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大名器,国家博物馆的十大青铜名器分享

我喜欢看青铜器。因为年代，因为厚重、因为精美，因为信息……。总之，我每到一个博物馆，最先看的一定是它馆藏的青铜器。我甚至用所藏青铜器的数量与质量来衡量博物馆的等级。

但地方队怎么也抵不上国家队。最好的自然流入国家博物馆。国家博物馆的青铜器主要在三个展区，分别是古代中国、青铜馆以及近藏荟萃。

偶然看到一篇文章，列出国家博物馆的“十大青铜名器”。它所列自然都是好的，但看下来突然想到有一件也非常重要，怎么被落下了呢？

国博的展品不说件件都是重器，也差不多吧。如果非得大个中还选大个，大家的标准是什么？年代+器型+纹饰以及铭文。年代久的，个头大的，器型漂亮的，纹饰精美的，更重要的是铭文，记载历史事件的。

如果按照这个标准，最后一件是绝对不应该落下。但如果最后一件入选，又该把哪一件拿下去呢？

好东西太多了，就干脆写国家博物馆的“十一大青铜名器”好了。

鸮尊

商后期 盛酒器。

1976年出土于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

构思奇巧，整器装饰绮丽，花纹复杂多样，是中国古代青铜文化中的精品。

此器由器盖与器身两部分组成，器身口内壁铸铭文“妇好”。整器为一站立鸮形，器盖置于鸮首后部，鸮昂首，歧冠高耸，“臣”字状目，小耳，钩喙，胸略凸前，双翅并拢，两爪粗壮，四趾抓地，宽尾下垂。器通体以云雷纹为地，器盖饰饕餮纹，前端有一立鸟，尖喙，歧冠，鸟后饰一龙，拱身卷尾。冠面外侧饰羽翎纹，冠面内侧、颈部两侧饰夔龙纹。喙与前胸各饰一蝉纹。两翼前端各盘曲一条长蛇，身饰菱形纹。尾部饰有一鸮，圆眼，尖喙，双足内屈，两翼平展，作飞翔状。

此器造型生动传神，鸮鸟两足与下垂尾部构成三个稳定支撑点，构思奇巧。

铜尊最早见于商代，主要形制有圆尊、方尊和异型鸟兽尊等。鸟兽尊种类繁多，有羊尊、牛尊、鸮尊、象尊、豕尊等。鸮尊在妇好墓中同出2件，整体作站立鸮形，双足与尾构成了3个支撑点，头后为器口。盖面铸站立状的鸟，造型雄奇，花纹绚丽，是中国商代青铜器中的精品。

四羊青铜方尊

商 盛酒器。1938 年湖南宁乡黄材出土

在现存商代青铜方尊之中体型最大。

上口最大径44.4厘米、高58.6厘米、重34.6千克

四羊青铜方尊造型雄奇，肩部、腹部与足部作为一体被巧妙地设计成四只卷角工程承包合同书范本羊，各据一隅，在庄静中突出动感，匠心独运。整器花纹精丽，线条光洁刚劲。通体以细密云雷纹为地，颈部饰由夔龙纹组成的蕉叶纹与带状饕餮纹，肩上饰四条高浮雕式盘龙，羊前身饰长冠鸟纹，圈足饰夔龙纹。方尊边角及各面中心线，均置耸起的扉棱，既用以掩盖合范痕迹，又可改善器物边角的单调，增强了造型气势，浑然一体。

此器采用了圆雕与浮雕相结合的装饰手法，将四羊与器身巧妙地结合为一体，使原本造型死板的器物，变得十分生动，将器用与动物造型有机地结合成一体，并擅于把握平面纹饰与立体雕塑之间的处理，达到了技术与艺术的完美结合。出土器物的湖南洞庭湖周围地区在商代是三苗活动区，在此地发现造型与中原近似的铜尊，表明商文化的影响已远及长江以南的地区。

匽侯盂

西周 盛食器 1955年辽宁喀左出土

整体器具造型庄重，显示了匽侯身份和地位的尊贵。这件匽侯盂在辽宁出土，说明西周初年辽宁一带是在燕国的封地之内。

高24厘米

这件器物是匽侯制作的用来盛饭食的青铜盂。器侈口，附耳，深腹下敛，微鼓，圈足下缘附边条。器通体以云雷纹为地，腹部饰回首龙纹，圈足饰鸟纹。燕是周初分封的诸侯，始封之君乃召公奭之长子，封地在蓟（今北京）。在北京房山琉璃河亦发现铸铭“侯”的青铜器，并发现西周时期的城址及燕国贵族墓地，是推定此处为燕国始封之地的重要依据。

匽侯盂内壁有5字铭文，器内铸铭文5字：“匽侯作馈盂”。匽就是“燕”字，燕国是周初分封的诸侯国，北京市房山县琉璃河有燕国古城址和古墓葬，并出土了不少有“匽侯”铭文的青铜器，证明燕国的政治中心就在北京一带。

