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充

范晔《后汉书》纪传与司马彪《续汉书》志分合考

辨(一)

二十四史中的《后汉书》，其纪传为南朝宋范晔撰，唐人李贤等注；

其志为西晋司马彪撰，南朝梁刘昭注。这两部分内容联系在一起，并非一蹴而

就，其分合过程历时五百年，最后趋于定型。这样特殊的经历，在历代正史中

绝无仅有，不但造成刊刻《后汉书》标署撰人书名棘手，历代刻本颇不一致；

而且导致考察《后汉书》分合源流扑朔迷离，历代学者众说纷纭。更有不少学

人不清楚《后汉书》中的两部分内容撰者非一人，注疏成众手，而把全书视为

范晔撰、李贤注，在论及《后汉书》诸志时张冠李戴，评价失实。这类问题至

今仍然不同程度地存在，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给古代史、史学史和历史文

献学等研究领域都带来一定负面影响。笔者不揣浅薄，试就范晔《后汉书》纪

传与司马彪《续汉书》志的分合过程加以考辨，提出个人一些初步的意见，希

望对此问题研究有所裨益，达到祛疑求是的目的。一、宋代以来《后汉书》刊

刻中存在的问题范晔《后汉书》本纪十篇，列传八十篇，共计九十篇。后

人因某些篇目过长，最难忘的一天 把本纪析为十二卷，列传析为八十八卷，总成百卷。据刘

知几《史通》记载：“宋宣城太守范晔，乃广集学徒，穷览旧籍，删烦补略，

作《后汉书》，凡十纪、十志、八十列传，合为百篇。”[1]（《古今正史》）

范晔首先撰成纪传九十篇，随即又“欲遍作诸志，《前汉》所有者悉令备。虽

事不必多，且使见文得尽。又欲因事就卷内发论，以正一代得失，意复未

果。”[2]（《范晔传》）后因受诬“谋反”被杀，十志未成。此书虽系未竟之

作，但因以《东观汉记》为依据，又吸收两晋、南朝诸家后汉史书之长，体例

谨严，繁简适当，记事翔赡，议论卓绝，成就远出同类著作之上，受到广泛好

评。刘昭评价说：“范晔《后汉》，良诚跨众氏。”[3]（《后汉书注补志序》

他鉴于范书卓越，率先为之作注，“集《后汉》同异以注范晔书，世称博

悉”[4]（《刘昭传》）。刘昭又为西晋司马彪所撰《续汉书》中的《律历》、

《礼仪》、《祭祀》、《天文》、《五行》、《郡国》、《百官》、《舆服》

八志作注，来弥补范晔《后汉书》无志的缺憾。唐代前期，李贤广集宾客，再

次为范晔《后汉书》作注。唐代中叶的刘知几评价说：“先是，晋东阳太守袁

宏抄撮《汉氏后书》，依荀悦体，着《后汉纪》三十篇。世言汉中兴史者，唯

范、袁二家而已。”[1]（《古今正史》）指出范晔《后汉书》在众家纪传体

后汉史书中成就最高。清代乾隆年间的邵晋涵评价《后汉书》创新之功说：

“范氏所增《文苑》、《列女》诸传，诸史相沿，莫能刊削。盖时风众势日趋

于文，而闺门为风教所系，当备书于简策，故有创而不废也。”进而又评价其

论赞的影响说：“《旧唐书经籍志》又有范氏《后汉书论赞》五卷，殆以范

氏文体高于六朝诸人，而爱其文辞者，遂摘取其论赞，别为一书欤！”这是赞

誉范晔《后汉书》史论对后世史学的影响。他还指出“司马彪《志》详述制

