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祖

文 史 哲JOURNALOFLITERATURE,HISTORYANDPHILOSOPHY

2005年第4期(总第289期)

No14,2005

(

SerialNo1289

)

收稿日期:2004-10-18

作者简介:韦兵(

1969-

)

,男,四川成都人,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领域为中国科技史、中国文化史。

五星聚奎天象与宋代文治之运

韦 兵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四川成都610064

)

摘 要:乾德五年五星聚奎是宋初发生的一次真实天文现象。对此天象的星占解读却在宋代的不同时期

有所变化,它始终处于被构建之中,不断被赋予新的内涵。作为解释各时期某些重大政治文化事件的天命理

由,宋代王朝受命、文运昌盛、理学兴起皆与之相附会。这一天象从最初纯粹的政治性符瑞转变为后来的文化

性符瑞,由此可以从一个侧面了解宋代思想文化发展的一些特点。

关键词:五星聚奎;星占;文治;理学

中图分类号:B2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11-4721

(

2005

)

04-0027-08

五星聚合是指五大行星从地上观察在天上相去不远地排成一线,从唐至明均要求在33范围之内,

又称为五星连珠。由于出现几率较小,五星聚合抱守残缺 天象在古代具有重要的星占学意义,对政治、文化的影

响也较大。①周将代殷,五星聚房;齐桓将霸,五星聚箕;汉之将兴,五星聚东井;唐玄宗政荒,五星聚尾

箕;宋太祖受命,五星聚于奎[1]

(卷30

)。这些都是历史记载的重要五星聚合天象,无不被附会了重大的政

治意义。《史记・天官书》:“五星合,是为易行,有德,受庆,改立大人,掩有四方,子孙蕃昌;无德,受殃

若亡。”后代诸史天文志和星占学著作多宗其说,把五星聚合看作改朝换代的征兆。据文献,宋代明确

记载的五星聚合天象共有3次②

,其中对文化政治影响最大的当属乾德五年三月的五大行星聚于奎宿。

古代认为奎宿主文,宋人将国初的五星聚奎天象与文治、文明相关联,以理解他们自己时代的一些特点。

本文拟略述此天象对宋代文化政治的影响以及两宋对此天象在不同时期的不同解读,显示星占解读与

文化政治变迁之间的互动。

一、北宋前期:作为王朝受命之符的五星聚奎

乾德五年三月的五星聚奎宿,据《续资治通鉴长编》(以下简称《长编》)

:“(乾德五年三月)五星如

连珠在降娄之次。初窦俨与卢多逊、杨徽之周显德中同为谏官,俨善推步星历,尝谓徽之等曰:‘丁卯岁

五星聚奎,自此天下太平,二拾遗见之,俨不与也。’”[2]

(卷8,P192

)降娄之次即奎娄之宿,《尔雅・释天》云:

“降娄,奎娄也。”丁卯岁即乾德五年丁卯(公元967年)

,诸史所载日期亦相同,此次天文现象真实无

疑③。

乾德五年三月五星聚奎首先是作为太祖受命之符而出现的,当时太祖利用这个符瑞来说明自己顺

应天命而登大位,新朝自有其非凡气象,大宋决不同于五代的短命王朝。这类天下太平的符瑞当时很

多,五星聚奎只是其中之一,在当时被官方解读为天下太平的一种祥瑞。这种解读是投合久经战乱的人

们最渴望的天下太平,从心理上增强人们对新朝的认同感。宋太祖利用这类符瑞加强自己结束战乱,开

万世太平的圣祖形象。这是历代帝王常用的政治手段。这种解读在当时得到普遍认同,从另一角度讲,

确实反映了五代末士民百姓久厌离乱,向往太平的心愿,卢多逊、杨徽之提及的窦俨占语正折射出当时

72

希冀太平的普遍社会心理,这种心理投射到五星聚奎天象上,很容易认同它为太祖致太平的符瑞。这

样,星占解读的制造者与接受者双方默契地达成一致,从而成功地建构出这个天下太平的符瑞,后代修

史者自然也毋庸置疑地承认五星聚奎与太祖承天命开启新朝之间的因果联系。

① 关于五星聚合天象的研究可参考:刘金沂:《历史上的五星连珠》,《自然杂志》1982年第7期;张培瑜:《五星合聚与历史记载》,

《人文杂志》1991年第5期;江晓原:《古代中国的行星星占学》,《大自然探索》1991年第1期;黄一农:“AStudyofFive-planetConjunc2

tioninAncientChineHistory”,EarlyChina,vol115

(

1990

)

;DavidW1Pankenier:《天命和五行交替理论中的占星学起源》,艾兰等编《中国

古代思维模式与阴阳五行之说探源》,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161-195页。刘、张、黄三先生以现代天文学方法推算的数据是本