召伯虎簋 又名琱生簋

西周 盛食器

簋通体黝黑，造型美观大方，给人以富丽堂皇之感。铭文，记述琱生在一次关于田地的狱讼中，得到本宗族宗主的庇护，达到了多占田地的目的。铭文所记史实，与《史经•召南•甘棠》所记同，可互为印证。

高22.2、口径21.9、足径18厘米

此器又名六年琱生簋。圆口，沿外折，腹微鼓，下有喇叭形高圈足。腹两侧有鸟形双耳。器身前后饰大扉棱两道，通体以云雷纹填地，饰变形兽面纹。簋通体黝黑，造型美观大方，给人以富丽堂皇之感。

这是贵族琱生为其祖先制作的宗庙祭祀时使用的青铜器。器内铸有104字铭文，记述琱生在一次关于田地的狱讼中，得到本宗族宗主的庇护，达到了多占田地的目的。铭文所记史实，与《史经·召南·甘棠》所记同，可互为印证。

龙虎纹青铜尊

商 淮夷 盛酒器 1957年安徽阜南月儿河出土

纹饰的主题为“虎口衔人”，意义深刻，此器也是与四羊方尊齐名的珍品。

高50.5厘米，口径44.9厘米，足径24厘米， 重26.2千克

器口侈大，直径过肩，颈部较高，下部收缩，呈大喇叭状。肩部微鼓，下折为腹，呈弧形收敛作圜底，圈足，上饰十字镂空。器肩部饰三条曲身龙纹，圆雕龙首，探出肩外，活灵活现；腹部以云雷纹为地，装饰三组虎食人纹，寓意诡秘；圈足饰饕餮纹。整器工艺精湛，花纹线条洗练，是商代青铜器中的精品。

龙虎纹青铜尊腹部的虎食人纹以浮雕虎首为中心，左右双身，口含一人。人无衣冠，身饰花纹。采用这一构图意在从正面表现猛虎的完整形象，但正面又无法体现虎的雄伟身躯，于是便采取轴对称的布局使虎身向两侧伸展，商代饕餮纹也是运用此种构图。此外，在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的青铜钺上、“后母戊”青铜方鼎耳外侧及山西浑源李峪村出土的春秋晚期鸟兽龙纹壶腹部，均有类似的虎食人像。今藏于日本泉屋博古馆的虎食人青铜卣，整器为猛虎食人的立体形象，更为逼真。在商代玉器成人高考英语作文万能模板上也见虎食人像。东汉王充《论衡·订鬼篇》引《山海经》佚文，记有虎噬鬼魅之说。此种虎食人像或许是取于此意，借以震慑邪祟。

今安徽阜南地区在商代是淮夷部族的聚居地，此地出土青铜器的形制、纹饰明显受到中原商文化的影响，龙虎纹青铜尊即是其中较为典型的一例。

青铜冰鉴

战国 冰酒器 1978年湖北省随县擂鼓墩1号墓出土

世界上发现的最早的冰箱，部分采用失蜡法铸造的较早的典范作品。

长宽均为76厘米、高63.2厘米

这件青铜冰鉴是由一个方鉴和一件方尊缶组成的青铜套器，方尊缶置于方鉴内，其底部一侧有两个长方形榫眼，另一侧有一个长方形榫眼，安装时，把这三个榫眼与方鉴内底的三个弯钩扣合，其中一个弯钩的活动倒钩自动倒下后，可把方壶固定在方鉴里而不晃动，制作十分巧妙。与青铜冰鉴配套的还有一把长柄青铜勺，勺的长度足以探到尊缶内底。该鉴外表华丽、体态厚重、结构精巧、工艺精美，令人惊叹不已。

《周礼·凌人》记载：“春始治鉴，凡外内饔之膳羞鉴焉，凡酒浆之酒醴亦如之，祭祀共冰鉴。”原来这种器物是古人用来冰酒的，尊缶内装酒，鉴、缶壁之间的空间放置冰块，在春夏之季就可以喝到冰爽的酒。这件青铜冰鉴堪称世界上最早的冰箱，也是当时祭祀中一种重要的礼器。如此奢华的器物，在两千多年前的战国时期只宫灯图片能是贵族才享用得起。

“虢季子白”青铜盘

西周 宣王时期 水器 清道光年间陕西宝鸡虢川司出土（今属宝鸡市陈仓区）

铭文如诗，字体漂亮

长137.2厘米，宽86.5厘米， 高39.5厘米，重215.3千克

器作长方形，直口，方唇，腹壁斜下内收，微鼓，四壁各置一对兽首衔环耳，四足作矩形，是目前所见商周时期最大的水器。器口缘下部周饰穷曲纹，腹部环饰波曲纹。

铭文凡8行111字，记述了作器者虢季子白率军在洛水之北与玁狁作战，斩敌首500，俘虏50人，战后献馘，周宣王宴飨虢季子白，并赏赐车马、弓矢、斧钺以资勉励。

《虢季子白盘》中语句以4字为主，且修饰用韵，文辞优美，行文与《诗》全似，是一篇藏在金文中的诗。同时，《虢季子白盘》字体修长，笔画匀称，书风如水中之月，恬静、淡然，在西周晚期独树一帜，从中亦可窥见其后秦《石鼓文》及秦小篆之源。

