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铨

鉴定、参订与校阅：明后期刊本中的著作参与方式述论

何朝晖

【摘要】明代后期的出版物中,在此前已经存在的撰作、编纂、注释、评点等著述

方式之外,又大量出现了鉴定、参订、校阅等著作参与方式.这些著作参与方式大都

并不对书籍内容产生实质性影响,其作用在于对作品的质量提供一种证明或担保,以

利于书籍的宣传推广.文章对这些著作参与方式的具体内涵、实际作用作了深入探

讨,并力图揭示鉴定、参订、校阅者与书籍作者、出版者之间的关系.通过列名鉴定、

参订、校阅,明代后期士人参与并推动了书籍的商业化传播.这种现象是明代后期出

版业高度商业化的一个表征,也是文人与商业出版日益紧密结合的体现.

【期刊名称】《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年(卷),期】2018(000)002

【总页数】9页(P49-57)

【关键词】鉴定;参订;校阅;商业出版

【作者】何朝晖

【作者单位】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古典文献研究所,山东济南250100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G239.29

古书起初不题作者，《汉书艺文志》中许多书都未标明作者，到《隋书经籍志》

时书籍已多有对应的作者，反映了作者观念的演进。最初著作方式的标注比较简单，

后逐渐复杂化。到宋元时期，著述方式可以分为如下几类：原创性的有“撰”、

“作”、“著”，汇编性质的有“编”、“辑”、“纂”，注释性质的有“注”、

“传”、“疏”、“解”、“笺”、“释”、“证”、“章句”、“正义”、“索

隐”，点评性质的有“评”、“评点”、“批点”等。除了前面两类之外，后面的

都是著述的衍生形式。宋元时期雕版书籍流行，在书前责任者的著录中又增加了

“校”、“校正”这种对刊刻文字进行把关的形式。到明代后期，对书籍责任者的

著录更趋复杂化，出现了“鉴定”、“评定”、“定”、“参订”、“订正”、

“订”、“参阅”、“阅”、“校阅”等新的参与形式。多数情况下这些参与者并

不对书籍的内容进行增删改动，而主要扮演对内容加以审定、认可、1939年属相 校正的角色。

与原创、汇编、注释、点评等对作品内容产生实质性影响的著作方式不同，同时也

与对书稿进行实际文字校对工作有异，这些著作参与方式大都并不对书籍内容进行

直接干预，其作用在于对作品的质量提供一种证明或担保，以利于书籍的宣传推广。

笔者将这种参与书籍编撰、出版的方式称为“著作参与方式”，以区别于撰作、编

纂、注释、评点等“著述方式”。

周启荣在他的《近世中国早期的出版、文化与权力》一书中注意到晚明出版物中出

现的这些新的著作参与方式，认为这是晚明商业性出版活动兴盛的背景下文人参与

出版物推广的一种形式。*Kai-wingChow:PublishingCultureandPowerin

EarlyModernChina,StanfordUniversityPress,2004,pp.115-120.李明杰在

《中国古代图书著作权研究》中，以宋元明清为一个时间单元列举了书籍卷端题署

的各种著作方式，其中包括鉴定、参订与校阅等方式。*李明杰：《中国古代图书

著作权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5-41页。事实上，鉴定、

参订与校阅等著作参与方式是到明代后期，即嘉靖至明末，伴随着商业出版业的繁

荣才大量出现的，具有十分鲜明的时代特征。此前对这些著作参与方式的具体内涵、

实际作用尚缺乏深入细致的讨论，其参与者与书籍作者、出版者之间的关系亦有待

充分揭示。兹不揣浅陋，试作探讨，以就教于方家。

一书名、封面、卷端题署中的著作参与方式

(一)鉴定

对书籍内容进行审定，在明代出版物上有“鉴定”、“评定”、“定”等表述方式。

审定者多是地位较尊崇、名气较大的人，出版者请这些人在书上列名，目的是提高

图书的权威性和知名度。

这类用词有的出现在书名中，如天启六年(1626)蒋时机刻李自荣辑、王世茂注

《岳石帆先生鉴定四六宙函》，岳石帆是万历十一年(1583)进士、官至南京兵部

右侍郎的岳元声；*《中国古籍善本书目》集部(中)，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

第1728页。有的出现在封面广告语中，如万历二十三年(1595)邹道元刻梅墅石渠

阁修补本《汇苑详注》，封面刻“太仓王凤洲先生鉴定”，“凤洲”为王世贞号；

更多则出现在卷端题署中，如崇祯八年(1635)谷采斋刻周珽编《删补唐诗选脉笺

释会通评林》，首二卷题周珽集注、陈继儒批点，他卷则或题董其昌鉴定，或题陈

仁锡鉴定。*杜泽逊：《四库存目标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2190-

2191、3507页；《四库全书存目丛书》补编第25、26册影印《删补唐诗选脉笺

释会通评林》，齐鲁书社1997年版。明刻本金陵书贾王世茂辑《翰墨鼎彝》，卷

端题“浙姚朱锦文甫鉴定”，*杜泽逊：《四库存目标注》，第3529页。是因朱

锦万历二十年(1592)“会魁”和官员的身份。南明建阳书贾余应虬纂辑《古今兵

家筹略》，封面刻“南安伯郑鉴定”、“郑南安鉴定”，卷端则题“会稽等轩商老

师鉴定”。*沈津：《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中文善本书志》，上海辞书出

版社1999年版，第303-304页。封面所题鉴定者为南明实力派将领郑芝龙，弘