文立论的重要基础。刘复生先生《宋朝“火运”论略———兼谈“五德转移”政治学说的终结》(《历史研究》1997年第3期)

,从火星崇祀谈

宋代思想史,对本文有方法论启示。

② 即乾德五年三月丙辰,五星聚奎(《宋史・太祖本纪》)

;景德四年六月丁未,五星聚而伏于鹑火(《宋史・真宗本纪》)

;淳熙十三

年八月乙亥,七曜俱聚于轸(参见《宋史・孝宗本纪》)。另外几次均因条件不符,只称为“五星俱见”(《宋史・天文志》)。

③ 《宋史》卷二《太祖本纪》:“(乾德五年三月丙辰)五星聚奎。”《辽史拾遗》卷五引《契丹国志》:“(庆历十七年)春三月,五星聚

奎。”《十国春秋》卷105:“天会十一年春三月,五星聚奎。”诸史所载时间均为公元967年4月至5月(即春三月)

,《宋史》所载日期为三

月二十七日丙辰,即公元967年5月9日,但据张培瑜、刘金沂二先生推证:5月9日,水星已入毕,距日仅6,不可见了。以下是张先生

用现代天文推算的此次五星聚奎最佳聚合时间位置与《宋史》所载时间对应位置的比较(其中I为现代推算的最佳聚合,Ⅱ为史载日期

对应位置)

,《玉海》卷195记载的时间是三月五日,较接近张先生推算的最佳聚合日期三月二日。

日期日水金火木土相距聚合

I

乾德五年三月二日

(公元967年4月14日)

29Ⅰ20壁奎

II

乾德五年三月二十七日

(公元967年5月9日)

536225101014Ⅱ52

四星奎娄,

水入毕

(据张培瑜先生《五星合聚与历史记载》,《人文杂志》1991年第5期)

④ 李焘《长编》卷十七“开宝九年十月”条:“壬子,命内侍王继恩就建隆观设黄籙醮,令守真降神,神言:‘天上宫阙已成,玉锁开,

晋王有仁心。’言讫不复降。”(第378页)

⑤ 《玉壶野史》卷九所载略同:“熙载归语主曰:‘五星连珠于奎,奎主文章,仍在鲁分,今晋王镇兖海,料非久必为太平中国之主,愿

记臣语。’此乾德丁卯之岁也。”

⑥ 李焘《长编》卷二:“《正史》、《新录》容有润色。”(第47页)所谓“润色”就是讳饰增删。吴天墀先生认为此《正史》正是《三朝国

史》,《新录》为重修《太祖实录》。关于太宗夺帝位以及《三朝国史》、重修《太祖实录》与《太宗实录》对此段历史的讳饰、增删,吴先生均

有详尽辨析,参见吴氏著《烛影斧声传疑》,载《吴天墀文史存稿》,四川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42页。

由于五星聚天象的罕见,以及其在历史上所积淀出的重大意义,使之成为一种稀缺资源,必然引起

争夺。太宗在烛影斧声中夺得帝位,为了证明皇位的合法性,制造了大量诸如“张守真降神”④一类符

命,五星聚奎的祥瑞大约在此后就附会到太宗身上,成为太宗再受命之符。李焘所引《国史》之《韩熙载

传》已将此符瑞归之于太宗:“奎主文章,又在鲁分,时太宗镇兖海,中国太平之符也”⑤

,此《国史》当指

仁宗朝所修《三朝国史》,其中显然已将五星聚奎的祥瑞“润色”到太宗名下⑥。这似乎是北宋流行的讲

法,蔡絛《铁围山丛谈》:“太祖皇帝应天顺人,肇有四海,受禅行八年矣。当乾德之五祀,而五星聚于奎,

明大异常。奎下当曲阜之墟也。时太宗适为兖海节度使,则太宗再受命。此所以国家传祚圣系,皆自太

宗。”[3]

(

P1

)李焘对此已有怀疑,认为太宗建隆元年八月领泰宁节度使,二年七月除开封府尹,安得此时犹

为兖海节度使[2]

(卷8,P192

)。这显系《国史》编撰者采后起附会之说以归美太宗。李焘不取此说,考辨是

非,这说明李焘著《长编》时取材的史传记载已有矛盾。

后来,宋真宗赵祯为证明自己天命所归,大搞天书封禅,热衷于制造各类符命,大约在此时,五星聚

奎的祥瑞又被附会到真宗名下,与真宗诞生相关联:“真宗开宝元年十二月初二生,先是乾德六年,五星

如连珠聚于奎,当鲁分,从镇星,晨见东方,占曰:有德受庆,大人奄有四方,子孙番昌。从镇星,王者能致

天下重福。明年,真宗生。”[4]

(前集卷19

)封禅运动中王钦若所撰《禅社首坛颂》就将真宗诞生与五星聚奎相

附会:“别纬集于降娄,三统在乎单阏暨夫再岁,果诞真人。”[5]

