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史记是哪个朝代（史记是编写的哪个时期）

我国古代史学的发展，到西汉时期，发生了划时代的变化。这就是司马迁以他的史学巨著《史记》，开创我国古代纪传史的体例规模，在史学史上立下了不朽的丰碑。

《lol排位什么时候重置史记》产生在汉武帝时期，除了司马迁生当西汉全盛时期的时代条件之外，还有司马氏的家学渊源，以及司马迁本人对我国古代文化事业的献身精神。

01、誓承父志

司马迁字子长，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西南）人，大约生于汉景帝中元五年（前145)。

司马迁的先世，是周朝的太史。后来家境变迁，中断了史职。他的父亲司马谈，继任汉武帝的太史令，是一位著名的学者。司马谈博学多才，精通天文学、易学和黄老学。他写过《论六家要旨》，对于阴阳、儒、墨、名、法等学派，进行过学术思想的总结。

司马谈对道家思想推崇备至，与当时“独尊儒术＂背道而驰，是一位敢于坚持己见的思想家。这种家学渊源，对司马迁影响很大。

司马迁自幼学过耕牧，后来随父迁居长安，刻苦攻读各种典籍，并从师于名儒孔安国、董仲舒等今古文学家，积累多方面的学术知识。

武帝元朔年间，20岁的司马迁，开始他的游历生活，实地考察许多史迹。他南游江、淮，到过会稽山（在今浙江），考察夏禹的传说；又渡忨、湘，探寻舜葬九疑山的遗迹；北涉汶、泗，到过齐鲁之都，搜集孔子和孟子的轶事；还游丰沛、彭城，采访秦汉之际的人物事迹。

司马迁通过游历访间，调查各地风俗民情，实地考察名山大川，搜集遗闻轶事等等，为后来《史记》的著述，积累了大量宝贵的资料。

司马迁回到长安不久，即仕为郎中，成为汉武帝的侍从官。武帝元鼎六年（前111)，汉王朝开发西南地区，司马迁奉命出使今四川、云南、贵州一带，为他了解西南各少数民族的情况，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司马迁出使西南回来，随即赶赴洛阳探视病危的父亲，但是司马谈只留下“勿忘吾所欲论著＂的遗嘱，便与世长辞了。司马迁悲痛欲绝，表示要继承父业，完成父亲的遗志。

武帝元封三年（前108)，司马迁正式继任父职为太史令，并整理汉廷所藏的史籍，开始为著述《史记》搜集大量文献资料。在此期间，司马迁又扈从汉武帝巡行各地，行踪甚广。

武帝太初元年（前104)，因当时所用颛顼历与天象多不合，司马迁与公孙卿、壶遂等人建议改历。五月，汉武帝诏令更制新历，以春正月为岁首，这就是《太初历》。它比旧历法精密准确，有利于生产的发展。司马迁是更制《太初历》的主持人之一，对我国古代天文历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司马迁完成改历之后，同年开始他的史学巨著《史记》的著述，但是他的壮志未酬，一场意外的横祸竟使他身陷绝境。

02、惨遭腐刑

武帝天汉二年（前99)，汉武帝派宠妃李夫人之兄李广利与李陵出击匈奴。李陵率步卒5000人，转战千余里，杀敌数千人，因遭匈奴8万骑兵围攻，兵败被俘，投降了匈奴。

消息传来，朝中一片震动，群臣纷纷归罪李陵。当时汉武帝询问司马迁对此事的看法，司马迁直言不讳，举述了李陵的为人及其击破匈奴的功绩。结果汉武帝认为，司马迁有意贬损李广利的功劳，而为李陵开脱罪责，因而触怒了汉武帝，司马迁遂被下狱论罪。

他在狱中，受尽了种种折磨。随后，又以“诬罔主上”的罪名，将他判处死罪。司马迁面对黑暗的暴政，想到“草创未就”的著述，因“惜其不成”，又无资财赎罪，最终受到了被视为奇耻大辱的腐刑。

司马迁出狱之后，在内廷任中书令的职务。这是内廷一般的办事官员，地位低下，司马迁曾自称为＂扫除之隶＂。

司马迁蒙受奇冤大辱，精神上受到极大的摧残。他以为“诉莫大于宫刑”，想过“引决自裁＂，但又认为“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趣异也”。

为了“草创未就＂的不朽事业， 这位为流俗所鄙薄的史家，忍辱负重，坚忍不拔，并以古圣贤命运坎坷、发奋著述的事例激励自己，用“身残处秽＂的生命，去完成那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纪传体通史。

大约武帝征和三年（前90)，司马迁最后完成《史记》的 著述，前后用了18年的时间。《史记》完成之后，当时并未刊行。直至汉宣帝时期，司马迁的外孙平通侯杨恽，才将它整理问世。

关于司马如何锻炼性能力迁的卒年，王国维《太史公系年考略》认为，“史公卒年虽未可遽知，然视为与武帝相终始，当无大误也。”据此，则卒于武帝后元二年（前87)前后。

司马迁的史学巨著问世之后，当时人称为《太史公记》，或称 《太史公书》，或只称《太史公》，现用名称《史记》，大约是魏晋期间才出现的。

《史记》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的历史巨著。全书130篇，分别由本纪12篇、表10篇、书8篇、世家30篇、列传70篇组成，共526500字。

《史记》记载上起黄帝，下讫汉武帝天汉年间（前 100—前97)，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少数民族和外国历史等内容。

03、史家绝唱

司马迁的伟大历史功绩，在于他对我国古代史学的发展，作出了划时代的贡献。

首先，他开创一种新的历史编撰体例，即后世史家所推许的“纪传体”。这种编撰体例由本纪、表、书、世家、列传等五部分组成。“本纪”记载历代帝王的兴废，并按编年记述各时期的重大历史事件；“表”分世表、年表、月表，以表列人物、事件、爵位、世系等内容； “书”记述各种典章制度及其演变；“世家”记载诸侯国史，也包括开国勋贵、有特殊地位的人物事迹；“列传”则以传记的形式，记载社会各方面的人物事迹。