光朝封南安伯。卷端所题鉴定者为商周祚，号等轩，万历二十九年(1601)进士，

官至吏部尚书。此书题二人鉴定显属伪托。

陈继儒是晚明著名的大山人，书估托名于他出版的书籍甚多。郑振铎说：“眉公著

述，余所得颇多，见者亦不少。惟大抵皆明季坊贾妄冒其名，或挖去作者姓氏，补

印眉公名里，以资速售耳。”*郑振铎：《西谛书话》，古逸民史，三联出版社

1998年版，第228页。陈继儒自己也说：“为吴儿窃姓名，庞杂百出，悬赝书于

国门”。*王衡：《缑山先生集》，陈继儒《王太史辰玉集叙》，《四库全书存目

丛书》集部第178册，齐鲁书社1997年版，第557页白菜炖羊肉 。钱塘书商杨尔曾编《海

内奇观》一书，万历三十七年(1609)由杨氏夷白堂刊行，卷端题“钱塘卧游道人

杨尔曾辑”，版心有“夷白堂”堂号，书前有陈邦瞻、葛寅亮、方梦来序及杨尔曾

自序。此书书版后归豹变斋，斋主金氏乃铲去版心“夷白堂”堂号，删去杨尔曾自

序，将陈邦瞻序之作者易名为陈继儒，书衣题：“《宇内奇观》，陈眉公先生彙辑，

豹变斋发行。”卷端题署则挖改为“云间白石山人陈继儒定，钱塘卧游道人杨尔曾

辑”。*王重民：《中国善本书提要补编》，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1年版，第

110页；《四库存目标注》第1010页。陈继儒在读书人中享有的盛名，是书贾偷

换序文作者并把他拉来作鉴定者的原因。

崇祯年间，还因书上鉴定者的署名闹出过一段公案。崇祯四年(1631)会试，复社

领袖张溥及其门生吴伟业皆中式，吴伟业中会元、榜眼。陆世仪《复社纪略》载：

“故事：新进士刻稿，皆房师作序，谓之本房鉴定。是时天如(张溥字)名噪甚，会

元稿竟以‘天如先生鉴定’出名，非制也。(李)明睿于是大怒，欲削伟业门人籍。

同馆徐汧率伟业负过弗释，因诿罪书肆，执送五城惩示以解。”*陆世仪：《复社

纪略》卷一，《续修四库全书》史部第438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

495页。

吴伟业的房师李明睿，因吴伟业刻其时文稿时违反惯例，在书上列他的业师张溥为

鉴定者，以至于要断绝与吴伟业的座师、门生关系。可见列名书籍的鉴定者代表了

一种身份和地位，李明睿不能容忍同为新科进士的张溥挑战他作为进士稿鉴定者的

权威。

(二)参订

表示对书籍的内容提出过参考和订正意见的用词，有“参定”、“参订”、“订

正”、“订”、“参阅”、“批阅”、“阅”等等。这些责任者与书籍的实际作者

或名义上的作者之间的关系，可以分为三种类型：

第一种情况是参订者的地位高于作者，一般是官员、名人，将他们列为参订者，为

图书作宣传的意图明显。如受雇于金陵书贾周曰校的下层文人陆翀之纂辑的《皇明

馆课经世宏辞续集》，题焦竑“参订”。*沈津：《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

中文善本书志》，第593页。孙丕显辑《文苑隽》，题屠隆“参定”；詹淮辑

《性理综要》，题陈仁锡“订正”。*《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第224册，第

251页；子部第16册，第262页。孙丕显、詹淮皆为无名文人，借屠隆、陈仁锡

之名以自高。嘉靖间举人王荔作《正音攟言》，“盖乡塾属对之本”。*永瑢等：

《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三十八，《子部类书类存目二》，《正音攟言》条，中

华书局1965年版，第1170页。崇祯间坊贾刊行时，各卷卷端加上叶向高、王象

乾、董其昌等“选”，刘若宰、鹿善继、文震孟、黄辉、吴惟英、孙承宗“阅”等

字样，这些人都是当时知名的士大夫。*《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第193册，第

4、24、45等页。

以陈继儒斋号命名的系列丛书《宝颜堂秘笈》六集中有《陈眉公订正秘笈》，该书

有姚士麟序云：“此刻为友人沈天生及其弟水部白生斋头所藏，亦以不传为虑。爰

检小史、学、稗诸海所无者，自梁、元宋、辽、元至今，凡得二十种，昆季手校，

授之剞劂，乞叙于余。……而天生兄弟可谓以传布为藏，真能藏书者矣。”*沈津：

《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中文善本书志》，第811页。由此序可知，此书

实为沈德先(字天生)、沈孚先(字白生)兄弟依据其自有藏书选编而成，陈继儒不过

挂“订正”之名而已。

第二种情况是参订前辈、友人的著作。参订者可能确实给图书提出过参考佛山特色美食 意见，但

也有可能只是作者或书商拉来造势的。万历间孙鑛编《今文选》，唐鹤征把书稿交

给余寅请他提意见，余寅对其中一部分文章并不认可。于是唐鹤征把孙、余两人共

同认可的文章作为正编，把余寅淘汰下来的文章作为续编，续编中还包括唐鹤征自

己选入的一些文章。在唐鹤征的侄子董遇泰刊出的本子上，题孙鑛“选”，余寅、

唐鹤征“订”。*《今文选》唐鹤征序：“于是(孙鑛)取诸集反复阅之，□□而去，

凡数易品题，经两载始有定论。质之余君房(余寅字)氏，判者尚十二。夫两君并辕

而驾，犹有径庭，信乎彼是之难齐也。于是以二君合者为正编，文融(孙鑛字)之见

汰于君房者为续编，余亦以鄙见续焉。”《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322册，

第1-2、14页。嘉靖间吴江名士严果《天隐子遗稿》于天启、崇祯间由其后人刊

行，卷端署“华亭陈继儒仲醇阅，同里葛一龙震甫参，灵岩朱廷佐南仲订”。*