度，较《史》、《汉》诸《志》为稍变其体，后来《晋》、《隋》诸《志》，

实仿其例。”[5]（《后汉书提要》）揭示出司马彪《续汉书》志对后世史学的

影响。惠栋撰《后汉书补注》二十四卷，对刘昭、李贤两家《后汉书》注多有

补正。清末李慈铭评价范晔《后汉书》的成就说：“自汉以后，蔚宗最为良

史，删繁举要，多得其宜。其论赞剖别贤否，指陈得失，皆有特见，远过马、

班、陈寿，余不足论矣。”[6]（《后汉书》）高度评价了它在中国史学上的地

位。王先谦及其弟子黄山把刘昭《续汉书》志注、李贤《后汉书》纪传注和清

人惠栋《后汉书补注》融合一处，撰成《后汉书集解》一百二十卷，对中国古

代学者注释《后汉书》的成果作了一次全面的清理，成为历代《后汉书》注释

的集大成之作。今人研究成果，代表性著作有宋文民着《后汉书考释》，于

1995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值得参考。由此可见，范晔《后汉书》纪传和

司马彪《续汉书》志以及刘昭、关于善良的作文 李贤注疏，在过去一千多年的流传中产生了较

大影响，发挥了重要作用。范晔《后汉书》最早的刻本，系北宋太宗淳化

五年（公元994年）由陈充等人校勘，“既毕，遣内侍裴愈赍本就杭州镂

板”[7]（《崇儒》四之一）。真宗景德二年（公元1005年），又刊刻由刁衎

等人续校的《后汉书》校定本[8]（《淳化校三史嘉佑校七史》）。上述两个版

本都只有范晔所撰的纪传，而没有司马彪的《续汉书》志。真宗干兴元年（公

元1022年，仁宗即位，未改元）十一月，判国子监孙奭上疏：光武嗣西

汉而兴，范晔继《东观》之作，成当世之茂典，列三史以并行。克由圣朝刊布

天下，虽纪传之类，与迁、固以皆同；书志之间，在简编而或缺。臣窃见刘昭

《注补后汉志》三十卷，盖范晔作之于前，刘昭述之于后，始因亡逸，终遂补

全，缀其遗文，申之奥义。至于《舆服》之品，具载规程；《职官》之宜，各

存制度。图想 倘加铅椠，仍俾雕锼，庶成一家之书，以备前史之缺。伏况《晋》、

《宋书》等，例各有《志》；独兹《后汉》，有所未全。其《后汉志》三十

卷，欲望圣慈许令校勘雕印。[3]（《干兴元年十一月十四日中书门下牒国子

监》）仁宗命马龟符、孙奭等人校勘，于“干兴元年十一月戊寅校定《后

汉志》三十卷颁行”[8]（《淳化校三史嘉佑校七史》）。同时把刘昭所注《续

汉书》志补入范晔《后汉书》，于“天圣二年送本监镂板”[7]（《崇儒》四

之六）。自北宋孙奭校刻本把两书合为一书以后，就产生出《续汉书》志在

《后汉书》中如何位置和撰人暨注者如何署名两个问题。其一，关于编次位

置。北宋孙奭校刻本把《续汉书》志附在范晔《后汉书》纪传之后，以后南宋

绍兴本，元代大德本，明代毛晋汲古阁本，1965年中华书局点校本，皆依此

式。但是，历代纪传体史书通行的编撰体例为纪、志、表、传，《后汉书》无

表，所以明代北监本和清代武英殿本就直接把《续汉书》八志置于范晔《后汉

书》十纪之后、八十列传之前。这样一来，《后汉书》中三部分内容的编订次

序就出现了“纪、传、志”和“纪、志、传”两种版式，难以统一。尤其是目

录编排次序和正文编排次序，有的版本相互歧异，很不一致。如上海涵芬楼百

