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秘史》的文体特征
一、历史散文叙事
《左传》成书于战国,是先秦历史散文的典范,它和《史记》分
别代表了当时叙事性作品的思想高度和艺术高峰,对后世文学的发展
产生了很大影响。明清文学史上的“古文”派,在写作上即极力模仿《左
传》、《史记》。所谓“古文必推叙事,叙事实出史学”,正道出了历史文
学作品在我国文学史上的重要影响和崇高地位。
《蒙古秘史》(亦称《元朝秘史》,以下简称《秘史》)是蒙古族第
一部书面古代文献,保留下来的是汉译本。就内容而言,它既是文学
作品,又是历史著作。文学是其表现形式,历史则是它的实际内容。
就历史文学而言,无论华夏民族的《左传》、《史记》,还是蒙古族的
《秘史》,其绝大部分文字都是作者以全知全能的眼光来描述的。作
者首先对所写的历史知识和过程成竹在胸,能够从容地驾驭史料,将
其剪裁组合,布局谋篇,惟有如此,才能保证史著构思的整体一致性。
史书叙事的特点是要向读者告知事理,以缜密取胜,实事求是,并遵
循着“善可为法,恶可为戒”的要求。而文学叙事的特点则是以情动人,
为达到此目的,可以采用夸张、虚构等手法。但史书并不仅仅是史料
的堆彻,撰史允许在大体上不失真的前提下,用细节想象的手法刻画
人物形象,以突出其鲜明特点。在史事的叙述中,也可以适当地运用
增删详略或艺术夸张等手法。事实上,栩栩如生的历史人物形象、惟
妙惟肖的历史场景描写,也成为了历史真实的一部分。
恰当地引用诗文、歌谣、民谚等,不仅是史书保存历史史料所必
需,而且也增强了史书的艺术性和趣味性,如《史记》中的《大风歌》,
《左传》中外交辞令借《诗经》的吟诵。在《秘史》中,民谚、歌谣、
口传故事的记载运用极多,这些民谚、歌谣不仅保存了珍贵的蒙古史
料,而且也为《秘史》的撰写增辉不少。当然,《秘史》也和《左传》、
《史记》一样,书中常常为了某种目的或意识形态的需要,用一些夸
张性的语言,或增加虚构性的故事,或利用附会性的神话传说等。从
历史真实方面看,这些显然起到了混淆真假的作用,但若从阅读的趣
味性方面看,这些因素的加入又极大地增加了作品的艺术性和可读性,
这也正是《左传》、《秘史》这些历史、文学名著受到人们持续喜爱的
重要原因。
(一)叙事特征
《汉书艺文志》中有“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之说。所谓的“右史记
事”,即是以叙事为主的史书。以《左传》、《国语》、《战国策》等为代
表的叙事性历史散文,将先秦叙事文学推向了辉煌。尤其是《左传》,
历来受到人们的赞赏,“言事相兼,繁省合理,故使读者寻绎不倦,览
讽忘疲”,“《左氏》叙事,纷者整之,孤者辅之,板者活之,直者婉
之,俗者雅之,枯者腴之,剪裁运化之方,斯为大备”。“从文学上看,
《左传》最值得注意的地方,还在于它记叙历史事件与历史人物时,
不完全从史学价值考虑,而是常常注意到故事的生动有趣,常常以较
为细致生动的情节,表现人物的形象。”比如《郑伯克段于鄢》是体现
《左传》叙事艺术水平的名篇,仅仅用了四百多字,就写出了郑庄公
的虚伪、阴险和狡诈,文中记述了他与武姜、祭中、公子吕等人的对
话。“姜氏欲之,焉辟害”、“多行不义,必自毙,子姑待之”、“无庸,
将自及”、“不义不暱,厚将崩”等等,语言简短,却颇具个性。故事情
节在人物的一问一答中发展,叙事流畅,情节则层递而紧张,三言两
语就塑造出了一个老奸巨猾的政治家形象。
《秘史》对战争描写最精彩的部分是纳忽崖战役。对该战役的描
写颇为用力,通过完整的情节叙述,勾勒出了多个有血有肉、性格鲜
明的人物形象,体现了《秘史》描写战争场面的高超艺术水平,而其
中最为令人瞩目的,是借助人物之间的精彩对话:
塔阳问:“那赶来的如狼将群羊,直赶至圈内,是什么人?”札木
合说:“是我帖木真安答用人肉养的四个狗,曾教铁索栓着,那狗是铜
额凿齿,锥舌铁心,用鐶刀做马鞭,饮露嘶风,厮杀时吃人肉。如今
放了铁索,垂涎着喜欢来也。四狗是者别、忽必来、者勒蔑、速别额
台四人。”
塔阳说:“似那般呵,离得这下等人远者。”遂退去跨山立了。
又问:“那后来的军,如吃乳饱的马驹绕他母喜欢般来的是谁?”
