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报任安书精选6篇

司马迁报任安书精选6篇

司马迁报任安书范文1

关键词：司马迁；《报任安书》；综述

中***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3）18-0003-01

从笔者搜集的关于《报任安书》研究相关资料看，目前对此文研究关注点主要有这几个方面：

（一）《报任安书》的文本研究。如《司马迁词语训注补正》，《注释商榷二则――“与”“负”》，《注释商榷》，《中的成语》等。以《中的成语》为例，作者总结出“推贤进士”“勤勤恳恳”“动而见尤”“欲益反损”“荤毅之下”“拾遗补翎”“岩穴之士”“攻城野战”“斩将寨旗”“苟合取容”“厕身下列”“叨陪末议”“仰首伸眉”“戴盆望天”“大谬不然”“奋不顾身”“食不甘味”“救死扶伤”“无可奈何”“九牛一毛”“泰山鸿毛”“摇尾乞怜”“画地为牢”“削木为吏”“南面称孤”“衣储关木”“一家之言”“藏之名山”“戮笑乡***”“俯仰随俗”等成语出自《报任安书》，并一一对其释义。

（二）《报任安书》的形式研究。如《奇辱奇志凝奇文――司马迁的张力之美》，《荡然之气 沟壑万千――鉴赏》等。以《《奇辱奇志凝奇文――司马迁的张力之美》为例，作者从内容与形式两方面论述其张力之美。就形式而言，作者论述其创作背景，认为作为复信，《报任安书》把“难以推贤进士”作为贯穿全文和要传达的主要内容。信的形式，一方面最便于主人公叙述自己内心隐秘、抒发真情实感，一些不便于面对面交流的事情与感受，都可在信中或直接或委婉地表现出来，另一方面，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又借信的形式披露了自己的惨烈遭际和比现实遭际更为惨烈的内心折磨，读者能在文中阅读到作者的巨大精神痛苦，并通过对作者表层意识乃至深层无意识的观照，深刻认识作者精神追求。

（三）《报任安书》的思想研究，又分为：

1.司马迁人格、精神研究。如《，让你了解真正的司马迁》，《忍辱负重 震古烁今――司马迁的悲壮情怀》，《司马迁的人格魅力――读有感》等。以《，让你了解真正的司马迁》为例，作者分了“痛恨小人，仗义执言的高尚品格”和“忍辱含垢，著作《史记》的超常情操”两个部分。在第一个部分，作者认为，司马迁为李陵辩解的原因“一是想用宽心话为主上解忧：‘见主人惨怆怛悼，诚欲效其款款之愚’；二是要用公道话堵小人的嘴”。又从《汉书・李广苏建传》中“陵未没时”和“陵败书闻”群臣与司马迁的表现分析认为，这些都反映了司马迁的秉性之正，人格之美，这也是司马迁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伟大的历史家的重要原因。第二个部分，作者认为司马迁承受比死去还痛苦的耻辱，原因有四，“历史家的高度责任感”、“‘成一家之言’的伟大理想”、“立志重于泰山，决不轻于鸿毛的生死观”和“对正义事业的坚定信心”。作者认为，也正是在此封书信中司马迁向朋友无保留地吐露，今人才有机会见其“高尚超俗的情操和光辉伟大的心灵”。

2.司马迁生死观研究。如《中“人固有一死”之思考》，《史笔春秋 直面人生――从看司马迁的生死观》，《现世的悲歌 生命的颂歌――从看司马迁的生死观》，《 从看司马迁的生死观》等。以《 从看司马迁的生死观》为例。作者认为从《报任少卿书》可看出司马迁生死观，司马迁衡量生死的标准是是否能实现人生理想，体现人生价值。司马迁对于生死的看法深受儒道两家思想的影响，同时也与他自身的经历密切相关。他对生死的看法具体体现在对《史记》人物的评价中。作者论述从先秦到西汉（司马迁前）儒道生死观，认为司马迁观点“不再单纯的属于先秦儒家或道家，而是融合了先秦儒家与道家，而又高于儒、道。”从“勉生与勉死”“勇者与怯夫”和“尊儒与重道”三方面谈，认为受其人生经历（诸子思想、他的父亲、求学经历等）影响，司马迁推崇有价值的死，《史记》正是他人生理想的实现，“不论是生还是死，最重要的是是否有价值”。

3.“发愤著书”说研究。如《发愤著书的心路历程的真诚剖析――解读司马迁的》，《发愤著书与升华说》，《论“发愤著书说”在中国古典史剧创作中的实现》等。以《发愤著书的心路历程的真诚剖析――解读司马迁的》为例，作者认为“著书立说是作家实现人生理想和自我情感表现宣泄的重要途径”，认为其“直面惨淡的人生，积极干预生活和***治，抒写对现实不公的忧愤，在作品中凝聚明确的***治倾向和鲜明的爱憎感情”。作者通过举例说明，太史公“欲以究天地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古者富贵而名磨灭，不可胜记，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披露封建最高统治者的专断不公，‘实录’其‘暴***暴行’”。作者总结道，司马迁以坚强的毅力笔耕著述，他所蒙受的灾难给其著书事业注入了一种悲愤激越之情，对古往今来人们抗暴表现出来的人格精神力量的认识，在深刻性上达到新的高度。其坎坷苦难的一生，以及遭极刑之后发愤著书的思想，淋漓尽致地体现在“以通其狂惑”的《报任安书》中。司马迁总结出“发愤著书说”不仅需要从主观上付出极大努力，而且还要突破各种客观障碍，从某种意义上说甚至比他著书还伟大，也正因为写了这篇“有怨言”的内心世界剖白书才招致太史公“下狱死”。但是，彪炳千古，忍辱奋斗的悲剧英雄永远流芳百世。

（四）《报任安书》教学研究。如《打开“心灵”的钥匙――浅谈对单元学习的启发》，《悲剧英雄的内心独白――读司马迁》，《的审美内涵及教学策略》等。以《的审美内涵及教学策略》为例。作者首先就《报任安书》的审美内涵进行分析，认为有“气氛的悲壮融合之美”、“结构的曲直整饬之美”、“情感的磅礴真切之美”和“语言的刚柔相济之美”。其后着重谈了教学的主要任务是引导学生挖掘丰富的文化内涵，体验真挚的思想情感，体会强烈的悲剧意识，从而丰富心灵体验，增进文化底蕴，培养审美能力，为进一步鉴赏研究《史记》奠定基础。