衲本影印南宋绍兴本（原缺五卷半，影印时借北平图书馆藏本配补）卷首目录

次序是“帝纪一十卷，志三十卷，列传八十卷”，而正文刊刻次序则是“帝

纪、列传、志”。同样，汲古阁本卷首目录凡三行，次序是“十帝纪一十二

卷，唐章怀太子贤注；八志三十卷，刘昭注补；八十列传八十八卷，唐章怀太

子贤注”，而正文刊刻次序也是“帝纪、列传、志”。其二、关于撰人与注疏

者署名。由于孙奭校勘《后汉书》时误以为《续汉书》志是刘昭补作，以致湮

没了司马彪的名字。仁宗景佑元年（公元1034年），余靖等人受诏复校《后汉

书》，仍然沿袭其误，认为“十志未成，晔被诛。至梁世，有剡令刘昭者补成

之”[9]（《景佑刊正札子》）。后来按“纪、传、志”次序编订的南宋绍兴

本，各纪传卷端署名“唐章怀太子贤注”，各志卷端署名“刘昭注补”；毛氏

汲古阁本各纪传卷端署名“唐章怀太作文高中 子贤注”，各志卷端署名“梁刘昭注

补”。而按“纪、志、传”次序编订的明代北监本，十纪卷端署名“宋宣城太

守范晔撰，唐章怀太子贤注”，八志卷端署名“梁剡令刘昭注补”，八十列传

卷端署名“宋宣城太守范晔撰，唐章怀太子贤注”；清代武英殿本十纪卷端署

名“宋宣城太守范晔撰，唐章怀太子贤注”，八志卷端署名“梁剡令刘昭补并

注”（而目录却署“梁剡令刘昭补志”），八十列传卷端署名“宋宣城太守范

晔撰，唐章怀太子贤注”。以致近人胡玉缙批评说：“卷首目录，官本凡题三

行，曰‘宋宣城太守范晔撰’，曰‘梁剡令刘昭补志’，曰‘唐章怀太子贤

注’，亦误。”[10]（《史部正史类一后汉书》）标署混乱，莫衷一是。

上述版本标署方式的共同问题，就是遗漏了《续汉书》志的撰人司马彪（字绍

统）的名字，很容易使人产生范晔《后汉书》中的志为刘昭补作并加注疏的误

解。清代四库馆臣曾经指出：“自八志合并之后，诸书征引但题《后汉书》某

志，儒者或不知为司马彪书。”[11]（《后汉书》）事实上这种误解时有发

生，而且也发生在历代著名学者身上。南宋洪迈论及范晔《后汉书》说：

沈约作《宋书谢俨传》曰：“范煜所撰十志，一皆托俨，搜撰垂毕，遇煜

败，悉蜡以覆车。宋文帝令丹阳尹徐湛之就俨寻求，已不复得，一代以为

恨。”其志今缺。煜本传载煜在狱中与诸甥侄书曰：“既造《后汉》，欲遍作

诸志，《前汉》所有者悉令备。虽事不必多，且使见文得尽。又欲因事就卷内

发论，以正一代得失，意复不果。”此说与俨传不同。然俨传所云，乃范纪第

十卷公主注中引之，今《宋书》却无，殊不可晓。刘昭注补志三十卷，至本朝

干兴元年，判国子监孙奭始奏以备前史之缺。故淳化五年监中所刊《后汉

书》，凡九十卷，惟帝后纪十卷，列传八十卷，而无志云。《新唐书艺文

志》：刘昭补注《后汉书》五十八卷。不知昭为何代人，所谓志三十卷，当在

其中也。[12]（《范煜汉志》）洪迈把司马彪所撰《续汉书》志误作刘昭

补作，难辞考证不审之咎。南宋吴仁杰也误以为《后汉书》中《郡国志》为范

晔所作[13]（《涂山》）。另据清初何焯说，明清之际学者孙承泽亦有此误：

“八志，司马绍统之作，本汉末诸儒所传而述于晋初。刘昭注补别有总叙，缘

诸本或失刊刘叙，故孙北海《藤阴札记》亦误出蔚宗志《律历》之文。”[14]

