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夜冬歌古诗翻译（子夜冬歌古诗的意思）

　　南北朝乐府民歌是继周民歌和汉乐府民歌之后以比较集中的方式出现的又一批人民口头创作，是我国诗歌史上又一新的发展。它不仅反映了新的社会现实，而且创造了新的艺术形式和风格。一般说来，它篇制短小，抒情多于叙事。
　　南北朝民歌虽是同一时代的产物，但由于南北的长期对峙，北朝又受鲜卑贵族统治，政治、经济、文化以及民族风尚、自然环境等都大不相同，因而南北民歌也呈现出不同的色彩和情调。《乐府诗集》所谓”艳曲兴于南朝，胡音生于北俗”，正扼要地说明了这种不同。南歌的抒情长诗《西洲曲》和北歌的叙事长诗《木兰诗》，为这一时期民歌生色不少，《木兰诗》尤为卓绝千古。
　　第一节　南朝乐府民歌
　　南朝乐府民歌，以《清商曲辞》中的”吴声歌”和”西曲歌”为主，前者计三百二十六首，后者一百四十二首。这些歌词在内容上有一共同的特点，就是几乎全是情歌，所谓”郎歌妙意曲，依亦吐芳词”(《子夜歌》)。这些情歌十之七八出自女子之口，且有妓女婢妾所作；其中某些情歌还含有较浓厚的色情成分和脂粉气。
　　产生上述特点或者说局限性的主要原因，首先是由于这些民歌并不是来自广大的农村，而是以城市都邑为其策源地。《宋书?乐志》说：”吴歌杂曲，并出江东，晋宋以来，稍有增广。”《乐府诗集》更指明”江东”即建业：”盖自永嘉渡江之后，下及梁陈，咸都建业，吴声歌曲，起于此也。”《乐府诗集》还说：”按西曲歌，出于荆、郢、樊、邓之间。”建业是当时的首都，荆、郢、樊、邓也是当时的重镇，商业都非常发达。由此可见，这些民歌其实是”都市之歌”。这也就规定了它的狭隘性，不能反映广大农村的面貌，并难免有小市民的低级趣味。。梁裴子野《宋略》说当时”王侯将相，歌伎填室；鸿商富贾，舞女成群，竞相夸大，互有争夺”。当然还有为数更多的一般妓女，在上层社会这种声色生活的影响下，更不能不增加南朝民歌的色情成分。
　　其次，也是由于统治阶级有意识的采集。南朝统治阶级是腐朽透顶的土族地主，他们采集民歌，丝毫也没有”观风俗，知薄厚”的意味，而只是按照他们的阶级趣味、享乐要求，来加以选择和集中。他们不但爱好民间的风情小调，而且自己能唱，如《晋书?王恭传》：”尚书令谢石，因醉为委巷之歌(《晋中兴书》说”为吴歌”)。”又《南史?王俭传》也有”褚彦回弹琵琶，王僧虔、柳世隆弹琴，沈文季歌子夜来”的记载。在这种政治气候下，凡有反抗性的民歌自然在排摈之列。如《吴孙皓初童谣》：”宁饮建业水，不食武昌鱼。宁还建业死，不止武昌居。”又如《将士谣》：”宁作五年徒，不逢王玄谟。玄谟犹尚可，宗越更杀我。”同是五言四句的民歌，但前者反抗皇帝的迁都，后者控诉将官的残忍，所以他们便不爱听。这就是南朝民歌几乎全是情歌的关键。
　　因此，我们对南朝民歌的看法要有区别，有批判。既不能把它和来自广大农村的汉民歌等量齐观，也不能认为这就是南朝民歌的全部，更不能把一些色情作品或文人窜入的拟作看成是真正的民歌。否则将造成错觉、误解。
　　尽管如此，但基本上南朝民歌还是现实主义的，因为它们在一定程度上在某些方面仍然揭露了封建社会的罪恶。
　　在爱情问题上，封建社会的罪恶之一，是恋爱不自由、婚姻不自由。这在南朝民歌中我们可以看到强烈的反映。这里有失败者的哀鸣，如《华山畿》：
　　懊恼不堪止。上床解腰绳，自经屏风里。
　　为什么要上吊呢?《懊侬歌》回答了这一问题：
　　懊恼奈何许。夜闻家中论，不得侬与汝!
