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堆文明

三星堆文化的重要特色——神

赵殿增（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原载《中华文化论坛》2002年1期)

三星堆文化的精神内涵和文化特色或许可以用一个字来概括——神。首先，它是神圣的，它以祭神的方式形

成了一个原始宗教体系和多方朝觐的宗教圣地；其次，它是神奇的，在人像、神像、器物的造型艺术上具有奇

特的形式和手法，并且被注入了人的灵气和情感；第三，它是神秘的，不仅历史上对三星堆遗址没有任何记载，

而且这个高度发达的古代文明的出现和消失又是那样突然和诡秘。从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三星堆文化是一个

“神奇”的文化。

一、神圣的原始宗教信仰。

三星堆文化的繁荣阶段，在三星堆遗址内外发现了许多器物坑，埋藏着大量奇异精美的文物，目前己基本

认定是祭祀坑。其中1986年一号坑出土器物420多件，二号坑出土器物1100多件，1929年月亮湾器物坑出

土器物400多件，1987年仓包包祭祀坑出土器物40多件，1976年高骈器物坑出土器物10余件，1990年盐

亭麻秧器物坑出土器物10多件[注1]。这些祭祀坑出土器物种类繁多，但就其性质而言大都与宗教祭祀礼仪活

动有关，主要是成组成批专门用于祭神的文物。

祭祀坑中的文物主要可以分为人像、神像、神树祭坛、灵兽、礼器、祭器等几大类。人像类包括各种按真

人大小用写实手法制造的青铜像，如通高2、6米的立人像、数十件人头像、跪坐或站立的小人像等等，它们

可能是参加或主持祭祀的巫师、首领乃至国王。神像类包括各种青铜面具和眼形饰件，如宽达1、38米的突目

大面具、成对的勾云饰突目面具、数十件可悬挂的半圆形面具、以及人面像、兽面具等，是用夸张变形的手法

塑造出令人崇敬供人膜拜的神像，可能主要是祖先始祖之神。神树有大小八株，最大的高达4垂头丧气 米，上面有鸟、

龙、仙果等神物；神坛数件，有的用灵兽、祭师、神殿构成完整的祭祀场面，表达了天地人三界的宇宙观念。

动物造型种类繁多，形态生动，有的做成人首鸟身等形式，主要有鸟、鱼、蛇、虎、龙、凤等。礼器类包括以

尊、垒为主体的青铜礼器和以玉璋、玉璧为主体的玉石礼器。祭器主要是祭祀中使用的器具和物品，如瓮、盘、

盏、器座等陶器，象牙、海贝等物品[注2]。。

这些器物都蕴含有特殊的文化内涵和意识观念，构成了一个独特系统的原始宗教体系。这种原始宗教是以

万物有灵的灵神崇拜为基础的，主要包括对天地万物的自然崇拜、对氏族标志物的图腾崇拜、对始祖先辈的祖

先崇拜等方面或阶段。三星堆文化繁荣时期，这种原始宗教发展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融合了多方面的内

涵，并且通过具体的器物造型反映了出来。其中主要有以“神树”崇拜为集中代表的对天然物体的“自然崇拜”观

念；以“鱼、鸟”崇拜为突出特征的“图腾崇拜”习俗；以“眼睛”崇拜形式表现出来的对“纵目神”蚕丛的祖先崇拜等

等；并且通过以雕像群体所表现的巫祭集团组织和主持了宗教祭祀活动。这些巫祭是处于人神中介地位的特殊

人员，是一切涉神功能、涉神需要、涉神活动的体现者和组织者。“以自然崇拜、图腾崇拜、祖先崇拜为基本

内容，以巫祭集团贯穿起各种宗教活动，构成了三星堆时期精神文化的基本框架”[注3]。三星堆祭祀坑出土文

物成为了这种宗教构架的生动写照。

三星堆遗址由于经常举行宏大而神圣的宗教祭祀活动，加上它强大的经济文化实力，吸引了远近众多民族

和国家前来交往，使三星堆古城成为了多种文化交汇在一起的古代文明中心。在祭祀坑、墓葬、遗址出土的文

物中，己包含有许多远方的文化因素，如夏文化（二里头文化的铜牌和陶器）,商文化（尊、垒等青铜礼器和璋、

璧、戈、圭等玉石礼器群）,良渚文化(玉锥型器及琮、璧等礼器)等等。还有一些文化因素可能与南亚乃至西亚

的古代文明有关，如金杖、金面罩的使用，神树的造型，人像的塑造等[注4]。经鉴定，三星堆出土的海贝和

象牙主要来源于东南亚及其沿海地区。三星堆铜人像的形象、装束、大小有很多不同，可能反映了参加祭祀者

来自许多不同的民族或群体，众多的动物雕像则可能是代表不同氏族部落的图腾。有的学者认为其中还有来自

良渚文化的神像[注5]。从总体上看，三星堆文化是以本地文化因素为主发展起来的，而外来文化的加入又大

大促进三星堆古蜀文明的发展进程。各种文化往来的时间和情况可能有所不同，但大型宗教活动的吸引力产生

的强大凝聚作用或许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三星堆古城大约己经成为了一个多方朝觐的宗教圣地，它以祭祀