札木合说:“他是将有枪刀的男子杀了,剥脱衣服的兀鲁兀惕、忙
忽惕二种人。”
塔阳说;“既如此,可离得这下等人远者。”又令上山去立了。
又问:“随后如贪食的鹰般当先梦画 来的是谁?”
札木合说:“是我帖木真安答,浑身穿着铁甲,似贪食的鹰般来也。
你见么,你曾说若见达达时,如小羖(左羊右蜃,音历)羔儿,蹄皮
也不留。您如今试看。”
塔阳但说可惧,又令上山去立了。
又问:“随后多军马来的是谁?”
札木合说:“是诃额仑母的一个儿子,用人肉养来,身有三度长,
吃个三岁头口,披三层铁甲,三个强牛拽着来也。他将带弓箭的人全
咽呵,不擬着喉咙;吞一个全人呵,不够点心。怒时,将昂忽阿的箭,
隔山射呵,十人二十人穿透。人若与他相斗时,隔着空野,用客亦不
儿名的箭射呵,将人连甲穿透。大拽弓射九百步,小拽弓射五百步。
生得不似常人,如大蟒一般,名字唤作拙赤合撒儿。”
塔阳说:“若那般呵,咱可共站高山上去立了。”
又问那后来的是谁,札木合说:“是诃额仑最少的子,名斡赤斤。
他性懒,好早睡迟起。多军马中,他也不曾落后了。”
于是塔阳遂上山顶立了。
《秘史》对此次战役的描绘并没有从战场的正面着笔,而是从塔
阳与札木合之间的一问一答中写起,但此次战役展开的时间、空间和
层次,却都得到了很好的处理和叙述。既表现了成吉思汗奋勇当先、
指挥有方的军事才能,又表现出了蒙古人势不可挡的气势,如排山倒
海般一波一波地向乃蛮部冲去。如贪食的鹰般的成吉思汗,身先士卒
地率领着如狼似虎的蒙古兵步步进逼,乃蛮部步步后退,乃至于无路
可退。战斗在慢慢地进入白热化,犹如看一场战争的独幕剧,即将进
入高潮。最后写道:“其夜乃蛮欲遁,人马坠于山崖,相压死者甚重,
明日拿住塔阳。”笔调一转,骤然结束,好像突然间幕落剧终,令人回
味无穷。
(二)神话、传说入史成文的取材观
神话,是人类在未能认识自我和认识世界时想象的产物,其叙述
表达基本上脱离现实和缺乏事实根据。传说则有所不同,传说必有其
符合现实事实的部分,然而传说流传久了就有可能转化为神话。无论
古今中外,神话和传说都是文学艺术之源,是文学创作的重要素材,
其人史成文,很大程度上增加了文学作品的趣味性和审美价值。
历史和文学在思维形式和语言的运用上有所不同,历史要求记录
客观的真实,文学追求的是主观的真实,即使是具有现实主义笔法的
文学作品亦是如此。而在社会发展的早期阶段,由于人们认识世界的
能力有限,客观真实和主观真实的界限并不是很清晰。因此,早期历
史和文学之间的界限也不严格。如我国的早期文献典籍中文史哲不分,
甚至有“六经皆史”的观点。而在西方,《圣经》中的《旧约》既是犹太
民族早期的历史,又是最早的优美的文学作品。蒙古族的史诗《秘史》
同样如此,它记载了自成吉思汗二十二祖至斡歌歹汗五六百年间的历
史,其开篇即是苍色狼和白色鹿的神话:
当初元朝的人祖,是天生一个苍色的狼,与一个惨白色的鹿相配
了,同渡过腾吉斯名字的水,来到于斡难名字的河源头不儿罕山名字
的山前住着,产了一个人,名字唤作巴塔赤罕。
显然,这一叙述并非历史的真实,但作为记载历史事实的《秘史》,
除了对历史事件的记录之外,必然具有一定的目的性、意图性。正如
《孔子传》所说:“欲神其事,乃诬其父母以非礼,不足信”。《秘史》
的作者同样如此。另据《元史文宗纪》载:“奎章阁以纂修《经国大
典》,请从翰林国史院取《脱h赤颜》(即《秘史》)一书以纪太祖以