（《后汉书志》）干嘉时期的王鸣盛又指出孙承泽以外，清初著名理学家李光

地亦误：“范蔚宗之前，作《后汉书》者已有数家，今皆不传，而范氏独

存。……范书无志，梁刘昭注之，即以司马彪《续汉书》志补入，孙氏承泽、

李氏光地皆指为范氏书。”[15]（《范氏后汉书用司马彪志补》）可见这个问

题不容忽视。二、《后汉书》纪传与《续汉书》志分合歧议在说明《后汉

书》主要版本存在的问题以后，接下来就要考察范晔《后汉书》纪传与司马彪

《续汉书》志的分合问题。有关两书分合情况，宋代以后学者提出两种针锋相

对的意见，进行了长达八九百年的相互论辩。一种意见认为北宋以前范晔

《后汉书》纪传与刘昭所注《续汉书》志各自单行，至北宋干兴元年由孙奭奏

请，始将两书合为一书。宋人陈振孙较早地提到两书分合问题，指出：蔚宗本

书，《隋》、《唐志》皆九十七卷。今书纪传共九十卷，盖未尝有志也。刘昭

所注，乃司马彪《续汉书》之八志尔，序文固云范志今缺，乃借旧志注以补

之。其与范氏纪传，自别为一书。其后纪传孤行，而志不显。至本朝干兴初，

判国子监孙奭始建议校勘，但云补亡、补缺，而不着其为彪书也。《馆阁书

目》乃直以百二十卷并称蔚宗撰，益非是。今考章怀注所引称《续汉志》者，

文与今《志》同，信其为彪书不疑。[16]（《后汉志》）根据陈振孙所

说，可知二者的分合至北宋最后定型。清人钱大昕赞同陈振孙的看法，详述

《后汉书》纪传与《续汉书》志的分合原委。他说：刘昭《注补后汉志》

三十卷，本自单行，与章怀太子所注范史九十卷各别。其并于范史，实始于宋

干兴元年，盖因孙奭之请。今北宋椠本前载干兴元年十一月十四日牒，具列奭

奏，其略云：“范氏作之于前，刘昭述之于后。始因亡逸，终遂补全，缀其遗

文，申之奥义。”盖误以《志》为蔚宗作，不知昭序已明言司马绍统矣。昭本

注范史《纪》、《传》，又取司马氏《续汉志》兼注之，以补蔚宗之阙，故于

卷首特标注补，明非蔚宗元文也。[17]（《司马彪续汉书志附范史以传》）

钱大昕指出司马彪《续汉书》志和刘昭注疏由于宋代学者的努力，得以保存下

来，同时也指出误《续汉书》志为刘昭所作始于宋人。乾隆年间所修的《四库

全书总目》为《后汉书》所作提要说：今本八志凡三十卷，别题梁剡令刘

昭注。据陈振孙《书录解题》，乃宋干兴初判国子监孙奭建议校勘，以昭所注

司马彪《续汉书》志与范书合为一编。案《隋志》载司马彪《续汉书》八十三

卷，《唐书》亦同，《宋志》惟载刘昭《补注后汉志》三十卷，而彪书不著

录，是至宋仅存其志，故移以补《后汉书》之缺。其不曰《续汉志》而曰《后

汉志》，是已并入范书之称矣。或谓郦道元《水经注》尝引司马彪《州郡

志》，疑其先已别行；又谓杜佑《通典》述科举之制，以《后汉书》、《续汉

志》连类而举，疑唐以前已并八志入范书，似未确也。[11]（《后汉书》）

四库馆臣所引“或谓”之说，实指邵晋涵为《四库全书总目》中《后汉书》所

作的提要初稿意见，我们留待后文详细辨析。从上述各家记载来看，可见北宋

以前范晔《后汉书》虽已有刘昭“借旧志注以补之”，但范晔《后汉书》纪传

与司马彪《续汉书》志仍是“自别为一书”。宋真宗干兴元年，孙奭建议把二

者校勘为一书，而没有注明范晔《后汉书》中的志乃是司马彪《续汉书》志，

而直接说成刘昭“补亡”、“补阙”，造成后人诸多误解。但是，两书至北宋

合并则是确切的事实。另一种意见则认为两书合并不始于宋人，北宋以前

已经合在一处。清人邵晋涵提出唐代合并之说：“郦道元《水经注》尝引司马

彪《州郡志》，疑彪之诸志在六朝已有单行之本，故昭为之注。杜佑《通典》

