年（1187，丁未），杨冠卿作《群公乐府序》中称：“遂掇拾端伯《雅词》未登

载者，厘为三帙，名曰《群公词选》。”[1]，宋理宗淳佑九年（1249，己酉）黄

昇编选《绝妙词选》云：“暇日裒集，得数百家，名之曰《绝妙词选》。”[2]这

是以“词选”命名其所选录词选本的又一例。那么，何谓词选呢？一般来说，词选

就是编选者按一定的选词观念，选录部分词人词作，按照一定的顺序汇录成卷，成

于一帙的词集。应该说，这是狭义的说法。因为还有例外，有的词选本身并无特别

的选词观念，只是草草地将部分词加以汇录；而有的词选选本，本身顺序也毫无一

定根据，甚至凌乱不堪，但本身也属词选①。将其归入词选研究范围，这是广义的

说法。学界一般也按广义来处理。按萧鹏在《群体的选择——唐宋人词选与词人

群通论》[3]第一章中说：“按照传统四部分类法中将词选隶属于集部总集类词总

集范畴。词选是后起的概念。古人经常把词总集与词选这两个外延不同的概念混为

一谈，词谱、丛刻、合刻都被视为词选。”因此，萧鹏在厘清词选与词总集、丛刻、

词话、词谱等词学分支的关系中，将词选界定为：“必须同时具备两个基本要素；

部分作品，部分词人。也就是说，词选必须既选人，又选词。”他更进一步解释说，

“部分词人的全部作品、全部词人的部分作品、全部词人的全部作品，都不构成词

选。”而“丛刻与合刻尽管有选人，但没有选词；单个词人的选本尽管有选词，但

没有选人；纯粹的词谱既不选人也不选词，所选的只是体。这些类型的总集都不是

我们所要讨论的对象。”应该说，这是相对比较合理的观点。

元明词选，其涵义当有二层：一为元明人编选的词选本。二为元明之后的人编选的

元明人词选本。学界研究的对象，特指前者。而依据所选词人最难的7字绕口令 时代归属，元明人编

选的词选本亦可分为二种类型：一为元明时期编刊元明当时人的词选。如《乐府补

题》《天下同文》等。二为元明时期编刊唐宋或唐宋以来至元明时人的词选。如

《尊前集》、《花间集》等，元明人翻刻唐宋以来的词的选本即属于第二个层面。

因此，有了这个清晰的界定，我们就可以将那些研究元明时期翻刻前代词选的论文

或专著纳入本文的综述范围，比如关于《草堂诗余》的研究；也三年级反义词 可以将那些研究唐

宋词选在元明时期流行与接受一类的论文或专著纳入本文的综述范围，比如陈水云

的《唐宋词在明末清初的传播与接受》[4]。

20世纪以来，对元明词选的文献整理取得了重大进展，在对评点、笺注型词选中

词学理论资料的挖掘上也有显著的突破。在元明词选的个案研究中，以单篇论文居

多，专著中对这方面的探讨较为零散。有的以金元为着眼点，有的以明清（多为明

末清初）为着眼点，未能将视野着眼于元明词选的共通点，比如类似《元明词平议》

[5]这样的研究论文，将其置于一起论述。纵观近年来研究成果，主要在以下五个

方面。

整理古籍，理清版本渊源，辨伪存真，是学术考证的起点，词选亦然。20世纪词