(第5册,P305

)纬即五纬,就是五大行星;娄即奎

娄之宿,别纬集于降娄就是指五星聚奎;真人当然指宋真宗。五星聚奎成为真宗诞生、受命的符瑞,即

82

《禅社首坛颂》所谓“此盖受命之殊贶也”[5]

(第5册,P305

)。

同一天文现象在宋初一祖二宗之间被当作祥瑞争夺,其归属问题,宋代人已经有些搞不清楚了,为

了解决各种说法的矛盾,于是后代修史者就编造了一次五星聚奎,这就是建隆元年(

960

)的五星聚奎:

“建隆元年,艺祖受禅,五星聚于奎,镇星主之,奎主文章,识者以为太平之符也。乾德五年又聚奎,当

考。”[6]

(卷195

)建隆元年的五星聚奎归于太祖,乾德五年的五星聚奎自然归于太宗或真宗,符瑞争夺造成

的矛盾说法,总算勉强可以讲通。王应麟还是觉得数年间有两次五星聚奎似乎不大可能,故认为当考。

南宋类书有:“艺祖启国之月,五星聚于奎”[7]

(前集卷1

),这是相信建隆五星聚奎的说法。《景定皇太子进圣

训》:“臣窃惟五星聚奎,式符建隆乾德之创造;三圣一道,有开祥符天禧之文明。”[6]

(卷129

)前一句话源于

《汉书》佚文:“革命创制,三章是纪;顺天应人,五星同轨”①,皆以五星聚为新朝开创的祥瑞,似乎五星

两聚于建隆、乾德已是南宋官方的讲法。而且奎宿的星占也被认为与宋朝休咎密切相关:“五星聚奎娄

而汴宋兴,星孛于奎娄而汴宋亡。”[8]

(卷3

)星孛于奎娄,是指大观四年五月丁未出现在奎娄宿的一次彗星

现象,据《宋史・天文志》记载,其光芒长六尺,十六年后北宋即亡于金。

从现代天文学推证,建隆元年实际上并无五星聚奎的天象,此建隆五星聚奎说是后来为平衡符瑞争

夺、解决各种矛盾说法而编造的一次天象。后代著作有考证不精而袭此说者,如清代宫梦仁即误认为宋

五星四聚,建隆元年五星聚奎;乾德五年,五星如连珠聚奎[9]

(卷17

)。

二、两宋之际:作为有宋文治之兆的五星聚奎

五星聚奎在北宋只是作为帝王受命的众多符瑞之一,真宗封禅文中虽有“盖奎为鲁分之星,乃司文

物;运属文明,化育生符”[5]

(第5册,P305

)的说法,但总的说来北宋人提及它的还不是很多。五星聚奎地位的

上升是在南渡以后。当时,民族情感在战乱流离中日益增长,对汴宋文明昌盛的怀念和认同是南渡之人

的普遍心态,在这种氛围中,五星聚奎与宋代文治的关联被进一步发挥,所谓“本朝五星聚奎,文治尤

盛”[10]

(卷61,《陈协秘书郎兼景献府教授》)。由于这种解读中寄托了南宋人重大的文化情结,使五星聚奎的地位从众

多符瑞中凸现出来:“以五代云雾昏之久,启我有宋天日开明之候。天降时雨,山川出云,国家将兴,

必有休祥,五星聚奎,固太平之象,而实启文明之兆也。当是时,欧、苏之文未盛,师鲁、明复之经未出,安

定湖学之说未行于西北,伊洛关中之学未盛于天下,而文治精华,已露于立国之初矣。”[11]

(卷14

)南宋人认

为汴宋文章经术之盛于国初五星聚奎之时已注定,五星聚奎成为开启文明之运的象征,宋代制礼作乐无

不与此相关,所以胡安国说:“自我朝太祖皇帝定天下以来,天运以还,天下同心,人文昭著。制律历以

明时,考文制,制礼乐,衣冠制度,以钦贯彻尧舜治韶之理,则四时顺序,五星聚奎,可法于后

世。”[12]

(卷13,《题睢阳五老图》)

奎宿为二十八宿之一,共素炒丝瓜 十六颗星,属西方白虎之宿,又名封豕、天豕、天库,奎宿在星占中被认为是

天之武库,又主沟渎,又为女令,又为府廷,从《史记・天官书》到宋代官方星占著述《景祐乾象新书》大

致相同,正统星占著作中并无奎主文章之说。奎主文章是纬书《孝经援神契》魏人宋均注中的说法:“奎

主文章,苍颉效象”[13]