活动的形式实现了文化的融合和社会的繁荣。正是多元文化的撞击和融合，才创造出如此光彩夺目的三星堆文

明。

二、神奇的造型艺术杰作。

三星堆文化的这些精神内涵，是用高超的艺术手法，通过具体的艺术造型表现出来的。由此产生的一大批

造型艺术的杰作，具有神奇的形态和强烈的感染力，在中国乃至世界美术史上留下灿烂的篇章。

三星堆文物中最令人惊叹的是数百件大小青铜雕塑作品，包括立人像、小人像、人头像、人面具、神树和

各种动物造型。通高2、6米的青铜立人像（K2②﹕149、150），人体身高1、7米，比例匀称，端庄严肃，

身披法衣，站于祭台之上，是指挥整个祭祀活动的群巫之长，也可能就是国王。这是一件写实主义的园雕精品，

己具有高座纪念碑式的艺术效果[注6]。通宽1、38米的大型铜面具（K2②﹕148），则用变形夸张的手法，

使五官特别是眼睛极度突出，表现了它作为神像的特有气质，是一件浪漫主义的杰出作品。高达4米的神树

（K2②﹕94），不仅是我国乃至世界上最高的单体青铜器之一，而且用飘摆的枝叶、骄健的巨龙、欲飞的神鸟、

鲜熟的果实等奇物加以装饰，突出了该树作为天梯和圣界的特殊功能。动物的造型神态各异，而且都充满了灵

气，其中有一件雄鸡昂首长鸣，形态极其生动优美（K2③﹕107）。

从雕塑的种类来看，三星堆文物中包括有圆雕、高浮雕、浅浮雕、片状挂饰等种，还有线刻、透雕、装饰

附件等其他一些艺术表现形式。立人像、人头像、铜树等是圆雕作品的代表，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进行观瞻。人

