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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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庙道、游道、衣冠道

———西汉帝陵道路再探

焦南峰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

《文物》2008年第12期发表了焦南峰、杨

武站、曹龙《神道、徼道、司马门道———西汉帝陵

道路初探》一文,阐述了我们在西汉帝陵田野

考古研究方面的一些心得。在撰写、送交、等待

这篇文章刊用的同时,我们又对与西汉帝陵有

关的宗庙道、游道、衣冠道等进行了进一步的

资料搜集和研究,并根据新的认识在汉景帝阳

陵开展了有针对性的考古调查和钻探,现将结

果公布如下,敬请指正。

一研究与探索回顾

王子今在《西汉帝陵方位与长安地区的交

通形势》一文中,将西汉帝陵方位放置在“周定

四极”、“经纬天下”的长安地区交通系统的宏

观形势进行讨论,并对“陵墓筑于路侧”、“陵区

本身也必须规划通行条件较好的道路系统”以

及“驰道迳遥”、“陵园斯践,震中路之号”、“衣

冠道”等进行了论述[1]。

刘庆柱、李毓芳多年研究西汉帝陵及汉长

安城,他们的结论是:“由寝园至陵庙有`月游

衣冠'专用的道路,称`衣冠道'、`游道'或`宗

庙道'。”[2]

另外,还有一些专家在研究中涉及“宗庙

道”、“游道”和“衣冠道”,但多为浅尝辄止,此

不赘述。

上述研究与探索为我们的工作提供了思

路,奠定了基础。

二文献梳理与理解

关于宗庙道、游道、衣冠道,历史文献中的

记载较少,主要见于《史记》和《汉书》,晚期资

料均为转录或释义。现摘录早期文献如下:

(1)《史记叔孙通列传》:“高帝崩,孝惠即

位,乃谓叔孙生曰:`先帝园陵寝庙,群臣莫能

习。'徙为太常,定宗庙仪法。及稍定汉诸仪法,

皆叔孙生为太常所论著也。孝惠帝为东朝长乐

宫,及间往,数跸烦人,乃作复道,方筑武库南。

叔孙生奏事;因请间曰:`陛下何自筑复道高

寝,衣冠月出游高庙?高庙,汉太祖,奈何令后

世子孙乘宗庙道上行哉?'孝惠帝大惧,曰:`急

坏之。'叔孙生曰:`人主无过举。今已作,百姓

皆知之,今坏此,则示有过举。愿陛下为原庙渭

DOI:10.13619/11-1532/k.2010.01.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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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衣冠月出游之,益广多宗庙,大孝之本也。'琵琶行词类活用

上乃诏有司立原庙。原庙起,以复道故。”

(2)《汉书叔孙通列传》:“高帝崩,孝惠即

位,乃谓通曰:`先帝园陵寝庙,群臣莫习。'徙

通为奉常,定宗庙仪法。及稍定汉诸仪法,皆通

所论著也。惠帝为东朝长乐宫,及间往,数跸烦

民,作复道,方筑武库南,通奏事,因请间,曰:

`陛下何自筑复道高帝寝,衣冠月出游高庙?子

孙奈何乘宗庙道上行哉!'惠帝惧,曰:`急坏

之。'通曰:`人主无过举。今已作,百姓皆知之

矣。愿陛下为原庙渭北,衣冠月出游之,益广宗

庙,大孝之本。'上乃诏有司立原庙。”

(3)《汉书高惠高后文功臣表》:“孝文九

年,侯臧嗣,四十五年,元朔三年,坐为太常衣

冠道桥坏不得度,免。”

(4)《汉书百官公卿表》:“蓼侯孔臧为太

常,三年坐南陵桥坏衣冠道绝免。”

(5)《汉书张禹列传》:“禹年老,自治冢

茔,起祠室,好平陵肥牛亭部处地,又近延陵,

奏请求之,上以赐禹,诏令平陵徙亭它所。曲阳

侯根闻而争之:`此地当平陵寝庙衣冠所出游

道,禹为师傅,不遵谦让,至求衣冠所游之道,

又徒坏旧亭,重非所宜。孔子称`赐爱其羊,我

爱其礼',宜更赐禹它地。`根虽为舅,上敬重之

不如禹,根言虽切,犹不见从,卒以肥牛亭地赐

禹。根由是害禹宠,数毁恶之。”

此外,在《汉书惠帝纪第二》结尾的“闻

叔孙通之谏则惧然”,后有“苏林曰:`谏复道乘

衣冠道也。'”

