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千年前的今天(12月18日),著名的改革家王安石诞生。一千年来,围绕王安石变法的争议一直没有停过。
当宋神宗在世时,变法事业就在变法与反对变法中不得消停,之后的宋哲宗宋徽宗时期,朝臣因变法与反对变法而明确地分成了两派。北宋就在这种反复之中亡了国。
继立的南宋君臣反思之后,一致认为王安石是北宋灭亡的罪魁祸首。实际我们今天明白,南宋君臣因为不能(不敢)批评宋徽宗,于是只好把王安石拉来做替罪羊。
王安石变法到底为什么会失败?
拿商鞅变法来与王安石变法做个对比,情况就相对明晰了。
王安石高度推崇商鞅,并且自比于商鞅。在变法前夕的1069年(熙宁二年),王安石写下了这首诗《商鞅》:“自古驱民在信诚,一言为重百金轻。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
王安石在诗中对商鞅作了高度评价,一方面肯定了商鞅的历史功绩,另一方面表明了他推行变法的决心。
两位改革家的老板也有很多相似点。秦孝公21岁继位,宋神let的现在分词宗20岁继位;秦孝公想着秦国的屈辱,尤其是魏国和楚国没少欺负秦国,所以心里憋着气;宋神宗同样想着辽国和西夏欺负宋朝,心里也憋着气。
商鞅面对的秦国,是被东方各国认为是半蛮夷的国度,社会规则简单,民智基本未启,贵族和平民都靠一些传统习惯生活。
商鞅推行变法,民众都说不便。当商鞅处罚了犯法的太子师(代替太子受过)之后,秦民都服从新法。新法推行了十年,百姓适应了新法,反而喜欢上了新法,纷纷夸新法好。
商鞅对于推行新法一事,历来坚持的是不许议论,说坏也不行,说好也不行。商鞅认为夸赞新法的人是“此皆乱化之民”,将他们几百人流放到边疆去了。从此以后,百姓不敢议论法令。
强力有效的舆论控制,统一了秦人思想,变法中的什伍制、军功爵位制、废除世卿世禄制等制度因此顺利推行下去,秦国变得国富民强,百姓好战(战才能取得军功爵位改变命运),从此成为战国列强中的超级大国。
王安石思乡图
王安石虽然推出了一整套涉及财政、军事和科举制度的改革计划,但王安石却没有从国君那里拿到雷厉风行的赏罚措施。宋神宗虽然大力支持,但宋朝不杀文人的传统无法轻易改变,王安石顶多能把反对新法的人贬出京城。
在压制舆论方面,王胸中荷花安石也尽了最大能力,他一方面在京城设置巡逻士兵,专门抓捕议论时政的人,另外一方面时时鼓舞宋神宗学习秦孝公的榜样,关键时候千万不能怂。
但是,王安石根本无法达到“朝野无人敢议新法”的局面。因反对新法而被贬出去的京官,到了地方不但敢非议新法,还能在实际执行中反对新法,成了新法推行的一方阻碍。
管理学上说,每一个组织里都有一头沉睡的反变革怪兽。当组织不发生变革的时候,这个怪兽静悄悄地在那睡觉,而一旦组织有什么变动,这个无形的怪兽就会醒来,并且横冲直撞;整个组织被这头怪兽搞得乱七八糟的。
这个时候组织领导者有且只有两个选择:
发现这个看不见的怪兽,并且降伏它;
停止变革,这个怪兽就会渐渐地又进入休眠状态。
很多成熟而强大的组织,最终慢慢地死去,原因就是不拘小节这两个:要么是被这头怪兽给折腾死,要么就是为了让这个怪兽休眠,而对企业内部越来越严重的病变视而不见。
王安石变法之所以失败,是因为王安石以及坚定地支持王安石变法的宋神宗,没能降服反变革怪兽。
宋神宗与王安石君臣在变法的时候没有拿出一个强制方案,用以抑制反对派,形成对变法事业共同的思想认识。因为变法本身就带有强制性:要实行新法,不要旧法,就这么简单。
既然一寸光阴决定要改变现状,就一定意味着某种强硬,在这个很强硬的变革过程当中难以避免地会伤及到不同人的利益。
王安石和宋神宗对非议和反对变法的人太温和,给自身事业造成了巨大的阻力。反对变革的怪兽必须用强力遏制,组织才能去腐生肌,向健康强壮的方向发展。
至此,结趋炎附势论很明显了,王安石和宋神宗都太理想化,低估了维持现状的怪兽们的力量。王安石能用的顶多是贬出京城等手段,对于反对派的言论不能强制禁言,只能辩论。实际上陷入辩论就已经使新法的威信打了折扣。
变法必然要触动某一群人的利益,这群人为了自身将会形成反对变革的力量。王安石和宋神宗没有拿出强制方案,没能有效地遏制反对派的力量,结果人亡政息。
一千年过去了,王安石变法的经历依然给人诸多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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