《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141册影印天启崇祯间严氏悟澹斋刻本，第19页。

陈第著《伏羲图赞》，卷端署“金陵焦竑弱侯订”。*《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经部

第22册影印万历三十七年会山楼刻本，第4页。陈、焦都是晚明著名的考据家，

是学术上的知己、好友。万历耕野堂刻吴仕期辑《古今名喻》，题“会友”沈懋学

“批阅”、梅鼎祚“仝阅”。*沈津：《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中文善本书

志》，第444-445页。吴、沈、梅三人皆为南直隶宣城人，盖亦同为文社社友，

且沈、梅二人享有文名。梅鼎祚别集《鹿裘石室集》天启三年(1623)由梅氏玄白

堂刊行，题“同邑汤宾尹嘉宾订”。*《四库存目标注》第3047-3048页。汤、

梅二人同为南直隶宣城人。崇祯间复社领袖张溥的《七录斋集》出版时，将复社同

道周钟、张采列为“阅”者。*沈津：《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中文善本书

志》，第772页。明末醉后居刻周钟选并评《醉后居评次名山业皇明小论》，题

友人张弼、兄周铨、弟周镕“参订”。*沈津：《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中

文善本书志》，第595页。

第三种情况，参订者为作者的后辈、门人或子弟，这些人有可能确实在某种程度上

参与了图书的实际校订工作。崇祯七年(1634)进士颜茂猷得第后出版《新镌六经

纂要》，卷端题徐时会、李次彪参订。书前有徐时会序，末署“浙后学徐时会敬

题”。*《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第222册，第4、6页。明末建阳书林熊冲玄

鳌峰馆刻释如德辑《雅俗通用释门疏式》，题“博山门人余陟瞻道宽参阅”。*沈

津：《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中文善本书志》，第502页。以子侄任参订

者，如明末聚奎楼刻李元珍辑《昭代子快》，题“侄文豹子班父、文彩子素父订”；

*沈津：《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中文善本书志》，第406页。崇祯绣谷三

乐斋刻岳甫嘉撰《妙一斋医学正印种子编》，题“男衡山岳虞峦舜牧氏订”。*沈

津：《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中文善本书志》，第333页。

(三)校阅

一般说来，卷端题署的“校”者、“校阅”者、“校订”者就是实际的文字校勘者

或出版者。如书坊主刻书，有不少题为“校”、“校阅”的，盖书坊主自任校雠之

事。万历三十七年(1609)汪汝淳刻陈邦瞻辑《明初四家诗》，题汪汝淳“校”。*

沈津：《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中文善本书志》，明万历汪汝淳刻本《明初

四家诗》，汪汝淳后序云：“会匡左陈先生秉宪于浙，特属淳物色。期年，乃得报

命。……淳于先生忝夙昔之雅，敢任校雠之役，集既具合而付之梓”，第523-524

页。新安书贾吴昭明刻张九韶编《群书拾唾》，卷端即题吴昭明“校阅”。*《四

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第173册，第221页。吴勉学刻宋叶采撰《分类经进近思

录集解》，题吴勉学“校阅”。*沈津：《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中文善本

书志》，第281页。书坊主雇佣下层文人为其校勘图书，也题“校订”、“校

阅”、“校正”。万历间金陵周曰校万卷楼刻黄光昇著《昭代典则》，题陆翀之

“校阅”。*沈津：《美国哈佛大学哈成功的秘诀 佛燕京图书馆中文善本书志》，第132-133

页。陆翀之，字飞卿，南京人，编有《新刻经馆课玉堂椽笔录》、《新刻官板举业

卮言》，删定顾起元辑《新刻顾会元注释古今捷学举业天衢》，校阅黄光昇著《昭

代典则》，皆由周曰校万卷楼出版，是受雇于周曰校编校图书的下层文人。崇祯余

应灏三台馆刻《三订历法玉堂通书捷览》，题“粤东莞正街梁心联较正”，梁心联

应是受聘于三台馆的下层文人。*沈津：《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中文善本

书志》，第342页。

但题“校”者、“校阅”者、“校订”者也有以官员、名人作宣传的。

万历六年(1578)汪珙刻本郑若庸辑《类隽》卷端题署如下：

勾吴虚花素描 舟郑若庸纂辑

山东按察司副使古虞百楼钟穀校阅

户部陕西司主事西蜀少川王用桢

户部福建司主事古粤砺山钟昌

工部营缮司员外四明梦韩张大器同阅

临清州知州古完吕珩校正

临清州知州西蜀李元龄重校

太学生汪珙校梓

《类隽》为山人郑若庸奉宗室赵康王之命纂辑而成，稿成游临清，为监生汪珙所得，

书未付刻而若庸离世。山东巡抚赵贤与郑若庸有旧，命山东地方官员梓其遗稿，

“又虑其费之巨”，*万历六年(1578)汪珙刻本《类隽》卷三十末汪珙识语，《四

库存目丛书》子部第195册，第341页。临清知州李元龄遂将此事交给汪珙承担。

*《类隽》万历六年(1578)李元龄跋云，汪珙“不爱重赀，以襄厥美”。《四库存

目丛书》子部第195册，第344页。汪珙盖为一开设书坊之监生，故官府令其承