(

P958-959

),南宋人发挥此说,更将奎主文章、五星聚奎与宋代文运昌盛联系起来,五

星聚奎也逐渐从政治性符瑞转向文化性符瑞,吕中所谓五星聚奎“固太平之象,而实启文明之兆”正是

指这种转向。南宋人遂将有宋一代文运昌盛的诸多方面与此祥瑞相联系:

(

1

)礼尚士人,崇儒务学。吴泳:“我宋受命,五星聚奎,首开人文,尊尚儒学。故横经列待,与天子

朝夕讲论,则有经筵;分院更直,代王言以敷告四方,则有翰苑。选任亦不轻矣,其班秩则侍读次学士下,

其禄秩则经筵与翰林等。其进见则数对便殿,为天子亲密之人。其敕设燕会,则尽出特恩,虽执政大臣

有所不与。”[14]

(卷33,《经筵翰苑策》)宋代礼尚士人,崇尚儒学的经筵、讲读、草诏之制,均被认为与五星聚奎开

启的文明之运有关,这种崇尚文治之风成为宋王室家法之一,从宋人自已的角度看这正是他们异于前

代,超越汉唐的地方,所谓“本朝五星聚奎,文治比汉唐尤胜”[10]

(卷98,《平湖集序》)。又吴氏:“圣祖受命,五星

92

①

此为《太平御览》卷5所引《汉书》佚文,今本无。

聚奎,文明之化, 耀史策,方皇业初基,目不暇给,而艺祖皇帝於即位之月,首以幸学为事。其造端立本

之地,盖已异于前代矣。历圣相承,嗣守家法。群儒环列,宏阐大猷。”[14]

(卷33,《圣学时政策》)艺祖皇帝于即位

之月幸学,当指公元960年1月宋太祖视察国子监[15]

(卷3

),后来以之为太祖崇儒的标志。而馆阁、职名

之制以优待士人也被认为是五星聚奎开启文明之运的结果:“惟五星聚奎之祥,实启列圣尊儒之治,自

端拱崇文之置院,逮元丰延阁之锡名,宝训森罗,隔人间之风日,道山严邃,矗海上之烟云。入馆者荣于

登仙,寓直者谓之贴职,必有淹该之彦,始膺殊异之褒。”[16]

(卷3,《丙水管十大名牌排名 申除直秘阁依旧浙东提刑兼权浙东提举谢表》)入馆是指因

文学高选经召试而除授馆职(三馆秘阁官称为馆职)

,馆职为宋代士大夫引为荣耀之事,两制、宰执多出15的英语怎么写

自馆职;贴职是指内外文臣差遣所带职名,也是文学高选的一种标志,在升迁、待遇上有优越性。

(

2

)人才辈出,群贤并臻。宋人有诗云:“五星聚东井,天下王业开。五星聚奎宿,天下多贤

才。”[17]

(卷6,《赠星命舒云峰》)前一句是指《汉书・高祖本纪》所载高祖元年十月五星聚东井(实际上发生在高

祖二年[18][19])

,星占认为兆炎汉四百年基业。后一句是指乾德五年五星聚奎,南宋人将其与“奎主文

章”的说法相附会来解释国家对人才的重视以及人才之盛:“国家五星聚奎,实主文治。列圣相承,唯以

收揽人才为第一。”[20]

(卷158,《轮对论君子小人聚散劄子》)又南宋应试程文:“观我宋乃知人才之盛,我宋受命,五星聚

奎,宗工钜儒,与时叠出。”[21]

(卷31

)这种观念影响深远,明代人在总结宋代人才辈出时也不忘与五星聚奎

相联系:“方五星聚奎,开一代文明之运。当时科目得人若吕蒙正之雅量,王曾之持正,韩琦、范仲淹之

谋略,司马光、苏轼之忠直,文天祥之节义。”[22]

(《雪矾丛稿跋》)

(

3

)书院学校之兴。学校书院的兴盛,是宋代文治的重要方面,南宋人将此兴盛理解为五星聚奎开

启文运的结果:“五星聚奎,实开文明,皇祖制诏天下州县立学校,所在表彰儒先,复创书院,三代以下,

斯文彬彬焉”[23]

(卷12,《赣州兴国县安湖书院记》);又“维我宋受命,五星聚奎,秦汉以来学术之陋至,于今纯尚儒化,

庆历、熙宁间,学校之官,遂达天下”[24]

(卷25,《赵刺史建容县学记》)。

(

4

)图文典籍。宋代文化繁荣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图书、著述空前繁荣,宋人引纬书注认为“奎星

屈曲相钩,似文字之画”[13]

(

P959

),故凡藏书、撰述之事皆好与五星聚奎附会。黄履翁曰:“天开我宋,五星

聚奎,典籍山积,籖轴鳞集,方建隆之始,其书仅万一千耳。乾德二年,南征北伐,稍稍间出,史馆充备。

然艺祖尤切留意,求书之诏,每岁下之。未几,王礼、涉弼等献书千二百八十卷,江南李氏献图书二万余

卷,太平则建三馆矣……。”[25]

