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至

近代日本汉学家笔下的京杭大运河

作为沟通五大水系的京杭大运河，于2006年6月10日被列入

了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同年底又被列入重设的《中国世界

文化遗产预备名单》。国家文物局要求先从地级市着手编制大运河保

护规划，在此基础上再完成省一级规划，最后形成全运河规划。运河

流经地区以大运河申遗为契机，加大了对所辖河段的调查、治理、保

护、开发工作，单纯看近十几年来发表的几千篇学术论文，便涵盖了

北京段、河北段、天津段、山东段、河南段、安徽段、江苏段、杭州

段……可谓城自为战，省自为战。

2014年6月22日，中国向第38届世界遗产大会提交的“大运河”

文化遗产申请获得通过，成为我国第46个世遗项目。此次申报的系

列遗产分别选取了各河段的典型河道段落和重要遗产点。运河各地的

官方媒体无不喜形于色，均以头版庆祝。

问题是，申遗成功以后怎样？笔者认为，还是应该首先注重资料

的收集、整理工作。工程未动，研究先行。国内各地运河史料自在关

注之列，国外不同时期的大运河研究也应给以充分重视。限于篇幅，

本文仅以近代日本汉学家的江苏段运河游记为例，来说明域外相关资

料的应有价值。

一、东亚文化交流坐标与近代日本汉学家

江苏民众与国外的交往渊源已久。以吴地为例，其最早可溯至春

秋，三国孙吴时派巨舟远航高丽，与扶南（今柬埔寨）、林邑（今越南

中部地区）有贸易往来。日本与吴地交往自六朝以来渐增，常称中国

为吴国，民众为吴人，中国话为吴音，在日华人居住地为吴原。西域

僧人也几度来吴阐扬佛法。大运河的开凿、贯通为外国人游历江苏各

地提供了诸多便利。北宋熙宁七年（1074）日僧成寻乘船抵苏，当地

僧众出迎至运河。“数年后，寂昭、元灯等日僧相继来到宋朝，宋真宗

分别授予大师称号，赐给紫衣，事后他们顺汴水南下至江南，在苏州

吴门寺留住多年。”日本天台宗僧人圆仁（（793—864）所撰《入唐求

法巡礼行记》，明确记载一行人在京杭大运河扬州、高邮、宝应段的

游历过程。朝鲜成宗时代的文臣崔溥（1454—1504），曾于明弘治元

年（1488）与同船42人飘至浙江台州海滨登陆。他们一行抵宁波、

杭州而沿京杭大运河到达北京，然后过鸭绿江回国。崔溥随后以流畅

的汉文写成一部重要著作——《漂海录》，其中有完整的京杭大运河

江苏段的游历记录。当然，中日之间的这种交流一直是双向互动的，

家喻户晓、俗姓淳于、扬州江阳县（今江苏扬州）人的鉴真大师（688—

763），先后率众六次东渡日本，终于成功，对日本的佛教、医学、建

筑、雕塑、书法等生产了巨大的影响。因此，日本人民称之为“天平之

甍”，意即他的成就足以代表天平时代文化的屋脊（意为高峰）。