选整理和版本研究取得重要进展。继1908年缪荃孙辑《宋金元明人词》（抄本，

清光绪三十四年），收元人词别集之后，近人朱祖谋于1917年初刻《彊村丛书》，

规模宏富，收录不少选本，并于每种词集都注明版本来源，并加考订，甄别纠谬，

在校勘学上的价值影响深远。《彊村丛书》收录元人词选有：《乐府补题》《中州

乐府》（附刻于《中州集》后）《天下同文》，惜与明词无涉。又，吴昌绶、陶湘

有《双照楼影刊宋金元明本词》，其中收录的有影元至大本《中州乐府》、影元本

《凤林书院草堂诗余》、影汲古阁本《天下同文》，影明洪武本《草堂诗余》前集

二卷后集二卷，影明正德仿宋本《花间集》，景明弘治高丽晋州本《遗山乐府》等，

为世人提供了善本。迄今为止，整理辑刻明词选最大的一部丛书要数赵尊岳的《明

词汇刊》（又称《惜阴堂汇刻明词》），赵氏搜集明词始于1924年，1936年辑

成并发表《惜阴堂汇刻明词纪略》、《惜阴堂明词丛书叙录》。除别集外，其中收

录不少明词选本，赵尊岳在各集下亦手批校正，注明版本。如杨慎《百琲明珠》自

明末以后久未发现，赖赵尊岳刊本得以面世。张仲谋《明词史》在书中第四章“明

词的中兴期”便对《百琲明珠》有所论及。又，赵万里在1931年排印出版《校辑

宋金元人词》，以补《彊村丛书》、《双照楼影刊宋金元明本词》之遗，不论校勘

或按语，水平均超迈前人。其中亦提到了《天机余锦》词选本的情况。又，孔凡礼

的《增订湖山类稿》[6]中收的《宋旧宫人诗词》亦为元词选版本之一种。又，饶

宗颐《词集考》[7]对历代词集作系统考证，其中亦有对元代部分的考述。又，邓

子勉《宋金元词籍文献研究》[8]在第一章“明代宋金元人词集的汇编”中，曾对

明初吴讷的《唐宋名贤百家词》、李东阳《南词》、紫芝漫抄本《宋元名家词》等

三种词籍作过版本考证和梳理。又，王兆鹏和黄文吉最早将现藏于台北中央图书馆

的明抄本《天机余锦》介绍至大陆学界，并于2000年被辽宁教育出版社列入《新

世纪万有文库》第四辑中出版[9]。另外，关于《草堂诗余》在元明两代的流传，

其版本不下三十余种，对《草堂诗余》版本的探讨也不乏其人，如萧鹏[3]、邓子

勉[8]、刘军政[10]、朱建光[11]、许春燕[12]等。

这方面的研究多侧重于个案的研究。比如对《乐府补题》编者的探讨，夏承焘先生

[13,附录一]据陈旅《安雅堂集》及倪灿、卢文《补辽金元艺文志》中的记载，认

为此书乃由14人中的陈恕可、仇远二人编定。王兆鹏[14]亦根据元陈旅撰《陈如

心墓志铭》以及清黄虞稷《千顷堂书目》卷32著录“仇远《乐府补题》一卷”，

认为《乐府补题》作者或为陈恕可、仇远所辑。又如，杨慎《词林万选》被四库馆

臣遍举考证之疏，认为当系伪托；后来王国维先生[15]则认为“然考证之疏，自是

明人通病，且其中颇有与升庵《词品》印证之处，未必即为依托也”。岳淑珍[16]