(别集卷9,《藏书》)黄震曰:“天开我宋,五星聚奎,列圣相承,崇尚斯文,征儒积

年,校雠秘阁,而朝廷藏书,亦已勤矣。又敕白鹿洞等四书院藏书……”[26]

(卷87,《广德军重建藏书阁记》)提到文献

编撰,总不忘提一下聚奎之事:“我朝五星聚奎,诸儒辈出,文章雄视千古,东莱吕公,承诏裒选为《文

鉴》。”[26]

(卷90,《〈文鉴〉注释序》)凡有关文治之崇儒兴学、撰述藏书之事,南宋人无不与五星聚奎相关联,北宋时

此种关联尚不明显,而南宋人则将五星聚奎、奎主文章建构出来作为解释文化繁荣的原因。

其实,崇文、文治这类说法至少在太祖、太宗二朝明确提出的人还不多。起初,太祖、太宗重用士人

只是政治博弈中的权宜选择,并非立国之始就立定了文治的国是,然后后世遵照执行。文治是皇权、士

人、武将三种势力逐步博弈出来的结果,出于安全考虑,皇帝选择了有能力但缺乏独立权力依凭的士人

作为合作对象,以抑制有潜在威胁的武人。任用文臣并非出于崇文,而是文臣比武人好驾御,太祖讲得

最明白:“《岷》 五代方镇残虐,民受其祸,朕令选儒臣干事者百余,分治大藩,纵皆贪浊,亦未及武臣一人

也。”[2]

(卷13,P293

)从这个角度理解,《宋史・文苑传》所谓“艺祖革命,首用文吏而夺武臣之权,宋之尚文,

端本于此”,才是有道理的。即人中长痘的原因 便如此,宋初政治舞台上武人的地位恐怕不容低估,尤其太祖、太宗朝统

一战争尚未完成的情势也不容偏倚士人①。我们看到的所谓太祖受命即开启文治一类说法多数出于后

人的追述或建构,这种建构越到后来越强烈,并被安上了五星聚奎一类天命理由。士人热衷于这种建构

是有理由的,它证明了当时士大夫“特权”的合法性。宋太祖即位之月视察国子监完全可能只是一次例

行的视察,但却被后来的士人赋予了重大的意义,拈出此事编入《帝学》的范祖禹就认为“儒学复振,实

自此始”[15]

(卷3

)。但范祖禹编《帝学》带有强烈目的,即“摭取帝王务学求师之要”[15]

(《帝学原序》),是要给尊

03

①

《宋史》卷274:“迥性粗率,尤不喜文士。故事,节帅出镇及来朝,便殿宴劳,翰林学士皆预坐。开宝中,迥为门使,白太祖曰:

‘陛下宴犒将帅,安用此辈预坐?’自是罢之。”梁迥一句话就可以取消翰林学士预坐制度,宋初武人权势之大,可见一斑。

师崇儒、士大夫“特权”找理由,因此范赋予此事重大的意义也就不足为怪。至于设馆修书恐怕不是仅

仅为了崇文,尚有极深的政治动机:前朝旧臣宿学,心怀不满,又不可能尽行杀戮,故厚其爵禄,位之馆

阁,编撰《太平御览》诸书,以便诸国之臣老死于字里行间,刘壎所谓“深得老英雄

法”[28]

(卷13,《古今类编》)

[29]

(《崇文辩惑》,P107

)。后代的历史叙述中,尊儒、修书被有意地与五星聚奎拉上关系后,这

些行动本来的政治动机反而被“遮蔽”了,从而建构出一种宋代开国即因超验的天命理由,制定崇文的

国策,文治由此一路发展下来的“历史逻辑”。这是在历史编撰中被创造出来的因果关系,而且这个因

最终归结于不容置疑的神圣超验的天命,从而完成王朝历史神学的建构。

五星聚奎代表的崇文观念影响了社会心理,逐渐渗透到当时民俗中:宋代酒令游戏中有《醉绿图》,

以五个骰子掷以定胜负,中有“掷出五星聚奎者,赏以金谷酒数”[30]

(卷120

)。宋代又有端石五星聚奎砚

“覆手五柱,各有眼参差离立,应取五星聚奎之意”[31]

(卷11

)。后来民间崇信奎星,祈求文章功名的习俗可

能源于此。南宋赵师择名其堂曰“聚奎”,以奉先世前后所藏真迹,取“窦俨所谓五星聚奎,天下太平之

意”[32]

(卷60,《聚奎堂碑》),由此也可见五星聚奎从北宋的皇家专用的政治性符瑞转化为融入社会心理的文化

性符瑞,南宋士大夫也可以此为堂名了。直到明代,仍有士大夫名其堂曰“聚奎”[33]