来事迹,绍以命翰林学士承旨押不花、塔失海牙。押不花言:‘《脱卜
赤颜》事关秘禁,非可令外人传写,臣等不敢奉诏。’从之。”又《元
史虞集传》载:“初,文宗在上都,将立其子阿刺忒纳答剌为皇太子,
乃以妥欢帖穆尔太子乳母夫言,明宗在日,素谓太子非其子,黜之江
南,驿召翰林学士承旨阿邻帖木儿、奎章阁大学士忽都鲁笃弥实书其
事于《脱卜赤颜》,又召集使三年级日记50字 书诏,播告中外。”可知,《秘史》成书后,
早期是藏于大内秘不示人的,其作用只是录“善可为法、恶可为戒”之
事以垂戒后世子孙。
既然历史著作皆以求治道为目的,所追求的自然应该是客观的事
实材料,那么,作者为何又加入这些看似荒诞不经的神话故事、离奇
传说呢?这显然是出于维持权力及政治斗争的需要。各民族史书中所
记载之事,并非皆为历史进程中的客观事实。被编纂的史书中,既有
客观社会时代背景的影子,也有编撰者的主观意图。所以,神话、传
说在各民族史书中的屡见不鲜便不足为奇,甚至可以说这已经成为传
统史书撰写及文体表现的特点之一。
神话传说的历史化,就是把神话看作历史传说,这在中国有着悠
久的历史,比如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中,就有“天命玄鸟,降而生
商”的起源神话。中国古代神话之所以不像西方古代神话那样严整化
和系统化,其中重要的原因就是起源神话后来多被零散地插入史书典
籍而不能独立成篇。作为二十四史之首的《史记》,在神话传说的历
史化方面,集中体现在“本纪”中,比如在《高祖本纪》中,就载有刘
邦之母“梦与神遇”而孕的故事以及赤帝子斩白帝子的传说。这些神话、
传说都是统治者为自己编造的说法和借口,用以证明独裁王朝的正统
性、合理性。在《秘史》中,同样有着成吉思汗十世祖母阿阑豁阿感
光而孕、其所生子为“天的儿子,不可比做凡人,久后他每做帝王呵”
的传说,这与《史记》所载刘邦的神奇来历出于同一机杼。在二十四
史中,在记载开国皇帝的出生来历时,皆免不了夹杂附会一些离奇的
传说或神话,读者自然不能因此贬低《史记》、《汉书》以及《秘史》
的史学价值及其在文学史上的意义。
神话传说,也可以看作是活在民间的历史。其之所以在民间不被
认为是虚构荒诞之事,其重要原因在于神话被文学化、传说被书面化
加之广泛传播之后,一般民众便皆信以为真。因此,当民间历史书面
化的时候,神话传说在民众心目中便自然成为真实的历史。神话、传
说或历史化、或文学化,记载神怪最多的《山海经》便是一个明显的
例子,《山海经》有时被归为地理类史书——即历史化,有时被归为
志怪类的小说——即文学化。《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便认为,“书中叙
述山水,多参以神怪,故道藏将收入太玄部竞字号中。究其本旨,实
非黄老之言。然道理山川,率难考据,案以耳目所及,百不一真,诸
家并以为地理书之冠,亦为未允。核实名,实则小说之最古者尔”。
历史大量取材于神话、传说,也正是我国传统史书史、文不分的
特点之一。神话、传说之所以“为文章之渊源”,是因为“神话大抵以一
‘神格,为中枢,又推演为叙说,而于所叙说之神、之事,又从而信仰
敬畏之,于是歌颂其威灵,致美于坛庙,久而愈进,文物遂繁”。历史
取材于传说、神话,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因为,“昔者初民,见天地