分别从“鼓励查阅考据，扩大‘期待视野’”、“深掘思想内涵，领会文章主旨”、“体验作者情感，审视人格魅力”和“注重整体联系，体会悲剧意识”等几个方面进行论述、同时认为在读透析透《报任安书》的基础上学习其他《史记》选文，也可以把本单元作为一个整体来进行鉴赏教学，围绕思想内容、人物评析、艺术特点、悲剧意识等专题逐个展开，便于整体联系，深掘文化内涵，更易发挥研究性学习策略的优势。

（五）《报任安书》的比较研究。如《论与的异同》，《读与有感》，《对的影响》，《俞正变辨证――兼论的和与之关系》等。以《论与的异同》为例，作者认为虽然学界认为杨挥的《报孙会宗书》和司马迁的《报任安书》多有相同，但是他认为它们的相同是表面的、形式上的， 而在思想感情、主旨意***、语言风格等内在本质方面是不同的， 并从作者各自的性格方面分析了两信不同的原因。文中讲道，相同之处有：作者背景相同、写信起因相同、文章的结构在有些相似，但是本质是不同的：思想感情、意***主旨、对待对方的态度和语言风格。作者认为两信相同部分是次要的，不同部分是主要的， 本质上的。所以如此，大概是由作者的性格决定的。并对其进行具体分析。

司马迁报任安书范文2

“略陈固陋”者，即简略地陈述自己庸俗浅薄之见也。但通观司马迁的《报任安书》，谈何庸俗，简直如天象；谈何浅薄，简直似地藏。在这篇短短的书信中，他不仅以无比愤激之情，叙述了自己蒙受的耻辱、“隐忍苟活”的原因，而且表达了自己完成《史记》之书写的决心，更重要的，是他提出了一些让人读之难忘怀、激人永向上的观点。

譬如，他在《报任安书》中，既提出了“人情莫不贪生恶死，念父母，顾妻子；至激于义理者不然，乃有不得已也”的情理观，又提出了“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底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的进取观，还提出了“隐忍苟活，幽于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的人生观，更提出了“人固有一死，死有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的生死观。

言为心声。司马迁的“略陈固陋”，可以说，是心灵的呐喊、志向的表白、行为的注释。他的这种“略陈固陋”，毫无雕虫之功，全为咏怀之作。读之，陶性灵，发幽思；思之，忘鄙近，致远大，让人眼盯前方，心欲向前，使人立定脚跟，奋发向上。

司马迁的“略陈固陋”，让人懂得，什么叫力行，什么是力行。力行，不仅是努力从事，不仅是尽力去做，而且是竭力去为。竭力者，负载而行也。这种负载，往往要承受不重之重，要忍受难忍之忍。这种不重之重、难忍之忍，不仅在肉体上，更在精神上、“脸面”上。而这种负载，对于“画地为牢，势不可入；削木为吏，议不可对”的气节之士司马迁来说，无疑比“腐刑”更难忍，比“苟活”更难熬。但这一切，司马迁“隐忍”了。他的“隐忍”，虽让他“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且“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其如往”，但不妨碍他为“成败兴坏之理”《史记》的写作。这种力行，行出来的文字，力透纸背，经久不灭；走出来的脚印，步步砸坑，经久仍存。

司马迁报任安书范文3

摘要：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是对人类生命终极意义的一种深刻认识，是一种强烈的生命意识的体现。司马迁从先贤圣哲身上认识到，在专制社会里，尽管当权者以其权力意志可以左右一个人的生死荣辱，但只要他对社会历史做出了贡献，就会得到人民和历史的承认。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不仅包含了对个体生命价值的客观评判标准，而且看到了作为个体生命的真正价值之所在。

在中国历史上，司马迁是生命意识觉醒较早的人。所谓生命意识是个体对生死诸问题的自觉体认和思考，主要包括生存意识、死亡意识、尊严意识、成就意识等。司马迁一生的志向就是继承父志，撰写出一部像《春秋》那样伟大的史学著作，但是正当他满腔热情地从事此项事业，为实现自己的人生目标而奋进之时，他受到李陵事件的牵连而惨遭宫刑。他虽然一度因此感到了人生理想的破灭，但最终还是忍受身心的巨大伤害，坚持完成《史记》的创作，以“立言”的方式实现了生命的不朽。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司马迁努力实现自我价值的执着追求，这是一种较高层次的生命意识的体现。而其著名的“发愤著书”说便是这种生命意识的集中体现。

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一见于《史记·太史公自序》，一见于《报任少卿书》。两段文字大体相同：

于是论次其文。七年，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祸，幽于缧世，乃喟然而叹曰：“是余之罪也夫？是余之罪也夫？身毁不用矣！”退而深惟曰：“夫《诗》、《书》隐约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史记·太史公自序》）

古者富贵而名磨灭，不可胜记，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报任少卿书》）

司马迁因受李陵事件的牵连而遭宫刑，担心由此而影响到自己著作的价值，因而感叹“身毁不用矣！”但经过深入思考后，他从文王、孔子、屈原等这些历史人物身上看到，无论当时的统治者加在他们身上何种耻辱，都无损他们著作的价值，他们的著作都得到广泛的流传，这些人也因此得以名垂青史。换句话说，司马迁从先贤圣哲身上认识到，在专制社会里，尽管当权者以其权力意志可以左右一个人的生死荣辱，但一个人的价值是不能轻易被抹掉的，历史和人民大众自有其标准。一个人只要对社会历史做出了贡献，就会得到人民和历史的承认。司马迁的这种认识不仅包含了对个体生命价值的客观评判标准，而且看到了作为个体生命的真正价值之所在。这乃是对人类生命终极意义的一种深刻认识，是一种强烈的生命意识的体现。

司马迁的这种生命意识，是因其惨痛的人生经历而引发的对个体的生命存在和价值全面深入思考而形成的。

司马迁出生于一个世代史官的家庭，少年好学，20岁以后外出漫游，考察风俗，采集传说，足迹遍布大半个中国。武帝元封元年（前110年），其父司马谈病死，临死前嘱托司马迁继承自己开创的事业，肩负修史之任。元封三年（前108年），司马迁继父职做了太史令，有机会博览官府所藏的大量书籍。太初元年（前104年），开始着手编写史书。天汉二年（前99年），因替李陵投降匈奴之事辩护，获罪下狱，面临选择死亡或接受宫刑的严峻考验。这一年，司马迁47岁。这是司马迁一生的重大转折点。