　　按《子夜四时歌》：”冶游步春露，艳觅同心郎。”可见当时青年男女为了追求爱情幸福是曾经作过斗争的。他们不顾”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而自行结识。但最后一关还是通不过，结果仍不免殉情。
　　但是，这里也有胜利者的喜悦。这类作品往往对爱情作赤裸裸的天真而大胆的抒写，最能显示出南朝情歌的特色。如《读曲歌》：
　　打杀长鸣鸡，弹去乌臼鸟。愿得连冥不复曙，一年都一晓!
　　一种”相乐相得”的喜悦心情，真是跃然纸上。徐陵曾袭用第一首作《乌栖曲》：”绣帐罗帷隐灯烛，一夜千年犹不足。惟憎无赖汝南鸡，天河未落犹争啼。”便不及民歌的朴素而生动。民歌说”打杀长鸣鸡”，不言”憎”而意自见。从这首歌词所表现的爱情来看，显然，他们之间应该是一种自由结合，这类情歌正是对封建礼教的挑战的产物。
　　封建社会的另一罪恶，是男女不平等。这种现象在中上层社会、在大都市里更加显著。因此在这些情歌中虽有少女们青春的欢笑，但更多的却是对男子负心背约的猜疑和哀怨。如：
　　渊冰三尺，素雪覆千里。我心如松柏，君情复何似?
　　–《子夜冬歌》
　　侬作北辰星，千年无转移。欢行白日心，朝东暮复西!
　　–《子夜歌》
　　我与欢相怜，约誓底言者?常叹负情人，郎今果成诈!
　　–《懊侬歌》
　　从这些歌词中，不仅可以看出女子的坚贞爱情，而且可以看出她们的悲惨命运。在男女不平等的封建社会，男子负心，女子固然是伤心，即使男子倾心，她们也不免提心吊胆。这就是为什么当别离时或离别后她们总是”泪落便如泻”的根本原因。如《华山畿》：”相送劳劳渚。长江不应满，是侬泪成许!””啼著曙，泪落枕将浮，身沉被流去。”这眼泪中，有胶漆般的爱情，也有”莫作瓶落井，一去无消息”的忧虑。
　　南朝民歌既多来自商业发达的大都市，因而其中还有不少被屈辱的妓女们的悲诉。如《寻阳乐》：”鸡亭故侬去，九里新侬还。送一却迎两，无有暂时闲。”《夜度娘》和《长乐佳》也都直接或间接地诉说了她们的酸辛。
　　除上述情歌外，也有少数反映劳动人民的爱情生活的。这类作品的特点是结合劳动来描写爱情。有的是女子独唱，如《拔蒲》：
　　朝发桂兰渚，昼息桑榆下。与君同拔蒲，竟日不成把。
　　读末二句，不禁令人想起《诗经》中”采采卷耳，不盈顷筐。嗟我怀人，置彼周行”的诗句，可谓异曲同工。有的则是男女对唱，如《那呵滩》：
　　闻欢下扬州，相送江津湾。愿得篙橹折，交郎到头还!
　　篙折当更觅，橹折当更安。各自是官人，那得到头还!