(卷15,《聚奎堂卷后》),可见

宋代五星聚奎所代表的崇文心理影响深远。

宋又有五星聚而从镇星(即填星,皆指土星)的说法:mw313r “乾德五年丁卯三月五日,五星如连珠聚于奎,

当鲁分,从镇星,晨见东方,占曰:有德受庆,大人奄有四方,子孙番昌。从镇星,王者以重致天

下”[6]

(卷195

),这是附会《开元占经》所引石氏占词:“填星所在,五星皆从而聚于一舍,其下之国可以重德

致天下。”[34]凡星聚,先至者为主,随之而至者为从①。宋以德取天下(附会“从镇”)

,即《龟鉴》所谓:

“我太祖得天下以仁,而民从之,故天下一于宋”[2]

(卷1,P5

);以文治天下(附会“聚奎”)

,即宋真宗所谓:

“太祖太宗,丕变衰俗,崇尚斯文”[35]

(卷3

),这些都是宋人非常引以为自豪的事情,尤其在两宋之际政治

军事失利的情况下,文化、道德上的优越感是对抗这种失败保持心理平衡的重要手段,也是与金人交往

中占据道义优势的重要砝码,更重要的是文明、德化在南宋人看来似乎是其文化优越性、政治正统性的

依据②,对聚奎、从镇的解释向文与德这两方面靠拢是必然的。聚奎主文,从镇以德之说就是在此时成

为广为流行的观念。

宋金之际的民族危机激发出来的民族意识正是通过反复确认历史记忆中五星聚奎的天命符瑞而得

到表达的,这种表达在当时事实上起到了一种精神上的凝聚作用,这是北宋灭亡后王朝重建过程中非常

重要的推动力。五星聚奎在这时已具有了一种族群神话的性质,成为一个族群国家文化优越性的授记,

这种授记承载了夷夏之辨、民族认同的深刻内涵。

三、南宋以降:作为道统复续之征的五星聚奎

南宋时期理学兴起,五星聚奎又被理学中人解读为道统断绝千年后复续的一种瑞征。

“道统”概念是韩愈首先提出来的,指儒学传授的正统谱系,“道统”一词则由朱熹所创,并在《中庸

章句序》中有一个比较标准的讲法。当时学者关于道统传承的谱系有着不同的理解,其分歧主要是孟

13

①

②

李奇曰:“岁星得其正义,其四星随此而常正行,故曰从也。”孟康曰:“岁星先至,先至为主。”(《汉书》卷26注)

靖任职发言 康之变中,孙傅向金乞求立赵氏王,其理由就是“赵德泽在人至厚”(《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2

)

,宋高宗指斥金人:“自古无文

德而有武功,往往非国家之福”(《皇宋中兴两朝圣政》卷27

)。文与德是宋人与金人交往中心理优越感的来源。而且,这种以文、德为核

心的文化认同也是宋金之际民族认同的主要内容。当时民族矛盾激化,夷夏之辨成为重要话题,夷夏之辨的标准不仅是地域、种族,更

为重要的是文化、政治。胡安国《春秋传》(僖公三年)