司马迁原是本着“广主上之意心”为李陵投降匈奴之事辩护的，认为以李陵平素之为人，其兵败投降实属不得已，乃是伺机再报效朝廷的行为。但却被以“沮贰师”、“诬上”的罪名关押在狱中，“家贫，货赂不足以自赎”，而“交游莫救视，左右亲近，不为一言”，最终只能通过接受宫刑才能免于一死，这是司马迁万万没有想到的。宫刑，乃人生之奇耻大辱，对于“颇识去就之分”的司马迁来说，是断然难以接受的，“士可杀不可辱”。所以很自然会想到一死了之，但司马迁觉得，此时自己“杀身”却未必能“成仁”。因为“假令仆伏法受诛，若九牛亡一毛，与蝼蚁何以异？而世俗又不能与死节者次比，特以为智穷罪极，不能自免，卒就死耳”。也就是说，如果就这么死掉，世俗之人是不会把他看作是为节义而死的，只会觉得他智穷罪极，难逃一死。这么死掉就像九头牛身上失掉一根毛，与蝼蚁没有什么两样，是毫无价值的。而且自己的著作“草创未就”，父亲和自己之前的努力就会付之东流，所谓“恨私心有所不尽，鄙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显然，这种结果对一个有志之士来说不是明智的选择，更不是其所愿。

那么，选择活下来又如何呢？要活下来就要接受宫刑。而受了宫刑之后，就会“身毁不用矣”。很明显司马迁所说的“身毁不用”，不是指他受了宫刑之后的身体不能再从事《史记》的创作了，也不是说他从此被剥夺了写作《史记》的权利。他所指的乃是受宫刑之后自己宦者的身份使他所写的东西遭人唾弃，变得毫无价值。何以言之？大家知道，中国历来都是道德文章并重的，且在道德和文章两者之间往往是先看其道德如何。孔子云：“有德者必有言。”中国古代士大夫阶层，其才华的实现主要是通过言语方式来作用于社会，由于其在***治经济上往往要依附统治者，因此道德学问就成了他们安身立命的唯一资本。也正因如此，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特别重视修身养性。否则，一旦获罪受刑，道德品质受损，实际上也就意味着失掉了其安身立命的资本。他的著作也就难以得到人们的承认。

司马迁在《报任少卿书》说道：“诟莫大于宫刑。刑馀之人，无所比数，非一世也，所从来远矣。昔卫灵公与雍渠同载，孔子适陈；商鞅因景监见，赵良寒心；同子参乘，袁丝变色：自古而耻之！夫中材之人，事关宦竖，莫不伤气，况慷慨之士乎？”可见，在人们的观念里，一个人所受的耻辱，没有比受宫刑更严重的了。一个人遭遇宫刑之后，就会变得毫无地位和价值可言。人们对待受过宫刑之人，从古到今，都是轻视的。不仅如此，凡事如果和受过宫刑之人有关，别人还会觉得是一种耻辱。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多次谈到自己在现实中的尴尬处境：任安写信叫他“以推贤进士为务”，尽管他自己也很想为朝廷尽点力，但觉得自己没有了这种资格：“顾自以为身残处秽，动而见尤，欲益反损”，“虽才怀隋和，行若由夷，终不可以为荣，适足以发笑而自点耳”，“如今朝廷虽乏人，奈何令刀锯之馀荐天下豪俊哉”，“向者仆亦尝厕下大夫之列，陪外庭末议，不以此时引维纲，尽思虑，今已亏形，为扫除之隶，在阘茸之中，乃欲昂首伸眉，论列是非，不亦轻朝廷羞当世之士邪！嗟呼！嗟呼！如仆尚何言哉！”受刑之前都难以得到重用，更何况是刑余之人？自己还能说什么呢？纵使自己品德高尚、才能出众，但是“动而见尤，欲益反损”，又有什么用呢？人生还有什么意义和价值呢？

所以，选择接受宫刑而活下来，不仅意味着身体会受到伤害，人格会受到极大污辱，而且还意味着失去生存的价值。因此，司马迁感叹“是余之罪也夫？是余之罪也夫？身毁不用矣！”这里面不光是对自己遭受不测之祸的愤慨，也有因这不测之祸而影响自己人生理想实现的一种深深的自责。

生要有所作为，建功立业；死要死得其所，死得有价值。可是按照上述世俗的价值观，对于司马迁都变得不可能了。司马迁面临生死两难的困境！

司马迁最终选择接受宫刑而活下来，坚持完成《史记》的创作。这是因为他经过深入思考，有了自己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人固有一死，死，有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理色，其次不辱辞令，其次诎体受辱，其次易服受辱，其次关木索、被箠楚受辱，其次剔毛发、婴金铁受辱，其次毁肌肤、断肢体受辱，最下腐刑极矣！传曰：“刑不上大夫。”此言士节不可不勉励也。……且西伯，伯也，拘于羑里；李斯，相也，具于五刑；淮阴，王也，受械于陈；彭越、张敖，南面称孤，系狱抵罪；绛侯诛诸吕，权倾五伯，囚于请室；魏其，大将也，衣赭衣，关三木；季布为朱家钳奴；灌夫受辱于居室。此人皆身至王侯将相，声闻邻国，及罪至罔加，不能引决自裁，在尘埃之中。古今一体，安在其不辱也？（《报任少卿书》）