述科举之制，以《后汉书》、《续汉志》连类而举，则知以司马《志》附见范

书，实始于唐人。陈振孙《书录解题》谓宋干兴初，判国子监孙奭始建议校

勘，合为一书者，考之不审也。”[5]（《后汉书提要》）明确表示不赞同陈

振孙提出的北宋合并说。赵翼指出：“《后汉书》撰述家最多，是以范蔚宗易

于藉手。……又十志乃刘昭取司马彪所作以补范书者，增《百官》及《舆服

志》是矣，《刑法》、《艺文》亦史之所当载者，乃不为作志，则东汉之刑名

及诸人著述于何考乎？此又补注者之失也。”[18]（《后汉书》）他把司马彪

“八志”误作“十志”，失考；同时还把刘昭“注补”说成“补注”，指责补

志门类欠缺，理解有误。但赵翼指出“刘昭取司马彪所作以补范书”，意思却

非常明确，承认刘昭把司马彪《续汉书》志合入范晔《后汉书》。王鸣盛认为

两书合并在北宋以前已经完成，而且指出合并两书之人就是刘昭。他说：

范书无志，梁刘昭注之，即以司马彪《续汉书》志补入，孙氏承泽、李氏光地

皆指为范氏书。观陈振孙《书录解题》第四卷，宋《馆阁书目》已如此误也。

此《志》每卷首题云梁刘昭注补，不知何人题。正因以司马《志》补范书即刘

昭所为，故后人题之如此。别本改云补注，岂司马《志》有所缺，昭补之兼注

之耶？司马《志》无缺也。抑昭之前已有注司马《志》者，而昭又补其注耶？

昭之前未见有注者也。姑再考之。[15]（《范氏后汉书用司马彪志补》）

王氏所说的“别本改云补注”，即清代武英殿本《后汉书》中各志卷端署名

“梁剡令刘昭补并注”，造成他对刘昭“注补”还是“补注”问题心存疑虑。

殊不知此举乃系后人妄改，本不足存疑，但王鸣盛却认为应当“再考之”，于

此可见干嘉史家考史的慎重态度。李慈铭不同意钱大昕等人的看法，明确提出

刘昭注范晔《后汉书》时把司马彪《续汉书》志加以注释并补入范书的观点。

他说：《后汉书》中八志，自来多误为范氏作。国朝朱氏彝尊、钱氏大

昕、纪氏昀、王氏鸣盛，洪氏颐煊、赵氏翼皆辨正之，今日为遍录于汲板范书

之首。惟钱氏、纪氏谓以司马书并于范书，始自宋干兴中孙奭、余靖等奏请，

则尚未确。《梁书》及《南史》刘昭本传，俱仅云昭注范晔《书》，而昭自序

云：“范志全缺，乃借司马《续书》八志，注以补之，分为三十卷，以合范

史。”是合司马《志》于范书，乃始于昭。故《隋书经籍志》云：“《后汉

书》一百二十五卷，范晔本，梁剡令刘昭注。”即今所传帝纪十二卷、志三十

卷、列传八十八卷是也，共计一百三十卷，而云“一百二十五卷”者，偶写误

耳。[6]（《后汉书》）李慈铭所谓“钱氏、纪氏谓以司马书并于范书，

始自宋干兴中孙奭、余靖等奏请”云云，前引钱大昕与《四库全书总目》皆无

是说，而是他自己把北宋干兴年间和景佑年间两次校勘之人误合在一起，强加

在钱大昕和纪昀头上。幸好这一错误并未影响其结论。胡玉缙不同意《四库全

书总目》的观点，认为“刘昭已将八志并入范书，《提要》知注补别有总叙，

乃不加考核，以或疑唐以前以并八志入范书为未确，何其疏也！”[10]（《史

部正史类一后汉书》）从上述诸家的记载来看，可见是刘昭把司马彪《续汉

书》志注疏后补入范晔《后汉书》，而不是迟至北宋孙奭校勘时才把两书合并

一处。他们的结论同样斩钉截铁，不容置辩。三、《后汉书》纪传与《续汉

书》志分合辨疑以上两种意见，除邵晋涵以外，其余诸家争论的焦点非常

集中，即究竟是南朝刘昭还是北宋孙奭把司马彪《续汉书》志与范晔《后汉

书》纪传合为一书。所以，在讨论这个问题之前，有必要先对邵晋涵的意见加

以辨正。邵氏引杜佑之书证成己说，经查杜佑《通典选举典》有关范晔《后