面具是一种半圆形的高浮雕，可以高高悬挂起来，供人们从宽阔的视角进行膜拜。兽面具和眼形饰件等浅浮

雕是装在平面上的艺术品，有单方面的视觉效果。牌饰、鱼形挂饰等是悬挂在器物上的片状作品。玉边璋（K2③

﹕201—4）上的祭山图是线刻艺术的杰出代表。玉璋（K1﹕235—5）顶端的小鸟则是用透雕方法制作而成

的。三星堆时期的造型艺术手法己经达到了相当完备的程度。

三星堆艺术的神奇之处还在于它具有深刻的文化内涵。这些艺术作品是在宗教祭祀活动中使用的，是贡献

给神的圣洁之物，用以表达对神的信仰与崇敬，因而蕴含着人们深厚的情感和愿望，被塑造得极其生动而怪异。

前面讲到的原始宗教的主要方面和内容，都是通过具体的艺术形式表现出来的。其中有表现巫师祭司的一百多

件雕像和线刻人像，每件人像的大小、形象、装束、位置又各有不同，分别放置于广场或厅堂、神树、神殿、

祭山仪式等特定的环境之中，既反映出他们在宗教祭祀活动中的不同身份和职能，又表现了他们是来自不同民

族、地区、不同社会等级的巫师或酋长，成为研究当时社会和文化结构的形象资料。用于表现神像崇拜的大型

面具和眼形饰件，则被制作成个体巨大、眼睛夸张、神态庄重，上百件一起被组装悬挂起来，形成强烈的宗教

气氛。他们通过“眼睛崇拜”表现了对以“纵目”为主要特征的始祖神蚕丛的形象崇拜；而这种巨眼高悬的神像，

有可能还是古代“蜀”字的起源所据[注7]。作为主要表现氏族部落图腾的数十种动物雕像，分别代表了参加祭

祀活动的众多民族集团。当时的人们还能通过一些具体化的物体来表示地下、人间、天上等宇宙观念，并且将

它们组合在一起表现“三界”之间的关系，反映出对天地人神的崇拜（K2③﹕296）。通过高大的树木和鲜活的

鸟兽、奇异的饰件，又表现出神树具有天梯和圣地等内涵，使其在祭祀仪式中占有特殊的位置。他们还能用构

图复杂的组画，表现“祭山”等完整的祭祀活动场面。

总之，注重人像动物形体的塑造，用优美生动的造型艺术作品表达复杂而抽象的思想感情，反映出丰富的

社会文化内涵，是三星堆文化的一个显著特征。在这些艺术品之中蕴藏着许多神奇的故事和理念，有待人们去

探寻。

三、神秘的文明起源与消亡。

三星堆遗址在史书典籍中没有任何记载。清代《汉州志》有“三星泮月”之说，那只是对这一带地形环境的描

写，被称作“汉州八景”之一，与历史文化无关。如此宏大的古城，如此发达的古代文明，为什么出现和消失得

这样突然，为我们留下了无数的迷团。

首先呈现出来的是三星堆文化的时代、地域和文化性质之迷。三星堆文化的认识和三星堆遗址的正式发掘，

是从1980年开始的。经过二十年的不断努力，目前己初步弄清它是距今五千至三千年前一种独具特色的考古

学文化，开始时称之为“三星堆文化”。三星堆遗址可分为四期，各期文化既有密切联系又有一定区别。相似的

文化遗址分布在以成都平原为中心直到三峡内外的广大地区。在长达两千年、宽达上千公里的时空范围内，它

是一个还是几个文化？有几个区域或类型？其性质、面貌和关系如何？都还有许多问题值得探讨，存在一些不

同的意见。目前主要有“中国城市人口 一个文化的早晚两期”（将遗址一期和二三四期分开）、“两个文化”（一期又称宝墩文

化，二三四期专称三星堆文化）、“三个文化”（一期称宝墩文化，二三期称三星堆文化，四期称十二桥文化）

等几种看法。笔者倾向于用宝墩文化——三星堆文化——十二桥文化来分别加以命名，并且与周围先后存在的

遗址联系起来，共同构成一个相互联系又有所区别的文化体系；而成都平原和川西、川中、川东、鄂西等地的

相关遗存，则可能是不同文化阶段的一些地方类型[注8]。构筑考古学文化的年代序列和文化谱系，是利用考

古材料解决历史和文化问题的重要基础。各学科专家特别是考古工作者应该通过深入的发掘和研究，为破译三

星堆之迷打下更加坚实的基础。

其次是三星堆文化的主人之迷。从目前发现的大量遗迹遗物可以看出，三星堆遗址的繁荣时期，己经形成

了一个高度发达的古代文明中心。是谁在这里创造出如此辉煌的成就？成为人们最为关心的话题之一。有的同

志认为目前的考古材料还不能研究这种历史问题。但这又是无法回避的，是各学科研究者包括考古工作者应该

回答的问题，而且目前己有丰富的实物资料可供研究。虽然考古学文化并不等同于历史王朝和分期，但重大的

考古现象必然留下历史的痕迹，并与同时同地的历史进程产生一定的联系。三星堆文化在成都平原中心地区发

展了两千多年，肯定与在此形成的古蜀历史有直接的关系，问题在于如何论证得更加合理。由于蜀史的文献记

载十分简略又充满神话色彩，给研究带来了困难，形成不少分歧意见，也增加了探索工作的神秘感。我们认为，

从宝墩文化到三星堆文化、十二桥文化，再到春秋战国时期的晚期巴蜀文化、最后在秦汉初期融合于多元一体

的汉文化之中，当地的考古学文化基本上形成了一个相对完整的文化序列，也可以说是一个古代文明形成、发

展、消亡的完整历程。从总体上看，它所反映的应该就是古代巴蜀特别是蜀人的历史进程，或者说是巴蜀文明

兴亡的全过程。这一过程可以分为五个阶段，其中距今4000—3000年间的三星堆文化繁荣时期爱的反义词 ，是第一个发

展高峰，是巴蜀文明正式形成的阶段[注9]。处于这一时期和珅相当于现在什么官 的“三星堆文化”的主人，目前主要有“鱼凫氏蜀王”