在这里，司马迁所说的“有重于泰山”和“或轻于鸿毛”，乃是从“不辱”和“受辱”的角度而言的。换句话说，人生不受辱则有价值，就重；人生如果受辱则无价值，就轻。我们看他所列举的人生各种“不辱”和“受辱”的情况，就其实质而言，乃是以儒家的忠孝观念为出发点，个体的生命价值的判定是以当权者为主体、以当权者的标准作为尺度。但接下来司马迁对这种生死观、价值观提出了质疑。因为他在考察历史中发现，在专制社会里，一个人想要不受辱，谈何容易呢？像周文王、李斯、韩信等一系列“身至王侯将相，声闻邻国”之人，一旦触及统治者的利益，就会罪祸加身，也都会受辱。他们“受辱”的原因并不在于他们自身。就拿韩信来说，在楚汉争霸之际，韩信做了齐王，蒯通竭力劝他造反，从各个方面反复劝诱，韩信都始终不肯背叛刘邦。从这件事里，显示出韩信绝无反意，即使在刘邦还处在困难中，韩信已经掌握重兵，有举足轻重之势，尚且不肯背叛；那么到了刘邦统一中国，韩信手里没有***队，却说他要造反，把他杀了，韩信不是天大的冤屈吗？韩信的悲剧是专制社会“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的典型。在昏君奸臣当道下那情形更不用说了，如屈原的遭遇：屈原“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以事其君，谗人间之……信而见疑，忠而被谤”，两次被放逐。而即便是在所谓的“圣主明君”的统治下，情况也不会好到哪里去，像司马迁本人的遭遇就是一个典型。就连坚定地站在封建统治者立场的班固也感叹：“呜呼！以迁之博物洽闻，而不能以知自全。……夫唯《大雅》‘既明且哲，能保其身’，难矣哉！”（《汉书·司马迁传赞》）所以，司马迁把古人所说的“刑不上大夫”解释为士的节操不可以不加以勉励，让自己的道德行为符合当权者的要求，以远离罪罚，避免受辱。表面上对此是赞同，实际上却是否定的。

既然人生在世不免要受辱，那么应该如何看待个体的生命价值呢？又如何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呢？司马迁从历史上与他有着相似遭遇的古圣先贤身上找到了答案。“西伯拘羑里”，“孔子厄陈、蔡”，“屈原放逐”，“左丘失明”，“孙子膑脚”，“不韦迁蜀”，“韩非囚秦”，司马迁看到，像文王、孔子等这些古圣先贤他们也都曾不同程度地受到过人格的侮辱，但无论当权者加在他们身上何种耻辱，都无损他们著作的价值，决定他们生命价值的并不是当时的某个统治者，而是历史和人民大众，从而看到了自己继续生存的意义，坚定了自己继续完成《史记》创作的信念。这一点，司马迁在《报任安书》还特别提到“乃如左丘无目，孙子断足，终不可用，退论书策，以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就是看到左丘、孙子两人所遭受的侮辱和自己最接近，“其次毁肌肤、断肢体受辱，最下腐刑极矣”。左丘、孙子两人是属于“毁肌肤、断肢体受辱”之类的。这再次表明司马迁要像他们一样，通过著述来体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综上所述，司马迁“发愤著书”说体现了司马迁对生命终极意义的深刻认识。他认为一个人的真正价值并不在于一时的富贵荣辱，富贵也罢，受辱也罢，都不是真正决定一个人价值的关键所在，真正为人所称道的是那些对社会、历史做出贡献的“倜傥非常之人”。这是超越当时以普遍性的形式表现的统治阶级的价值观的，不能不说是一种远见卓识。

司马迁把这种生命意识渗透到《史记》的创作中，《史记》的许多篇章因此熠熠生辉。在为历史人物立传时，对那些奋发有为特别是那些忍辱负重之士给予了高度的赞扬，认为他们才是真正的烈丈夫。如在《伍子胥列传》赞曰：“向令伍子胥从奢俱死，何异蝼蚁。弃小义，雪大耻，名垂于后世，悲夫！方子胥窘于江上，道乞食，志岂尝须臾忘郢邪？故隐忍就功名，非烈丈夫孰能致此哉？”在《季布栾布列传》赞曰：“季布以勇显于楚，身屦典***骞旗者数矣，可谓壮士。然至被刑戮，为人奴而不死，何其下也！彼必自负其材，故受辱而不羞，欲有所用其未足也，故终为汉名将。贤者诚重其死。”司马迁对这些人物的评价与“发愤著书”说所表现的生命意识是相一致的。司马迁这种生命意识也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鼓舞着那些正直有为之士为实现自己的理想抱负而坚持不懈地奋斗。

参考文献：

司马迁报任安书范文4

关键词：报任安书；“以人为本”；主体意识

教学《报任安书》一文，司马迁“以人为本”的主体意识不能忽视，基于此，就可以把握文章的内在意蕴。“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是“以人为本”主体意识的集中体现，包含着对“天”、“神”的否定与揭露，对人的关注与肯定以及主体自我价值的实现与超越。在“天人合一”、以神为主体的宗教观念统治和禁锢人们思想的汉武帝时代，司马迁能有重视人，强调人，肯定人，以人为本的主体意识，并且以自己伟大的实践，实现了人的自我价值。在历史上具有深远的影响，在今天仍然有着深刻的意义。

一、“究天人之际”—— 对“天”、“神”的否定

“究天人之际”即探究“天”、“神”和“人”的关系，也就是对以“天”、“神”为主体的否定，落足点在“人”，人是世界的主体。梁启超说：“《史记》其最异于前史者一事，曰以人物为本位。”

宗教历史观，以“天”、“神”为核心，把天当作神，称天神的意旨为天命。《诗·大雅·大明》：“有命自天，命此文王”，“文王在上，于昭于天”。这就是说文王老是在上天左右，影响、传达上天的旨意。这种宗教历史观，认为历史的发展是有神支配的，是按照神的意志发展的。天代表独断的，不可动摇的、永恒的统治阶级，天是高高在上的，具有无上尊严和威力的主宰。

汉武帝时代，董仲书提倡“天人分际”的学说，给皇权罩上一层神秘的外衣，使它变为神圣不可侵犯。董仲书说：“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即把天人结合起来，宣传“天人感应”的阴阳五行的迷信思想。这种思想的实质就是肯定天神的绝对性，而否定人的主体性。

司马迁把“天”与“人”的关系分开，否定“天”、“神”，肯定“人”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决定性作用。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引用他父亲司马谈《论六家要指》：“夫阴阳四时、八位、十二度、二十四节各有教令，顺之者昌，逆之者不死则亡。”“未必然也”。司马迁对天人关系的态度很明确：天就是天，人就是人，天属于自然现象，和人事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