汉书》、司马彪《续汉书》与科举关系的有关文字，有如下一段记载：其

史书，《史记》为一史，《汉书》为一史，《后汉书》并刘昭所注志为一史，

《三国志》为一史，《晋书》为一史，李延寿《南史》为一史，《北史》为一

史。习《南史》者，兼通《宋》、《齐》志；习《北史》者，通《后魏》、

《隋书》志。自宋以后与虎有关的成语 ，史书烦碎冗长，请但问政理成败所因，及其人物损益

关于当代者，其余一切不问。国朝自高祖以下及《睿宗实录》，并《贞观政

要》，共为一史。[19]（《选举典五》）杜佑记载唐代科举考试把范晔

《后汉书》和刘昭所注的司马彪《续汉书》志二者并列，既说明它们之间有密

切关系，又恰恰表明当时两书各自独立，仅仅利用范晔《后汉书》纪传知识不

够，所以要把刘昭所注《续汉书》志与范书配合使用；如果说唐代两家已经合

为一书，就完全没有必要两书并举了。邵氏之说不仅不能证实司马彪《续汉

书》志附入范晔《后汉书》“始于唐人蹦极英语 ”，反而验证了陈振孙所谓北宋以前两

家“自别为一书”的结论正确。所以，四库馆臣为《四库全书总目》的《后汉

书》提要定稿时，认为邵晋涵的看法仅仅是推论之辞，“似未确也”，难以自

圆其说，不予采用。排除了邵晋涵的说法以后，剩下的问题就是评价刘昭

合并说与孙奭合并说二者孰是孰非。我认为，只有详细考察两书分合时间及其

原委，才能辨明双方观点与论辩的是非得失，对两书分合的历史事实祛疑考

信，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范晔《后汉书》有纪传而无志，已经是不争的事实，

无庸再加辨析。刘昭为其书的纪传作注时，为弥补这一缺憾，便把司马彪《续

汉书》中的志文单独加以注疏，补入范晔之书。他比较范晔确定的《志》目与

《续汉书》八志的异同，并且阐明注补宗旨说：寻本书当作《礼乐志》；

其《天文》、《五行》、《百官》、《车服》，为名则同；此外诸篇，不着纪

传，《律历》、《郡国》，必依往式。晔遗书自序，应遍作诸志，《前汉》有

者，悉欲备制，卷中发论，以正得失，书虽未明，其大旨也。曾台云构，所缺

过乎榱角；为山霞高，不终逾乎一篑，郁绝斯作，吁可痛哉！徒怀缵辑，理惭

钩远，乃借旧志，注以补之。狭见寡陋，匪同博远，及其所值，微得论列。分

为三十卷，以合范史。[3]（《后汉书注补志序》刘昭之所以把司马彪的

八志“分为三十卷，以合范史”，有两个用意：一是范晔欲撰《后汉书》纪、

志、传百篇，是效法班固《汉书》而作，《汉书》纪、生日祝福精辟短句 志、表、传百篇，后人

析为一百二十卷；而范晔《后汉书》只成纪传九十篇，所以刘昭遵从范晔之

意，把《续汉书》志分为三十卷，合为一百二十卷。二是把《续汉书》志移入

《后汉书》，与纪传相互配合，成为一部体例比较完整的史书。于是从梁朝开

始，出现了第一个《后汉书》纪传与《续汉书》志汇为一书的合编本，纪传为

范晔撰，志为司马彪撰，而纪、传、志皆为刘昭注疏。需要说明的是，刘

昭注补的一百二十卷《后汉书》，在以后的岁月中并未取代范晔九十卷本《后

汉书》，而是注补本和原本各自单行。清人王先谦说得好：“以《续志》补

范，昉自刘昭。昭之《后汉书》注固已合志于纪传矣，然此自刘氏一家之学，

范书原本则仍止纪十卷，传八十卷，未尝阑入《续志》也。”[20]（《述

略》）直至唐初，仍然是范晔《后汉书》原本与刘昭《后汉书》注补本并存，

据唐太宗贞观年间修撰的《隋书经籍志》记载：“《后汉书》九十七卷，宋

太子詹事范晔撰；《后汉书》一百二十五卷，范晔本，梁剡令刘昭注。”[21]