亦认同王国维一说。然而，彭洁明[17]则据《词品》有关内容认为今传本《词林万

选》系伪托。至于《百琲明珠》一选，由三十年代赵尊岳刻《明词汇刊》将其辑入

后，张仲谋在《明词史》[18]第四章“明词的中兴期”论及，并认为《百琲明珠》

为“明万历本是可信的，但它很可能不是杨慎原本，而是晚明人或即杜祝进的伪

托”，对此书为杨慎原本的真实性持保留态度。岳淑珍[16]则持异议，认为未必伪

托。又，关于吴承恩《花草新编》以及《花草粹编》之关系，涉及到《花草粹编》

的真正编者到底属吴承恩还是陈耀文的问题。较早时候，《西游记》的研究专家刘

修业在其《吴承恩著述考》[19]中就提出，陈氏《花草粹编》应是在吴承恩《花草

新编》稿本基础上编成的。张仲谋的《明词史》[18]对此论亦表示附议。张仲谋在

《文献价值与选本价值的悖离——论陈耀文〈花草粹编〉》[20]中进一步指出，

“在当我对陈耀文的学术经历与其著作有了充分了解之后，我才进一步感到，陈耀

文虽然大半生浮沉官场，实际却是明代后期难得的本色学者，他的学术功力，以及

他对治学门径、文献检索的熟悉程度，均应高于吴承恩。陈耀文与吴承恩的区别，

也可以说是学者与文人的区别，而《花草粹编》的主要成就，也正体现在其学术含

量上。这不是一般的抄抄编编的问题，其中所体现的文献功底与酸辣粉调料配方 治学方法，皆为一

般明代文人所不及。所以吴承恩与吴岫既在其治下，受托帮忙做一些前期的搜集整

理工作是可能的，但《花草粹编》的后期加工与成书，则恐怕是“二吴”所不能胜

任的。”从文献、考据等学术功底上来判断《花草粹编》的编者当为陈耀文，吴承

恩与吴岫当是做了一些前期搜集工作。稍后蔡铁鹰[21]采信了刘修业[19]的观点。

另外还有许春燕[12]等。

关于词选产生之时代研究，如王兆鹏在发现词选本《天机余锦》藏于台北中央图书

馆后，黄文吉[22]认为此本选源来自顾从敬《类编草堂诗余》。王兆鹏[23甘蔗皮 ,24]认

定其说，随后并考订《天机余锦》题名“明程敏政”系伪托，并据杨慎《词品》来

认定《天机余锦》成书时间在明嘉靖二十九年至三十年；乔光辉[25]则认为“敏政

识”当系“陈敏政”之误，亦备一说；笔者[26]认为此书原本应如明清诸人如胡侍、

黄虞稷、王奕清等所述，确为元人著述，明抄本系改窜之本也；至于选本中掺杂有

明人词作，应与瞿佑殁后被改窜有关。又，《明词史》[18]中对万历本《百琲明珠》

出现的质疑，认为其为万历本应无问题，但其为原本则应非，虽说是怀疑编者作伪

问题，事实上也是词选时代问题的考量。又，关于《中州乐府》，今天能见到的

《中州乐府》最早版本是元至大庚戌（1310年）本，正因乎此，遂将其列入元代

词选之列。《中州集》前有元好问自序，作于金哀宗天兴二年（1233）。收录每

人各为小传，兼评其诗及词，好问实欲藉此以存有金一祷告的意思 代之史。明嘉靖十五年

（1536）嘉定九峰书院刊本出，始将其中的词裁篇别出，题为《中州乐府》。毛

晋汲古阁据明弘治本刻《中州集》，又据九峰书院刻本刻《乐府》，合二书为一部。

因小叙已见诗集中，故删去乐府集中小叙。然其中亦有不见诗集之词家小传，如完

颜从郁、张中孚、王浍、折元转正自我总结 礼四家，因集中只存四人词而不存诗之故也。故而

“删叙”便成毛氏败笔。朱祖谋在《〈中州乐府〉跋》中对毛氏不收词人小传予以

批评，实为允当。至朱氏《彊村丛书》本出，各家始有小传。傅增湘《题元刊本中

州集》[27]云：“《中州集》。己酉（芋头怎么种 南宋淳佑九年，1249）秋，得真定提学赵

国宝资藉之，乃锓木以传。”又云：“今世所传旧刻，首题‘乙卯新刊’，则为蒙

古宪宗五年（1255），距开雕之日岁琯已六七更，岂迁延数载始毕工耶！……其后