担此役。此书的实际校刻者为汪珙，临清两位地方长官吕珩、李元龄只是该书出版

的主事者，并不参与实际的刊刻工作，而署“校阅”、“同阅”的山东副使钟穀、

户部主事王用桢、钟昌、工部员外郎张大器更只是挂名其中而已。

万历间刻俞安期辑《唐类函》，各卷卷首分别题徐显卿、史继宸、何湛之、祝世禄、

吴梦旸、冯梦祯、车大任等多名“校订”者，*《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第207-

210册，《唐类函》各卷卷首。均为与俞安期有交往者，其中许多是进士、官员，

他们自不大可能亲任校雠之事，只是挂名以助俞安期之声势而已。万历二十四年

(1596)汪元湛等刻署焦竑选《新镌焦太史彙选中原文献》，题“少傅颍阳许国

校”，时许国已贵为太子太傅、内阁大学士。*《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330

册，第10页。天启金陵李良臣刻官裳撰《麟书捷旨》，题文震孟“较定”。书前

天启四年(1624)文震孟序云：“偶客有持《春秋主意》强余校雠，余因为之推

敲。”*沈津：《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中文善本书志》，第48页。文震

孟为天启二年(1622)新科状元，《春秋》为其本经，故书贾列其为校定者以增价。

万历四十二年(1614)建阳余氏自新斋刻《庄子狐白》，题汤宾尹“校阅”，则属

于伪托。*刘海涛：《从〈庄子狐白〉的作伪看晚明科举用书刻印的流弊》，《晋

中学院学报》2011年第1期；方勇：《庄子学史》第2册，人民出版社2008年

版，第344页。建阳书林余应虬刻《新镌翰林校正鳌头合并古今名家诗学会海大

成》，题“翰林漪园焦竑校、京山本宁李维桢阅”。*沈津：《美国哈佛大学哈佛

燕京图书馆中文善本书志》，第452页。万历刻《新锲翰林三状元会选二十九子

品汇释评》，题“翰林三状元从吾焦竑校正，青阳翁正春参阅，兰嵎朱之蕃圈点”，

乃书贾伪托之作。*《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第133册影印北京图书馆分馆藏万

历四十四年(1616)刻本，刊刻时间据书前李廷机序，细审书口下有“宝善堂”三

字，第252、284页。沈津：《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中文善本书志》著

录作万历宝善堂刻本，亦有万历四十四年李廷机序，第274页。两书应为同一版

本。沈津先生认为：“此书杂录诸子，毫无伦次，评语亦皆托名，谬陋不可言状，

盖坊贾射利而为之也。”天启刻孔贞运辑《鼎锓百名公评林训释古今奇文品胜》，

题曾楚卿“校阅”、邱兆麟“参订”。孔贞运、曾楚卿、邱兆麟皆为大致同时的进

士、官员，此书坊贾气息浓厚，疑为伪托。*沈津：《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

馆中文善本书志》，第588页。以上三书中，“校”、“校正”、“校阅”皆位

于“阅”、“参阅”、“参订”之前，从挂名宣传图书的角度上讲，这些用词的意

义并无实质性差别。

在有的书中，校正者的地位甚至要明显高于参订者。万历建阳书林余氏刻《五经大

全》中的《申学士校正古本官板书经大全》，题“内阁大学士瑶泉申时行校正，国

子监祭酒具区冯梦祯参阅”，阁臣申时行的地位显然要高于国子监祭酒冯梦祯。*

沈津：《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中文善本书志》，第5页。万历金陵书林

晏少溪等刻唐汝谔撰《镌汇附云间三太史约文畅解四书增补微言》，题“门人潘焕

文文子父参，同邑蒋方馨元复父校”。*沈津：《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中

文善本书志》，第65-66页。作为“校”者的同邑友人地位高于作为“参”者的

作者门人。王凤翔光启堂刻黄庭坚《重刻黄文节山谷先生文集》，题“明后学莆中

方沆子及校”、“四十九代孙华旸暟伯订”，“校”者位于“订”者之前。*沈津：

《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中文善本书志》，第642页。又如万历二十七年

(1599)李桢等刻顾充辑《古隽考略》，卷一首页题韩光曙、龚云致、冯应京、黄

文炳参阅，罗赐祥校正。根据序后“重刻古隽小语”所列赞助刻书的友人名单，可

知各人时任官职如下：

参阅韩光曙湖广参议从四品

龚云致湖广副使正四品

冯应京兵部主事正六品

黄文炳兵部司务从九品

校正罗赐祥兵部员外郎从五品*《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第195册，第352-

353、355页。

可见校正者罗赐祥的官品比参阅者冯应京和黄文炳都要高。

需要说明的是，晚明时书籍卷端题署并无一定之规，对于参与方式用词的使用也比

较混乱，因此需要结合具体的语境加以理解。一是同一个著作参与行为用不同的词

来表示。例如监生张自烈为前辈官员余懋衡编订后者所辑《古方略》一书，该书封

面题为张自烈“评定”，卷端则题张自烈“恭阅”。*余懋衡：《古方略》，《四

库禁毁书丛刊》子部第31册，第254、326页。二是同一个词用在不同的书籍上

可能有不同的含义。例如，“阅”、“订”等有时也可以用来指对图书进行的校刊

活动，其含义与上文提到的“校”、“校阅”、“校订”并无不同。承担这些工作

的多为出版者本人或受其雇请的文人。坊贾校刻图书除了题“校”、“校阅”、

“校梓”等之外，有时也表述为“订”、“阅梓”、“阅”。如万历间凌氏桂芝馆