至于本文所指的近代，是按照中国近代史的划分，大体指1840

年至1949之前的百年历史，与日本明治维新到二战败北的“近代”略

有不同。文中所指的汉学家，主要有竹添进一郎（1842-1917）、冈千

仞（1833-1914）、内藤湖南（1866-1934）、宇野哲人（1875—1974）、

股野琢（1838-1921）、德富苏峰（1863-1957）、青木正儿（1887-1964）、

吉川幸次郎（1904-1980）等，至于适当涉及的谙熟中国文化与典籍

的作家芥川龙之介（1892-1927）属马的名人 以及英年早逝的高仓正三（1914-

1941），严格地说后两位算不上真正的汉学家。

在东亚文化坐标中，近代日本汉学家是一支参与中日文化交流的

重要力量。他们既不同于对中国文化缺乏认知的欧美人士，也不同于

肩负特殊使命的日本乃至谍报人员。从内容和情感方面看，日本

汉学家的江苏段运河游记既是运河沿岸城乡的写真、访书求问的交流

实录，也是情感复杂纠结的踏勘记忆，折射着特定时代下的中日力量

对比及诸汉学家的复杂心态。

二、运河沿岸城乡的写真

以上所列举的日本汉学家，都有沿京杭大运河游历江苏的亲身体

验。他们笔下的城市与乡村（尤其是城市），诸如苏州、无锡、镇江、

扬州、淮安、高邮、宝应……或精细描摹，或寥寥数语，自成散放着域

外韵味的写真。

苏州显然是汉学家们着墨最多的城市。先以内藤湖南为例。内藤

是日本近代中国学的重要学者，日本中国学京都学派创始人之一。

1899年10月25日，他乘坐客船经大运河进入苏州，开始了为期一

周的旅行。这一周里他造访或途经主要景点有宝带桥、吴门桥、胥门、

阊门、虎丘、寒山寺、枫桥、留园、灵岩山、承天寺、北寺、玄妙观、

孔庙、沧浪亭等。内藤的苏州之行几乎都是借助画舫来完成的。他乘

船由吴门桥到虎丘：“二十七日，画舫在吴门桥下解缆，先去虎丘。画

舫沿着位于城墙西南、紧挨城墙外侧流过的大运河行进，河中船舶穿

行不息……过了胥门、阊门这些雅致名字的城门外，向左拐，进入稍微

狭窄的水路……到了虎丘山麓，民家稍微稀疏了一些。我们把船系在

柳荫下上山。”可以看出，运河、内水互通为他的出游提供了极大的便

利，水城风光尽收眼底。活跃于明治后期和大正初期的汉学家股野琢，

其《苇杭游记》是1908年经朝鲜到中国游历时的见闻记录。股野琢

11月1日抵达苏州，4日赶往杭州，三天多的时间游览了玄妙观、北

寺塔、开元寺、寒山寺、虎丘、锦带桥（即宝带桥）、伍子胥墓等处。

他以日记的形式记录了自己的行踪与感受，语言虽然简略，有时还诗

文并陈，饶有趣味。总体来看，股野琢的日记所记简略，泛泛而谈，

倒是他写枫桥的两首诗，要比他的日记深刻得多：“月落乌啼惊客魂，

乾坤犹有一诗存。古钟声断新钟续，夜半江枫渔火村。”“词客愁眠竟

不浓，依稀渔火说遗踪。霜天落月枫桥晓，千古敲余山寺钟。”