:“中国之所以为中国,以礼义也,一失则为夷狄,再失则为禽兽,人类灭矣。”礼义

即所谓文,它成为族群界定的标准,文、野这种表面上的文化划分实际上隐含着政治上正统与非正统、种族上夷与夏的界定,这在宋金之

际显得尤为重要。宋代,尤其靖康之后,对汉族族群国家的表述是非常强烈的。宋人所言五星聚奎开启文明之运、从镇以德的说法实际

上是夷夏之辨中的文化认同、政治策略所共同建构的一个神话。夷夏之辨中的文化、政治因素可参考罗志田先生两篇文章:《夷夏之辨

的开放与封闭》,《中国文化》1996年第4期;《有教无类:中古文化与政治的互动———读陈寅恪隋唐两论札记》,《社会科学研究》2004年

第2期。相关文章还有:葛兆光《宋代“中国”意识的凸现———关于近世民族主义思想的的一个远源》,《文史哲》2004年第1期。相关专

著可参考[美]杜赞奇《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46-47页。

子千年以后谁接续了道统传承,而当代道统又传到谁的手中。程门弟子认为程颢是孟子而后唯一传圣

学之道者,程门弟子也因此理所当然地成为程颢之后继承圣学正统之人。而南宋第一辈学人中,张九成

及其论道诸人又有另一种道统传承谱系,司马光在复兴和传承道学的秩序上被置于周敦颐和程氏兄弟

之间,由张九成弟子所编《诸儒鸣道集》中暗示张九成是当时道统的传承者。当然还有陆九渊、叶适一

类根本不相信伊洛道统传授谱系的学者。

大概在朱子四十多岁时,他建构了一种新的道统传授谱系,坚定地认为二程之学出于濂溪周敦颐,

濂溪上接洙泗千岁之统,下启河洛百世之传,为有宋一代理学不祧之祖,并将五星聚奎作为周敦颐接续

道统的天命标记。他在论周敦颐时说:“若濂溪先生者,其天之所畀而得乎斯道之传者与,不然何以绝

之久而续之易,晦之甚而明之亟也?盖自周衰孟轲氏没,而此道之传不属,更秦及汉,历晋隋唐,以至于

我有宋,圣祖受命,五星聚奎,实开文明之运,然后气之漓者淳,判者合,清明之禀,得以全付于人而先生

出焉,不繇师传,默契道体,建图属书,根极要领,当时见而知之有程氏者,遂扩大而推明

之。”[36]

(《江州重建濂溪先生祠堂记》,P3739-3740

)

朱子的意思是道之明晦续断皆由天命而非人力,濂溪周子就是天命所钟开启道学,接续孔孟之传的

人,五星聚奎就是天意重续道统的征兆。值得注意的是,五星聚天象从来都是“政统”体系中王朝更替

的符瑞,朱子赋予它全新的理解,以之为“道统”体系中斯道复续的祥瑞,这种以往专门用来解释王朝天

命的天象,被朱子建构出来用以解释道统的天命,其文化性符瑞的特点更为明显,这种转换可以从一个

侧面反映当时“道统”与“政统”的升降。而且,这种解释很明显使道学传承谱系带有浓厚的天命色彩,

天命使理学中人有理由认为他们所宣讲的道德体系在某种程度上与皇权为代表的现存政治体系是拥有

同等地位的。朱熹对自己的这番阐发还是比较满意的,故向人推荐:“近作《濂溪书堂记》,曾见之否?

谩内一本。发明天命之意,粗为有功。”[36]

(《答张敬夫》,P1391

)

五星聚奎被朱子及其后学理解为理学兴起的天命理由,有了天命依托,士人在与既存皇权政治体系

的冲突中显得更有底气,这也是当时士人砥砺气节的原因之一。朱子写《江州重建濂溪先生祠堂记》时

在淳熙四年丁酉二月丙子,一年后,御史谢廓然上书乞禁程学,南宋党禁、学禁自此滥觞[37]

(

P580,P598

)。伪

学之谤中,理学中人将其学术之兴起归于五星聚奎所启之天命,这必定给逆境中的理学之士以强大的心

理支撑。李心传总结伪学之谤中理学发展的著作自命为《道命录》正取此意,他说:“今参取百四十年之

间道彩虹是怎么形成的 学废兴之故萃为一书,谓之《道命录》,盖以为天下安危、国家隆替之所关系者,天实为之,而非、

京、桧、侂之徒所能与也。”[38]

(《道命录序》)

由于朱熹的阐释发挥,天命成为道统的重要内涵。理学之人本来倾向于谈论天命,五星聚奎的祥瑞

给予他们强大的心理暗示,很容易把它与道学兴起联系起来,自朱子讲聚奎之祥与道统复续之间联系

后,士人代复一代热衷于谈论此道统复续之祥瑞,更强化了这个道统复兴的天命依据。姚勉说:“天开

我朝,道统复续,艺祖皇帝问赵普曰:‘天下何物最大?’普对曰:‘道理最大。’此言一立,气感类从,五星

聚奎,异人间出,有濂溪周敦颐介其始,有河南程颢、程颐衍其流,有关西张载翼其派,南渡以来有朱熹以

推广之,有张 以讲明之,于是天下之士,亦略闻古圣人之所谓道矣。”[39]

(卷7,《癸丑廷对》)南宋末年黄大有

说:“一贯曰唯之后,群弟子各以其亲传之学仕列国,厥后罔有闻知,亚圣继兴,阐扬斯道,垂绝复续,寥

寥千载,天启炎宋,五星聚奎,诸儒间出,背项相望,一时声称,日光玉洁,跨汉而轶唐,文治与道学由此而

盛。”[12]

(卷2,《跋〈尹和靖十帖〉》)在宋末程试策论选本中,五星聚奎几乎成为描述伊洛传授的陈词滥调而要求试

子们熟记:“道学何代无人,我宋受命,五星聚奎,休运文明,先开于此,清明之气,全付于人,名世大儒,

相望挺出,默契道体”[21]

(卷31

);又“道学几废而复盛,惟我国朝星奎而水洛,言其风俗何其粹也,言其人材

何其盛也”[21]

(卷31

)。这些都是接着朱子的意思发挥,把聚奎作为道统由衰而复续的转折点。

宋亡以后,理学传承并未中断,元明的士人仍热衷于讲述五星聚奎。元代郝经:“日下有日,五星聚

奎。发原湖南,派流江西。肩颜踵孟,传心仲尼。伊洛汤汤,会为一水。复生晦翁,又一程子。坦坦一

道,昭昭一理……。”[40]