其中，“本纪＂记事简要，是纪传史的“纲”，“世家”、“列传”记事详细完整，是纪传史的“目”。所以，纪传体是以历代帝王为序，以人物传记为中心，以记载各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 文化发展的情况，构成一代完整的历史。

《史记》问世之后，纪传体遂为历代史家所沿用，成为我国古代主要的历史编撰体例之一，可见《史记》对我国古代史学影响之大。

其次，司马迁以进步的历史观，总结古代以至秦汉的历史，使《史记》成为一部富于批判精神的历史巨著。他在《报任安书》曾说，＂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是他著述《史记》的出发点。这在西汉“天人感应”思想盛行之时，无异宣布与这种神学思想分道扬镳。

《史记》确实体现了这一旨意。司马迁围绕天人关系问题，指出邹衍的阴阳学“作怪迂之变”，又“论著终始五德之运”，是造成战国末年以来符应、机祥和鬼神之事泛滥的根源，实际上道破了“天人感应”思想之荒诞。

与此同时， 司马迁专门写了一篇《封禅书》，记载历代帝王所搞鬼神之祀。其中以将近半数的篇幅，记述汉武帝“尤敬鬼神之祀”，讽刺性的文辞婉转微妙。

在《封禅书》的篇末，司马迁留下一段更加意味深长的话，即表示他因职务的关系，曾经扈从汉武帝巡行封禅，祭祀天地诸神，又目睹汉武帝、方士祀神求仙的活动，于是写下这类祭祀鬼神的事实，“具见其表里，后有君子得以览焉”。

这里，司马迁表明将它公之于世，是为了揭露这类闹剧的内幕，使人们了解事 情进口汽车标志图片大全的原委。这在汉武帝时代，确实胆识不凡。

对于鼓吹“天人感应”的神学大师董仲舒，西汉时即被人视为“群儒首”，甚至誉为“有王佐之材”，而司马迁对他则持贬抑的态度。有关董仲舒的生平事迹，《史记》并无专传，只用寥寥五百余字，载于《儒林列传》之侧，位置极为次要。代表董仲舒思想的《天人三策》，《史记》不仅只字未加提及，相反却详细记述他因著《灾异之记》下狱一事，称董仲舒出狱之后，“竟不敢复言灾异”，字里行间深寓嘲讽之意。

与揭露“天人感应“神学思想同时，司马迁更多强调人事的作用。比如在论述楚汉胜败时，他着意记载项羽失民心的大量事实，以批判项羽所谓“天之亡我”的观点。

在论述秦王朝败亡时，他引贾谊的《过秦论》，强调秦败于严刑酷法，赋敛无度，是“民危＂的结果。而且对秦末农民起义大书特书，不但将陈涉与汤武 等列，而且将他的事迹列在“世家”，予以特殊的历史地位。

司马迁一再肯定陈涉推翻秦王朝的历史功绩，实际上等于说明朝代的更替是取决于人与事，而非“天”或者鬼神的意志，这与他的天人关系思想是一脉相承的。

司马迁的“通变”思想，在《史记》中多次论述。如“略协古今之变”、“终始之变”、“通古今之变”等等。从发展变化的历史观出发，司马迁以“原始察终，见盛观衰＂考论史事，使《史记》各组成部分，都充分体现了这一思 想。他不仅停留在“变”的观点上，还试图从中找出变化的原因。

他在《郑世家》说：“变所从来，亦多故矣。”在《平准书》也提出“事变多故”。原因何在呢？司马迁在《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说：“利诚乱之始也”，认为政治上的动乱，是根源于经济物质利益。这种思想在《史记·平准书》里，就表述得更加清楚了。他说：“作《平准书》，以观事变”，即试图从物质经济生活中，探求社会历史变化的原因。

通篇《平准书》， 先记述汉初的社会经全球气候变暖济情况，然后叙述汉初积累大量的财富，引起了汉武帝时期内外政策的变化，以及由此而带来的政治经济的变化。

类似的观点，《史记》不乏其例。如论述齐桓公建立霸业，是由于“通轻重之权，微山海之业”的结果。 魏“尽地力，为强君”。记述吴楚叛乱时，吴“即山铸钱，富垮天子，其后卒以叛逆”，认为刘濞发动七国叛乱，与其经济力量的发展密切相关。

在西汉以董仲舒为代表的封建神学全盛的时期，司马迁围绕天人关系和历史发展诸问题，大胆提出与这种封建神学思想相对立的见解，使《史记》成为一部具有鲜明历史观的史学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的意思巨著。

最后，《史记》打破地域、时间和内容的限制，扩大了历史记载的范围。秦汉以前的史籍，所记载的范围，有的局限于某些地区，或者限于某一个时期；有的局限于政治、军事方面的内容；有的限于按编年排比史事，或者以对话形式叙述史实。

而首先打破先秦史籍的局限性的，就是司马迁的《史记》。《史记》记载上起传说的黄帝，下至汉武帝时期，既记载中国的历史，又涉及外国史， 还记载社会各阶层的生活，以及少数民族史，内容则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诸方面，成为一种规模巨大的综合性的史书。

《史记》所具有的上述的特点，使我国古代史学发生划时代的转变。《隋书·经籍志》说：“自是世有著述，皆拟班、马，以为正史。” 我国清代以前，历代编修本朝史或前代史，无不仿照它的体例。《史记》为我国古代历史学树立了良好的典范。

本文内容编选自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中国读本《经典中国通史》之《秦汉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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