（《经籍志二》）关于《隋志》记载的两个版本卷数分别比原书多出数卷，历

代学者多认为系传抄之误，我以为极有可能是后人把两个版本的纪传中某些长

篇析成子卷，而又分合未定，造成各本卷数不一致。唐代高宗年间，太子

李贤招集张大安、刘讷言、格希元等人，对范晔《后汉书》重新加以注释。对

于这次注疏，清代学者认识并不一致。王鸣盛认为李贤注疏采用刘昭注补本，

改注纪传而仍保留八志的原注。他说：“唐章怀太子贤既用其本改其注矣，于

志仍用昭注。注纪传易，注志难，避难趋易也。且昭所注《续志》颇有可观，

则其纪传注必佳，仍旧可耳，何必改作！”[15]（《范氏后汉书用司马彪志

补》）钱大昕则持另外一种看法，认为唐人所注者乃范晔原本：“章怀太子别

注范史，而刘注遂废。惟《志》三十卷，则章怀以非范氏书，故注不及焉。而

司马、刘二家之书，幸得传留至今。”[17]（《司马彪续汉书志附范史以

传》）李慈铭针对二人之说，认为钱大昕更得其实。他指出：王氏谓章怀

太子既用刘昭本《后汉书》改其注矣，于志仍用昭注者，以注纪传易，注志

难，故避难趋易云云。钱氏谓章怀本仅注范书，以《志》系惴惴不安什么意思 司马书，故仍昭之

旧注，不为更易，此说得之。当日有唐文治极盛，亲王朱邸文学之士甚多，况

既有旧注，但加考正，集众手以成完书，何难之有！[6]（《后汉书》）

李慈铭右钱左王的意见完全正确，然而他把钱氏“惟《志》三十卷，章怀以非

范氏书，故注不及焉”的看法错解为钱大昕主张李贤注疏“仍昭之旧注，不为

更易”，即李贤所注《后汉书》中仍用刘昭注补的司马彪《续汉书》志，则是

把自己的意见强加给钱大昕。如前所述，钱大昕坚持北宋补合之说，不可能认

为李贤注《后汉书》里仍然保留刘昭补志。而这只能是李慈铭自己的意见，因

为他坚持南朝补合说，所以认为唐代仍然如此。我认为，钱氏所谓“章怀太子

别注范史”的意思，一方面是说李贤从新注疏范晔《后汉书》，鉴于刘昭注疏

偏重于考证记事异同与讹谬，所以李贤注疏偏重于训诂文字和名物度数；另一

方面是指李贤等人不使用刘昭注补本，因为唐代前期范晔《后汉书》原本仍然

存在，所以李贤等人注疏范围只包括纪传，《续汉书》志“故注不及焉”。还

应当提到的是，自范晔《后汉书》问世以来，后人传抄其纪传就存在篇卷分合

不一的情况。王先谦分析说：“范书《隋志》载九十七卷，新旧《唐志》则云

九十二卷，《宋志》则云九十卷。以十纪、八十列传篇各为卷计之，惟《宋

志》卷数与今本合。《隋》、《唐志》所载，或多七卷，或多五卷，当由就纪

传之繁重者分出子卷，隋所分者，唐又间取而合之，是以卷数不同。”[20]

（《述略》）李贤注疏以后，这种歧互趋于稳定，形成十篇本纪十二卷和八十

篇列传八十八卷的格局，迄今不变。《旧唐书经籍志》记载李贤注《后汉

书》一百卷，可证李贤注本的纪传由范晔原书九十篇中析出十个子卷，变为一

百卷。在唐代很长一段时间里，《后汉书》李贤等注本与刘昭注补本同时

并存。但因李贤以皇太子身份注《后汉书》，自然受到唐人重视，而刘昭注补

《后汉书》则逐渐散佚。据《旧唐书经籍志》记载：“《后汉书》五十八

卷，刘昭补注。”《新唐书艺文志》也记载：“刘昭补注《后汉书》五十八

卷。”虽然两《唐书》均把“注补”误作“补注”，但据此可知刘昭注补本

《后汉书》仅仅剩余五十八卷，损失过半。唐代学校以及科举考试，规定使用

李贤注本，而这个注本中没有志文及注文，所以朝廷诏令从刘昭所注《后汉

书》残篇中抽出注补的《续汉书》志，与李贤注本配合使用，前引杜佑《通

典》述科举考试规定“《后汉书》并刘昭所注志为一史”足以为证。经过唐末

五代战乱，到北宋四、余论在今天看来，不论是刘昭为范晔《后汉书》纪

传和司马彪《续汉书》志作注并把两书合而为一；还是北宋君臣把李贤等所

注范晔《后汉书》纪传与刘昭所注司马彪《续汉书》志再度合为一书，都已成

为中国古代史学上的一段佳话。但迄今为止刊印的各种版本《后汉书》，仍然

存在不少问题。我们应当充分护惜前贤的苦心与成果，把《后汉书》进一步整

理完善。第一，两书应分别标目。范晔《后汉书》纪传和司马彪《续汉

书》志以及刘昭、李贤注疏，在千百年流传中已经成为一个有机整体，所谓合

之则双美，离之则两伤。全书总名仍然应该定为《后汉书》，这也是刘昭、孙

奭等历代学者的共同愿望，应当充分尊重。但在合为一书之后，不能仅仅标着

范晔一人之名，一家之书，使人误认为范晔撰成全书，湮没司马彪撰《志》之

功。钱大昕曾经提出恢复《续汉书》志的名称：“司马史实名《续汉书》，刘

氏以补范缺，因冒‘后汉’之名。今既与范史并列学官，谓宜改题‘续汉

志’，以复绍统旧名，且订宋明刊本沿袭之失。”[17]（《司马彪续汉书志附

范史以传》）李慈铭也认为：“今江宁新刻本虽悉依汲本，而以此《志》次范

书列传之后，题曰‘续汉志’，又载昭补注之序，其体最善。”[23]（《桃花

圣解盦日记》）所谓江宁新刻本即同治八年（公元1869年）金陵书局本，扉页

署“范晔后汉书九十篇一百卷，唐章怀太子贤注；司马彪续汉书志八篇三十

卷，梁剡令刘昭注补”，非常准确。今后出版《后汉书》，应当采纳钱大昕、

李慈铭的意见，在扉页单独标目，分别标明“后汉书纪传”与“续汉书志”的

名称。第二，撰人应同时署名。近代以前的《后汉书》刊本，大多不署司

马彪的名字，造成谬种流传的后果。为了弥补这一缺失，早在清代乾隆年间，

四库全书本《后汉书》就“于此三十卷，并题司马彪名，庶以祛流俗之讹焉”