和“杜宇氏蜀王”两种看法。我们倾向于前一种意见，即鱼凫氏蜀人是三星堆文明的主要创造者[注10]。上述哪

种看法更接近于历史的真蹄，尚待更多的材料和更深入的研究加以验证。

第三是三星堆文化的来源之迷。这是一个更加难解的古史之迷。三星堆文化看似非常突然地出现在川西平

原之上，并形成繁荣而奇特的古代文明。它包含了大量外来文化因素，如良渚文化、石家河文化、二里头文化、

殷商文化、以及南亚、西亚地区的文化内容，更有一大批独树一帜的器物和艺术作品。近年来发现的宝墩文化

遗址群，又为寻找三星堆文化的本土渊源提供了线索。三星堆文化到底是怎样形成的，目前还没有比较一致的

看法。从史料传说的角度，又有蜀人来自西部山区等说法，夹杂在神话故事之中。研究的角度也有“传播论”和“影

响论”等不同的观点。有的更具体指出是来自舜“窜三苗于三危”，“早期蜀人是由当地的濮人和西迁的部分三苗

之众融合而成的”[注11]；有的说“三星堆二期文化很可能是在夏末商初时，由迁入成都地区的夏遗民，与当地

土著居民相结合所创造的一种新型文化遗存”[注12]。笔者认为：影响三星堆文化形成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它

可能是以本地文化为主，吸收多种外来文化而成的，其中可能包括三苗（石家河文化）、夏（二里头文化）等

因素，但不一定就是在舜迁三苗、桀奔南巢时才传入的。三星堆文明正是多元文化撞击而生的文明之光，具体

分析各种因素的来源，将有助于解开三星堆灿烂文化的起源之迷。

另一个重大的迷团是三星堆文化为什么突然消失了。从三星堆遗址的情况可以看出，宏大的三星堆古城和

古遗址群，在商周之际突然废弃，至今此地仍基本保持了当年的地形地貌，既为我们存留下宝贵的遗产，又为

后人留下了无限的迷茫。废弃的原因目前主要有发字开头的成语 水患说唐代八大诗人 、迁移说、亡国说、改朝换代说等。笔者倾向于最后一

种意见，并曾从遗迹遗物与史料结合的角度加以分析，指出在“商周之际或西周前期大约有一次杜宇取代鱼凫、

强行改变三星堆文化发展进程的重大历史变革。这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重要历史课题”[注13]。上述各种看

法都还未能形成比较公认的结论，三星堆遗址的突然荒废和三星堆文化的迅速消失仍然是个未解之迷。

神秘的三星堆之迷还有很多，如古城的兴建与布局、祭祀的形式与目的、人群的族属与构成，甚至于在每

一种文化现象、每一件特殊器物中都有许多待解之迷。神圣的信仰是主体，神奇的艺术是其表现形式，神秘的

历史是所产生的结果，这就是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共同构成了一个“神奇”的三星堆。三星堆古代文明正是以

其神秘的历史、神奇的艺术、神圣的信仰而具有神话般的色彩，留给人们无限的想象和探索空间，因而充满无

穷的魅力。

注释

[1]三星堆一、二号祭祀坑见《三星堆祭祀坑》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99年）和《文物》1987年第10期、

1989年第5期上的两个简报。1929年器物坑参见冯汉骥、童恩正《记广汉出土的玉石器》《文物》1979年第

2期。仓包包祭祀坑简报发表于《四川考古报告集》文物出版社1998年。高骈器物坑见敖天照、王友鹏《四

川广汉出土商代玉器》《文物》1980年第9期。盐亭器物坑见赵殿增《绵阳文物考古扎记》、赵紫科《盐亭

县出土古代石璧》《四川文物》1991年第5期。

[2]赵殿增《三星堆祭祀坑文物研究》《三星堆与巴蜀文化》巴蜀书社1993年；《人神交往的途径——三星堆

文物研究》《四川考古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96年。

[3]赵殿增《三星堆文明原始宗教的构架特征》《中华文化论坛》1998年第1期。

[4]参见1989年10月《四川文物广汉三星堆遗址研究专辑》霍巍《试论三星堆文化与西亚文明的关系》等

有关文章。

[5]张适合女生的游戏名 明华《良渚兽面纹为虎纹的又一重要例证》《中国文物报》1998年9月9日。

[6]李松《三星堆青铜雕像群的美术史价值》《三星堆与巴蜀文化》巴蜀书社1993年。

[7]赵殿增《从“眼睛崇拜”谈“蜀”字的本义与起源》《四川文物》1997年第3期。

[8]赵殿增《略谈巴蜀文化与巴蜀文明》《巴蜀文化论集》四川民族出版社1999年。

[9]赵殿增《三星堆考古发现与巴蜀文明进程的探索》1999年中国考古学会第十次年会论文，待把夜晚染黑 刊。

[10][13]赵殿增《三星堆考古发现与巴蜀古史研究》《四川文物三星堆古蜀文化研究专辑》1992年。

[11]俞伟超《三星堆蜀文化与三苗文化的关系及其崇拜内容》《文物》1997年第5期。

[12]杜金鹏《三星堆文化与二里头文化的关系及相关问题》《四川文物》1995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