在《陈涉世家》中，司马迁生动而详细叙述了陈涉起义时，利用宗教迷信思想，“鱼腹获绫”和 狐仙呼语 ：“大楚兴，陈胜王”等两个具体事件的全过程，使读者一眼便能看出宗教迷信是何等虚伪可笑。陈胜就这样举起了反秦的大旗，后来各地农民队伍纷纷响应，推翻了自认为万世万代的真龙天子秦始皇的残暴统治，这是对当时天命思想是一个多么大的嘲弄。《项羽本纪》中，刘邦在乌江石壁上用密糖书写“项王升天处”，项羽一看，认为自己失败是天意，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宗教迷信的虚妄性一目了然。

二、“通古今之变”——对“人”主体作用的肯定

“通古今之变”，即探究历史发展变化的规律，司马迁强调人的主体作用，《史记》创作，无论是从宏观的整体布局，还是从具体的一人一事，还是从其创作的思想倾向，无不表达其对人的肯定与歌颂，显示其“以人为本”主体意识。

（一）《史记》写作对象是“人”，肯定人在历史上的主体地位

《史记》可以说是鸿篇巨制，横贯三千年，凡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涉及人物四千多。以人为经，以事为纬，组成一个整体，即以人物为中心来反映历史大事。

从体例上看，《史记》以写“本纪”、“世家”、“列传”为主体，“书”、“表”为之提供了更广阔的历史背景和贯穿人物事迹的总线索。“本纪”是纲纪天下***事的意思，立本纪的人物是主宰过天下的人，他以帝王为主，又不局限于帝王，如“项羽本纪”中的项羽。《史记》不仅关注大人物，也重视小人物。司马迁在写作《史记》时,围绕帝王将相,展开历史的画卷,也重视“小人物”，如儒生、游侠、农民、商人以至医、卜、星、相等各方面的人物。利用种种类传的方式，给以广泛的、全面的叙述。司马迁还关注“小人物”的命运以及他们的成败过程。如陈涉领导的农民起义的兴亡，项羽与刘邦的争雄天下，还有毛遂自荐，说服楚王，蔺相如怒视秦廷，完璧归赵，荆轲刺秦王，***穷匕首见，朱家、郭解仗义行侠，济贫解难。凡此种种，不一而数，作者对那些可爱可憎的人物，忽喜忽怒，时歌时泣。宏扬贡献于社会进步的人格精神，摒弃有害于广大人民的官僚酷吏，表达了强烈的社会责任意识。

（二）为事成败皆因“人”，强调人在历史上的决定作用

以《项羽本纪》为例，司马迁一方面写项羽由一个无名小卒成为霸王而最终走向失败的故事；另一方面写刘邦从一个无名小人，一个弱者变成为一个强者、一代帝王的历史，其中包含一个“变”字，胜败决非天注定，而在于作为主体的“人”，为事在人，成事亦在人，肯定人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决定性作用。

司马迁对项羽怀着深切的感情，一方面歌颂这位叱咤风云的英雄人物；另一方面，对他的失败表示极大的惋惜。司马迁批评项羽在失败后说“此天之亡我，非战之罪也”，“岂不谬哉”。事实上，不是天亡项羽，而是他自己在***治上、***事上、思想上以及性格上都犯了错，与天无关。项羽一开始就盛气凌人，直到死还轰轰烈烈，象个英雄好汉。虽然战无不胜，但到处烧杀。如“攻襄城，襄城坚守不下。已拔，皆坑之”；他坑杀秦降卒二十万人；他屠咸阳“烧秦宫室，火三月不灭”；他“坑田荣降卒，系虏其老弱妇女”，“徇齐至北海，多所残灭。齐人相聚而叛之 ”。另外，他背信弃约，同刘邦约定，“先入关者王之”，后来，刘邦先入关，项羽却背弃了关中之约。还有，他乡土观念太重，老想回江东，当时刘邦斗志昂扬，他却无意西征。还有，他杀义帝自立为王，义帝是反秦的旗帜，项羽却把他杀了。司马迁就此三件事评论项羽要抱怨诸侯和自己不一心便“难矣”。项羽自高自大，自认为了不起，不吸收过去的经验教训，不能团结手下谋臣，一意孤行（“鸿门宴”一节中表现最为突出）。想靠武力征服天下，结果五年后身败名裂，自刎于乌江边。如果他能忍辱负重，杀出一条血路，渡过江东，重振旗鼓，楚汉的历史又该如何改写。可是，他认为无“面目见江东父老”，且迷信“此天之亡我”，多么可悲，多么可惜啊！鲁迅先生说“悲剧就是把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那么这种价值就在于项羽具有强烈的自主的意识，黑格尔说“人的真正存在是他的行为”。项羽他以自己的意志支配自己的行动，表现出***的人格，不仅如此，而且还表现为奋发有为的主体实践意识，这就是他率领农民起义***推翻了秦王朝的残暴统治，建立自己的霸业。他虽然失败了，但意义深远巨大。

再说刘邦，也具有强烈的主体意识。他与项羽的不同之处是他具有较强的群体意识。在司马迁的笔下，刘邦有两点是项羽不能比的，其一，项羽到处烧杀，令人失望；而刘邦则处处安民。这个“民”当然不一定是老百姓，但老百姓也跟着沾光，很得民心；其二，项羽不相信人，不会用人，即使自己的部下也团结不住。而刘邦却善于用人，必要时敢于把大权交给自己并不完全相信的人。楚汉之争，胜败不取决于兵力强弱，主要看双方领袖人物的***治眼光和所采取的措施。刘邦弱，项羽强，但最后刘胜项败。这实质上是司马迁“以人为本”的主体意识的具体表现。

三、“成一家之言”——自我实现与超越的人生价值

“成一家之言”就是要打破当时“儒家独尊”局面，自成一家。司马迁以极大的反世俗的勇气， 充分实现了他的人生价值，显示了他“以人为本”的主体意识。亦就是要做外物的主人，同时也要作自己的主人、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的意识。主体意识有其内在的根据即主体的需要，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认为自我实现的需要是人类需要发展的顶峰。现实生活的人，如果没有追求自我实现的愿望，那就根本谈不上有任何主体意识。

（一）自我实现的主体意识

司马迁自我实现的主体意识可以概括为立名意识和立业意识。

第一，立名意识。司马迁深受孔子及其儒家违时疾俗，追求真理为治世而进取的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的精神影响。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说“修身者智之府也，爱施者仁之端也，取予者义之符也，耻辱者勇之决也，立名者行之极也。士有此五者，然后可以托于世，列于君子之林矣。”立名是司马迁品评历史人物的重要标准，也是他进取意识的核心。