上引文献(1)、(2)的文字相近,记述的都是

汉惠帝修复道,“乘宗庙道上行”,叔孙通谏言,

汉惠帝“诏有司立原庙”纠错的历史事件。针对

叔孙通“陛下何自筑复道高帝寝,衣冠月出游

高庙?子孙奈何乘宗庙道上行哉”的谏言,诸史

家大发议论。服虔曰:“持高庙中衣,月旦以游

于众庙,已而复之。”应劭曰:“月旦出高帝衣

冠,备法驾,名曰游衣冠。”如淳曰:“高祖之衣

冠藏在宫中之寝,三月出游,其道正值今之所

作复道下,故言乘宗庙道上行也。”晋灼曰:

“《黄图》高庙在长安城门街东,寝在桂宫北。服

言衣藏于庙中,如言宫中,皆非也。”师古曰:

“诸家之说皆未允也。谓从高帝陵寝出衣冠,

游于高庙,每月一为之,汉制则然。而后之

学者不晓其意,谓以月出之时而夜游衣冠,失

之远也。”[3]

文献(3)、(4)记载的也是同一事件。汉武帝

元朔三年,薄太后南陵桥坏,衣冠道断绝,时任

太常的蓼侯孔臧被免除职务。

文献(5)记载的是汉成帝对其舅曲阳侯王

根的进谏置之不理,将“平陵寝庙衣冠所出游

道”所处之地赐予张禹为茔地的经过。

根据前引文献及其注释,我们大体拼对出

西汉宗庙仪法的部分内容及其实施情况如下:

(1)西汉皇帝在祭祀先帝前,要将其“衣冠”

等纪念物从寝园中“请出”,送到庙中;祭奠完

成后,又要将“衣冠”等送还寝园,这个仪式叫

“月游衣冠”[4]。

(2)为了“月游衣冠”,由寝园至陵庙有专用

的道路,这条道路在西汉早期称“宗庙道”,汉

武帝前后曰“衣冠道”,尔后或曰“游道”。

(3)“衣冠道”首先出现于汉长安城,自汉惠

帝在渭北长陵建“原庙”,汉陵中也出现了“衣

冠道”,到西汉中期的汉昭帝平陵仍然设有“衣

冠道”,汉成帝以后“衣冠道”制度的实施可能

开始松懈,甚至弃之不用。

(4)“衣冠道”的日常维护、管理由“掌宗庙

礼仪”[5]的太常负责,出了问题会追究太常的责

任,直至免职。

(5)西汉早中期,“衣冠道”作为宗庙礼仪的

组成部分,执行是比较坚决的,即使是皇帝

也不能“乘宗庙道上行”;到西汉晚期,随着西

汉王朝的衰败,包括“衣冠道”在内的礼乐崩坏

也是历史的必然。宋代程大昌在其编纂的《雍

录》中断言“游衣冠之制至元帝乃罢”,应是可

信的。

三田野考古实践

汉长安城内的道路,经过中国社会科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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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研究所多年的田野发掘与研究,已经大致