刻《文林绮绣》本张之象辑《楚骚绮语》，题凌迪知“订”。出版者凌迪知自序云：

“云间张君玄超持所摘骚语印证，余重订之，梓布海内。”*《四库全书存目丛书》

子部第194册，第183、185页。沈氏尚白斋所刻《宝颜堂秘笈》系列，其实乃

沈德先、沈孚先兄弟自辑而托名于陈继儒。其中《亦政堂镌陈眉公普秘籍》题沈德

先“订”，而《宝颜堂秘笈》系列中其他几种丛书的题署则不同，《宝颜堂续秘

笈》、《亦政堂镌陈眉公家藏广秘籍》作沈德先“校”，《尚白斋镌陈眉公宝颜堂

秘笈》作沈德先、沈孚先“同校”。*沈津：《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中文

善本书志》，第811-813页。这说明所谓“订”者与“校”同义，皆为书稿付印

前的校勘工作。明刊邓志谟辑《重刻增补故事白眉》，题“书林余元熹长公订”，

余元熹当为刊刻此书的坊贾。*沈津：《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中文善本书

志》，第460页。万历二十四年(1596)刻本《新镌焦太史彙选中原文献》题“新

安庠生汪元湛若水父、许继登尔先父、汪宗淳启文父、汪宗伋予淑父阅梓”，汪元

湛等即为刻书者。*《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330册，第10页。万历三十年

(1602)周时泰博古堂刻雷礼等辑《皇明大政纪》，首卷题“秣陵周时泰谨阅”，

卷二十一之后范守己、谭希思所续部分则题“秣陵博古堂谨镌”、“金陵博古堂谨

刊”*《续修四库全书》第353册，第305页；第354册，第407、621页。表

明此处“阅”、“镌”、“刊”实为同义。崇祯间张溥刻《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

其中《晋王右军集》题张溥“阅”，“阅”与“校”含义亦同。*沈津：《美国哈

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中文善本书志》，第605页。下层文人受雇于书坊主校阅

图书的此类例子有：明末周文炜刻袁宏道撰《梨云馆类定袁中郎全集》，卷端署王

缘督、何伟然、吴从先“阅”。*沈津：《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中文善本

书志》，第755-756页。梨云馆为何伟然斋号，何伟然与王缘督、吴从先多有过

从，常合作编书、刻书，三人与金陵书坊关系密切，因而金陵书贾周文炜聘请三人

编校袁宏道全集是完全有可能的。万历三十年(1602)周时泰博古堂刻雷礼等辑

《皇明大政纪》，卷端题“余姚朱锦谨校，金溪闵师孔谨订”。书前郭正域序云：

“有周生时泰者，取朱职方、闵茂才所校丰城雷公礼所述洪武迄正德之大政纪，与

洧川范公守己所续纪嘉隆者梓之。”卷二十一以后范守己、谭希思所续部分则均题

“金闵师孔谨校”。*《续修四库全书》第353册，第302、305页；第354册，

第407、621页。此书题署中“订”与“校”同义，皆指书稿校勘，由金溪生员

闵师孔担任。

大体而言，明后期刊本书名、封面识语、卷端题署中的著作参与方式可以分为三个

层次：一是对图书质量的鉴定，二是对图书内容提出参考意见，三是对文字进行印

刷之前的校勘。在同时题署几种不同参与方式的书上，这种层次体现得较为明显。

如崇祯十五年(1642)周氏爱日斋刻周时雍辑《古学汇纂》，题：“师□□□□□□□□、

鹿城顾锡畴九畴父评定，同社同邑周大启开美父、松陵李君翼翊之父参订，长洲周

时雍芑烝父手辑，男周诗雅宗父较正”。*沈津：《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

中文善本书志》，第473页。老师、友人、子弟分任“评定”、“参订”、“校

正”。一般来说在卷端题署中排在越前面的越重要，但用语的选择和排列次序都不

是绝对的。金陵书林张少吾刻华琪芳撰《新刻乙丑科华会元四书主意金玉髓》，题：

“房师太史杨慕垣订，会元无锡华琪芳著，同年吴江庞承宠、晋江张雄机、长洲管

玉音、无锡吴道烨批，后学晋江郭伟校，太学建阳余昌祚阅，古吴书林张钟福梓”。

*沈津：《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中文善本书志》，第64页。此处鉴定的

方式称为“订”，“校”、“阅”之间的分别则较为微妙。“校”者郭伟，字洙源，

一字士俊，福建晋江人，是一个曾经为书坊编写过大量畅销读物的下层士人。*怀

荫布修，黄任、郭赓武纂：(乾隆)《泉州府志》卷五十四，《文苑郭伟传》，《中

国地方志集成》福建府县志辑24，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84页。有监生

头衔的“阅”者余昌祚则出自建阳刻书家族余氏，地位似高于郭伟，却排在郭伟之

后。除了参订、校正含义含混、不易辨明之外，两者的位置先后也不固定。崇祯韵

楼自刻本程良孺辑《茹古略集》，题“男程正揆端伯父较，师董其昌玄宰父订”。

这里“较”、“订”的含义是比较明确的，但排在后面的“订”者董其昌显然地位

更高。*《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第221册，第25页。无论如何，鉴定者一般

都要排在最前面。天启刻许之吉辑《丽句集》，题“秣陵廖孔悦定，宁都谢于教

阅”。“定”者廖孔悦只是诸生身份，而“阅”者谢于教则是滁州知州。之所以如

此，乃因作者许之吉为一漂泊无定之文人，留寓金陵时盖曾投于“廖观察”家，廖

孔悦则为廖观察之公子，两人相交十余年。故此可以理解在卷端署廖孔悦为“定”