第二，立业意识。如果说，深层的生活意识是个人的生活意识积蓄而成，那么，这种积蓄而成的意识中最根本的就是对事业的追求，或称之为事业意识。司马迁要完成一部鸿篇巨制的史书并“藏之名山，传之后人”。这是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正是强烈的事业意识和社会责任意识使他完成了史无前例的一部上至轩辕下至与汉武帝时代，包括了社会各阶级、各阶层、妇女、少数民族和有关的外国的记传体通史的伟大创举，实现了作为“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的人的自我价值。

（二）自我超越的主体意识

人的主体意识的能动性集中表现为自觉地确定目标，并根据目标调节和支配自己行动，克服困难以实现目标的意志。司马迁以惊人的意志克服重重困难，忍辱负重不仅实现了自我，而且超越了自我。

第一，面对狱吏***，超越自我。司马迁自我超越的主体意识，表现为重于泰山，超越生死的价值观。司马迁的人生是一个悲剧，汉武帝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发生了“李陵案”，孜孜不倦地著述《史记》的司马迁因此入狱，遭到残酷折磨和非人***。他曾想到自杀，但是后来一转念：自己不过是一个为流俗所鄙薄的太史令，如果就此死去，是决不能和历史上那些“死节”的人相比的；对统治者来说，岂不是“若九牛亡一毛，与蝼蚁何异！”；不理解自己的人，也会以为他是“智穷罪极，不能自免”才自寻短见的。“人固有一死，死，有重于太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这一唯物主义的生死观，充分体现了司马迁超越生死的价值观念，生死本身只是必然的自然现象，而生死的意义却有天壤之别，重于泰山则虽死犹生， 轻于鸿毛则死不足惜。如果司马迁伏法就诛，那就轻于鸿毛，如蝼蚁何异，且死因则是为兵败降敌之人辩护，背着欺君的罪名。引决自裁稍见光彩，司马迁绝不谈贪生怕死，只是平白死去，是不值得的。

第二，面对宫刑，超越自我。事隔一年，汉武帝听说李陵很受匈奴器重，遂下令把他的妻子、儿女和母亲都杀了。司马迁因此受到牵连，被判了诬罔“主上”的罪名，定了一个死罪。汉代法律有赎罪、赦徙诸项目，汉武帝天汉四年、太始二年两度下令：“死罪入赎钱五十万减死一等”。但司马迁“家贫，财赂不足以自赎。”赦徙可能不缴赎钱，汉景帝中元四年曾有先例：“赦徙作阳陵者，死罪欲腐刑者，许之。”腐刑就是宫刑，因为受这种刑罚的人下体就要腐臭，故有此名。司马迁官微家贫，拿不出巨款，又得不到亲友的帮助，怎么办？“是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他必须选择的。司马迁认为“祸莫大于欲利，悲莫痛于伤心，行莫丑于辱先，而诟莫大于宫刑。”他还认为，有些道理是一个士人必须信守的，这就是：“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理色，其次不辱辞令，其次诎体受辱，其次易服受辱，其次关木索、被垂楚受辱，其次剃毛发、婴金铁受辱，其次毁肌肤、断肢体受辱，最下，腐刑极矣！”，“腐刑”是一切刑罚之中最卑贱的一种，受“腐刑”简直是一种比死都还要可怕的奇耻大辱。然而，历史上的显要和英雄人物给他精神力量：西伯身为诸侯之长，囚于幽里；李斯官至秦相，腰斩于咸阳；韩信，贵至王侯，亦为吕后所杀；彭越，南面称孤，竟诛三族；张敖，高祖女婿，依然下狱。还有魏其、季布、灌夫等人，都“身至王侯将相，声闻邻国”，亦遭拘禁，任人处置。最终不免于统治者侮辱和杀害，所谓“勇怯”、“强弱”最后还得决定于人们的地位和权势。这有如人生活在宇宙之中，又有谁能不受尘埃的沾染呢！明确这个道理，对权势、荣辱的得失，就不会有什么想不通了。他逐渐认识到，仅仅为了顾全士节，即为了避免“诎体受辱 ”而自杀是毫无意义的。然而，去受“腐刑”，会不会被人看着是一个不能舍身就义的人呢？这又使他疑虑。虽然，“贪生恶死，念亲戚，顾妻子”是人之常情，但是自己想活下去，却更多不是因为这个缘故，而且“勇者不必死节”所以他打消了这个顾虑。他又想到“古者富贵而名摩灭，不可胜记，唯倜傥之人称焉。”西伯拘而演《周易》；孔子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古代圣贤之咏《诗》三百篇等等，不胜枚举。这些人物，都曾经受人陷害，以致“身残处秽”，然而都能“受辱而不羞”，并发愤著述，以表示自己的不平和反抗。这些“弃小义，雪大耻，名垂后世”，超越生死荣辱，充分实现自我价值的主体精神给他莫大的启迪，他效法前贤“退论书策以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为了完成他伟大的事业，唯一的生路就是去受腐刑。司马迁强烈的事业意识或者说强烈的社会责任意识，自请自以为奇耻大辱的宫刑以求生存，且“就极刑而无愠色”、“函粪土之中而不辞”，公元前98年（天汉三年），他终于被下了“蚕室”（执行腐刑的一种特别监狱），成为一个“刑余之人”。

第三，面对鄙视和讥嘲，超越自我。司马迁出狱后做了中书令，这是一种掌管机要的显职，得了这种官职，就更能亲近汉武帝。因此，流言蜚语相继而起。他们把司马迁看着“无行之人”，说他刚受到“腐刑”，创伤未愈就“宿卫人主，出入宫殿；得由受奉禄，食太官享赐，身以尊容，妻子获其饶。……” 但是，司马迁以坚忍不拔的精神忍受了来自朝廷上下的鄙视和讥嘲，超越自我，坚信“要死之日，然后是非乃定！”前后经过十多年的努力，终于用自己的生命和血汗写成了不朽的巨著《太史公书》。这时，他如释重负：“则仆偿前辱之债，虽万被戮，岂有悔哉！”