万物,变异不常,其诸现象,又出于人力所能以上,则自造众说以解
释之:凡所解释,今谓之神话”。《蒙古秘史》是远古蒙古人由野蛮时
代带入文明时代的主要文化遗产,是蒙古文化早期开放的最美的花朵,
《秘史》中的神话、传说构成了蒙古民族童年时代的美好回忆。
二、与中国“讲史说话”传统的比较
中国传统的四大小说名著中,有三部与历史典籍有着密切关系,
是对历史材料的世代演义和再创造。《三国演义》以前有《三国志平
话》,《三国志平话》则取材于陈寿的《三国志》;《西游记》以前有《西
游记平话》、《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再之前则是《大唐西域记》;《水
浒传》的原型多源于《大宋宣和遗事》。离开了历史材料,四大小说
名著不可能产生。《三国志平话》、《大唐三藏取经诗话》等,都是两
宋时代民间说书艺术中的话本,也是我国长篇小说的先声,它们也是
民脱离的近义词 间口传历史故事书面化的一个里程碑。
两宋的话本,大致分为四科:讲史、合生、小说和讲经。四科虽
都是民间艺人的创作,但亦有所不同。鲁迅说:“《梦粱录》(二十)
影戏条下云,‘其话本与讲史书者颇同,大抵真假相半。’又小说讲经
史条下云,‘盖小说者,能讲一朝一代故事,顷刻间捏合。’……“是知讲
史之体,在历叙史实而杂以虚辞,小说之体,在说一故事而立知结局。”
话本中的“讲史”之体既然是“真假相伴”、“历叙史实而杂以虚辞”,即在
历史事实的基础上允许对其进行艺术加工,那么,当然也就不能将“讲
史”作为历史的著作。“讲史”话本基本上是说话人的创作,虽然它们也
必须取材于“前代书史文传”,然而主要的故事情节和人物性格却出自
于民间艺人的艺术创造,而且还吸收了长久以来在民间所流传的史事
民间化故事。胡士莹(1901—1979)认为,“讲史”应该:一、取材历
史,做不同程度的虚构;二、讲说前代兴废之事,着重于政治军事抗
争;三、线条粗略,风格雄浑,长于铺叙、议论;四、基本上采用正
式的书面语言,但讲说者也增饰一些当代口语,成为半文半白的文
体……等等七个标准。大体上看,这些要素确实构成了“讲史”文体的基
本特点。从文学因素看《秘史》,它所取材的史事,所吸收借鉴民间
口传历史,所进行的艺术加工,所采用的叙事结构与方法,都与中国
传统的“讲史”具有相同或相似的特点。可见,《秘史》的编撰者在进行
创作的时候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 ,正如民间艺人对历史材料进行加工改造的方法一样,这
也正是拙文将《秘史》与“讲史”话本进行比较的原因。
(一)叙事结构方式
宋代“讲史”中最著名的话本是《前后汉书》、《三国志平话》、《五
代史平话》,现在可以看到的平话,最早刻于元代至治年间(公元
1321—1323年)建安虞氏刊《全相平话》五种,《三国志平话》即居
其一。《三国志平话》的叙事结构和编年体史书一样,是随着时间的
变化而发展的,同时吸收,了其它史书和民间口传历史的故事。就时
间和空间结构而言,《三国志平话》和《秘史》的叙事结构是一样的,
它们都是对历史故事、事件的讲述和记载,既有时间的连续性,又有
空间故事的完整性,这种融合编年体和纪事本末体的叙述结构,在后
来的长篇章回体小说《三国演义》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完善,从而形成
