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国

转轨国家的经济波动和社会发展

近几十年来,可持续发展、人类发展等概念获得更广泛的认同,对社

会发展问题的关注明显增强。(注:在发布反映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状况《世界发展

报告》的十几虚与委蛇的意思 年之后,开始出现评价世界各国社会发展状况的报告,例如联合国开

发计划署自1990年开始发布《人类发展报告》。)问题不在于经济增长是否重要。

经济增长无疑非常重要,因为它是社会存在的物质基础,是改善人类生存条件的

物质前提。但是,强调社会综合发展的观点认为,经济发展的模式或质量至少同样

重要,因为正是它们决定着经济发展最终目标的实现,即全体人类生存和福利状

况的不断改善。

从纵向上说,社会发展和经济发展的轨迹基本吻合,而横向比较表明,

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国家,人文发展水平也较高,反之亦然。但是,另一方面,经济

发展和社会发展并不是同义语,两者之间不具有完全的对等或比例关系。处于同

等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社会发展方面依然存在差别,两者一高一低的例子也不

少见。有趣的是,社会发展指标在发达国家往往比较接近,而在发展中国家则存在

更大差别,包括那些处于同等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之间。

这个观察并不出人意料。有研究表明,收入分配的平等程度和福利制

度,在决定一国人口生存状况中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收入分配越不平等,社会发

展指标就越有可能落在经济发展指标的后面,特别是在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国家,

如果那里的收入分配比较平等,同时伴随可行的社会福利措施,它们的社会发展

指标往往显着优于同等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有的甚至超过比自己远为富裕的国

家。在亚洲,常常提到的案例包括改革前的中国和斯里兰卡,它们尽管都属于人均

收入最低的国家,但在社会发展方面取得的巨大进步,使它们跻身于中等收入国

家之列。印度的喀拉拉邦也是一个得到广泛关注和研究的突出典型。

本文讨论前计划经济国家在建立市场经济的过程中社会发展变动趋

势,探讨这些变动与经济发展和经济体制转轨之间的关系。应该承认,判断社会发

展不如判断经济增长那么一目了然,原因之一是衡量标准比较复杂。本文第一部

分讨论人口发展,第二部分讨论社会发展,第三部分讨论体制转轨、经济增长和社

会发展之间的关系,最后是简要的结论。

人口发展指标的变动

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实行中央计划经济的国家先后走上市场化

道路。这个转轨过程以建立市场经济为目标,在一系列改革措施的推动下,对社会

经济体制进行了重新安排,引起了经济和社会领域的深刻变化。由于各国初始条

件、改革战略、具体政策以及国际环境等方面的不同特点,体制转轨的后果差异

很大。

首先,各国的经济表现大相径庭,可谓几家欢喜几家愁。从经济增长

速度看,中国和越南无疑属于最成功的,改革以来维持了较高的年平均增长率,相

反,中亚和中东欧国家几乎无一例外地经历了生产骤然下滑的剧烈痛苦。十几年

过去了,这些国家的经济先后走出低谷,其中一些国家获得了连续几年的增长势

头,另一些国家仍处于低迷状态,但大部分国家都未恢复到转轨前的经济发展水

平,尤其在前苏联地区。

其次,各国北京的英语怎么写 人口发展平均指标发生了不同方向的变动。这些指标通常

表现在以下几方面:(1)富裕程度,表明人口平均拥有的物质财富,通常表现为人

均收入,也反映在例如耐用消费品、住房、食品等人均拥有量以及人均个人储蓄

等。(2)能力指标,表明人口的社会平均行为能力,其中首先是预期寿命、死亡率

和疾病率等,这些指标对人类生命至关重要,因为人必须首先活着才能有所行动,

而在活着的人当中,病弱者比健康者在行为能力上通常受到更多限制。此外,在现

代社会,人类潜能的充分发挥越来越依靠通过教育获得知识和技能,因此,普遍教

育水平是衡量能力强弱的重要标准。(3)人口变动指标,例如生育率、结婚、离异

等,这些虽然是个人行为,但总体变动趋势往往与社会大环境有关,折射人口对未

来的预期,这在社会处于相对动荡时期尤其明显。

从这几方面来看,各国的变动大体与本国经济发展趋势是一致的,即

