邻家女孩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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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雨兼程三十载,,铅华褪尽见本真:褪尽铅华

是什么意思

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法律思潮交汇于19世纪下半叶风云际

会的中国，并由此掀起了一波知识产权保护的浪潮。这股浪潮

虽无排山倒海之势，却绵延不息影响到其后100多年的中国历

史，演绎出一幕又一幕的人间悲喜剧，为现代中国知识产权法

律制度跌宕起伏的发展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不久前，北京理工大学法学院院长曲三强教授披阅数载撰

写的著作——英文版《中国知识产权法》，由久负盛誉的

KluwerLawInternational出版社在全球同步出版发行。该书被

认为是自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为数不多的大陆作者用英文撰写

的全面系统解读中国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的著作。该书的发行，

不仅展示了中国知识产权法研究的丰硕成果，而且还标志着中

国知识产权法学理论和法律党员学习书籍 制度的日渐成熟。

怀着先睹为快的冲动和对作者本人的崇敬之情，本刊记者

对曲三强教授进行了专访，并从中收获了一个知识产权法学专

家完整的成长故事。用曲三强教授自己的话说，他属于“生在

新中国，长在红旗下，伴随着共和国的步伐成长起来的一代

人。”尤其是他的成年，经历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全过程，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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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主义法制建设事业的亲历者和见证人。

北大青春

作为我国著名的知识产权法律学者，曲三强教授有着丰富

的人生阅历和治学经验。他于1977年考入中国法学界最负盛名

的学术殿堂——北京大学法律系。众所周知，1977年是我国

“文革”后恢复高考制度的第一年，当时全国“积压”了一大

批为“十年动乱”所误而错失高等教育机会的青年。能在这一

年“冲出重围”考上大学的考生，无一不是万里挑一的拔尖人

才；而钢琴练习 有机会考入北大就读的，更是其中为数不多的精英之

才。曲三强当时便是他们中的一员。

现今回想起来不免有些讽刺，当时的北京大学法律系竟然

是该校的“绝密系”，不公开对外招生，因此法律系的学生基

本上都是从其他专业调剂而来的。据了解，在当时国内高校当

中，首批恢复法律专业招生的仅有北京大学和吉林大学，“七

七级”学生的总数仅是寥寥的百余人。紧随此后，中国人民大

学等其他高校陆陆续续或恢复或重建法律院系，并开始在全国

范围恢复招收法律专业的学生。在经历了“反右”、“四清”

和“文革”的寒冬之后，中国的法学教育事业终于迎来了惜别

太久的春天。

在曲三强的同学当中，后来几乎都成为了各领域的领

物，其中不乏政界高层人士、高校法学名师、国企和外企高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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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知名大律师，例如：李克强、郭明瑞、何山、何勤华、张

恒山、王绍光、姜明安、陈兴良、谢思敏、陶景洲、徐友军、

刘凤鸣、李启家、王建平、顾功耘、杜春等等，个个都是响当

当的名字。他们已经成为我国法学界一道靓丽的风景线，被外

界视为中国恢复高考制度、开始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历程的象征

性符号，有媒体甚至将之形容为“北大法律系77级神话”。

经过四年严格和系统的法学本科学习，1981年底毕业后，

曲三强被分配到家乡天津市，在著名学府南开大学法律系任

教，主要研究方向是刑法学。当时正值南开大学法律系初建伊

始，这位风华正茂的青年学者被历史性的定格为该系的“元老

级教师”，南开大学的首批法律专业本科生都是他的学生。

在南开大学，曲三强经过了4年平静的教书生活。在此期

间，他迎娶了与其幼年相识的邻家女孩，结婚生子。随着时间

的推移，他深感自己的学识之不足，再一次产生了继续深造的

冲动。1985年，他重新考回北大攻读硕士研究生，投师于现代

刑法学泰斗甘雨霈教授的门下，从事刑法学的研究学习。1987

年，他毕业后留在北大执教。在刑事法学研究领域，曲三强的

《经济犯罪学》、《经济刑法学》、《犯罪与刑罚新论》等代表性

著作奠定了他在刑法学界的学术地位。在此期间，曲三强还担

负了一些行政工作，当过北大法学院党委副书记，分管学生工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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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岁月