者，位于“阅”者滁州知州谢于教之前。*书前滁州知州谢于教序：“余友许伯隆，

宜黄博雅士也。遨游湖海，吐纳烟霞，而所好古文辞多齐梁陈隋之气。盖其辙迹久

住金陵。先是，金陵有廖观察公，尝以仁惠治宜……宜人至今思之。故伯隆与公之

子傅生君相友善，青箱共业，十馀年不舍也。岁辛酉，予承乏滁阳，伯隆渡江过我，

留之斋中，日惟闭户读书，以掇古人之精华，居一载别去。逾年，而告书成，题曰

《丽句集》，更以简端相属。”许之吉《上李本宁太史求序启》：“之吉西土鄙人，

南都羁旅。”《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第224册，第4-6、8、10页。

二参阅、校刻姓氏名录中的著作参与方式

除了在书名洋葱的作用 、封面、卷端题署中挂名之外，在书前的参阅、校刻姓氏名录中列名，

也是一种参与方式。参阅、校刻姓氏名录一般出现在序文、目录或凡例之后，正文

之前，名目有“鉴定”、“刊定”、“就正”、“参阅”、“参校”、“校阅”、

“校刻”、“校雠”、“授梓”等等，所列名氏十数人至上百人不等。

把名人列在其中，当然是首要的考虑。所列姓氏也多以“名公”相标榜。万历三十

八年(1610)李绍文自刻本《明世说新语》，目录后附“名公校阅姓氏”14人，其

中有明末著名山人陈继儒、陆应阳。*《续修四库全书》第1173册，第475页。

万历四十三年(1615)沈应魁刻本陈邦俊《广谐史》，总目后列“授梓姓氏”17人，

其中有陈继儒、李日华、姚士麟等官员名士。*《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第252

册，第204页。明末冯元仲天益山刻本孙鑛《孙月峰先生批评诗经》列“较雠名

姓”19人，其中陈继儒、王思任、黄道周、倪元璐、陈仁锡等皆为当时的著名官

员、名士。*《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经部第150册，第50、51页。万历三十四年

(1606)建阳书林余彰德刻李槃纂《世史类编》，诸序后列“纲鉴世史类编姓氏”，

其中“门人”会魁张大孝，进士彭好古、彭遵古、景明、樊玉衡，解元陈良心、汪

起云、曹于汴，庠生余应虬、余昌祚为“参阅”；李槃之子监生李名世，庠生李匡

世、李弼世、李安世任“校正”。*《四库禁毁书丛刊》史部第54册，家庭伦理故事 北京出版

社1997年版，第13页。参阅者虽均为李槃的门生，但除了两个建阳余氏刻书家

族的人之外，都是科场拔隽者，壮声势、做广告的意味颇为浓厚。真正为该书作文

字校订工作的，应是李槃的4个儿子。崇祯平露堂刻《皇明经世文编》，卷首诸

序后列“鉴定名公姓氏”186人，其中已经或后来成为内阁大学士的有孙承宗(榜

眼)、钱龙锡、周延儒(状元)、钱士升(状元)、何吾驺、方逢年、黄景昉、陈演、吴

甡、李建泰、方岳贡、范景文等12人，*吴琦、冯玉荣：《〈明经世文编〉编纂

群体之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1期，第132页。此外还有陈继

儒、钱谦益、曹学佺、顾锡畴、张国维、张采、张溥、陈际泰等知名士大夫。该书

编刻于南直隶松江府，方岳贡时任松江知府，张国维则为应天、安庆等十府巡抚。

此书封面和卷端特别突出了方岳贡、陈继儒两人，封面上端题“方禹脩、陈眉公先

生两先生鉴定”，卷端则作“方禹脩先生、陈眉公先生评定”。*《续修四库全书》

第1655册，第1、41-46、100页。

许多书上所列参阅、校刻阵容之强大，让人怀疑这些人是否全都从事了实际的内容

参订、文字校勘工作。如万历四十七年(1619)刻何三畏辑《新刻何氏类镕》35卷，

凡例后列“刊定名公姓氏”57人，其中友人43人，门人14人。每卷卷端亦皆列

有“校”者5人，分为4类，去其重复，分别有友人15人、后学7人、门人24

人、兄弟子侄12人，共计58人。“刊定名公姓氏”与各卷卷端“校”者重复的，

仅有15人，其中友人5人，门人10人。也就是说《新刻何氏类镕》共列刊定、

校刻者100人。*《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第197册影印中国科学院图书馆藏明

万历四十七年(1619)刻本。在“刊定名公姓氏”中，有42人未在卷端所题“校”