　　前一首为女子所唱，后一首是男子的回答。《那呵滩》另一首有”上水郎担篙，何时至江陵”的话，可以肯定这里的”郎”的身份也应该是篙工之类的船夫。因”闻”而相送，说明不是夫妻关系。”各自是官人”，语极幽默。一种应差服役身不由己的愤慨，自在言外。《采桑度》也是和劳动结合的情歌。
　　南朝民歌除吴歌、西曲外，尚有”神弦曲”十八首，也属于”清商曲辞”。这是江南(建业附近)民间弦歌以娱神的祭歌。据《晋书?夏统传》，当时祭神，多用女巫，”并有国色，善歌舞”，神弦曲大概就是由女巫来唱的。神弦曲所祀之神，大都是地方性的鬼神，来历多不可考。只有青溪小姑传说是三国时吴将蒋子文第三妹，所以《图书集成?博物部》统归之”杂鬼类”。
　　和《楚辞?九歌》相似，神吉林省专科学校弦曲也具有上海贝尔路由器设置人神恋爱的特色。曲词中，有的赞叹男神的美貌，表现为”女悦男鬼”，如《白石郎曲》：
　　积石如玉，列松如翠。郎艳独绝，世无其二。
　　有的写女神的私生活，表现为”男悦女鬼”，如《青溪小姑》：
　　开门白水，侧近桥梁。小姑所居，独处无郎。
　　这些歌实际上都与情歌无异。朱熹评《楚辞?九歌》说：”比其类则宜为”三颂”之属，而论其词则反为《国风》再变之小学语文阅读郑卫。”(《楚辞集注?楚辞辩证》)意虽不满，但也道出了民间祭歌的一个共同特征。
　　在艺术形式方面，南朝民歌最突出的一个特点，是体裁短小，多是五言四句，和周、汉民歌不同。其次是语言的清新自然，《大子夜歌》说：”歌谣数百种，子夜最堪怜：慷慨吐清音，明转出天然。”其实不只是《子夜歌》。第三是双关语的广泛运用。双关语是一种谐声的隐语。有一底一面。约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同音同字的。如”合散无黄连，此事复何苦?”(《读曲歌》)用药名”散”双关聚散的”散”，用黄连的”苦”双关相思的”苦”。另一类是同音异字的。如”燃灯不下炷，有油那得明?”(《读曲歌》)用点灯的”油”双关理由的”由”。但这一句的”明”字却又属于前一类。最常见的双关语，是以”莲”双关”怜”，以”丝”双关”思”，以布匹的”匹”双关匹偶的”匹”。这些巧妙的双关语，一方面增加了表情的委婉含蓄，另一方面也显示了民歌作者的丰富想象。
　　最后，我们叙述”杂曲歌辞”中的那首抒情长诗《西洲曲》。这首诗的作者有问题，《乐府诗集》和《古诗纪》都作”古辞”，《玉台新咏》作江淹(但宋本不载)，《诗镜》等又作梁武帝。大概这首民歌曾经过文人们的润色。
　　这是一首”依亦吐芳词”的闺情诗，一个少女倾诉了她的四季相思之情。诗中虽没有出现春夏秋冬等字样，但通过”折梅”、”采莲”、”望飞鸿”这类带有季节特征的人物活动，时序的变迁还是非常清楚的。此诗表情细腻，如：”单衫杏子红，双鬓鸦雏色”两句，结合眼前景色，作自我写照，言外便含有无限自怜自惜之意，不惟取喻新颖，属对自然。又如从”采莲”，更生出”弄莲””杯莲”等事，便觉一往情深，无限低回。按《子夜夏歌》：”郎见欲采我，我心欲怀莲。”则此处”莲”字亦属双关，有望”怜”意。又此诗运用了民歌惯用的”接字”法，首尾相衔，蝉联而下，更加强了诗的节奏美，声情摇曳，语语动人。结句”南风知我意，吹梦到西洲”，更是涉想新奇，馀味无穷。范云《闺思》诗：”几回明月夜，飞梦到郎边”，又李白的名句：”春风复无情，吹我梦魂散”、”我寄愁心与明月，随风直到夜郎西”，都是从此化出的。因此我们可以说《西洲曲》标志着南朝民歌在艺术发展上的最高成就，它的产生时代不可能过早。
　　第二节　北朝乐府民歌
　　北朝文人诗，既少，又不好。严格点说，就没有一个诗人。邓以北魏末年号称”三才”的温子升、邢邵、魏收而论，所作都不过寥寥十首左右，大都模拟齐梁，毫无特色。《北齐书·魏收传》载邢邵诋魏收偷窃任昉，魏收则又讥邢邵在沈约集中作贼，可见实际上都是没有出息的文人。但是，北朝民歌却放出了异彩。