客观地讲，上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的中国大陆法学

界还不够宽手机最大内存 松，特别是在刑法领域，各种学术禁忌和限制还比

较多，专业学者的施展空间比较狭窄。1994年，在时任北大副

校长罗豪才教授的鼓励和帮助下，曲三强获得公派澳大利亚留

学的机会，在南太平洋美丽的滨海城市墨尔本，他渡过了6年

漫长的留学时光，并在此间完成了学术专业方向的成功转型。

留学生涯不仅极大地开阔了学术视野，而且还增加了思想

厚度。在多元文化交织的西方法律制度下，他深切的感受到不

同文化之间的冲突与交融。这使得他能够以一种全新的角度和

立场去看待人类历史的法律精神与传承，更为清晰地认识法律

的本质和使命。在当时北大法学院党委书记张文教授的积极建

议下，曲三强开始迈出其从事多年的刑法学专业领域，逐步向

知识产权法学方向调整。在实现转型的过程中，曲三强清醒地

意识到，转换学术方向并非一定要完全摒弃原有的专业，而应

该是一个逻辑的转化过程。为此，找到刑法学与知识产权法的

交叉点，是实现成功转型的关键。经过一番知识“恶补”和深

入研讨之后，他最终选择了知识产权侵权责任作为自己学业专

攻的目标，并开始以“知识产权的侵权责任”为题撰写博士论

文。1999年这篇论文顺利通过评审，他也随之获得了法学博士

学位。至此，曲三强彻底实现了专业研究的华丽转身，并沿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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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产权法学的研究方向继续前行。

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作为一英文签名 名公派海外的留学生，

曲三强毕业后是有机会继续留在国外发展的，且当时有许多公

派留学生在其学成之后选择了留在海外发展。在去与留的十字

路口，曲三强毅然决然地做出了回国发展的选择。当谈到这段

历史时，他只是平淡地表示，“说是为了一心报效祖国而选择

回国未免有点儿高调，不过，说句真心话，在当时中国还不算

太富裕的情况下，国家一下拿出几百万来供我一家在海外生活

学习，我至少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懂得知恩图报吧！”正是

怀着这样一种心境，2000年曲三强变卖了积攒6年的全部家

当，踏上了回家的旅程。

锋芒初试

回到北大之初，曲三强将其研究领域从侵权责任逐步向知

识产权领域拓展，除了开设一些知识产权法的课程以外，还讲

授一些刑法学的课程。这种状况大约持续了两年多，2002年以

后，他便全身心地投入到知识产权法学的教学与研究工作中

来。2003年，曲三强出版了第一部知识产权法学著作——《知

识产权法原理》。这部由罗豪九塞沟 才先生亲自作序的书一经出庐，便

获得了各方人士的广泛认可，被誉为知识产权法学界的重磅之

作。自此之后，曲三强便一发而不可收，陆续出版了10余部专

业著作。而真正令曲三强声名鹊起的，是其一部在2006年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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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名为《窃书就是偷——论中国传统文化与知识产权》的专

著。

说到当初写这本书的初衷，曲三强向本刊记者介绍说：美

国著名的汉学家和中国法研究专家安守廉教授

（），于1995年出版了《偷书不算偷：中国传

统文化中的知识产权法》（ToStealABookIsAnElegantOffen：

IntellectualPropertyLawinChineCivilization）一书。该

书甫经出版，便在华语世界引起强烈反响。该书一方面介绍了

知识产权法律制度本身在中国的发展历史；另一方面也提出，

知识产权法在中国并没有随着造纸术和印刷术的出现而出现，

而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由西方引入的一个全新的制度。安

守廉认为，虽然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且创造了举

世闻名的四大发明，但是其并未逻辑性地率先在世界上建立起

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律制度。中国古代似曾出现过的某些类似现

象，不过仅仅是“帝国控制观念传播的努力”。造成这种状况

的原因，除了政治和经济的因素以外，还有儒家传统文化以及

后来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儒家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

的结合，刚好形成了一道排斥知识私有化的思想屏障。西方世

界在不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前提下，主观地将其知识产权的理

念强行加诸于中国，其结果是不可避免地遭遇到强烈的抵触。

“对于安守廉的部分观点，我是持赞同意见的；但是，对于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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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的观点立场和分析角度，我则保持不同的态度。”曲三强这