者中出现，说明他们并未实际从事书籍内容的校勘工作，仅仅是挂名而已。每一卷

由5人校勘似无必要，因此卷端所题恐亦多挂名，其中一部分门人、兄弟子侄大

概是实际的校勘者。

在这些长长的名单中，有不少名人，但没有什么名气的人也很多。万历刻刘仲达辑

《刘氏鸿书》108卷，凡例后列“参校名家姓氏”96人，包括作者的兄弟和儿子

5人，末署“同阅”。其中有袁世振、吴之鲸等少数官员，也有谢陛、俞安期、潘

之恒、韩道亨、凌濛初等知名在野士人，但更多的是没有什么名气的士人，其中来

自作者刘仲达家乡宣城的最多，达25人。*《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第214册，

第520-523页。汪廷讷《人镜阳秋》在序言后列出“就正姓氏”105人，*台北

“国家图书馆”藏23卷本“就正姓氏”之末多出陈所闻1人，共106人。参董

捷《燕云读书札记——晚明版画史文献新证二则》，《算时间 新美术》2011年第4期，

第61页。其中除了黄汝亨、毕懋康、施凤来等少数士大夫比较知名之外，其余姓

氏多无籍籍名。盖比较有名的人大多已为《人镜阳秋》作序，为图书作了宣传，*

综合该书现存各个版本，书前序文数量达18篇之多，作者有余孟麟、袁福澂、沈

懋孝、祝世禄、黄汝良、李登、袁黄、詹景凤、汪可胃不好有哪些症状 进、杨武烈、张凤翼、骆日升、

王穉登、程涓、张金砺、文从龙、郑之惠、张大蕴等，均为有一定地位和名望的官

员、名士。参董捷前揭文。而列名“就正”的士人则地位较低。

冯梦龙《麟经指月》书前共列“参阅姓氏”95人，其中有“门人”13人，冯梦龙

之兄冯梦桂、弟冯梦熊，其余80人，除朱国桢、温体仁、孔贞运、文震孟、文震

亨、钱谦益、姚希孟、董斯张等少数人外，亦多无名之士。80人中，麻城人、黄

安人最多，分别有34人、10人，其余以长洲、吴县、乌程、常熟纹眉毛哪种最好 、昆山、仁和

等江浙一带人为多。冯梦龙于五经中专治《春秋》，此书编成后，万历末年他应邀

到湖广麻城与当地士人讲论《春秋》之学时再加修订。*关于冯梦龙到麻城的时间

和经过，可参龚笃清《冯梦龙赴麻城考》，收入龚笃清著《冯梦龙新论》，湖南人

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45-158页。冯梦龙凡例中云：“不佞童年受经，逢人

问道，四方之秘策，尽得疏观；廿载之苦心，亦多研悟。纂而成书，楚颇为同人许

可。顷岁读书黄，与同社诸兄弟掩关卒业，益加详定，拔新汰旧，摘要芟烦，传无

微而不彰，题虽泽而不漏。”*魏同贤主编：《冯梦龙全集》第17册，凤凰出版

社2007年版，凡例第1页。

是书梅之焕序云，麻城治《春秋》者“往往反问渡于冯生”。*魏同贤主编：《冯

梦龙全集》第17册，第1页。因此“参阅姓氏”中除了他的弟子之外，主要包括

他在江南的友人和在黄州府所辖麻城、黄安两县的社友。其中有不少为兄弟同列其

中，如田生芝(字寅仲)、田生金(字成叔)、田生兰(字薰季)，麻城人；孔贞时(字中

父)、孔贞运(字开仲)，句容人；耿汝思(字九一)、耿汝忞(字克励)、耿汝慤(字智

侯)，黄安人；周应昕(字子且)、周应东(字子鲁)、周应崙(字叔柱)，麻城人；田弘

慈(字在咸)、田弘恩(字在临)，麻城人；耿应衡(字玉齐)、耿应台(字公齐)、耿应旗

(字建伯)、耿应驺(字公御)，黄安人。*魏同贤主编：《冯梦龙全集》第17册，第

4-7页。从参阅姓氏中的社友关系、兄弟关系来看，知名与否并非列名其中的主要

考量。

为什么会把这么多没有什么名气的人列入名单呢？下面这两个例子可以为我们提供

些线索。

俞安期的《诗隽类函》是一部多达一百五十卷的大型类书，各卷卷端除了题俞安期

彙纂、梅鼎祚增定外，还题署了“订校”者数十人。其中除了曹学佺、方承郁等官

员外，亦多无名之辈。书前李维桢所作的序透露了这些人之所以列名“订校”的原

因：“自顷秘书往往间出，而苦于无剞劂费，流布不广。羡长(俞安期字)杀青时，

好事者有所资助，每被以订校之名。余两儿乳臭，亦点其中。然近自江南，远逮关

中塞上，欣然趋附，以成好古右文之风。此事可并纪也。”*《四库全书存目丛

书》，子部第211册，第3页。

可知因此书卷帙浩繁，俞安期无力付梓，赖多位友人资助才得以出版。为了回报友

人们解囊相助，俞安期将他们列名为“订校”者，其中甚至还包括李维桢的两个未

成年的儿子。对于这些列名者来说，他们的名字得以随此书的刊行而广为人知，对

这两个未成年人来说尤其如此。

另一个例子出自《儒林外史》，虽为小说家言，亦可反映当时的实态。*吴敬梓

《儒林外史》多描写明代史事。参杜贵晨：《〈儒林外史〉假托明代论》，《中国

人民大学学报》2000年第1期。《儒林外史》第十三回写道，时文选家马纯上为

书坊文海楼评选《历科墨卷持运》，蘧公孙想在书上加上自己的名字，作为同选者，

“以附骥尾”。马纯上不同意蘧公孙“站封面”，其中一个理由是：“假若把你先

生写在第二名，那些世俗人就疑惑刻资出自先生，小弟岂不是个利徒了？”*吴敬

梓：《儒林外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77年版，第168页。蘧公孙“站封面”