(卷34,《周子祠堂碑》)明代唐文风:“道丧千载,孔孟失传。五星聚奎,笃生大贤,周子起

矣,程子绍焉。大道复明,如日行天,继以张朱,人文昭宣。”[41]

(卷9,《濂溪书屋铭》)元明人所称述五星聚奎开启

理学,其天命复续道统的意味更强,道统叙述更为绵长,明代韩阳叙述道统从尧舜周公,孔孟荀扬到五星

23

聚奎,周邵程朱,道统复续,一直讲到元朝的许衡、吴澄[42]

(《吴文正集原序》),道统的谱系在两头不断延伸,越

讲越长。

五星聚奎从朱熹以后直至元明均被崇尚理学的士人视为道统在孟轲以后,千年复续的符命,是天命

将兴理学的祥瑞,从心理上更坚定了士人对理学的信仰,激发起他们继往圣绝学的责任感与荣誉感,从

而深刻地塑造了当时士人的文化心理。乾德五年五星聚奎后的几次五星聚合也被士人与当时儒学相附

会:宋元之际的刘壎将淳熙十三年八月乙亥的五星聚轸与理学大家朱、张、吕、陆并世相联系,以之为理

学兴盛之瑞[28]

(卷28,《五星聚处》)。《明儒学案》:“识者谓五星聚奎,濂洛关闽出焉;五星聚室,阳明子之说昌;

五星聚张,子刘子之道通,岂非天哉!岂非天哉!”[43]

(卷62,P1512

),其将嘉靖三年正月壬午的五星聚室与王

阳明学术的盛行相关联,而将天启四年七月丙寅的五星聚张与刘蕺山学术兴盛相关联,认为均是天意。

其实,这两次五星聚皆因在太阳附近而不可见,是经推算而知的五星聚[44]。

也有对此种附会颇不以为然的,清初考据大师阎若璩就反对这种附会,甚至主张从黄宗羲书中删去

此类不经之谈:“嘉靖初五星聚营室,占曰:主有兵谋,与王阳明之道何涉,而黄先生归为阳明之祥,与宋

乾德五星聚奎一类,不大谬乎!至天启四年四星聚于张,而黄先生增润为五星,以为子刘子而现,尤奇之

奇者。似当将《蕺山学案》此等语删去,勿与后人口实,则真爱我先生矣。”[45]

(卷6,《与戴唐器书》)宋明理学到清

初已是强弩之末,阎代表了新兴的与宋明理学对立的汉学考据,故不承认理学关于道统的天命附会也在

情理之中,从中也可看出学术潮流已发生了变化。

四、结 语

星占是中国古代天人感应传统的一部分,其中显示的天命观念对古代政治、文化具有深刻影响。对

一些重要天象的解读,由于时代、地域差异,可能始终处于动态构建之中,而每种建构无不体现出其时其

地的现世关怀。有宋一代对宋初五星聚奎天象在不同时期由于社会状况的变化而作出了不同解读,显

示这一构建过程的开放性,尤其是对五星聚奎的星占解读从政治性符瑞转向文化性符瑞,从一个侧面显

示文化因素在宋代社会中的日渐突出的地位。五星聚奎与文治、理学的关联涉及到宋代文化的核心问

题:民族认同与士人气节①。宋人对五星聚奎的解读强调开启文明之运、以德致天下,其核心是文野区

分与夷夏之辨的文化认同,反映当时被民族矛盾激化的民族认同;五星聚奎被朱子及后学理解为理学兴

起的天命理由,有了天命依托,士人在与既存皇权政治体系的冲突中显得更有底气,这是当时士人气节

高扬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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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卷7期)

:505-5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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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ve-planetConjunctioninKuiandtheWayofCivilAdministrationoftheSongDynasty

WEIbing

(

CollegeofHistoryandCulture,SichuanUniversity,Chengdu,610064,China

)

Abstract:Five-planetconjunctioninKuioccurredatthetimeofA1D1967isarealastronomicalphenomena,butthesignifi2

canceoftheastrologicaldivinationofthisphenomenahadalwaysbeeninaprocessofconstruction1Ithadbeengivenmanydiffer2

entsignificancesduringtheSongDynasty,andmanyimportantevents,suchastheestablishmentoftheSongDynasty,theprosperi2

tyoftheSongcivilizationandtheboomoftheNeo-Confucianismhadbeenconnectedwithit1Five-planetconjunctioninKui

changedfromapoliticalsymboltoaculturalsymbol,andtheprocessofwhichprentssometraitsinidealhistoryoftheSongDy2

nasty1

Keywords:Five-planetconjunctioninKui;Astrologicaldivination;Civiladministration;Neo-Confucianism

[责任编辑 陈绍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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