样解释道。

在《窃书就是偷》一书中，曲三强针对安守廉书中所提观

点进行了系统的评价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确立了一种不同

于时下学术界流行观点的新知识产权观。他立场鲜明地指出，

知识产权的发生与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所产生

的法律现象，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而出现的东西，属于历史的

范畴。由于世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和资源配置的不合理，以及

复杂的政治条件和历史文化因素的综合作用，东、西方国家在

知识产权上的地位各执一词、优劣互见。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

当今社会，知识产权保护的意义早已超出知识产权本身而演化

为一种经济竞争的手段。“就中国的状况而言，知识产权乃是

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而发生的状况。19世纪末叶的晚

清社会与西方思想的侵入邂逅在历史发展的十字街头，于是便

成就了‘中西合璧’的知识产权制度。这种看似偶然的东西实

属必然。换句话说，即使没有西方制度的入侵，中国自身的发

展也会造就知识产权制度，只不过由于西方制度的侵入将这种

时间表大大提前了而已。”曲三强如是说。

《窃书就是偷》是曲三强积多年精虑之心得，也在一定程

度上标志着其学术立场的成熟。该书从不同的角度对中国知识

产权的发生、发展和现状进行了深刻的理论分析和研究，为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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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具有中国自身独立品格的知识产权制度打开了一片新的理论

视野。该书出版后，获得了包括法学研究工作者、高校师生、

法官及律师等在内的阅读群体的一致好评。

厅官五载

在研究与教学的间隙，曲三强的人生履历表上还有过一段

为期不长的“地方干部”的任职经历。2005年，为支援西部建

设，中央组织部委托教育部从中直高等院校选拔一批骨干教师

到西部省份挂职工作。当时提出的选拔条件比较苛刻，要求必

须拥有海外留学经历，处级以上行政级别，具有高级职称，并

且年龄须在45岁以下。能够同时满足上述条件的人并不是很

多。曲三强恰好皆中目标，便顺理成章的成为热门人选。在经

过组织部门的一系列考察之后，被派至西南边陲，出任云南省

人民政府法制办公室副主任之职。

在地方任职的5年期间，曲三强充分发挥其法学专长，结

合当地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地开展工作。例如，为了更好地对

云南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进行保护与开发，曲三强主持

制定了《丽江古城保护条例》、《云南花卉新品种保护条例》等

极具特色的地方性法规。另外，基于云南省与周边东南亚国家

的特殊地理关系，为了更好地了解与借鉴相关国家的政治经济

法律制度，促进双边贸易往来，曲三强还主持编写了《马来西

亚经济贸易法律选编》等多部有关东盟国家的法律制度汇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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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熟悉曲三强的地方政府部门，人们都亲切地称他为平易近人

的学者型官员。五年的地方政府工作经历，为曲三强提供了一

次难得的实践法学理论的机会，同时，也使他能够近距离观察

和体验中国行政体系和制度的运行机制和状况，更为深刻和准

确地认识中国社会所存在的各种问题，加深了其对于法学研究

的思考深度，为其后来的学术研究以及各种社会工作奠定了扎

实的社会认知基础。

知产强音

2007年，曲三强任职期满，回到北大讲堂。此时，身为北

大法学院教授的曲三强，在治学之路上又迈上一个新的台阶。

这一年，发生的一件事对曲三强触动很大。在一次关于公共健

康与药品专利许可问题的国际学术会上，发达国家的代表与发

展中国家的代表形成了泾渭分明的两大阵营。以美国为首的西

方国家代表与发展中国家的代表就药品专利许可问题展开了激

烈的辩论。2006年年底和2007年年初，泰国政府依照该国专

利法中的相关规定，以政府使用为理由，先后对外国大型制药

企业的几种治疗艾滋病和禽流感的药品专利颁发了强制许可，

授权该国某些企业可以在未经专利权人许可的情况下生产或进

口相应的廉价仿制药品，以有效解决其公共健康问题。就知识

产权使用和公共健康问题而言，该事件的发生在国际社会产生

了强烈反响。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站在各自立场对专利权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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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权的关系问题进行了完全不同的解读。会议上，美国代表对