的动机是想“附骥尾”，而从马纯上的回答来看，列名的一种原因是为书的出版提

供了资助。

综合来看，把许多没有名气的人列在名录中，其目的大约有两个：一是为了聚拢人

气，制造声势。如同连篇累牍的序文一样，动辄几十、上百的参阅、校刻姓氏会给

读者留下深刻印象，使读者不自觉地对图书的高质量、权威性产生认同；二是把列

名作为回报出版资助者的一种方式，这种回报，就是让资助者及其亲友的名字随着

书籍的流通而广为流传。列名者在宣传了图书的同时，也宣传了他们自己。前面所

举的俞安期《诗隽类函》的例子中，两个未成年人被列名为“订校”者，就是出于

扬名的需要。周启荣认为，出版者很有可能是应这些下层士人的要求把他们列上名

单的，士人列名其中表示他们与那些名人一样推许高质量图书，通过这种方式不断

增加的知名度可能会令这些士人更容易在科场上获得成功。*Kai-wing

Chow:PublishingCultureandPowerinEarlyModernChina.p.120.笔者以为

是确当之论，名气不仅有助于科场上的成功，也是晚明商业社会中一种重要的象征

性资本。

一般来说，参阅、校刻姓氏是知名士大夫加普通士人的结合体，前者为书籍的质量

和权威性背书，后者以各种方式为书籍的出版提供过赞助和支持，同时列名于书上

也是普通士人藉以扬名的一种方式。明申申阁刻本署陈继儒辑著的类书《文奇豹

斑》，在序文后、目录前列有“校刻姓氏”40人。此书仅12卷，完全用不着这

么多人从事校勘。“校刻姓氏”基本上是按照科名、官位高低来排列的，排在前面

的13人皆为进士出身，其后是举人6人，再往后是贡生、诸生。董其昌、徐光启、

钱龙锡、陈所蕴等人位高爵尊，显然是不可能亲任校雠之事的，只可能是挂名。名

单后有申申阁识语：“是刻系书林徐见雅亲诣，求诸名公校阅，随有《蕉叶钞》嗣

刻。”可知所谓“名公校阅”不过是书贾徐见雅借名人的影响力推销图书的花招而

已。地位较低的20多名贡生、诸生是否是实际的校勘者呢？在“校刻姓氏”之后，

又题：“原校：沈伯高(讳鸿)，男祯玄成甫”。则任校雠之事者其实是沈鸿父子。

*《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第219册，第4页。另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江西袁州

府宜春县监生张自烈著、崇祯十三年(1640)金陵石啸居刻的《四书大全辩》，书

前列“师友参定姓氏”472人，以王锡衮、方逢年、周凤翔等官员为首，包括

“四方好友暨里中同社”；“门人较阅姓氏”25人；又有“舀欠社姓氏”20人。

*《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经部第167册，第533-548页。张自烈之所以列上如此

众多的友人造势，首先是缘于《四书大全辩》这部书的特殊性。《四书大全辩》是

在晚明思想风气开放的情势下，对永乐年间钦颁《四书大全》的辨析商榷之作。张

自烈的身份仅为监生，竟敢著书立说以挑战官方对儒家经典的权威解释，并得到大

批官员士人的支持，不能不说是晚明特殊环境下产生的现象。即便如此，到南明时

他仍然受到“擅改祖宗颁行之书”的攻击。由于此书政治上的敏感性，张自烈将

500多人列名于书上以壮声势。此书卷首刊有多份揭帖、公文、书信，显示该书

首先由杨廷枢、陈名夏、魏学濂、汤开先、钱禧、吴应箕、刘城、沈寿民等举人、

监生、生员捐资助梓，并联名上揭帖于多位官员，极力推扬该书，建议朝廷以官方

名义刊行。在书前收录的公文和书信中，各级官员对此书的出版表示了支持，其中

包括詹事府少詹事王锡衮、南京国子监司业周凤翔、江西巡按御史徐养心、江西提

学佥事侯峒曾、湖广巡抚方孔炤、袁州府知府解经达、国子监丞何楷，这些官员在

“师友参定姓氏”中皆位于前列。*杜泽逊：《明末版权史事钩沉——崇祯十三年

金陵石啸居刻〈四书大全辩〉卷首版权文件十四通读后》，收入杜泽逊《微湖山堂

丛稿》，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1097-1116页。作者和出版者将这些官

员、士人列名其中，是对他们在政治上、学术上和资金上对此书出版的支持表示酬

谢。一旦《四书大全辩》获得官方的正式认可而成为权威话语，这些列名者在政治

上和声誉上可能获得的好处也是显而易见的。

通过在出版物中主动或被动地列名鉴定、参阅、订正，明代后期的士人有意或无意

地参与了对书籍的商业化推广。在这里士人的名字具有了商业价值，实现了商品化

的转换，反过来书籍的流通和作品的流行又可以传扬士人的名声，使之转化为社会

资本和商业价值。这种现象是明代后期出版业高度商业化的一个表征，也是文人与

商业出版日益紧密结合的体现。从作者身份(authorship)的发展史来看，区别于此

前撰作、编纂、注释、评点等比较“实”的著述形式，鉴定、参阅、订正等比较

“虚”的参与方式是明代后期特有的出版文化孕育出的一种新的书籍责任者形态，

值得引起出版史、书籍史及社会文化史研究者的关注和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