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南录后序虚词整理（指南录后序原文鉴赏）

公元1276年，宋恭帝德祐二年，距南宋灭亡还有三年。这年，元兵兵临城下，这让南宋君臣六神无主，手足无措。此刻，文天祥是孤独的，因为其他人“莫知计所出”，在危机面前呆若木鸡，没有应对之策。此时，他面对的形势是严峻的，外有强大的元兵，“时北兵已迫修门外”；国内“缙绅、大夫、士萃于左丞相府，莫知计所出”，没有应对之良谋。南宋陷入了面对敌兵压境的情况下而“战、守、迁皆不及施”的境地，南宋危若累卵。“疾风知劲草，国乱显忠臣”，在关键时刻，文天祥受任于危难之间，“除右丞相兼枢密使，都督诸路军马”。面对危局，文天祥没有选择蛮干，而是经过一番中秋节祝福的诗句分析，选择出使北方。到底是什么原因让文天祥选择出使呢？概括说来，共有三条，第一，“众谓予不定式做表语一行为可以纾祸”，大家认为我去一趟可以解除祸患，这是国内的原因；第二，“初，奉使往来，无留北者”，之前出使的使者没有被元人所扣留的，这是外部原因；第三，“意北亦尚可以口舌动也”“予更欲一觇北，归而求救国之策”，认为可以用口舌打动元人，趁着出使的机会观察形势，以便英雄故事简短寻找到拯救国家的方法，这是自身主观原因。在做出出使北方的决定时，文天祥没有考虑自身的安危。“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在国家危难之际，最能见到忠臣的襟怀和刚毅。

文天祥带着扶大厦于将倾的理想到了元军的营地，慷慨陈词，使元人没有敢小瞧南宋。但变生肘腋，先是吕师孟在元人面前说他的坏话，再是贾余庆和元人勾结，文天祥因此被扣留而无法返回，他的拯救国难的理想马上就要落空了。这个时候，他没想要苟且偷生，而是“但欲求死”，痛斥元军统帅，骂乱臣贼子，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司马迁说：“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气节而死，自然是重于泰山了。

在国难当头之际，一个以救国救民为己任的人在理想尚未实现之前，怎么可能会轻易去死？对他们来说，有时候死很简单，而活着却比死更具勇气。文天祥在被扣留之后，一直寻找机会脱身回国，之所以这样，是因为他“将以有为也”，想有一番作为。文天祥期待中的作为是什么呢？在文中的最后一段也有涉及，“雪九庙之耻，复高祖之业”，想要驱逐入侵者，恢复高祖所建立的基业。他的想有所作为全是和国家层面有关的，而丝毫不涉及自身的荣辱得失。一个人如果没有高尚的品质，就不会有这样的价值追求。

终于，文天祥一行找到了机会，在京口逃脱。但从京口返回临安是一条艰险的路。他首先从京口逃到真州，就把元人兵力部署情况告诉了淮东制置使李衡阳有什么大学庭芝和淮西制置使夏贵，并和他们约定共同举兵。这时，他似乎看到了把入侵者驱逐出去的曙光，但就在踌躇满志准备大干一场的时候，维扬的统帅李庭芝却下达了逐客命令，所有美好的想象在这一刻化为东流之水。文天祥再一次颠沛流离，这一路的艰辛和危险不是外人所能够想象的。文中，文天祥连用二十二个“死”字来记述这段重返临安之旅，足见路途的险恶，局势的紧张，本人的刚毅。

他把这段艰险途中所经历的都用诗记载了下来，结集为《指南录》，目的是让后世的人通过它来了解他的志向。他的志向不光通过《指南录》中的诗表现出来了，也通过这篇序文表达出来了，令后世人读之，为之动容。文天祥是科举状元，儒家思想构成了他的思想主体。儒家所强调的孝亲和忠君，文天祥自认为都没有做好。作为臣子让自己的国家受到侵略而无力拯救是不忠；作为儿子以父母给的身体去冒险是不孝。这让以儒越来越什么的我作文家行动标准为自己的行为标准的文天祥内心痛苦，但他痛苦却不消沉，他化悲痛为力量，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为驱逐入侵，恢复高祖之业而鞠躬尽力，死而后已。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天祥的这种人生选择是忠于自己的理想。

“臣心一片磁针石，不指南方不肯休”，文天祥的气节和人格让他名垂青史，激励后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