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发展史历程

一、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简史

（一）战国时期：封建城市兴起，商业兴盛，但此时城市基本上是依附于政治中心的，商业

活动的服务对象主要是官僚地主和大商人。

（二）西汉前期：国家统一，农业、手工业的发展，促进商业的繁荣，出现了一些大都会。

（三）隋唐时期：封建国家长期统一，政治安定，封建社会进入繁荣时期，商业也呈现繁荣

景象。长安、洛阳商业盛极一时，唐都长安的城市建设表现出极高的水平。农产品商品化程

度提高，尤其是茶叶的市场广泛，唐朝中期政府开始征收茶税。

（四）北宋时期：有了一个新的转折。其表现在：①解除了商业活动在时间和空间上的限制。

②政府允许工商业者“以资买官”，商人地位有所提高，形成地主、官僚、商人逐步结合的趋

势。③商税收入在政府财政收入结构中比重剧增。④市镇的集市发展，城市商业区域扩大到

城外。⑤城市的消闲文化发展，如瓦肆的出现和宋词的发展。

（五）明朝时期：城市经济、商品经济非常活跃，这个时期城市经济的特点可以归纳为两个

方面：①城市的生产性和商业性更为突出，对政治中心的依赖性大大减弱。②江南一些城市

出现的手工工场，产生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明朝棉花种植由江南推向江北；引进玉

米和甘薯，清代广泛推广。

（六）清朝前期：商业在明代的基础上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一大批城市产生。清代前期棉花、

蚕桑、茶叶、油料等经济作物种植面积扩大，还形成了一些专业生产区域，促进农业生产商

品化。

（七）晚清时期：

1.外国资本主义经济侵入鸦片战争后，列强打开中国市场，向中国输出商品，并在东南沿

海地区创办了一些船坞和工厂，这是中国境内最早的近代经济成分。

2.自然经济的解体（1）原因：外国资本主义经济势力入侵。（2）表现：东南沿海一些地区

“纺织”“耕织”分离，手工业者大批破产，中国城乡商品经济发展（3）实质：中国逐渐卷

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成为世界资本主义的附庸

3.洋务运动（官僚资本的产生）

（1）根本目的：利用西方先进科技，维护清朝统治。

（2）内容：①自强、求富—创办军事工业、民用工业。②筹划海防。③培养人才—兴办新

式学堂、派遣留学生

（3）结果：甲午战争失败，洋务运动破产。

（4）实质：地主阶级的自救运动。

（5）评价：积极作用：洋务派引进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一些近代科学技术，兴办了一批

近代企业，培养了一批近代科技人才和技术工人，迈出了中国近代化的第一步。在客观上刺

激了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对外国的经济侵略起到了一定的抵制作用；对本国封建经

济的瓦解也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局限性：只学习西方的科技，不改变中国的制度。说

明“中体西用”的洋务运动不可能使中国走向富强

（八）民国时期

民国初期的民族工业发展的短暂春天：①原因：辛亥革命影响；群众性反帝爱国运动促进；

实业救国思潮影响；一战的影响。②特点：地域不平衡（集中在沿海、沿江地区）；部门不

平衡（轻工业发展迅速）；短暂。③影响：为新文化运动及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到来提供了经

济基础和阶级基础

（九）国民政府统治时期的曲折发展：①1927—1936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开展“国民

经济建设运动”，鼓励发展工业、农业和交通运输业。民族工业有了较快的发展②抗日战争

时期遭受沉重打击（沦陷区日军的吞并、挤压；国统区的战时体制；官僚资本的压榨等因

素影响）③抗战胜利后走向萎缩；民族工业陷入绝境。（美国商品排挤、官僚资本挤压、苛

捐杂税、通货膨胀等因素）

（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

赵德馨提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经济发展过程，明显地呈现出1949—1956年、

1957—1978年、1979年以后三个发展阶段。在这三个阶段，经济增长速度的变化是高—低

—高；经济增长质量的变化是好—差—好；经济波动状况的变化是高位平缓型—大起大落型

—高位平缓型；人民生活提高速度的变化是快—慢—快；所有制结构的变化是国营经济领导

下的多种所有制并存—单一的公有制—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并存；经济体制结构的

变化是市场经济加计划—计划经济加市场—市场经济加计划，产业比例状况的变化是比较协

调—严重失调—比较协调。以上7个层面都呈现为1957—1978年对1949—1956年的否定，

1979—1999对1957—1978年的否定和对1949—1956年的肯定。(赵德馨：《中国经济50年

发展的路径、阶段与基本经验》，《中国经济史研究》00/1)