确认。“汉长安城的12座城门之中,除了与宫城

城门相对的4座城门之外,其余8座城门各与

城内一条大街相连。大街笔直,或为南北向,或

为东西向。这可能就是文献所载的`八街'。八

条大街之中以安门大街最长,约5400米;洛城

门大街最短,约470米。八条大街之中,东西向

的宣平门大街、清明门大街、雍门大街、直城门

大街和南北向的安门大街较宽,路宽45～56

米。路土距今地表深度一般为1～1.5米,路土

厚0.3～0.4米。八街的每条大街均分为三道,

中道宽20米,此乃文献所载之`驰道'。中道两

边各有一道,其间以排水沟相隔。排水沟通至

城门,城门之下以砖石材料构筑成日新月异的近义词 大型排水涵

洞,在西安门和直城门发现的涵洞高1.4、宽

1.2～1.6米。在长安城内侧,沿城墙有环城道

路,即文献中的`环涂'。东城墙的环城路宽30

多米。”[6]研究者对“衣冠道”也有研究,认为安

门大街是每月一次从长安城西北的高寝接送

高祖衣冠到长安城南的高庙进行祭祀的法定

道路———“宗庙道”[7]。

西汉帝陵的“衣冠道”,刘庆柱、李毓芳在

田野考古调查与研究中也曾予以关注。他们在

考察汉昭帝平陵“孝昭庙”,亦即“徘徊庙”时,

结合《汉书张禹传》的记载,认为张禹的墓地

在平陵东后背麻 南的肥牛亭,靠近延陵,平陵通往陵

庙的衣冠道正好经过这里。“孝昭庙还在张禹

墓以东,距延陵更近。”[8]但由于当时只是进行

了考古调查,没有条件开展考古钻探和发掘,

故其“衣冠道”并未发现。

汉武帝钩弋夫人“云陵的礼制建筑在其西

南,建筑规模相当可观,考察发现,有一条宽3

米的卵石平铺路面,南北长达400米,这或许是

`月游衣冠'的道路,连接着寝园和陵庙。从这

条道路附近分布密集的五角形和圆形地下排

水管道判断,这一带应有大型建筑遗址。上述

道路之南,就有一处建筑遗址,东西宽达200多

米,夯土基址残高约2米,这或为云陵寝园一类

建筑”[9]。由于未进行钻探和发掘,云陵“月游衣

冠”的道路还不能确认。

2008年下半年,我们在上述历史文献梳理

与理解的基础上,对汉景帝阳陵陵园又进行了

一次有目的、有针对性的考古钻探。经过十多

天的紧张工作,发现了阳陵的第16条道路[10]。

L16东起阳陵二号建筑遗址西门,西至阳

陵三号建筑遗址东门,东西长562米,南北宽约

10米,距现代地面0.6～0.7米,路土厚0.05～

0.08米,被南北向的阳陵帝陵南神道L2纵向

分割为东西两段[11](图一)。

四讨论

阳陵二号、三号建筑遗址分处帝陵的东南

和西南,二者位置基本相互对应,且面积相近,

同为阳陵陵园内位置最重要、规模最大,因而

也是级别最高的建筑。

阳陵二号建筑遗址即“罗经石”遗址,位于

帝陵陵园东南约400米,此处地形隆起,外貌呈

缓坡状。根据考古钻探得知,遗址平面近方形,

边长约260米,外围有壕沟环绕。通过试掘得

知,遗址由中部的中心建筑、四角隅的4座曲尺

形建筑、外围的四面围墙、四面围墙中部的4座

门址以及四门连接中心建筑的12条道路、四门

两侧的16口水井等组成。遗址规模宏大,布局

规整,四面严格对称,形制较为特殊。“罗经石”

遗址出土的遗物种类丰富,数量较多,按质地

分为陶器、铁器、玉石器、铜器四种。陶器中绝

大多数是建筑材料,有砖、瓦、瓦当、五棱水管、

陶权、围棋盘、博局盘等。铁器的种类有生产工

具及兵器。玉器有璧、圭两种。铜器的种类有铜

环及钱币,钱币有“半两”、“五铢”、“货泉”三种。

此外,遗址中还出土了带有印文“令”、“园令”

的残封泥等[12]。

专家们对此遗址的性质进行了较多的讨

论。在未发掘前,王丕中等三位先生及杨宽

先生猜测是阳陵陵庙[13];刘庆柱、李毓芳两位

先生推测其为汉景帝陵“寝园建筑遗址”[14]。在

钻探与发掘此遗址的过程中,韩伟先生从“匠

人营国,左祖右社”之商周传统着眼,认为“阳

□宗庙道、游道、衣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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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第1期

陵`罗经石'遗址拟应定为阳陵太社为妥”[15]。

王学理先生不同意“太社”的观点,认为是阳陵

陵庙[16]。经过长时间的钻探、发掘和思考,笔

者认为阳陵“罗经石”遗址是在废弃的汉文帝

“渭阳五帝庙”的基础上改建的阳陵陵庙———德

阳庙[17],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的赵化成先生

也持此观点。

阳陵三号建筑遗址亦即后沟建筑遗址,

“后沟建筑遗址位于景帝陵西南约350米处,东

西长300米,南北宽200米,面积60000平方

米。遗址有夯墙,墙外围以隍沟。汉陵考古队发

掘了遗址的东南角,面积1142平方团结的词语 米,发现了

建筑基址、室内地面和大量的瓦砾堆积。室内

南北向地沟中出土武士俑、骑马俑、女侍俑、伎

乐俑等塑衣式彩绘陶俑164件,马、牛、羊、狗、

猪、虎等动物俑17件,还有井、灶、盆、罐等模拟

生活用具、车马器和铜钱等文物。”[18]