　　北朝民歌以《乐府诗集》所载”梁鼓角横吹曲”为主。所谓横吹曲，是当时北方民族一种在马上演奏的军乐，因为乐器有鼓有角，所以也叫做”鼓角横吹曲”。这些歌词的作者也主要是鲜卑族和其他北方民族的人民。《折杨柳歌》说：”我是虏家儿，不解汉儿歌。”便是明证。歌词中提到的慕容垂、广平公(姚弼)、高阳王、琅琊王等，便都是”虏家儿”的豪酋贵族。鲜卑诸民族的歌，原是所谓”其词虏音，竟不可晓”的，而现存歌词却全用汉语，这一方面是由于通晓汉语的鲜卑人或通晓鲜卑语的汉人的翻译，前者如有名的《敕勒歌》，后者如上举《折杨柳歌》；另一方面是由于鲜卑诸民族的汉化。北魏孝文帝太和十九年(495页)曾”诏断北语，一从正音”(《魏书?咸阳王传》)，”若有违者，免所居官”(《魏书?高祖纪》)。所谓”北语”，即”胡语”，亦即鲜卑语；所谓”正音”，即汉语。《北史?辛昂传》载昂”令其众皆作中国歌”，可知现存歌词当有一部分原来就是用汉语创作的。据《南齐书?东昏侯纪》、《南史?茹法亮传》的有关记载，以及梁武帝和吴均所作《雍台》诗，我们知道，北朝的鼓角横吹曲曾先后输入齐、梁，并由梁乐府保存，陈释智匠著《古今乐录》因冠以”梁”字，后人遂沿用不改。其实从乐曲到歌词都是北方各民族的创作。
　　鼓角横吹曲现存六十多首，数量虽远不及南朝的清商曲，但内容却丰富得多，相当全面而生动地反映了北朝二百多年间的社会状况和时代特征；战斗性也较强，酷似汉乐府民歌。这可从以下几方面的反映得到证实。
　　(一)反映战争的。战争是北朝社会一个江西中考分数线最突出的现象，整个北朝的历史几乎与战争相终始，在初期”五胡十六国”的一百三十多年中，战争尤为频繁。统治族与被统治族之间的复杂而尖锐的矛盾，更使得这些战争具有异乎寻常的残酷性。作为这种残酷性的集中表现，便是人民的大量死亡，汉族人民固然遭受浩劫，少数族人民也同样做了各族统治阶级用来进行争夺战的牺牲品。如《企喻歌》：
　　男儿可怜虫，出门怀死忧。尸丧狭谷口，白骨无人收。
　　便是当时各族人民大量死于战争的真实写照。从这首短歌中，我们还可以看出广大人民的反战情绪，这是由当时战争的罪恶性质决定的。为了保存实力，少数族(尤其是鲜卑族)的统治者还往往利用非本族的人在前冲锋陷阵，甚至迫使汉人和汉人作战。对此，北朝民歌也有所揭露。《慕容垂歌》第一首写道：
　　慕容攀墙视，吴军无边岸。我身分自当，枉杀墙外汉。
　　按慕容垂(鲜卑族)攻苻丕(氐族)于邺城，丕被逼降晋，晋因遣刘牢之救丕，垂逆战败绩，退守新城。胡应麟《诗薮》说”秦人(氐族人民)盖因此作歌嘲之(垂)”，这解释是可信的。”吴军”即指晋军，”我”是代慕容垂自称，实际上是嘲笑他的卑鄙怯懦。”汉”指被迫在城外抵御晋军的汉人。当时少数族每自称国人，而称汉族人民为汉人或汉儿、汉辈。在这种野蛮的大混战中，兄和弟也往往由于割据者的驱迫而处于互相攻杀的敌对地位，如《隔谷歌》：
　　兄在城中弟在外，弓无弦，箭无括。食粮乏尽若为活?救我来!救我来!
　　这种惨象和沉痛的呼救声，也是历来战争中所罕有的。
　　北歌中的杰作《木兰诗》，也正是这种战争频繁的时代环境的产物，但它具有更为深广的社会意义和思想意义，我们后面将着重论述。
　　(二)反映人民疾苦的。北朝社会的另一特殊现象，是和上述那种野蛮战争相辅而行的人口掳掠。几乎是每一次战争，也不论胜负，各族统治者都照例要进行一次人口掠夺。大批的人民被迫离开本土，转徙道路，因而在北朝民歌中体现了不少反映流亡生活的怀土思乡之作，而且都流露出一种绝望的悲哀和愤激，不同于一般的游子诗。如《紫骝马歌》：
　　高高山头树，风吹叶落去。一去数千里，何当还故处?
