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笔下的几类女性形象

张爱玲笔下的几类女性形象

张爱玲笔下的几类女性形象

张爱玲的小说经久不衰，常在评论界掀起热潮，她成功地塑造了形形色色的女性形象。以下是为大家收集的张爱玲笔下的几类女性形象，欢迎阅读，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一)结婚求生型

在张爱玲的小说中，出现了许多以结婚来求生存的女性。对于这些女性来说，爱情不能成就婚姻，它只是女人谋生的一种方式罢了，即便爱情与婚姻相背离，她们也会孤注一掷，因为物质、金钱才是她们择爱的首要标准，结婚也只是为了生存下去。《沉香屑第一炉香》中的梁太太、《留情》中的敦凤等都是这一类型的女性。

《沉香屑第一炉香》中的梁太太，娘家是中产之家，她原本可以找一个门当户对的人家，过着普通幸福的生活，但对钱财的过度艳羡改变了她的婚恋观。只要能嫁给有钱人，即便是做妾她也毫无怨言，最终她不惜与娘家闹翻，做了香港富豪梁季腾的第四房姨太太。在丈夫死后，她如愿以偿的得到了一笔财产，这笔数目可观的收入是她用自己的青春、用自己的爱情、用自己的一辈子换来的。但她似乎从来没有对自己当初的选择后悔过，因为在她心里，是婚姻让她能够衣食无忧的生活下去，纵然生活是凄凉孤寂的，她也依旧知足。可以说，是金钱桎梏了她，让她甘愿在婚姻的牢笼里打转。

《留情》中敦凤，她的家族在当时的上海是屈指可数的大商家。苦命的她在二十三岁时死了丈夫，面对自己的第二次婚姻，敦凤可以选择的空间很大，可是就是这样一位出身富足的小姐，最后也是为了生存嫁给了比自己大二十几岁的米先生，即便是当二房她也甘愿。敦凤的生活目标只有一个，就是寻找一个能给予她经济安全的男人，于是，从守寡到再嫁，为了生存她甘愿再次跨进婚姻的围城。

(二)狠心恶毒型

在张爱玲的小说中还有一些不能被众人理解的狠心恶毒的女性，张爱玲对这类女性的刻画，多集中在母亲这一角色身上。在中国的文学作品中，母亲常常被描写为好意而无能的角色，她们善良、慈祥、温柔，为了儿女可以付出自己的全部。而张爱玲笔下的母亲却颠覆了我们对母亲的一贯理解，她把世界上最伟大的母爱作了反常的描写，她笔下的母亲深受环境的制约，她们或无情、或自私、抑或是冷酷，在她们身上，读者很难找到醇厚温馨的母爱，狠心恶毒成了这类女性的代名词，如《倾城之恋》中的白老太太、《金锁记》中的曹七巧等。

《倾城之恋》中的白老太太算得上是一位狠心的女性。流苏离了婚回到娘家，心里很难过，又常会有寄人篱下的感觉，而白老太太却从未给过女儿精神上的安慰。在流苏受尽了兄嫂的欺侮时，白老太太也没有站出来对他们的丑恶行为加以阻止，反而替他们说话。而当走投无路的流苏跪在她床前向她哭诉寻求帮助时，她非但没有表现出作为母亲应有的心疼与怜悯，反而给女儿指出了一条可怕的“出路”：“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你跟着我，总不是长久之计。倒是回去是正经。领个孩子过活，熬个十几年，总有你出头之日。”这根本就是要流苏牺牲后半生的幸福，这样狠心的母亲让流苏不再对母爱抱有任何幻想，所以，身心疲惫的流苏不得不离开母性缺失的母亲，不得不离开已经没有温暖可言的家，不得不再次选择婚姻。

《金锁记》中的曹七巧则是恶毒女性的典型代表。她对子女非但没有正常的母爱，反而用子女的幸福来为自己的不幸陪葬。对于儿子长白，她纵容他***、纳妾、逛女人院;她要儿子整夜地陪她抽烟;她探听儿子与媳妇的房事并当众羞辱儿媳，她的恶毒最终把儿子前后两任妻子都折磨至死，长白也不敢再娶。对于女儿长安，曹七巧怀着一种忌恨的心理，她看不得自己的女儿拥有正常的爱情，于是她咒骂女儿，讥笑女儿的'感情、并想方设法破坏女儿的婚事，她的狠毒使长安近中年还困守在她的身边，最终彻底失去了作为一个正常女人的幸福生活。作为一个母亲，温情脉脉的舐犊之情在曹七巧身上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对儿女们的疯狂残害，其狠毒程度令人乍舌!

(三)软弱顺从型

这一类型的女性形象在张爱玲的小说中也占有一定的比重。如《茉莉香片》中的冯碧落、《十八春》中的顾曼桢等。她们像提线木偶一样无条件地受人摆布，虽然她们也有过不满和反抗，但是顺从总是多于反抗，而且在反抗受到镇压以后，她们也就不再努力了。张爱玲是个进步的女性，对“社会顺从”有着强烈的不满，她正是通过展现这类女性在婚恋生活中一味妥协与退让的悲剧来表达自己的这种不满。