了明清长篇小说中的章回体。
在叙事方式上,《三国志平话》和《蒙古秘史》一样,不时地插入
其它事情以作补充和故事的发展。这和它讲说的形式是分不开的,因
为讲话不可能按照时间顺序直线般平铺直叙下去。历史事件不是一件
接一件单线发展的,很多事件是同时、平行发展的,说话人的一张嘴
不可能同时讲两件事。所以,平话叙述中常常借助“话分两说”的插入
语。比如,讲完司马仲相断案后,便“话分两说”转入汉灵帝与皇甫嵩
的对话,引出地陷。接着再以“话分两说”,转入地陷之事的叙述,为
黄巾起义作过渡。黄巾起义的叙述又是为了刘、关、张三人的出场做
了铺垫。当一件事的叙述展开到一定程度时,便以“却说”转入它事,
这种民间口传历史的书面化表述,也成为《秘史》叙事的特点。
由于历时长、人物多、事件杂,《秘史》不用插叙很难展开有条
理的叙述,也不可能表现出言简意赅、文省事密的叙事文体特征。如
《秘史》第一卷第8节、9节插入了阿阑豁阿的家世及朵奔蔑儿干娶
阿阑豁阿的原因,炒洋葱的做法 第9节末一句“朵奔蔑儿干取了阿阑豁阿为妻的缘
故,是这般”点了题。《秘史》中在插入叙事时,往往会用“缘故”、“是
这般”等原因性提示语。插叙不仅增强了《秘史》的故事性,同时在文
献记载方面也增强了历史价值。再如,第三卷116节叙述札木合和帖
木真再次结安答(结盟兄弟)时,插入叙述了他们小时候第一次结安
答的事。札木合在《秘史》中的首次出现是帖木真请求王罕、札木合
帮助救孛儿帖的时候,如果不叙述帖木真和札木合小时候结安答一事,
此处札木合对帖木真的慷慨相助就会显得突兀不通。因此,在116节
末一句,作者说:“再次做了安答的缘故,是这般。”不同的是,《秘史》
的标志语不是放在事件叙述的开端,而是放在事件叙述的结尾。所以,
《三国志平话》叙事采用的是启下的方式,《秘史》的叙述则往往采
用承上的方式。
《秘史》和《三国志平话》等说话底本在叙事结构和叙事方式上
的相似性,显示出了蒙古族和汉族在历史和文学发展过程中的殊途同
归。虽说前者产生于与汉族文化交流日益频繁的蒙古草原,后者产生
于具有浓厚中原汉文化的民间土壤,但它们都是对本民族历史的复述
与记录,而且加上了艺术方面的创造与加工。这种叙述艺术形式方面
的相似性,应该说是蒙古民族文学的发展以及与中原汉文化密切交流
共同作用的结果。
《秘史》成书于公元1240年,在此之前,中原汉文化修养较高
的耶律楚材、丘处机等人对蒙古族上层的文化影响业已产生。当时金
国的大部分地方已为蒙古人所占有,伴随着的是大批具有特殊技能和
较高文化水准的汉族人才涌人蒙古。据史书记载,金人、蒙古人攻克
一座城池时,都伴随着这种人才迁移现象的发生。《三朝北盟会编》
卷七十七记载金人攻克东京之后的情形:“金人来索……医人教坊乐人
内侍官四十五人,……军器监工匠……三千余人……图画工匠三百余
人……杂剧说话弄影戏小说……等艺人一百五十余家。”《金史选举三》
有“说话待诏”的记载,隶属于秘书监。《元史木华黎传》记载,木华黎
定辽东后,“曰:‘此叛寇,存之无以惩后。’除工匠优伶外,悉屠之。”
《元史耶律楚材传》记载:“汴梁将下,……楚材曰:‘奇巧之工,厚藏
之家,皆萃于此,若尽杀之,将无所获。’帝然之,诏罪止完颜氏,余
皆勿问。时避兵居汴者得百四十七万人。楚材又请遣人人城,求孔子
后,得五十一代孙元措,奏袭封衍圣公,付以林庙地。命收太常礼乐