板归坊肆，重印行世，特改题此名，以耸人耳目，冀广流布耳。”则其所云之《中

州集》本即元至大三年（1310）平水曹氏进德斋刻递修本。且此本原附有《中州

乐府》，乃诗、词同刻；其卷末有“至大庚戌良月平水进德斋刊”牌记，以是知刊

印年代。其后董绶金据傅氏藏园元椠《中州集》影印重刊，原阙《乐府》亦以日本

五山版补入。又，陶湘《景刊宋金元明本词叙录》按语亦云：“元本《中州乐府》

每半叶十五行，行二十八字，末有‘至大庚戌良月平水进德斋刊本’木记。伯宛

（按，即吴昌绶）从德化李氏所藏张芙川家景写本上版。日本五山翻刻元本《中州

集》后乐府一卷，行款悉同。唯‘故实’作‘故宝’之类，小有舛误。”[28]吴昌

绶《景刊宋金元明本词》据至大本摹刻，朱祖谋《彊村丛书》据明嘉靖（十五年）

本收录，实亦同于至大本。

关于《乐府补题》的作品主题研究，自清人厉鹗认为其与宋帝陵墓被盗事有关之后，

今人夏承焘作《乐府补题考》重申此说，以为王沂孙诸人之词均为杨琏真伽掘宋帝

陵墓后作，“大抵龙涎香、莼、蟹指宋帝，蝉与白莲则托喻后妃”[29]。但亦不乏

持异议者[30-33]。王兆鹏[14]认为《乐府补题》虽托物寄情，以深隐曲折之笔表

达故国哀思和人生忧患意识，但对此亦持保留态度。又，关于《乐府补题》词人的

研究，夏承焘[29]（《〈乐府补题〉考》）推测《乐府补题》14老中之佚名乃余

闲书院主人王英孙。其说云：“案《补题》佚名一人，王树荣跋尝推定为余闲书院

主人；今以季、沈二文核之，其人殆即英孙。”然萧鹏[30]在其《〈乐府补题〉寄

托发微——与夏承焘先生商榷》中以余闲书院赋蝉8人中却无此老而怀疑夏先生

的推测。黄贤俊《碧山四考》[34]对《乐府补题》中的14位作者的生平作了较为

详细的考证，他指出周密、张炎、王易简、李彭老、唐珏、吕同老确为宋遗民，冯

应瑞、唐艺孙、赵汝钠、李居仁4人生平无考，陈恕可、仇远确曾仕元，而王沂

孙未曾仕元。丁放[35]根据二人研究又进一步认为，《乐府补题》的作者可确定为

宋遗民者5人，疑为宋遗民者1人（吕同老虽亦被定为宋遗民，由于黄贤俊的立

论是依据《宋诗纪事》，证据似不够充分）。行事无考者5人（包括无名氏），

非遗民（指曾仕元者）3人。又，关于《乐府补题》其中作品的歌咏作年，学界亦

聚讼纷纭。夏承焘[13,附录二]《〈乐府补题〉考》云：“发陵之年既考定为至元

十五年（1278）戊寅，合之诸词人行迹，亦复相符。……据此互推，《补题》年代

约略可知。又诸词人卒年可见考者以王沂孙为最早，盖在至元二十八年（1281）

辛卯之前。然则，《补题》诸词，纵或不作于至元戊寅发陵之年，其结集于戊寅辛

卯之间则无疑也”。因此，夏先生认为《补题》当结集于公元1278-1291年之间。

然其依据为王沂孙卒于1291年冬以前，与王筱芸《碧山词研究》之附录《王沂孙

生卒仕历补辩》所论之王沂孙卒年在1306-1321年至今说相异，因此此说还有待

斟酌。王信霞[36]对此问题已作综述说明。又，关于《花草粹编》词作问题研究，

王兆鹏[37]认为，虽然“《花草粹编》选源突破了明代其他选本取材于《花间集》、

《草堂诗余》的局限，而从唐宋金元笔记小说、诗话词话著作中广泛搜辑，录存了

不少散佚词什。后人编选词集、词谱，多据之辑录。但所收唐五代词作，颇芜杂。

有些作品原本并不是词而被误认作词收人，有些词什作者题名有误、或原有异说然

未经甄辨而径题某人”。又，肖延恕[38]提到众多选本中所收李煜《菩萨蛮》三首

非为小周后而作，《花草粹编》亦选此词，其中更有词题“与周后妹”，因而对其

真实性提出了质疑。关于《花草新编》词作问题，有江枰[39]认为《全宋词》自