《茉莉香片》中的冯碧落，可以说是一个甘愿被男权摧残压制的软弱者的代表。她其实也进步过，她在父亲为她定亲之前，曾与言子夜自由恋爱，可性格懦弱的冯碧落后来却违背自己的心意，放弃自己的爱情，而嫁给了父亲为他挑选的聂介臣。虽然她内心抑郁，却没有抗争过，而是慢慢的、卑微的蜷缩在了丈夫的樊笼之下。张爱玲在小说里对她的形容十分精辟到位：“她不是笼子里的鸟。笼子里的鸟，开了笼，还会飞出来。她是绣在屏风上的鸟――悒郁的紫色缎子屏风上，织金云朵里的一只白鸟。年深月久，羽毛暗了，霉了，给虫子蛀了，死也还死在屏风上。”

《十八春》中的顾曼桢，性格上的软弱使她在面对最亲最近的人的陷害时，没有勇气站出来与之作斗争，她选择了默默承受这一切，顺从地在祝家过了一段悲惨的生活。后来，她虽在他人的帮助下从祝家逃离出来，可心中却依然牵挂着孩子。在曼璐死后，曼桢竟会不可思议地和当年***自己的姐夫祝鸿才结了婚，这都是性格上的懦弱在作祟。曼桢是不幸的，她的不幸在于她没有足够的勇气去挣脱传统的女性思维模式，从而一度迷失自我，向责任低头，向生活妥协。

总之，张爱玲始终将关注的视角投注在各个类型的女性身上，她以独特的眼光透视乱世，塑造了一系列鲜活饱满的女性形象，并通过对这些女性的生活环境和价值观念的考察，向女性的精神世界进行挖掘，表现了鲜明的女性意识。张爱玲用苍凉的笔调把她眼中所见的形形色色的民国女子活画出来，为现代女性文学的人物画廊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拓展延续

具有鲜明的女性主义特征。

张爱玲的小说，与丁玲、冰心等女性作家的作品相比，具有更为鲜明的女性主义特征。20世纪40年代的张爱玲远离抗日救国的主流话语，把眼光投向了“婚姻、爱情、家庭、女人的挫折、女人的处境——一个充满女性气息的世界”。

张爱玲小说摒弃了“五四”作品中女性对男权社会单一的控诉，而是“让女性在自己的位置上自演自绎，呈现其矛盾、压抑、自我冲突以致丑怪畸形的深层面貌”。

张爱玲认为，真实是一切艺术创造的生命。在张爱玲看来，作者并不能按照自己的喜好来任意支配和塑造人物，应该按照人物本身的性格逻辑和心理轨迹去创造人物。人物性格的形成和发展都不能脱离、违背生活的真实。

资料：

代表作品介绍：

1、《倾城之恋》

《倾城之恋》是一个动听而又近人情的故事。《倾城之恋》里，从腐旧的家庭里走出来的白流苏，香港之战的洗礼并不曾将她感化成为***女性：香港之战影响范柳原，使她转向平实的生活，终于结婚了，但结婚并不使他变为圣人，完全放弃往日的生活习惯与作风。

2、《金锁记》

《金锁记》是作家张爱玲创作的中篇小说，发表于1944年上海《天地》上，后收入小说集《传奇》中。

《金锁记》主要描写一个小商人家庭出身的女子曹七巧的心灵变迁历程。七巧做过残疾人的妻子，欲爱而不能爱，几乎像疯子一样在姜家过了30年。

人涉猎的张爱玲的散文文体特色进行了系统研究,指出独语式的个体语境、孤独感和苍凉感的浓郁渗透、走向世俗的现世精神、独具特色的表现方式,既构成了当时文坛上不同于主流语境的另一种风格,也构成了其散文文体的鲜明特色.思想境界 ：在散文中，张爱玲对于千家万户仔细过生活的现时细节，以及人情世故，怀着一股热烈真切的喜爱。正如毛姆曾经从惠特曼的诗里，得到过一份启悟：“诗不一定要从月光、废墟、以及患相思病的少女的悲吟才能找得到。诗一样存在于街头巷尾，火车站、汽车，也存在于工匠的劳动，农妇们单调无趣的工作里，存在于工作以及休闲的任何时刻。一言蔽之，整个生活，以及所有的生活方式都可以找到诗。”[6]诗如此，散文也如此，而张爱玲的散文尤为如此。她总是在世俗生活中寻找快乐，整个人都是世俗化的小市民。写作风格：从张爱玲散文中对审美对象的选择处理上看，注重细节场景的现实感，精确化，可信感。现实，是指细节场景本身为生活实存，而不是幻觉中的。明显经过想象加工的那种存在。

精确化与可信性，实说再现乐生活原生态的表征，是一种具有较强仿实的，而不是夸张变形的存在。由此给人以实实在在的客观真实感。张爱玲写公寓生活文字,来得逼真细腻,活脱脱一幅旧都市生活景观,同时也让人感到,她的精神倾向,以及对世俗生活的感情;对被窝服饰的解说,电影戏剧美术的评论,读书心得创作自白;到亲朋好友话语记录,贯穿张爱玲散文的,始终是她对日常生活的关注,对历史的独特看法和对人生独特的感悟。张爱玲始终坚持用写实风格来处理题材，而意义相对深埋其中。总结散文中日常生活的叙事，非虚构性的内心真实独白，以及独特的观照乱世的心理方式，最直接切入和反映张爱玲的人生观；同时，小说的以虚构艺术手法，具有强烈的现代意识，更加深刻揭示社会意义，具有很大的社会价值。张爱玲无论小说或散文都体现了对苍凉时世的感情，一种忧伤的苍凉荒漠情绪。“个人即使等得及，时代是仓促的，已经在破坏中，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有一天我们的文明，不论是升华还是浮华，都要成为过去。如果我最常用的字眼是荒凉，那是因为思想背景里有这种惘惘的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