生,及召名儒梁陟、王万庆、赵著等,使直释九经,进讲东宫。又率
大臣子孙,执经解义,哑铃怎么练背 俾知圣人之道。置编修所于燕京、经籍所于平
阳,由是文治兴焉。”
在稍后于《蒙古秘史》创作年代的吴澄那里,汉、蒙之间的文化
交流、相互影响更为显著。吴澄是宋元间人,地地道道的理学家,他
所编纂的给元代皇帝讲解《资治通鉴》的讲义,简直可看做是民间话
本和《蒙古秘史》的翻版。
汉高祖姓刘名邦,为秦始皇、二世皇帝的时分,好生没体例的勾
当做来,苦虐百姓来。汉高祖与一般诸侯,只为救百姓,起兵收复了
秦家。汉高祖的心,只为救百姓,非为贪富贵来。汉高祖初到关中,
唤集老的每头目来,说:“你受秦家苦虐多时也。我先前与一般诸侯说
先到关中者王之,我先来了也。与父老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及
盗者随他所犯轻重要罪过者。其余秦家的刑法,都除了者。”电动车新政策 当时做官
的做百姓的心里口(注:文中缺字)快活有。大概天地的心,只要生
物。古来圣人为歹人,曾用刑法来,不是心里欢喜做来。孟子道:“不
爱杀人的心厮似。”前贤曾说这道理来。只有汉高祖省得这道理来。汉
家子孙四百年做皇帝。我世祖皇帝不爱杀人的心与天地一般广大,比
似汉高祖不曾收服的国土,今都混一了。皇帝依着世祖皇帝行呵,万
万年太平也者。
由此可见,在宋、金、蒙(或元)之交,文化间的交流和影响是
非常明显的。这种民族之间文化的交流和影响是否对《秘史》的创作
者产生过影响,目前还缺乏直接史料的证明。因为《秘史》的作者到
底是谁,仍然是个没有彻底解决的问题。但从文本对照情况看,可以
肯定地说,《秘史》与汉蒙民间文学之间有着密切联系,其受汉族讲
史文学的影响是极为明显的,汉蒙讲史文体的发展体现出了相似的文
学发展规律。
(二)语言艺术特点
《秘史》叙事条理的清晰、语言的生动优美,是其得以进入世界
文学宝库的重要因素之一。“作为一部历史文学,《秘史》的叙述语言
精彩准确,形象生动,人物对话有声有色,富于个性,二者有机结合,
穿插运用,往往寥寥数语,就写活一个人,烘托出一个场景。”究其原
因,这除了《秘史》作者语言应用的精炼之外,还与产生《秘史》的
蒙古草原民族的生产、生活环境是分不开的。
《秘史》的语言不仅具有清新的草原气息,饱含蒙古民族传统的
民间韵味,同时也是北方游牧文化历史发展的长期积累,非一人一时
所能达到。《秘史》在“讲话”时大量借助日常用语或引人民间化的历史
故事,这种民间化、口语化的语言特点,是“讲史”文体能够成功和吸
引听众的一个关键原因所在,也成为《秘史》叙述语言的一个显著特
征。
汉族讲史文本《三国志平话(卷上)》在描写黄巾起兵时,曾借
张角之口说道:
今日汉朝天下合休也,我合兴也。若我有日为君,尔每大者封王,
次者封侯,小者封刺史。
这种具有鼓动性、功利性的语言,生动贴切地表达了下层民众的
心声。以利益为诱饵,正符合了普通市民百姓的口味和兴趣。同时,
也利于现场表演发挥,这是“说话”在民间得以广泛传播的原因之一。
张飞古城称王的那段更妙:
则说小人独镇中原,近有一人引十疋马来,杀败小人。每月要进
奉。在于山南一古城,自号‘无姓大王’。古城内建一宫,名日黄钟宫,
立年号是快活年。使一条枪丈八神矛,万人难敌。
“说话”的对象是普通市民阶层,不用他们的语言,不表达他们的