1949—1957年的中国经济

建国初期的新民主主义经济体制使我国经济恢复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但是1952年

底毛泽东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之后，将单一公有制视为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之一，将新民主

主义经济中的公有制为主导多种经济成分并存与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对立起来，此后几十年停

止了对新民主主义经济的探索。1978年以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思想的确立，打开了这

一研究禁区。其中的观点包括：

王东提出：新民主主义经济体制有五大创造：五种经济成分共存的多层次经济结构；微

观机制中市场是主要中介和资源配置的基础环节，宏观调控总体有一定计划性；照顾四面八

方的经济政策；对私人资本“发展―利用―限制―改造”协调一致的政策和灵活多样的国家资

本主义形式；自主自愿、循序渐进的农业合作制。建国初期历史盛况的成因，本质之处在于

创造了“新型市场经济＋新型民主政治＋新型科学文化”三者统一的总体格局。(王东：《马克

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五十年》，《工人日报》99.9.29。)

1958—1978年的中国经济

这20年是所谓传统的计划经济时期。1978年以来，大量的文章和著作从推进改革开放

的角度出发，侧重于批判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近年来对这个时期经济的研究越来越全面与

客观。许多文章与著作在肯定改革开放巨大成就的同时，也注意其与历史的关联。近年关于

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也比较多。

对经济阶段发展作国际比较，是评价经济历史的一个重要方式。王德发指出，1956—1966

年中国经济原地踏步，虽然总的看国民经济没有倒退，但是和同期其它国家相比则是停滞不

前。1956—1966年是战后世界经济腾飞的第一次机会，50年代初与我国经济相类似的日本

等国和我国的台湾省抓住了这一黄金机会。日本经济增长率最高，达14.28％；德国次之，

达10.01％，美国、法国、英国、苏联在基数远高于我国的同时，年均增长率也远高于我国。

我国的台湾为8.53％、香港为12.89％。而中国大陆GDP年均增长率为3.86％，是经济增长

率最慢的国家之一。(王德发：《中国1956—1966年经济发展与世界其他国家或地区经济发

展之比较》，载《上海党史研究》1999.增刊。)

“文革”给中国经济带来了巨大的损失与破坏，但是也有不同评价。一说为经过10年“文

化大革命”，“从总体上看，整个国民经济已濒临崩溃的边缘”。《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甚

至直接用“经济的崩溃”作为标题来述说中国“文革”时期的经济状况。另一说是，整个10年

中经济是有所发展的，尽管是缓慢的；“濒临崩溃的边缘”状况只是指动乱最严重的一两年。

陈东林认为，关于“文革”对经济造成的巨大破坏程度，不少著作常常引用一个数字：如果按

照正常年份百元投资的应增效益推算，10年间国民收入损失达亿元，相当于败掉

了与1949年至1979年全部国营企业的固定资产原值同样的一份家当。这里的“损失”实际是

指少增长，而以同样方法根据不同数据推算得出的“少增长”数字差异颇大。例如：以“文革”

时期国民收入年增长率4.9％与1953年至1966年的十四年年增长率6.2％相比较，应当得出

的十年增长收入是亿元。这些计算并不能说明“文革”时期的实际经济状况是“整体

上濒临崩溃的边缘”。如果说我们现在一般还不用“经济崩溃”来评价“大跃进”造成的经济状

况的话，那么评价“文革”时期经济，用“整个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也是不太准确的，而

认为有所发展，则比较符合事实。(陈东林：《研究“文革”时期国民经济的几点思考》载《中

国经济史研究》97年第4期、《真理的追求》99/5)

1978年以来的中国经济

对于所有制改革，近年的研究概括为：在所有制形式的选择标准上，突破了唯生产关系

论和唯意志论，重新确立了由生产力发展水平及发展生产力的客观要求决定所有制关系的历

史唯物主义观；在所有制结构的认识上，突破了单一的公有观念，确立了以公有制为主体，

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在所有制评价的判断上，突破了公“是”私“非”的观念，确立了“非

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公有制的存在形式上，突破了国有或

集体所有的简单形式，确立同一性质的公有制也有不同存在形式；在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上，

突破了只看比重大小的量的观念，确立了重控制能力与实际效果；在对公有资产的权利上，

突破了权力越集中越好的单一占有权利，确立了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等等。(刘国光、董志

凯：《新中国50年所有制结构的变迁》，《当代中国史研究》99/5、6。)