我们认为三号建筑遗址大致可认定为帝

陵寝园遗址。其证据简略列举如下:第一,根据

历史文献记载,西汉帝陵内的建筑有陵庙、寝

园(由两部分构成,即寝殿和便殿)和园寺吏舍

等,其中陵庙和寝园是礼制建筑,最为重要。在

确定了二号建筑遗址的性质是陵庙之后,同样

重要的三号建筑遗址其性质的首选就是帝陵

寝园。第二,从西汉宣帝杜陵的考古发掘与研

究成果分析,西汉帝陵寝园的特征大致应有:

帝、后寝园分置;大多分别位于帝、后陵的南

侧;四周有夯土垣墙;平面为长方形;由若干座

院落或建筑组成,结构较复杂[19]。而三号建筑

遗址基本符合上述特征。第三,经过大规模考

古钻探的阳陵陵园内除二、三两组建筑外,其

他的多组建筑或位置较偏远,或面积很小,远

不能适应礼制建筑复杂功能的需求。

基于上述两组建筑遗址性质的讨论,我

们的观点是最新发现的L16东连二号建筑遗址

阳陵德阳庙,西接三号建筑遗址阳陵帝陵寝

园,可称之为阳陵“宗庙道”、“游道”或“衣冠

道”。在这三个名称中,笔者以为称“衣冠道”既

贴近实际用途,又简明易懂,同时也符合历史

原貌。

图一汉景帝阳陵道路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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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转第96页)

五余论

孟子曰:“山径之蹊闲,介然用之而成路。

为闲不用,则茅塞之矣。”[20]鲁迅先生则进一步

发挥:“世上本来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就成

了路。”[21]道路是人类活动的产物,无论是早期

初具规模的居址、聚落,还是今天高度发达的

现代化大都市,道路都是必不可少的组成部

分,是确定其规模,划分其布局,研究其内涵的

重要资料。因此,道路的研究应当是考古学研

究的必要分支。

在中国考古学的历史上,许多前辈学者注

意了道路的研究,并取得了成果,例如汉唐长

安城、汉魏洛阳城等,但有的研究者则偏重宫

殿、城垣、陵墓、陪葬坑等,对同样蕴涵大量考

古研究信息的道路关注不足,致使道路考古成

为考古学研究的一个薄弱环节。

近年来我们以汉阳陵为基点,对西汉帝陵

道路系统进行了试探性的探查和研究,本文及

其姊妹篇《神道、徼道、司马门道》就是探索中

取得的一些成果。在西汉帝陵大遗址保护考古

项目的实施中,我们运用这些成果开展工作,

发现了茂陵、渭陵、康陵的很多条道路,并根据

这些道路较快地确认了陵区的布局、规模和内

涵,取得了事半功倍的效果。

西汉帝陵的考古研究工作使我们认识到,

在城址、陵墓、聚落等大遗址的考古、保护

工作中,道路、城墙、隍壕等线状、环状遗存的

勘察与确认,对于加快大遗址整体布局、规模

及内涵的探索,大遗址保护规划的制定以及大

遗址的保护与利用具有重要的意义,应予以充

分重视。

[1]王子今《西汉帝陵方位与长安地区的交通形势》,

《唐都学刊》1995年第3期。

[2]刘庆柱、李毓芳《西汉十一陵》,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7年。

[3]见《汉书叔孙通列传》此段各家注释。

[4]同[2]。原文为:汉代陵庙之中祭祀“神主”时,还

要把先帝的“衣冠”等纪念物从寝园中“请出”,送

到庙中,这个仪式叫“月游衣冠”,规模宏大,场面

热烈。

[5]《汉书百官公红鞋子故事 卿上》,中华书局。

[6]刘庆柱《汉长安城的考古发现与相关问题研

究———纪念汉长安城考古工作五十年》,《汉长安

城遗址遗迹》,科学出版社,2006年。

[7]同[2]。

[8]同[2]。

[9]同[2]。

[10]其他15条道路的资料见焦南峰等《神道、徼道、

司马门道———西汉帝陵道路初探》,《文物》2008

年第12期。

[11]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阳陵考古队钻探资料。

[12]陕西省考古研究所阳陵考古队《汉景帝阳陵考

古新发现》,《文博》1999年第6期;陕西省考古

研究所《汉阳陵》,重庆出版社,2002年。

[13]王丕中等《汉景帝阳陵调查简报》,《考古与文

物》1980年第1期;杨宽《中国古代陵寝制度史

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

[14]同[2]。

[15]韩伟《罗经石乎?太社乎?》,《考古与文物》2001

年第2期。

[16]王学理《太社乎?陵庙乎?》,《文博》2002年第

5期。

[17]焦南峰等《汉阳陵“罗经石”遗址若干问题的说

明与探索》(待刊)。

[18]王学理《汉景帝与阳陵》,第68页,三秦出版社,

2003年。

[19]此处所言特征系作者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

究所《汉杜陵陵园遗址》(科学出版社,1993年)