　　风吹叶落，一去数千，正是被俘远徙的人民的自我写照。又如《琅琊王歌》：
　　琅琊复琅琊，琅琊大道王。鹿鸣思长草，愁人思故乡。
　　《陇头流水歌》更写到流离道路的苦况：
　　西上陇坂，羊肠九回。山高谷深，不觉脚酸。手攀弱枝，足踰弱泥。
　　写得最悲壮动人的是《陇头歌》三首：
　　陇头流水，流离山下。念吾一身，飘然旷野。
　　朝发欣城，暮宿陇头。寒不能语，舌卷入喉。
　　陇头流水，鸣声幽咽。遥望秦川，心肝断绝!
　　”遥望秦川”也就是遥望故乡。想到生还故处已无指望，那能不”心肝断绝”?这些都不像一般的羁旅行役之词。
　　有些民歌还反映了人民饥寒交迫的悲惨生活，接触到阶级社会贫富对立的根本问题。如《雀劳利歌》：
　　雨雪霏霏雀劳利，长嘴饱满短嘴饥。
　　这里的”长嘴”和”短嘴”便是剥削阶级和被剥削的劳动人民的象征性的概括。又如《幽州马客吟》：
　　快马常苦瘦，剿儿常苦贫。黄禾起赢马，有钱始作人!
　　通过尖锐的对比揭露了阶级社会的不合理。”有钱始作人”，充分表现了劳动人民对剥削阶级的鄙视。在北朝，阶级压迫与民族压迫同时存在，不少被俘的人民沦为奴隶，阶级对立特别明显，这就不能不激起人民的反抗意识。
　　(三)反映北方各民族的尚武精神的。北方诸民族向以能骑善射、好勇尚武著称，这种民族特性在北朝民歌中也有很突出的表现。如《企喻歌》：
　　男儿欲作健，结伴不须多。鹞子经天飞，群雀两向波。
　　”欲作健”就是说要作健儿。把自己比作猛禽，把敌方比作小雀，就十分形象地表现了他们那种”以刚猛为强”的本色。他们也爱美丽的姑娘，然而却更爱”大刀”和”快马”。如《琅琊王歌》：
　　新买五尺刀，悬著中梁柱。一日三摩娑，剧于十五女。
　　又如《折杨柳歌》：
　　健儿须快马，快马须健儿。珌跋黄尘下，然后别雄雌。
　　王士祯《香祖笔记》评前一首云：”是快语。语有令人’骨腾肉飞’者，此类是也。”的确，这种快语是得未曾有的。
　　(四)反映爱情生活的。由于北方诸民族的性格和习俗的差异，同时又不曾或很少受到礼教的约束，因而北朝的情歌也有它自己的特色：心直口直，有啥说啥，毫不遮掩，毫不扭捏。南歌说”感郎千金意，惭无倾城色”，北歌却说”女儿自言好，故入郎君怀”。在南歌中我们常常碰到汪汪的眼泪，但在北歌中却打不到一个泪字。有时情人失约不来，她们也只是说上一句：”欲来不来早语我!”
　　对男女相悦的看法，北朝情歌也表现得更为大胆、干脆。如《捉搦歌》：
　　谁家女子能行步，反著衤夹襌后裙露。天生男女共一处，愿得两个成翁妪。
　　又如《地驱乐歌》：
　　驱羊入谷，白羊在前。老女不嫁，蹋地呼天。
　　和南歌的纡回宛转，大异其趣。北朝有关爱情婚姻的民歌并不多，但是其中就有两三首提到”老女不嫁”的事，这可能和战争频繁、丁壮死亡过多有关。东魏时，高欢曾”请释芒山俘桎梏，配以人间寡妇”(见《北史》卷六)，寡妇之多，竟成了社会问题，这一事实也正说明这点。
　　除上述四方面外，反映北方民族的游牧生活和北国风光的，还有《杂歌谣辞》中的《敕勒歌》：
　　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
　　二十七个字，便出色地画出了辽阔苍茫孤草原景象，并反映了北方民族的生活面貌和精神面貌，具有无比的魅力，的确是”千古绝唱”。史称”北齐神武(高欢)使斛律金唱敕勒歌”，《乐府广题》说：”其歌本鲜卑语，易为齐言，故其句长短不齐”，也许就是斛律金翻译的。
　　《杂歌谣辞》的另一首《陇上歌》，则是汉族人民歌颂陈安为反抗刘曜(匈奴族)的压迫而壮烈牺牲的挽歌：
　　陇上壮士有陈安，躯干虽小腹中宽，爱养将士同心肝。蹑骢父马铁锻鞍，七尺大刀奋如湍，丈八蛇矛左右盘，十荡十决无当前。战始三交失蛇矛，弃我蹑骢窜岩幽。为我外援而悬头!西流之水东流河，一去不还奈子何!