主要新年的画 福利指标随经济业绩起伏。以亚洲转轨国家为例。经济红酒的好处与功效 高速增长的国家例如

中国和越南,随着人均收入增加,与经济资源总量有关的所有指标都得到改善,例

如人均热量摄入以及人均消费品、居住面积、公共消费品等。物质条件的改善有

利于提高人均预期寿命,降低婴儿死亡率,提高入学率。应该承认,这些方面的变

化不完全取决于经济总量的变动,无论在中国还是越南,其中某些指标的改善跟

不上经济增长步伐,甚至出现种种问题,但就总体而言,还是向前发展的。

中国和越南的贫困人口大幅度减少。在中国这样的人口大国,大量人

口脱贫具有世界意义。过去一二十年间,包括不少转轨经济在内,世界大部分地区

的贫困人口不是在减少,而是在增加。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没有东亚一些国家尤其

是中国贫困人口的大幅度减少,整个世界的反贫困成绩无疑更加逊色。

在经济下降的亚洲转轨国家,福利状况或者得不到改善,或者出现倒

退,这种情况在东中欧国家也很普遍。一系列数据和和跟踪研究结果显示,转轨开

始的最初几年,中亚和东中欧国家几乎公鸡晚上打鸣是怎么回事 无一例外地出现人口福利状况急剧恶化。

经济下滑越剧烈,人口平均富裕程度的下降幅度越大,生活水平受到的负面影响

就越严重,一个明显的后果是大量人口迅速陷入贫困,使各国在一定时期内都或

多或少地出现了所谓“过渡性贫困”问题。物质条件的恶化还导致教育、医疗等

领域资源萎缩,影响人口社会能力的提高。由于经济下降持续时间较短,或者由于

政府采取了某些补救措施减轻冲击,一些国家避免了更坏的后果,但另一些国家

就不那么幸运了。在俄罗斯,人口预期寿命大大下降,尤其男性人口,由此造成的

人口数量减少不亚于一场战争。尽管各国情况不同,但总的说来,这些国家在经济

和社会发展上遭受的严重挫折,或者说市场转轨的代价之高,超过了大多数人的

预料。

转轨国家人口福利的变化改变了它们在世界人类社会发展中的位

置。20XX年《人类发展报告》显示,1990年以来,中国在人类发展中的排名继续

上升。在中亚和东中欧,经济转轨带来的损失使大部分国家排名大幅度下降,其中,

俄罗斯和乌克兰1990年以来下降了20个名次,摩尔多瓦和塔吉克斯坦甚至下降

了30多个名次,只有匈牙利和波兰的排名有所上升。在这个意义上,经济增长的

作用是决定性的,假定人口数量一定,经济增长扩大了财富总量,提供了人口得以

分享的更多资源,从而为人类发展创造了更充分的物质条件。但另一方面,人均或

整体指标并不能充分反映社会发展的全部真实面貌,有时甚至掩盖了社会现实,

因为现实中生活着的是具有性别、年龄等特点和各种社会属性的人,不是抽象的

统计数字。经济增长能否最大限度地为全社会分享,能否转化为相应的人类社会

发展,最终都会在社会成员的相互关系上表现出来,这些关系本身同样是人类社

会发展的重要标志。

社会发展状况

社会发展包括以下内容:(1)人口生存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或者

说人类生态状况,由社会保护、公共安全、个人安全、自然生态环境等内容构成。

人类渴望生活在安宁、健康、有尊严的环境中,希望不受动乱、暴力、犯罪、污

染、腐败等侵犯和威胁,因此,保证人人享有和平、安全生活的权利无疑是社会发

展的重要标志。(2)社会分化状况,它反映经济增长受益人口的分布。分享经济增

长成果的人口越广泛,社会成员分享的份额越平等,社会进步家常面条 的成就越显着。毋庸

置疑,转轨国家一直存在各种社会差异,不但在阶级、阶层的意义上存在,同时具

有性别、地域、民族、年龄等方面的特征。在转轨过程中,社会差异的变动反映

了社会成员分享经济增长成果模式的转变。

在这些方面,转轨国家发生的变化有惊人的相似之处,而这些变化似

乎与经济增长或下降没有直接关系。这首先是各国收入不平等显着扩大,其次是

新形式犯罪和腐败问题突出。目前,转轨国家收入差距的迅速扩大完全改变了这

些国家原先的社会面貌。计划经济时代,与同等发展程度的市场经济相比,转轨国

家的一个共同特点是收入分配相对平等,各国基尼系数最高不超过。但在转轨开

始后的一二十年内,情况发生了根本变化。例如,在改革前的中国,虽然城乡之间

存在较大收入不平等,但城乡内部收入差别很小,基尼系数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

仅为,以至中国的分配模式被称做“平均主义”的“大锅饭”。改革开放初期,

中国一度取得了经济高速增长而不平等未见扩大的良好局面,但80年代中期以

后,收入不平等势头趋于强化,到21世纪

初,基尼系数达到的高度,超过了高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也超过了的所谓国际警