中:“杜陵寝园位于杜陵陵园东南。寝园四周筑

墙垣”;“寝园平面为长方形,东西长173.8米,

南北长120米。寝园辟有南门、东门和西门”;

“寝园里有寝殿和便殿两大组建筑。寝殿是寝园

的主体建筑,寝园也因寝殿而得名”;“寝殿位于

寝园西部,为一大型宫殿建筑。寝殿范围东西

107.8米,南北110.6米。大殿筑于长方形夯土

□宗庙道、游道、衣冠道

96

2010年第1期

[21]朱檀墓的清理简报见《文物》1972年第5期。

[22]《上海明墓》,第125～128页,文物出版社,

2009年。

[23]发掘简报见《文物》1977年第3期。

[24]苏华萍《吴县洞庭山明墓出土的文征明书画》,

《文物》1977年第3期。该墓还出土了当时琢玉

名匠陆子冈款玉簪,也应是墓主生前所有物。

[25]据湖南省博物馆研究员聂菲女士告知,马王堆

1号墓双层九子奁中的角质梳、篦表面十分光

滑,可能使用过。同墓出土的君幸酒耳杯有明显

磨损痕迹,可能为墓主生前用品。马王堆3号墓

出土七弦琴的“面板上有明显三处磨损痕迹,漆

已脱落,露出木质。磨损最重的是岳山内侧,木

质都已凹陷成沟,看来是经过长期使用”。特此

致谢。

[26]曹砚农以马王堆三号墓和其他考古发现为证

据,认为汉墓中随葬的文献常是墓主自己的手

抄或定本。《从马王堆汉墓帛书看汉代葬书习

俗》,《中国文物报》1997年11月23日第三版。

[27]敦煌文书S.5381号,现存大英博物馆。此条材

料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张总先生提

供。特此致谢。

[28]李正光《长沙北门桂花园发现晋墓》,《文物参考

资料》1955年第11期。

[29]史树青《晋周芳命妻潘氏衣物券考释》,《考古通

讯》1956年第2期。

[30]拙著《礼仪中的美术———马王堆再思》,《无形之

神———中国古代视觉文化中的“位”与对教师入党动机 老子的

非偶像表现》,载郑岩、王睿编,巫鸿著《礼仪中

的美术:巫鸿中国古代美术史文编》,上册,第

118页;下册,第515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

书店,2005年。

[31]见[14]《长沙马王堆二、三号汉墓》,第42页。

[32]

y

er,trans.,PaulRicoeur,

TimeandNarrative,vol.3,pp.119～120,Uni-

versityofChicagoPress,1985.

(责任编辑:刘婕)

(上接第77页)

台基上。夯台东西51.2米,南北29.6米,现存

高0.25米”;“寝殿通宽(东西)13间,进深(南

北)5间”;“寝殿以北是个大空场,可能是举行

重要礼仪活动的场所”;“便殿在寝殿以东,它是

一组多功能的建筑群,由殿堂、院落和成套的房

间组成”;“王皇后陵寝园位于王皇后陵西南,周

置墙垣”;“寝园平面长方形,东西129米,南北

92米”;“王皇后陵寝园里也有寝殿和便殿两大

建筑”;“寝殿是寝园中的主体建筑,位于寝园的

西部。寝殿面宽(东西)54.15米,进深(南北)

34.08米。大殿夯土台基东西39.8米,南北

27.13米,现存高0.5米”;“便殿在寝殿以东,从

钻探和试掘获得的考古资料来看,便殿东西长

33米,南北长73米。便殿中包括殿堂、院落和

成组小房屋”;“王皇后陵的寝园比宣帝陵的寝

园规模小,结构简单”等归纳而成。

[20]金良年《孟子译注》,《孟子尽心下》,上海古籍

出版社,2004年。

[21]鲁迅《呐喊故乡》,漓江出版社,2003年。

(责任编辑:王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