扬州、镇江次之。宇野哲人，日本中国哲学史研究权威。一生著

作颇丰，主要有《中国哲学史—近世儒学》《中国哲学概论》《中庸新

释》等。《中国文明记》（1918）的纪行部分是作者1906-1907年间游

历了华北、黄河中下游和长江中下游地区，写下的系列游记。其中他

的镇江、扬州游记除了描述两地的风景名胜，均有与大运河有关的内

容。他认为“运河对后人之裨益甚大，而万里长城仅是稀世之伟观，除

好事者对之叹称外，实是无用之长物，两者到底难以同日而语。”163

的确有其道理。至于扬州，“直至最近，扬州因当运河之冲，船舶辐辏，

为货物之一大集散之地，繁荣至极而太平天国后，中心移往苏州，扬

州则一蹶不振。”163-164则写出“昔闻扬州鹤，今移在苏州”盛衰变迁。

德富苏峰是以《扬州一日记》为题记述他1917年的扬州、镇江之旅

的。他乘坐小蒸汽船驶入他所称的“淮南运河”，实际是大运河江苏段

的一部分。他从金山寺的高塔远眺扬州，写下一首诗：“六朝金粉水悠

悠，南北风云今亦愁。独立金山寺边望，淡烟一抹是扬州。”137颇有

唐风气象。

三、访书求问的交流实录

晚清、民国年间，由于日本国内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多重

需要，中国古籍流入日本逐渐形成一定规模。当然，正如学者钱婉约

所言：“这里讨论的下限定在中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前，因为战争期间

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文献典籍抢劫掠夺的野蛮行径，已远不是访书，

不能属于和平时代中日之间历史悠久的书籍文化交流的范畴。”106出

于对中华文化的醉心与迷恋，近代日本汉学家沿运河南北前所未有造句 访书求问，

一方面反映了他们作为汉学家的文化取向，另外一方面也代表了中国

都城发展由黄河时代向运河时代转移之后，贯通南北的京杭大运河将

政治中心与经济重心在地理上进行了新的布局与调整。

因此，冈千仞、内藤湖南等大学者的访书自不必说。即如被日本

学术界称为“图书学家”的长泽规矩也（1902-1980）会“盘桓北京，跋

涉于扬州、南京、苏州、上海、杭州等地，调查书业行情，以专家的

眼光和非个人的财力，大批购买中国真籍善本。”123。高仓正三在抗

战初期，也在苏州、上海访书购书，“主要搜求話本小说、弹词唱本、

唱片等。遇到有价值的廉价古籍珍本当然也不会放过。”201

除了访书购书，他们还热衷于访师结友。比如竹添进一郎于1876

年游历中国111天、近万里路程，最终有《栈云峡雨日记并诗草》问

世。这一既有日记、又有诗作的纪行，有实录有感发，诗文并茂，是

一部有较高价值的兼具纪实性与艺术性的游记。竹添在上海期间，曾

携家眷游历苏杭，并亲自到诂经精舍拜访心慕已久的朴学大师俞樾。

因当时俞樾已回苏州，他又赶往苏州春在堂与俞会面笔谈。竹添进一

郎有汉文诗《廿七日过吴江县》《过黄泾，距洞庭山可廿里》《是夜泊

铜村》《登惠山，俯瞰太湖，是日微雨屡至（惠山一名九龙山）》《廿八

日抵苏州，泊阊门外。雨大至，赋似内人》等几首，可谓高度概括了

竹添在苏州段运河的旅途心迹。冈千仞，精通汉学与西学，1884年6

月下旬，冈千仞自昆山乘船进入苏州，观娄门、阊门、胥门、留园、

怡园、沧浪亭、寒山寺、狮子林、圆妙观（玄妙观）、吴门桥、觅渡桥

等景观，访问李鸿裔、俞樾、顾文彬等名人，逗留一周有余。他的《观

光纪游》是一部格调高雅的汉文体游记。

而视“中合同能源 国天生就是我的恋人”40的吉川幸次郎，他在北京留学期

间，曾到北京大学文学院听课，“先后听过马幼渔、朱稀祖、钱玄同、

沈兼士以及陈垣、余嘉锡、吴承仕、伦明等人的课程，另外，还曾向

北京的杨钟羲（雪桥）、南京的黄侃（季刚）、吴梅（瞿安）等先生问

学。”22。而他的《高邮旧梦》，则记述了他1931年从扬州沿运河北

上，去高邮寻访古代语言学家王念孙、王引之等高邮名人故居的过程，

在他笔下，高邮的自然风光很美：“……出得城墙，就看到大运河中河

水荡漾，泛着茶色。在它的对面，高邮湖的水却呈现清冷冷的光洁，

远远地闪烁在遥望的视线中。”127，而激发他想要了解高邮的，却是

渔洋山人王士祯以及高邮词人秦观等。他对中国文化与历史的熟谙、