结束语：

司马迁以“以人为本”的主体意识完成了一部伟大的作品，跳动的是一个伟大的灵魂，闪耀的是崇高的思想光芒。鲁迅先生称屈原：“放言无惮，为前人所不敢言”，郭预衡先生称司马迁“放言无惮，为后人所不敢言”，可见其思想博大精深和难以达到的高度。司马迁“以人为本”的主体意识及其亲身实践，比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以人为本”的人文主义思想要早一千五百多年，将永远成为照亮人类前进的灯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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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报任安书范文5

一、司马迁生平及写作背景

司马迁，字子长。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西南)人。关于司马迁的生平有两种说法。一是唐人张守节《史记正义》，说他生于汉景帝中元五年(公元前145年)，王国维《太史公行年考》、梁启超《要籍解题及其读法》等相信这一说；二是唐人司马贞《史记索隐》，说他生于汉武帝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郭沫若《太史公行年考有问题》(《历史研究》1955年第六期)赞成此说。这是一个疑问，有争论，还值得研究。程金造《关于司马迁生卒年月四考》(“文史哲”丛刊第三辑《司马迁与史记》)赞成前说，考证破细。一般人多同意前说。卒年不可考。

司马迁早年从董仲舒学《春秋》，从孔安国学《尚书》，又曾周游南北，到处考察风俗，采集传说。他二十几岁的时候，应试得高第，作了郎中。武帝元封元年(公元前1100年)，大行封禅典礼，步骑十八万，旌旗千余里。司马谈是史官，本该从行；但是病得很重。留在洛阳不能去。司马迁却跟去了。回来见父亲，父亲已经快死了。拉着他的手呜咽着道：“我们先人从虞、夏以来，世代作史官；周末弃职他去。从此我家便衰微了。我虽然恢复了世传的职务，可是不成；你看这回封禅大典，我竟不能从行，真是命该如此!再说孔子因为眼见王道缺，礼乐衰，才整理文献，论《诗》、《书》，作《春秋》，他的功绩是不朽的。孔子到现在又四百多年了，各国只管争战，史籍都散失了，这得搜求整理；汉朝一统天下，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也得记载表彰。我作了太史令，却没能尽职。无所论著，真是惶恐万分。你若能继承先业，再作太史令，成就我的未竟之志，扬名于后世，那就是大孝了。你想着我的话罢。”司马迁听了父亲这番遗命，低头流泪答道：“儿子虽然不肖，定当将你老人家所搜集的材料，小心整理起来，不敢有所遗失。”司马谈便在这年死了：司马迁这年三十六岁。父亲的遗命指示了他一条伟大的路。

父亲死的第三年，司马迁果然作了太史令。他有机会看到许多史籍和别的藏书，便开始作整理的工夫。那时史料都集中在太史令手里，特别是汉代各地方行***报告，他那里都有。他一面整理史料，一面却忙着改历的工作；直到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太初历完成，才动手著他的书。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李陵在对匈奴的战争中兵败投降，司马迁为李陵辩护，触怒汉武帝，下狱受腐刑。腐刑又称富刑。是个大辱，污及先人，见笑亲友。他灰心失望已极，只能发愤努力，在狱中专心致志写他的书，希***留个后世名。过了两年，武帝改元太始，大赦天下。他出了狱，不久却又作了宦者作的官，中书令，重被宠信。但他还继续写他的书。直到征和二年(公元前91年)。全书才得完成，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他死后，这部书部分的流传；到宣帝时，他的外孙杨恽才将全书献上朝廷去，并传写公行于世。汉人称为《太史公书》、《太史公》、《太史公记》、《太史记》。魏、晋间才简称为《史记》，《史记》便成了定名。这部书流传时颇有缺佚，经后人补续不少；只有元帝、成帝间褚少孙补的有主名，其余都不容易考了。

二、《史记》的史料来源

《史记》的史料十分丰富，其来源综合起来可以分为四个方面：

第一个来源是书籍。凡汉代以前古书，司马迁无所不采。经书、国语、国策、楚汉春秋、诸子、骚赋等都是他写史的重要材料来源。他在《史记》的许多篇章里都作了明确的说明。如《六国年表》中说“太史公读《秦纪》至犬戎败幽王”；《五帝本纪》中说“予观《春秋》、《国语》”等等。这些都表明司马迁是广泛搜集并充分利用了当时所能得到的书籍资料来从事著述的。

第二个来源是档案。司马氏世为史官，司马谈曾任太史公，后来司马迁又继任此职，因此，汉初档案如诏令、记功册等都能见到，并且用作写史的资料。这一点，也可以在《史记》中得到证明。如《高祖功臣侯者年表》中说“余读高祖侯功臣，察其首封，所以失之者”；《儒林列传》中说“余读功令，至于广厉学官之路”等等都是。

第三个来源是见闻。秦汉史事，对于司马迁来说是近代史。当时记载有缺，因此多赖见闻。如《赵世家》赞中说“吾闻冯王孙曰：‘赵王迁，其母倡也……’”。这是得于所闻的。《游侠列传》中说“吾视郭解，状貌不及中人，言语不足采者”。这是得于所见的。《田叔列传》中说田叔的少子“仁与余善，余故并论之”。这是得于交游的。这些从见闻和交游中得来的资料，不仅增加了史料来源，而且增强了《史记》内容的真实性。

第四个来源是游历。司马迁为了著《史记》，曾经登涉名山大川，访求史迹。如《河渠书》中说。余登庐山”；《淮阴侯列传》中说“吾如淮阴”；《蒙恬列传》中说“吾适北边……观蒙恬所为秦筑长城”等等。这些反映了他足迹所至几乎遍及全国，也说明了他周游各地与写作《史记》的密切关系。

《史记》的史料来源很丰富，然而就各个历史时期来说，史料的多少又很不平均。春秋以前间有缺略；春秋战国至秦比较详细：汉建立后一百年左右的历史。则详尽记载，篇幅最多。也就是说，时代越近材料越多。对于上古史事，司马迁当时已有文献不足之叹。刘知几在《史通・叙事》篇中称：“观子长之叙事也，自周已往，言所不该，其文阔略，无复体统；自秦汉已下，条贯有伦，则焕炳可观，有足称者。”这个评价是对的，但这种情况的产生，是因为司马迁据以写史的资料前少后多所致，我们自然不能苛求于他。