[11]（《后汉书》）。中华书局1965年点校本《后汉书》在纪传各册的扉页上

标明“后汉书，宋范晔撰，唐李贤等注”，在八志两册的扉页上标明“后汉书

志，晋司马彪撰，梁刘昭注补”，对撰人和注疏者署名作了全面标示。然而这

样处理仍未臻尽善，因为司马彪八志名为“续汉书志”，而不是“后汉书

志”。以后出版《后汉书》，应当吸取前代教训，借鉴四库全书本和中华书局

本署名的方式，明确标着《后汉书》纪传为南朝宋范晔撰，唐鳕鱼的家常做法 李贤等注；《续

汉书》志为西晋司马彪撰，南朝梁刘昭注补，避免后人再产生误解。第

三，编次应注重体例。自宋人以刘昭注司马彪《续汉书》志补范晔《后汉书》

以后，历代刻本大多置于范书纪传之后，以便保持两书完整，自然有其合理

性。但是，这一体例却不符合历代正史纪、志、表、传的编纂传统。以汲古阁

本为例，尽管在目录中按照“纪、志、传”次序编订，本纪的次序由卷一至卷

十，志的次序由卷一至卷三十，列传的次序由卷一至卷八十；但在正文里仍旧

是纪传在前，八志居后，而且纪传次序通排，由卷一至卷九十，卷端下脚标署

“后汉书”；八志次序重新编排，由卷一至卷三十，卷端下脚仍然标署“后汉

书”，而不署“续汉书”。另外，八志三十卷的版心又题“后汉志”而不题

“续汉志”。名目繁杂混乱，编次表里不一。武英殿本目录则是本纪的次序由

卷一至卷十，志的次序由卷十一至卷四十，列传的次序由卷四十一至卷一百二

十，眉清目朗，而且与正文一致。所以，应该把武英殿本编纂义例进一步继承

和发扬下去，彻底打破旧刻本体例的束缚，达到前后一贯的效果。第四，

篇卷应规范用语。历代学者在论及范晔《后汉书》篇卷时，用语极不统一，纪

传或谓九十篇，或谓九十卷，或谓一百卷，全书或谓一百二十卷，或谓一百三

十卷。王鸣盛认为，司马彪撰“纪、志、传凡八十篇，号曰《续汉书》。……

今彪书《志》见存凡三十卷，篇即卷也，则其纪传仅五十篇，未免太略。”

[15]（《范氏后汉书用司马彪志补》）其实三十卷乃八篇，而《隋志》和两

《唐志》均记载《续汉书》八十三卷，则其纪传不是五十篇，而是七十五篇，

几乎十倍于志，不可谓之寡略。王氏所说的“篇即卷也”，只适用于汉唐时

期，因为《史记》、《汉书》虽然篇长则分子卷，然而各子卷仍作一篇，篇目

总数不变。所以，《后汉书》纪传九十篇，即可称九十卷；后人析为百卷，仍

可称九十篇。唐宋以后，情况发生变化。清代章学诚指出：“惟司马彪《续汉

书》志，八篇之书分卷三十，割篇徇卷，大变班书子卷之法。作俑唐宋史传，

失古人之义矣。”[24]（《篇卷》）此例一开，后世史书不复计篇，分卷猥

滥，如《新唐书》志五十卷，合起来只有十三篇，表十五卷，只有四篇；《宋

史》列传二百五十五卷，只有一百九十余篇。人们既沿用旧称，谓范晔原本九

十篇或九十卷，两次合编本一百二十卷；又习惯于用后世的名词称呼前代史

书，称《后汉书》原本百卷，合编本一百三十卷，篇卷混杂，名实淆乱。明代

汲古阁本署“范晔后汉书凡九十八篇一百三十卷”，在篇和卷用语上比较规

范，应当予以重视。总起来说，今后新印《后汉书》的版本次序结构应该

是：一、封面题“后汉书”；二、扉页三行题“后汉书纪，南朝宋范晔撰，唐

李贤等注；续汉书志，西晋司马彪撰，南朝梁刘昭注补；后汉书传，南朝宋范

晔撰，唐李贤等注”；三、关于两书分合与整理情况的“出版说明”；四、目

录：按纪、志、传一百三十卷次序排列；五、正文：与目录顺序一致；六、附

录：收入范晔《狱中与诸甥侄书》、刘昭《后汉书注补志序》、《干兴元年十

一月十四日中书门下牒国子监》、《景佑刊正札子》。这样既充分尊重前人的

成果，又有利于恢复历史真相。参考文献[1]刘知几.《史通》[M]，沈阳：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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