痴迷令人敬佩甚至惭愧。

四、情感纠结的踏勘记述

近代期间的西方社会，总体是以蔑视、嘲讽的眼光来看待中国的。

即使从感情上热爱中国文化的近代日本汉学家，也无法完全超越时代

的歧见，更无法摆脱掉民族、国家利益的本大舌头怎么办 位主义。正如学者张明杰

指出的那样：“由于当时日本人的中国之行，总体上与日本的大陆扩

张政策相关，因此这就决定了他们所写的游记大多不同于纯粹以仿古

探胜、欣赏大自然为目的而做的‘观光记’，而是以调查和探知中国的

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地理、风土、人情为目的的‘勘察记’或‘踏

勘记’。”9所以，宇野哲人的苏州游记包括日本租界、沧浪亭、吴门三

百九十桥、玄妙观、北寺塔、留园、枫桥、寒山寺、虎丘、灵岩山等

十节文字，游记以日本租界开篇，作者即感叹苏州租界之荒废：“千辛

万苦获得之租界，若仅作赏花游水之地，未免太可惜。呜呼！谁之罪

也。”165需要指出的是，宇野哲人为学严谨、处事温厚，素有中国儒

家之风，但作为知识精英的他未曾有些许对于侵略我国的悔恨与负疚

感，这是日本朝野较为普遍的精神取向。

德富苏峰被称为“日本的梁启超”，是继福泽谕吉之后日本近代第

二大思想家。德富苏峰两次来苏州，逗留时间都不算长，均有文字记

录，1917年第二次游苏记较为详细。他于初冬时节先后去往虎丘、天

平山、寒山寺、留园、宝带桥等处，次日子夜一点多乘车离去。此行

在苏峰笔下，有“完全荒黑色泪滴 废”的虎丘，也有世所罕见的宝带桥；有天平

山上满山的黄叶令人陶醉 ，也有大运河上夕阳斜照的清波；有范公祠里堆满牧

草、谷子的农家小院，也有留园中铺张的盛宣怀殡葬仪式。例如：“虎

丘千载塔尖孤，宝带长桥似画图。一水回环行不及，月明如故过姑

苏。”170诗味隽永，有恋恋不舍意。须知，他可是日本右翼思想家典

型，其思想是近代日本思想史的折射，当今日本右翼思潮和政界的思

维与其思想一脉相承。

1921年3月底至7月中旬，作家芥川龙之介访问中国，游历了

中国十几个城市，回国后陆续成文，最终汇集成《中国游记》，该书

堪称日本大正时期（1912-1926）文学家写作的最重要的一部中国纪

行。芥川在苏州参观了北寺塔、玄妙观、文庙、天平山、灵岩山、寒

山寺、虎丘、留园等景点。1921年的中国是一个满目疮痍、处于内忧

外患、大部分国人一味沉睡的中国，那些不文明的人与事，让他感到

极其厌恶，这其中自然包括充溢着蝙蝠粪臭的苏州文庙、显得荒凉的

佛堂、荒废的虎丘……与此同时，喧闹的街市、长满茑萝与野草的瑞光

塔、建筑整体宏大的留园、充满诗意的苏州水……又让芥川对于姑苏

城生出“優美的心境”。必须说明的是，芥川作为一个敏感的小说家，

他的苏州游记也折射出复杂而深沉、超越狭隘民族观的忧患意识。如

他面对着荒废的文庙，他思绪万千：“此处的荒废，不也正是整个中国

的荒废吗？但至少对于远道而来的我来说，正是这种荒废，才令我产

生了一种怀古的诗兴。但我圣诞节用英语 究竟是应该叹息，抑或是应该欣喜呢？”94

所谓“休言竟是人家国，我亦书生好感时。”94同样的，芥川在长沙看

到当地学生排日的斗志与决心时，几乎会感动得流下眼泪。

五、结语

近代日本汉学家的记述同国内史志一样均增添了江苏段运河的

历史厚度。这些汉学家谙熟汉语史籍、充分了解中国儒家文化，即使

部分作者在政治上歧视中国与中国人，但对于中华传统文化大多抱有

一种诚恳好学的态度。实际上甲午后到中国访学的日本学人并不算多，

可是在访学时涉及的领域却非常广泛。内藤湖南、长泽规矩也等前文

已提及，而武内义雄（1886-1966）既潜心于“燕京读书”，又发誓走万

里路，遍读了中国南部的名胜遗迹和古碑墓刻。中日之间的恩怨情仇，

非三言两语所能概括与化解。但“他们本着对学术的真挚追求，超越

战争政治的阴影，为了一份绝大多数人尚还无法理解的专门课题，远

赴中国，忘我地潜心研究中国的语言和文化。”202我们在阅读近代日

本汉学家的江苏段运河游记时，除了体会文中所勾画出特定时代的运

河城乡风貌，还要对他们总体上表现出的学者的认真与严谨奉献出一

份敬意，并期待中日文化之间的交流健康、持续地进行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