三、对《史记》和司马迁的评价

《史记》体例有五：十二本纪，记帝王***迹，是编年的。十表，以分年略记世代为主。八书，记典章制度的沿革。三十世家。记侯国世代存亡。七十列传，类记各方面人物。史家称为“纪传体”，因为“纪传”是最重要的部分。古史不是断片的杂记，便是顺案年月的纂录；自出机杼，创立规模，以驾驭去取各种史料的，从《史记》起始。司马迁的确能够贯穿经传，整齐百家杂语，成一家言。他明白“整齐”的必要，并知道怎样去“整齐”：这实在是创作，是以述为作。他这样将自有文化以来三千年问君臣士庶的行事，“合一炉而治之”，却反映着秦汉大一统的局势。《春秋左氏传》虽也可算通史，但是规模完具的通史，还得推《史记》为第一部书。班固根据他父亲班彪的意见，说司马迁“善叙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直”是“简省”的意思；简省而能明确，便见本领。《史记》共一百三十篇，列传占了全书的过半数；司马迁的史官是以人物为中心的。他最长于描写；靠了他的笔，古代许多重要人物的面形，至今还活现在纸上。

《史记》的编纂方法在当时具有独树一帜的首创精神。司马迁创造性地以本纪、表、书、世家和列传五种不 同的体例来记载复杂的历史事实。这种方法，便于考见各类人物的活动情况以及各类典章制度的沿革源流，开创了以人物传记为中心的纪传体史书的编纂方法，成为历代封建王朝所修“正史”的典范。

《史记》是我国古代第一部通史，据《太史公自序》中说全书共有五十二万六千五百自，是古代第一部大书。也是当时系统研究古史唯一的史书。它把古代历史作了一次总结，这是中国历史上一部光辉灿烂的著作，是纪传体史书的鼻祖，也是传记文学的典范。鲁迅先生曾誉之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司马迁是窃比孔子的。孔子是在周末官守散失时代第一个保存文献的人：司马迁是秦火以后第一个保存文献的人。他们保存的方法不同，但是用心一样。《史记自序》里记着司马迁和上大夫壶遂讨论作史的一番话。司马迁引述他的父亲称扬孔子整理六经的丰功伟业，而特别着重《春秋)的著作。他们父子都是相信孔子作《春秋》的。他又引董仲舒所述孔子的话：“我有种种觉民救世的理想，凭空发议论，恐怕人不理会；不如借历史上现成的事实来表现，可以深切著明些。”这便是孔子作《春秋》的趣旨：他是要明王道，辨人事，分明是非、善恶、贤不肖，存亡继绝，补弊起废，作后世君臣龟鉴。

他在《报任安书》里说他的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史记自序》里说：“罔(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王迹所兴，原始察终，见盛观衰，论考之行事。”“王迹所兴”，始终盛衰，便是“古今之变”，也便是“天人之际”。“天人之际”只是天道对于人事的影响：这和所谓“始终盛衰”都是阴阳家言。阴阳家倡“五德终始说”，一位金、木、水、火、土五行之德，互相克胜，终始运行，循环不息。当运者盛，王迹所兴：运去则衰。西汉此说大行，与“今文经学”合而为一。司马迁是请教过董仲舒的，董就是今文派的大师；他也许受了董的影响。“五德终始说”原是一种历史哲学：实际的教训只是让人君顺时修德。

《史记》虽然窃比《春秋》，却并不用那咬文嚼字的书法，只据事实录，使善恶自见。书中也有议论，那不过是著者牢骚之辞，与大体是无关的。原来司马迁自遭李陵之祸，更加努力著书。他觉得自己已经身废名裂，要发抒意中的郁结，只有这一条通路。他在《报任安书》和《史记自序》里引了文王以下到韩非诸贤圣，都是发愤才著书的。他自己也是个发愤著书的人。天道的无常。世变的无常，引起了他的慨叹；他悲天悯人，发为牢骚抑扬之辞。这增加了他的书的情韵。后世论文的人推尊《史记》，一个原因便在这里。

班彪论前史得失。却说他“论议浅而不笃，其论术学，则崇黄、老而薄五经，序货殖，则轻仁义而羞贫穷，论游侠，则贱守节而贵俗功”，以为“大敝伤道”；班固也说他“是非颇谬于圣人”。其实推崇道家的是司马谈：司马迁时，儒学已成独尊之势，他也成了一个推崇的人了。至于《游侠》、《货殖》两传，确有他的身世之感。那时候有钱可以赎罪，他遭了李陵之祸，刑重家贫，不能自赎，所以才有“羞贫穷”的话；他在穷窘之中，交游竟没有一个抱不平来救他的，所以才有称扬游侠的话。这和《伯夷传》里天道无常的疑问，都只是偶一借题发挥，无关全书大旨。东汉王允死看“发愤”著书一语，加上咬文嚼字的成见，便说《史记》是“佞臣”的“谤书”，那不但误解了《史记》，也太小看了司马迁了。

《史记》的宝贵价值，首先体现于在当时的文化基点上，能够真实地、完整地描绘出社会历史地各个层面。

司马迁在记述***治史的同时，对于经济史、文化史和社会生活史等，也在《史记》中进行了生动的记录。与帝王将相等***治活动家同样。读书的人，做买卖的人，算命的人-尽管在当时社会上地位不高，他们的事迹也受到司马迁的重视。在司马迁笔下，游侠的侠义精神得到赞美，酷吏的残暴行径有所揭露，悲剧英雄项羽和秦始皇、汉高祖一同列入本纪，农民领袖陈胜和诸侯一同列入世家。司马迁在颂扬汉武帝的功绩的同时，也曾经揭露他迷信鬼神，妄想长生，多欲好战，耗费民力的行为，在《史记・汲黯列传》中，还责备他“内多欲而外施仁义”。

司马迁报任安书范文6

1、奋不顾身的顾释义：顾虑，考虑。

2、奋不顾身指奋勇直前，不考虑自己的安危。汉司马迁《报任安书》：“常思奋不顾身，以殉国家之急。”

3、出处：汉·司马迁《报任少卿书》：“常思奋不顾身；以徇国家之急。”《文选·奏弹曹景宗》：“故司州刺史蔡道恭率顾义勇；奋不顾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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