《花草新编》录入该词时个别文字已作改动，尚不能确定《望江南》作者为王齐叟，

甚至不能确定为宋人作。王兆鹏[40]、余靖静[41]、刘荣平[团建感悟 42]也涉及到具体词作

及作家的问题探讨。

在词学理论和批评专著中，《中国词学批评史》[43]第五章“谈到词学的中衰的问

题，亦将原因归结于一般说的与《草堂诗余》《花间集》在明代流行有关。而对于

元代的词论，其所本来多来自陆辅之等人词话，间接提到了金元人选辑词选保存文

献之功。又，谢桃坊《中国词学史》[44]对词选序跋中的词学理论有勾沉之功，并

对明代张綖的《诗余图谱》、顾从敬《类编草堂诗余》、沈际飞的词学评点等等有

关词选方面，作了具体个案的研究。又，《明词史》[18]对明代词学之建构提出了

相对完整的建设性意见，其中提到了吴讷的《文章辨体》和瞿佑的《乐府遗音》，

并提出后者开启了“明词曲化”的先声的观点。在对元代词学之建构的理论研究中，

陶然[45]、余意[46]、郑海涛[47]等对元、明词的价值和重新评估等问题均有一定

的阐发；而且都用当时的词选本作为例证说明。其中余意[46]的观点具有典型的代

表性，“明清以来直到20世纪80年代，明代词以及明代词学很难真正进入研究

的视野。这种研究状况的形成与明清以来的思维定势相关，即‘词亡于明’”。因

此，余意[46]提出，解决这个问题必须改变三个观念：一、“一代有一代之文学”

观念与“词亡于明”：不能以宋词所呈现的美学风格为标准来评判明词；二、浙西

词派之“醇雅”观念与“词亡于明”：不能以浙西派“醇雅”的标准来评判明词。

三、常州词派之“寄托”观念与“词亡于明”：不能以常州派“寄托”的标准来评

判明词。总之，明词有其自身的“异量美”[18]，必须得到学界的重视。其中，就

提到了《草堂诗余》等选本在当时的文化背景和传播方式下所体现的异于宋代的新

功能。此外，丁放[48]认为：“明人陈耀文所编词选《花草粹编》，是以《花间集》

《草堂诗余》为主要选源；在风格上亦承袭《亲子教育问题 花》《草》，体现出主婉媚的选词方

式。而作者的这种审美取向亦和当时明代词坛‘花草’盛行的背景密不可分。对姜

夔等风雅派词人作品的选入亦使是选体现出‘复雅’的倾向，这是陈氏在‘花草’

盛行的背景下独特的词学观”，主要从词选的审美特征入手考察。同时，他亦认为

“词未必衰于明”。又，姚学贤[49]曾指出陈耀文编次《花草粹编》的指导思想，

认为“其词本不佳，而所填实为孤调，如《缕缕金》之类，则注曰：‘备题’。从

中可以看出陈耀文收词的原则，首先选收富有文采的佳作。事实上他做到了这一点，

保证了这部选集的较高质量”。另外，尚有其他涉及到此方面的研究[43,50-55]，

《明词史》[18]也有关于明代词学批评的论述。

综上，20世纪以来，对元明词选所作的研究仅止于个案的研究，鲜有系统的论述。

总体的研究集中在五个方面：文献整理、编者研究、时代研究、作品与作家研究、

词学理论研究。明清以来，词选作为传播词学的一种重要途径，被越来越多的学者

认可并将研究深化。研究词选之学亦逐渐成为一项专门的学问，其编选旨向、风格

以及选型、标准跟前代即元明词选是否存在一种承继、递进的关系，一直是清词研

究专家着力的重要目标所在。相对于宋词、清词研究的繁荣，学界对元明词的重视

还不足够。事实上，宋词很多作品得以广泛流传，均赖元、明时期词选的编纂、刊

刻。在对其深入考证的同时，寻绎其所蕴含的词学理论，探究其在词学史上的贡献

与意义，有助于元明词学的纵深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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