“曾仲斿父”青铜方壶

春秋 盛酒或盛生活委员竞选演讲稿水器 1966年湖北省京山县出土

高66.7厘米

此器盖内与壶内壁均有铭文12字，为曾仲游父作器。据文献记载，“曾”有三个，一个在今山东省峄县，一个在今河南省柘城县北，另一个则在今湖北省江汉流域。这个曾仲游父壶应属后者所铸。此曾国与黄国、江国互通婚姻，京山发现的97件铜器中，6件有曾国铭文，2件有黄国铭文，说明在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这个曾国与黄国已经有了密切的联姻关系。

这件青铜壶由壶盖和壶身两部分组成，器体横截面呈圆角长方形。盖身上宽下窄，下有子口以纳入壶体中，上有波带“莲瓣”状捉手（共有10个波带），盖面中空。壶侈口、方唇，束颈，颈两侧有立角兽首衔环耳；鼓腹略下垂；底部圈足外侈。壶盖缘和颈部各饰一周“S”形穷曲纹，口颈间饰一周波带纹，腹部上下饰两周波带纹，圈足饰一周垂鳞纹。器盖内和壶内壁均铸有铭文12字：“曾〔仲〕斿父用吉金自作宝尊壶”。显示此壶为曾仲斿父所作。

与此壶同出的一件青铜鼎铭作“曾侯仲子斿父”，“曾侯仲子斿父”即曾仲斿父，可知其为曾侯之子，是曾国重要的贵族。除“曾仲斿父”青铜壶外，苏家垅墓葬共出九鼎七簋等大量曾国器物，这说明当时这一带属于曾国疆域。

大盂鼎

西周 康王时期 炊器 清道光年间陕西郿县礼村出土

鼎腹内记载了康王向孟舒述周文王、周武王的治国经验，为史学家所重视。

通高101.9厘米 口径77.8厘米 重153.5千克

大盂鼎系清道光初年出土于陕西郿县礼村，先后为当地乡绅郭氏、县令周广盛以及左宗棠、潘祖荫等所有，1951年潘氏后人潘达于女士将其捐赠予上海博物馆，1959年入藏中国历史博物馆（今中国国家博物馆）。而另一尊同为盂所铸之鼎，形制略小，习称“小盂鼎”，器上铭文涉及西周与鬼方之间的战事，但此器在辗转收藏的过程中已不见踪迹，仅于著录中保存铭文拓本。

大盂鼎器壁较厚，立耳微外撇，折沿，敛口，腹部横向宽大，壁斜外张，近足外底处曲率较小，成垂腹状，下承三蹄足。器以云雷纹为地，颈部饰带状饕餮纹，足上端饰浮雕式饕餮纹，下衬两周凸弦纹，是西周早期大型、中型鼎的典型式样，雄伟凝重。

铭文凡19行291字，记述了西周康王二十三年九月作器者盂所受之“册命”。

后母戊鼎

商后期 食器 1939年河南省安阳市武官村出土

是商代青铜文化顶峰的代表作，是迄今为止出土的最大最重的青铜礼器。

高133厘米、口长112厘米、口宽79.2厘米

器厚立耳，折沿，腹部呈长方形，下承四柱足。器腹四转角、上下缘中部、足上部均置扉棱。以云雷纹为地，器耳上饰一列浮雕式鱼纹，耳外侧饰浮雕式双虎食人首纹，腹部周缘饰饕餮纹，柱足上部饰浮雕式饕餮纹，下部饰两周凸弦纹。

“后母戊”青铜方鼎（曾称“司母戊鼎”），形制巨大，雄伟庄严，重832.84千克，是目前已知中国古代最重的青铜器。器腹部内壁铸铭“后母戊“，是商王母亲的庙号。

“后母戊”青铜方鼎器身与四足为整体铸造，鼎耳则是在鼎身铸成之后再装范浇铸而成。铸造此鼎，所需金属原料超过1000千克。制作如此大型器物，在塑造泥模、翻制陶范、合范灌注等环节中，存在一系列复杂的技术问题。“后母戊”青铜鼎的铸造，充分说明商代后期的青铜铸造不仅规模宏大，而且组织严密，分工细致，足以代表高度发达的商代青铜文化。

此外，经光谱定性分析与化学分析的沉淀法所进行的定量分析，“后母戊”青铜鼎含铜84.77%、锡11.64%、铅2.79%，与战国时期成书的《考工记·筑氏》所记鼎的铜锡比例基本相符，从中可见我国古代青铜文明的内在传承。

绝对不应该落下的——“利”青铜簋

西周 武王时期 盛食器 1976年陕西临潼零口出土

“武王伐纣”这一重大的历史事件

高28厘米，口径22厘米，方座长、宽20.2厘米

器侈口，兽首双耳垂珥，垂腹，圈足下连铸方座。器身、方座饰饕餮纹，方座平面四角饰step是什么意思蝉纹。此种方座青铜 始见于西周初年。

铭文凡4 行32 字，即是史载甲子日清晨“武王伐纣”这一重大的历史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