对于关系改革成败的价格体系改革。马凯撰文认为经过了四个阶段：改革的初始阶段

(1979年至1984年)；改革的展开阶段(1985年至1988年)；改革的巩固阶段(1989年至1991

年)；改革的深化阶段(1992年开始至今)。(马凯：《中国价格改革：20年历史进程和基本经

验》，载1999年1月18日《经济日报》。)吕政则将上述的第二、第三阶段合并。(见1998.10.20

《中国信息报》，还可参见《当代中国史研究》00/3)即便如此，杨帆指出：价格改革问题并

未完结，垄断价格还有非常大的下降空间。(见00/9/1《中国经济时报》。)

关于中国市场取向改革的研究：郑有贵论述了市场化改革对农业和农村经济组织与制度

创新、农业管理方式、资源配置的方向及效率、农村社会政治生活等方面的影响，认为市场

化改革促进了农业和农村经济快速发展，使农民在经济上成为平等的主体，有利于农村的民

主化进程。赵农指出由于中国各地制度变迁的不平衡，对不同省区市场化的测度就有了必要

性和重要性。(郑成林：《“经济组织与市场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载《中国经济史研

究》00/4)董志凯研究了1978年以来我国各类市场中介组织的发育，认为随着改革的深入，

市场中介组织的培育与发展的步伐明显加快，但在咨询能力和管理方面存在问题。(董志凯：

《1978年以来中国市场中介组织的成长》，载《中国经济史研究》00/4)朱文强通过对建国后

河北省清苑县农村集市的个案剖析，指出清苑县集市至少有过4次较大的曲折，认为在物资

供不应求的情况下，国家实行统购统销和统一收购是别无选择的办法，但限制了价值规律在

集市贸易中的作用，影响了集市的正常运行和发展。(郑成林：《“经济组织与市场发展”国际

学术研讨会综述》，载《中国经济史研究》00/4)

对1993年以来我国通货从膨胀到紧缩的原因是政策选择还是经济转型？江晓薇认为：

我国经济运行方式由卖方市场转为买方市场，政策作用是表象，经济发展阶段导致发展处于

转型期是实质。1979—1998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3.6倍多，从低收入国家跃居为

中等收入国家，居民剩余增加，消费选择形成多样性，消费需求层次提高。消费需求变化的

瞬时性和供给调整的滞后性形成了消费结构和供给结构矛盾。(江晓薇：《通货膨胀到通货紧

缩：政策选择还是经济转型》载《新华文摘》00/7)与此相关，董志凯通过新中国公职人员

工资制度的四次变迁的历史及工资总量与GDP的比例关系的国际比较，认为我国在国民收

入分配中，居民收入增长在很长一段时期内较大幅度地落后于GDP的增长，社会总产品的

最终使用结构曾发生失调，在长达20多年的高速增长中，伴随着最终消费额的不断增长、

最终消费率(即最终消费额占GDP的比重)却在显著下降。我国各类职工平均工资与人均GDP

的比率与世界各国相比均偏低。在人均GDP相当低的基础上，工资比率又明显低于世界各

国，这是需求不足的原因之一。(董志凯：《从工资制度变革的历史看调整分配体制》，载《经

济研究资料》99/7)

而关于中国制造业是生产过剩还是亟待发展？殷醒民认为，现阶段中国经济结构中劳动

力比重的对比说明制造业并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如果中国能够比较成功地完成重工业化的

任务，那么制造业所提供的就业机会将是巨大的。在所创造的物质产品和社会财富还相当有

限的情况下，发展中国家还不可能转向以服务经济为主的国民经济格局。(夏业良：《中国制

造业生产过剩还是亟待发展》，载99/07/21《光明日报》。)

关于改革以来农业的变化，武力认为，1978年开始的农村经济改革，最大变化是由30

户左右的生产小队集体生产经营转为以家庭为单位的生产经营。1992年以后，农业经营条

件变化：外部变成了市场经济，使规模经营所具有的承担风险能力、市场谈判实力可以发挥

作用；集体经济具有了真正的经营自主权和外部的市场；国家对户籍管理的放松为部分农民

退出集体经营提供了可能，从而减少集体内部的摩擦成本；国家已渡过了工业化初期阶段，

要增加对农业的投资，而集体经营在争取贷款、减免税收、接受科技投入方面有优势；在维

护社会治安、环境保护、公共设施投资、缩小贫富差距、社会保障等方面有明显优势。大邱

庄、华西村、南街村、刘庄以及北京郊区的不少集体经济取得惊人发展，即说明了这点。(武

力：《过犹不及的艰难选择——论1949—1998年中国农业现代化过程中的制度创新》，载《中

国经济史研究》00/2)