泰国代表进行了蛮横无理的指责，甚至上纲上线到政治制度层

面，批评泰国政府“有钱搞腐败，没钱买专利”。对于美国代

表毫无逻辑的批评指责，曲三强教授义正言辞地指出，国际社

会应该牢牢地树立“人权高于专利权”的基本原则。其旁征博

引，据理力争，有力地驳斥了美方的观点。此次会议之后，曲

三强教授还专门撰写了一篇名为《论公共健康与药品专利强制

许可》的论文，提出禽流感在全球的蔓延给全人类的生命健康

亮起红灯，同时也再次引起学术界对公共健康与药品专利强制

许可问题的热议。面对作为私权的药品专利和作为人权的公共

健康，不仅关系到法律制度层面的问题，而且涉及社会历史、

政治经济、文化传统等许多层面。如果缺乏对这种复杂关系的

深刻理解和正确把握，则不能确立科学合理地解决这种矛盾的

原则和方式。药品专利是一种私权；与之相对，健康权是一种

基本的人权。从社会历史考察，作为私权的药品专利和作为人

权的公共健康之间的矛盾从始至终都存在。形成两者矛盾的主

要原因来自专利权所固有的垄断性和公共健康的天然合理性，

可见，这种矛盾不是来自后天的法律适用问题，而是源自先天

的制度安排问题。现在，有一个严肃的命题摆在我们面前：如

果说药品专利是一种合法的知识财产权的话，那么，这种含有

垄断性的财产权到底有没有其赖以存在的道德底线？换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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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垄断性的药品专利权是否会受到来自公众健康权的限制？

处在十字街头交汇的专利权和人权，究竟应该谁为谁让路？在

过去几百年中被殖民战争和经济盘剥吸食殆尽的贫穷落后的国

家却不得不支付高额费用以换取维系生命和健康的药品专利，

显然，这样的权利分配既不合理也不公正。况且，今日之世界

向药品专利提出挑战的不仅是贫穷落后国家民众的人权，而且

也包括发达国家人民的人权，因为像艾滋病、SARS、禽流感等

疾病传播已经构成对整个人类的威胁，而不仅限于贫穷落后国

家的人民。

2009年，在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的学术研讨会上，曲三

强教授以“顾盼中国著作权刑法保护的发展历程”为题，阐述

了著作权刑法保护的应有之义：建立在知识信息创造、配置和

使用基础上的现代社会经济，决定了知识的开放性、不可逆

性、可共享性和无限增殖性，任何人都可接近并获得的知识。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知识和信息的取得是无条件或无限制的。

著作权作为知识产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已经成为重要的无形资源

和财产权利，因此，对著作权提供全方位保护便成为世界各国

必须严肃对待的问题。

2011年初，曲三强教授还应本刊编辑之约，就农民工组合

旭日阳刚翻唱汪峰的《春天里》所引发的版权之争，在本刊发

表了专栏文章——《纠结于传统观念与知识产权之间》。他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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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指出，《春天里》的故事在一定程度上暴露出中国传统文化观

念与现代知识产权制度之间的龃龉。版权从来都不是中国自己

土生土长的东西，而是彻头彻尾的舶来品。小猫咪图片可爱 非但如此，中国在

对待这样的舶来品时，既没有为其提供充分的思想文化土壤，

也没有为其准备制度嫁接的母本如何种大蒜 ，它的到来，犹如是一片浮

云。中国著作权法律制度的发生和发展历程揭示了这样的轨

迹：中国提出保护知识产权的主张，从其出发点到归宿都是在

知识产权保护之外。在这里，工具主义的实用哲学贯穿于近百

年以来中国知识产权发展的整个过程。作为对外部压力的被动

反应，中国著作权的制度安排强调更多的是外部的契合性，而

非内在的谐调性。这种状况为著作权法在中国的有效实施造成

了一种先天性的障碍。不过，毋庸置疑的是，伴随市场经济的

汹涌浪潮席卷而至的，一定是文学产权的固定化和明确化，非

但如此，商品交易将无从实现。既然我们选择了市场经济，那

同时也就意味着我们接受了知识产权这样一种分配资源的方

式。

新的起点

2011年9月，曲三强教授受聘出任北京理工大学法学院院

长，同时继续兼任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曲三强

教授向本刊记者坦言，自从接受任命以来，行政工作占用了许

多时间和伊索寓言主要内容 精力，学术研究的进程有所延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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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曲三强教授仍然在百忙之中坚持治学与研究，