　　事详《晋书?刘曜载记》。史言”曜闻而嘉伤，命乐府歌之”。这自然是为缓和汉族人民愤怒的一种手段，但也足证陈安之深得民心。
　　北朝民歌不仅内容丰富，在艺术上也有其独创性。它的语言是质朴无华的，表情是爽直坦率的，风格是豪放刚健的。在这里没有巧妙的双关语，也没有所谓一唱三叹的袅袅馀音，而是名副其实的悲壮激越的军乐、战歌。这些，都和南朝民歌形成鲜明的对比。体裁方面，北歌虽亦以五言四句为主，但同时还创造了七言四句的七绝体，并发展了七言古体和杂言体，这也是南朝民歌所不及的。
　　最后，我们论述北朝乐府民歌的代表作《木兰诗》。《木兰诗》是一篇歌颂女英雄木兰乔装代父从军的叙事诗，也可以说是一出喜剧。它和《孔雀东南飞》是我国诗歌史上的”双璧”，异曲同工，后先辉映。胡应麟《诗薮》说：”五言之赡，极于焦仲卿妻；杂言之赡，极于木兰。”这提法和评价是很恰当的。但是和《孔雀东南飞》一样，《木兰诗》也有一个产生的时代问题，而且更为纷纭，魏、晋、齐、梁、隋、唐，各说都有。有的还提出了主名，把著作权归之曹植和韦元甫。目前我们已可肯定它是北朝民歌。陈释智匠撰《古今乐录》已著录这首诗，这是不可能作于陈以后的铁证。北朝战争频繁，好勇尚武，这首诗正反映了这一特定的社会风貌。又诗中称君主为可汗，出征地点都在北方，也都说明它只能是北朝的产品。大约作于北魏迁都洛阳以后，东、西魏分裂以前。在流传过程中，它可能经过隋唐文人的润色，以致”中杂唐调”，如”万里赴戎机”六句。但全诗看，仍然保持着北朝民歌的特色。
　　木兰的英雄形象出现在文学史上是具有不平凡的意义的。她是一个勤劳织布的普通姑娘，但当战争到来的时候，竟自勇敢地承担起一般妇女所不能承担的代父从军的任务，买了”骏马””长鞭”，经历黄河黑水，北到燕山朔野，万里长征，十年转战。凯旋归来后，功成不受赏，气概又表现得如此的磊落轩昂。回到家里，在爷娘姊弟一片热烈欢迎的气氛中，她”脱我战时袍，著我旧时裳”，同行的伙伴才惊讶地认出这个转战十年，功勋卓越的”壮士”，竟是一个”女郎”。扑朔迷离的传奇色采，更使这个勇敢、坚毅、纯洁的姑娘显出了天真、活泼、机智的本来面目。
　　《木兰诗》是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诗篇。木兰既是现实人物，又是人民理想的化身。在北朝，妇女中出现像木兰这样勇敢善战的人物是不足为奇的。只如《北史?李安世传》所载《李波小妹歌》就提供了一个武艺卓越的妇女的真人真事：”李波小妹字雍容，褰裳逐马如卷蓬。左射右射必叠双。妇女尚如此，男子安可逢!”但是木兰的形象，比之李波小妹的形象却有本质的差别。李波小妹是残害人民的豪强地主家庭的妇女，而木兰却自始至终都不失劳动人民女儿的本色。她不惜自我牺牲，也不顾”男女有别”，”弯弓征战作男儿”，既保全了老父，又捍卫了边疆。由于故事本身的正义性、传奇性，使民歌作者有可能在木兰身上集中地体现劳动人民高贵的品质，突破”女不如男”的封建传统观念，把她塑造成一个压倒须眉的女英雄，为千百年来千千万万的妇女扬眉吐气。这点在封建社会具有崭新的教育意义。