二、中国古代的经济思想

由于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和政治制度有着自己的特点。与西方古代的经济思想比较，除

在重视农业生产、社会分工思想等方面有些共同之处外，也有它自己的特点。这方面主要

有“道法自然”的思想、义利思想、富国思想、赋税思想、平价思想、奢俭思想等。

道法自然是道家的经济思想。道家从自然哲学出发，主张经济活动应顺从自然法则运行，

主张清静无为和“小国寡民”，反对当时儒家所提倡的礼制和法家所主张的刑政。道家这种经

济思想后来传到西欧，对17～18世纪在西欧盛行的自然法和自然秩序思想有一定影响。

义利思想是关于人们求利活动与道德规范之间相互关系的理论。“利”主要指物质利益，

“义”是指人们行动应遵循的道德规范。儒家贵义贱利，成为长期束缚人们思想的僵化教条，

妨碍了人们对求利、求富问题的探讨和论证，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商品经济在中国的发展。

中国古代思想家为使中央集权的封建制国家富强，提出了各种见解或政策。孔子的学生

有若就提出“百姓足，君孰与不足”，这是儒家早期的富国思想。以后商鞅在秦国变法，提出

了富国强兵和“重本抑末”政策。商鞅和以后的韩非，认为农业是衣食之本、战士之源，发展

农业生产是国家富强的唯一途径。同时，他们认为工商业是末业，易于牟利，如不加限制，

就会使人人避农，危害农业生产，因而主张“禁末”。富国思想在中国的政治经济思想史上具

有独特地位，这与中国长期是一个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主义国家这一特点有着密切关系。

对土地课征赋税是中国封建社会农产品的主要分配形式，是中国思想家经常论述的问题

之一。自西周的“公田”制消亡后，对农业生产改为按所有田亩课征赋税。因此，中国古代的

经书、史籍如《尚书》、《周礼》、《国语》等，常有关于田地分级和贡赋分等的论述。

平价思想，即关于稳定物价的思想。战国时代，李悝、范蠡鉴于谷价大起大落对农民和

工商业者都不利，提出国家在丰年购进粮食，在歉年出售粮食的政策，使粮价只在一定范围

内涨落。这一平价思想也被用于国家储备粮食的常平仓制度，和救济贫民的义仓制度中。

古代王公贵族生活的奢侈或节俭，关系到财用的匮乏或富足，税敛的苛繁和薄简，因此，

对待消费应提倡“俭”还是“奢”，这也是中国古代思想家经常论述的一个问题。一般来说，黜

奢崇俭是中国封建时期占支配地位的经济思想。

但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里，也出现过一些相反的观点。如《管子》一书的《侈靡》篇，

就论述过富有者衣食、宫室、墓葬等方面的侈靡性开支，可以使女工、太工、瓦工、农夫有

工作可做。即有利于贫民得到就业和生活的门路，也可使商业活跃起来。这在当时确是一个

颇不寻常的观点，它从经济活动各方面的相互联系来考察消费问题，提出了消费对生产的

反作用的卓越见解。

除上述几种主要经济思想外，中国古代思想家还有其他的经济观点，如欲求思想、功利

思想、理财思想、田制思想、富民思想、人口思想，以及地尽其利、民尽其力的思想等等。

一般来说，中国古代的经济思想，大都是为维护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统治服务的，但也有些

思想是为扩大商品生产与交换、发展社会生产力开辟道路而提出来的。

三、中国现代经济思想

中国经济学的本土化是中国经济学能否在世界经济理论之林中占据一席之地的重要前

提。中国传统文化的特性和既有意识形态，必然使中国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模式不同于西方

国家。这种独特性要为经济理论工作者所认识，必须深刻了解中国经济史，尤其是新中国成

立以来的经济变迁史，这正是中国经济学发展的一个最薄弱的环节。长期以来，中国经济史

研究往往成为纯粹史学家的专有领域，经济学者鲜有涉足。同时中国经济学理论也缺少经济

史的视角和经验支持。因此中国经济学的未来发展尤其需要经济史理论奠基。当然，这种经

济史理论研究必须以现代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作为分析工具，在这方面新经济史学派的理论

可以提供一些借鉴。中国经济学本土化要求的恰恰是“主流融入中国经济史”！(张建伟：《现

实主义、制度主义与中国经济学发展》，载《中国社会科学》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