戒线,使中国由一个以平均主义分配为特征的国家跃居为世界上收入高度不平等

的国家之列。现存的不平等既由于城乡差距更为严重、地区差别扩大,也由于城

乡内部不同人群的收入差培训计划模板 距显着扩大。(注:参见赵人伟、李实、卡尔李思勤主

编:《中国居民收入分配再研究——经济改革和发展中的收入分配》,北京:中国

财政经济出版社,1999年版,第8~22页;李实、张平、魏众、仲济垠等着:《中国

居民收入分配实证分析》,北京:在其他转轨国家,尽管程度不同,但收入不平等

都无一例外地扩大了。前苏联地区各国在短短10年时间里,基尼系数急剧上升

了，这些国家迅速形成了新富人和新穷人群体,后者虽然远不及前者那样引人注

目,但他们无疑是更为庞大的一群。

犯罪是迄今任何国家都不能根除的社会恶疾,转轨国家即使在计划

体制下也不例外,但不同的是,转轨过程中出现的一些犯罪形式,例如贩卖人口、

吸毒贩毒、嫖娼卖淫以及黑社会性质的犯罪,以前或者根本不存在,或者从未达到

如此泛滥的程度。犯罪率在各国不同,有的国家相对平稳,不少国家出现上升趋势,

还有的国家形势相当严峻。例如,俄罗斯的犯罪率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大约为

10‰,转轨开始后,从1990年到1993~1994年间直线上升到19‰,此后尽管有所

起伏,到20XX~20XX年还是达到了超过21‰的高度。(注:见《苏联国民经济》和

《俄罗斯统计年鉴》有关各期。)如果说俄罗斯的犯罪增加与经济衰退有一定关

系的话,那么,在经济持续增长的中国,犯罪也成为人们最为关切的问题之一,改

革以来,城区住宅防盗门窗由盛行到普及,反映出人们对遭受犯罪侵扰的普遍担

忧,是安全感下降的一个明显信号。

腐败的滋长是转轨国家面临的另一个共同问题。1995年以来,在有

关腐败的一个国际比较研究中,绝大多数转轨国家被归入高度腐败类型,而在最

腐败的10国中,转轨国家年年榜上有名,1999年和20XX年分别有3个和4个,俄

罗斯、中国、越南在不同年度都曾不止一次地被列入其中。当然,这种排名受各

种因素济南市社保 的影响,包括纳入国家的数量、衡量标准等,因此,未必完全反映世界现状,

但在转轨过程中,权钱交易、少数人合伙瓜分资源的猖獗却是不争的事实,这不能

不导致大面积腐败。在中国,严重腐败甚至变成了司空见惯的现象,在公众中引起

强烈不满。(注:见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社会蓝皮书》),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各年度版。)腐败是对公平的经济活动、公正的政治

运作以及社会安全的嘲讽。难以遏止的腐败为扩大贫富差距推波助澜,削弱公众

对政府权威的信赖,冲击社会的基本价值和道德基础。

转轨过程还无一例外地带来失业问题。劳动力市场的建立结束了转

轨国家完全就业的历史,失业成为经济过程中的常规现象。正像在其他市场经济

国家一样,经济增长能够减轻失业的压力,但无法消除失业,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

相当迅速,吸收了大量新劳动力,但城市失业率却不降反升,越来越成为导致城市

贫困的重要原因。

市场化过程为社会边缘人群的生成提供了肥沃的土壤,乞丐、妓女、

吸毒者、童工、流浪者等这些绝迹多年的人群重新出现。这些处于社会最底层的

人群面临更多的生存和安全问题。由于他们处于合法和非法之间的边缘地带,更

容易成为犯罪活动的牺牲品,他们的生存方式又往往使之游离于正式的社会组织

和传统的家庭络之外,从而得不到任何一方的保护。在转轨国家,边缘人群的存在

呈现永久化趋势。边缘人群的重新生成以及包括更大量生活贫困、就业困难者在

内的所谓“弱势群体”的出现,最直观地反映了体制转轨所带来的社会分化后

果。

当然,在各国政治和社会生活中还有另一类变化,这类发展通常被认

为具有积极意义。例如,不少转轨国家在建立政治选举制度方面迈出一大步,同时,

所有国家在个人自由方面都变得更加宽松,民间社会或市民社会获得更大的发展

空间。如果把这些发展看做是社会进步的话,那么,这

些进步显然与社会领域发生的其他负面变化并行不神鹰广场 悖,它们能否在推动人类社会

发展、尤其是缩小收入差距中发挥积极作用还有待观察。

体制转轨和政策

经验表明,转轨过程中经济发展好坏对人口基本福利状况具有重大

影响,特别是在人均收入、预期寿命、消除贫困等方面。这似乎进一步证明,人文

社会发展的停滞或倒退是经济衰退的必然结果,而较快的经济增长对人民福利带

来积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