先后编著出版了《现代知识产权法》、《现代著作权法》和《现

代工业产权法》等三部教科书。《现代知识产权法》的内容除了

涉及知识产权法理论研究的传统领域，即著作权法、专利法和

商标法之外，还对知识产权的许多理论前沿问题多有涉猎，诸

如传统知识的知识产权保护、竞争法与知识产权的关系等问

题。该教材亦成为北京大学知识产权学院建院以来的第一部知

识产权法通论型教材。《现代工业产权法》则归纳了20世纪80

年代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知识产权法理论研究和制度建设方面

取得的成果，展示了21世纪知识产权法前沿领域的学术状况，

适应了现代知识产权法学教育的需要。

最值得称道的是，曲三强教授为《现代著作权法》一书所

撰写的序言，清新别致，不落俗套，完全撇开了原书固有的框

架，展开了一次天马行空般的漫游，就著作权这一历史命题进

行一番思考。《法制日报》将其这篇序言以《著作权：划向彼岸

的渡船》为题予以全文刊载。他在文章中指出，在当今社会，

文学和艺术作品作为一种产权对象已是不争的事实。历史发展

的经验告诉我们，精神世界从来都抵挡不住物质世界的诱惑，

迟早都会俯下身来顺从物质世界的驱使。对于文学艺术创作而

言，从神圣的精神殿堂走入世俗的物质世界是经济社会发展的

必然现象。我们不能不感叹，较之先祖们的精神境界，今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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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似乎更加世俗，因为，我们更情愿把五花八门的商业标江南春图片 签

贴在各种各样的文学艺术作品上面，然后，把他们投放到市场

去称斤论两。在历史的长河中，著作权不过是帮助我们划向彼

岸的渡船。如何能够把这只船打造得完美，将它设计得既合理

又安全，让每位乘客都感到舒适安心，这才是我们必须加以关

注的重点。从这种意义上说，是需要把著作权还原到其本来面

目的时候了：即作为社会资源分配的工具。应该采用一种理性

主义的态度去对待它，即以人的本性为内核，以公平正义为尺

度，以促进社会进步为导向，对著作权进行合理的架构。

当被问及最新出版的英文版《中国知识产权法》时，曲三

强表示，相形于已有的研究中国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的众多著作

相比，这本书的不同之处在于，试图从分析中国的传统法律文

化入手，探寻知识产权浸入中国的缘因，发掘隐藏在知识产权

法律制度背后的哲学思想和理论基础，阐释知识产权发生与发

展的社会经济规律，论证知识产权的本质及其存在的合法性。

该书循着经济社会发展的脉络，研究探讨中国传统文化的

“源”与西方法律思潮的“流”的关系。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

法律思潮交汇于19世纪下半叶风云际会的中国，并由此掀起了

一波知识产权保护的浪潮。这股浪潮虽无排山倒海之势，却绵

延不息影响到其后100多年的中国历史，演绎出一幕又一幕的

人间悲喜剧，为现代中国知识产权法律制度跌宕起伏的发展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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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到底是西方的理念促成了中国的知识产

权法律体系，抑或是中国的传统观念吞噬了西方法律制度的精

髓，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扑朔迷离中，为人们清晰地

勾勒出一个中国知识产权法律制度发展的轮廓：即所谓被西方

社会的商品经济所异化的知识产权终于在20世纪末叶的中国文

化土壤中找到了自己的生存之道，并由此开启了中国知识产权

保护制度的新视野。

“我写这本书的根本目的在于，以一个全新的视角向读者

展示一个不同的思维模式。中国的知识产权法律制度大部从西

方引进，然而，其引进的动因却并非来自本身的需要，而是迫

于外部的压力。换句话说，知识产权法律制度并不是中国自己

土生土长的东西，而是从西方移植过来的东西。知识产权法律

制度要想在中国特定的经济社会条件下取得合法性，就不能受

制于西方知识产权意识形态的束缚，而要把知识产权制度与中

国社会的各种重要元素契合起来，完成其本土化的过程。这种

过程绝不应该是一种简单的移植或复制，而应该是一种融合或

同化，即在建立形式的法律制度过程中，铸造其民族自我的独

立品格。惟其如此，法律制度才能获得本土文化的认同，并藉

此树立自己的权威。”曲三强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