心声,不站在他们的立场,是很难在演出市场中获得成功的。所以,
民间化、口语化是“说话”艺术必须具备的特点。甚至是人物塑造、说
话中也常常以“胡汉”、“牧牛村夫”和“庄农”相称。
’
大量吸收引用谚语、民间口语是《秘史》语言艺术的一个显著特
点。这些谚语、口语化语言的使用,使《秘史》的语言带上了浓厚的
草原生活气息和民族特色。如《秘史》卷二描写,诃额仑得知帖木真
将同父异母弟弟别克帖儿射杀后,“将老人每的言语引证着,将他儿
子每怪了”:
您每如吃胞衣的狗般,又如冲崖子的猛兽般,又如忍不得怒气的
狮子般,又如活吞物的蟒蛇般,又如影儿上冲的海青般,又如噤声吞
物的大鱼般,又如咬自羔儿后跟的风驼般,又如靠风雪害人的狼般,
又如赶不动儿子将儿子吃了的鸳鸯般,又如护巢的豺狼般,又如不疑
贰拿物的虎般,又如妄冲物的禽兽般。您除了影子外无伴当,尾子外
无鞭子。
这些比喻修辞都是蒙古人日常生活中的经验带福的成语 积累,是在草原长久
流传的。这些生动的比拟物既是蒙古人赖以生活的物质资料,又是对
蒙古人生命财产带来威胁的动物,运用在此,比喻帖木真(成吉思汗)
性格的冷酷及手段的残暴,皆极为生动精妙。这些为历代游牧民口传
的格言、谚语、歌谣等的精彩运用,使得《秘史》带上了蒙古民族文
化的独特语言魅力。
《秘史》所关于春节的风俗有哪些 描绘的既是日常生活的经验,又显示出日常生活的文
化特色。比如卷二记载帖木真躲过了泰亦赤兀惕兄弟们的搜捕后,锁
儿罕失刺说“你险些将我断送得烟消火灭”。蒙古人的草原生活环境,
使他们特别重视火种的延续。蒙古家庭中小儿子很多都命名为斡惕赤
斤,意思就是守灶,守住家族一代一代延续下去的生命脉络。锁儿罕
失刺的话是说,帖木真差点儿断送了他们全家人的性命,也从而断了
他们的血脉。这样的表述,就以形象生动、富有生活气息的语言道出
了帖木真可能给他们带来的灾难。
散、韵结合,抒情与叙事结合,是“话本”的另一个重要特点。念
几句白,唱一首诗,说到故事情节精彩处,说话人常常以“有诗为证”、
“诗曰”作解说和议论。当故事中人物高兴或悲伤时,也借助“歌日”来
抒发人物的感情。话本中若没有“诗曰”、“歌曰”之类的韵文,话本的
文学趣味性将大打折扣,会真正成为街头巷语的道听途说,“恐远致
泥”而“君子弗为”。话本中这种韵散结合的文体特点,在《蒙古秘史》
文本中也有着突出的表现。《秘史》的抒情性韵文化语言,不仅是作
者的个人创造和说话艺术的再加工,更是蒙古历史发展过程中人民群
众文化艺术的成果。《秘史》中抒情性片段很多,大多都是出于对英
雄、勇士等的赞扬和歌颂。在《秘史》的第二卷,当铁木真母子被同
族人抛弃后,作者热情洋溢地赞扬了诃额仑母亲的贤能;当蒙古人建
立了自己庞大的蒙古帝国时,《秘史》用了大量的笔墨,借成吉思汗
之口,歌颂了为国家的建立做出杰出贡献的卫士功臣们。总之,《秘
史》是蒙古人的第一部书面著作,它所记载的当然不可能是作者个人
的记忆。《秘史》中的抒情和叙事手法,大量通俗化、谚语化的语言
运用等,皆证明其具有民间化、口语化的特色,这种语言特色也决定
了《秘史》“话本”式的叙事风格及表现方式。
本文发布于:2023-03-20 10:34:40,感谢您对本站的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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