　　在表现手法上，《木兰诗》也具有两结合的因素。繁幸福的向日葵则极繁，简则极简。如开头一段写木兰的问答和买马都很繁。但不如此夸张铺叙就无法渲染人物的紧张心情和战争气氛。谢榛《四溟诗话》说：”若一言了问答，一市买鞍马，则简而无味，殆非乐府家数。”是有道理的。又如末段写木兰还家，也很繁。但这里却不是夸张，而是精雕细琢，通过人物行动来刻划人物性格。十年征戍，艰苦备尝，事情原很多，但作者却写得极简，只用”万里赴戎机”六句三十个字就包举无遗。作为繁简的标准的是人物的特征。从全诗可以看出，作者始终是扣紧”木兰是女郎”这一特点来进行剪裁和描写的。”不闻爷娘唤女声”数句之所以动人，主要即由于切合木兰的身份，挪用不得。《木兰诗》的语言，丰富多采，有朴素自然的口语，也有精妙绝伦的律句。但它们在生动活泼的基调上取得统一和协调。此外，如句型的或整或散、长短错综，排句的反复咏叹，譬喻的新奇幽默等，也都加强了诗的音乐性和表现力，有助于人物形象的塑造。
　　第三节　南北朝乐府民歌的影响
　　南北朝乐府民歌的影响也是显著的、巨大的。它继承了周民歌和汉乐府民歌的现实主义精神，北朝民歌，尤其突出。在形式主义文风泛滥的南北朝时期，这种”刚健清新”的民歌的出现，就显得特别可贵。它是一种新力量、新血液。
　　在诗的体裁方面，南北朝民歌开辟了一条抒情小诗的新道路。这就是五、七言绝句体。五言四句的小诗，汉民歌中虽已经出现，但为数极少，也没有发生什么影响。因此绝句的真正源头要算南北朝民歌。当时有名的诗人如谢灵运、鲍照、谢朓等已纷起模拟，但还是一种尝试。到了唐代，便由附庸而蔚为大国，而在和音乐的结合上几乎垄断了唐三百年间的歌坛，并出现了以绝句擅名千古的诗人李白和王昌龄。汉代民歌中杂言体虽很多，且有不少优秀作品，但篇幅都较小，像《木兰诗》这样长达三百多字的巨制，还是前所未有的。这对唐代七言歌行的发展也起了示范性的推动作用。
　　在表现手法方面，南北朝民歌对唐代诗人也有许多启发。例如杜甫《草堂》诗：”旧犬喜我归，低徊入衣裾；邻里喜我归，沽酒携葫芦；大官喜我来，遣骑问所须；城郭喜我来，宾客隘村墟。”一连用四个”喜”字造成排句，便是从《木兰诗》”爷娘闻女来”等句脱化而来的。前人说李白的《长干行》以《西洲曲》为”粉本”，说他的绝句”从六朝清商小乐府来”，也都是信而有征的。此外，口语的运用，对后代诗人也是一个很好的借鉴。李白、杜甫、白居易等大诗人就都善于提炼口语融化入诗。双关语，虽可溯源于先秦的瘦词、隐语，汉代歌谣中也偶有一二，如《董逃歌》及《古绝句》”藁砧今何在”一首，但大量使用则始于南朝民歌。唐以后，诗人们由于处境的险晋，往往利用双关语写作政治讽刺诗，来曲折地表达他们那种难以明言的爱国深衷，这一发展也是基于南朝民歌的。
　　前面说过，南朝民歌是商业大都市的产物，几乎全是谈情说爱的”艳曲”，所以胡应麟评为”了无一语有丈夫气”。这对梁陈”宫体诗”的形成和泛滥，在客观上也起了一定的消极作用。唐五代以后，许多描写男女艳情的小词，在意境、语言等方面，也受了南朝民歌不小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