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红楼梦》中,作者既写了她大家闺秀卓越的气质,沉静淡泊、温柔和平的性格,又展示了她心灵深处隐藏的豪放大度。同时也一针见血地写了她性格中的弱点??“事不关己高高挂起”。
她博学多才,琴棋书画,诗词歌赋无一不晓,各地风土,处世之万般皆通。就连医药之理,宝钗也略知一二。她的艺术造诣很深,在大观园里是有口皆碑的。诗才敏捷,足可与黛玉相媲美。至于她那“比黛玉另具一种妩媚风流”的容貌神韵的确很美,薛宝钗是一个才貌双全的少女。
在生活中,宝钗并不是像黛玉一样真情流露,而是常常深隐心机。她表面上“随分从时”“装愚守拙”“罕言寡语”,一举一动显得“端庄贤淑”完全符合封建“淑女”风范。但实际上她期望着“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温柔敦厚的仪范中掩盖的是“欲偿白帝”的野心。虽然表面不言不语,安分守已,实则“留心观察”。甚至就连那个几乏忌恨一切的赵姨娘也赞她:“很大方”,“会做人”。
“会做人”的确是薛宝钗的性格特点,这与她“温柔敦厚”的外露特征相融合,使得她为人人所夸赞。薛宝钗“会做人”,“不关已事不开口,一问摇头三不知”的为人处世原则,让她凡事不像黛玉一样用尖酸刻薄的话语指出,而是充闻耳不闻,装作没看见,只为心里明白也就罢了。这就使得那些平日里做着些见不得人的丑事的封建主子们便赞她“会做人”。
[关键词] 红楼梦 曹雪芹 薛宝钗
【中***分类号】G630
薛宝钗是清代小说《红楼梦》中的一个重要人物。她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她是宝、黛、钗爱情悲剧的主人公之一,而且还在于这一艺术形象所蕴含的丰富内容以及这一形象的创新性和现实性。对于薛宝钗这一人物形象,历来人们对她褒贬不一,众说纷纭,使薛宝钗这一形象具有了更多的文化阐释意义。而她最终的悲剧性结局既表现了封建女性在整个封建大厦倒塌之下的无可逃遁的悲剧命运,又体现了作者对薛宝钗世俗社会的否定和抛弃,从而完成了作者理想境界的升华。本文通过对薛宝钗人生定位、独特个性、爱情观及形象意义诸方面的分析,全面认识这一人物形象。
从《红楼梦》对薛宝钗的描写中可以看出,曹雪芹所塑造的薛宝钗形象,是封建社会中一位典型的标准的淑女。这一形象的基本特征,表现为她是封建礼教忠诚的信仰者、自觉的执行者和可悲的殉道者。然而这一封建淑女形象又是复杂的、丰富的。薛宝钗一出场,作者就描写了她的美貌和品格。她穿着“不见奢华,惟觉淡雅”,她“品格端方,容貌美丽”这就概括地写出了她谨守封建礼教、顺应环境的个性特点,勾勒了一个封建淑女的轮廓。 这个人物的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她忠诚地信奉封建礼教。她曾多次规劝贾宝玉走“仕途经济”、“立身扬名”之道,引起贾宝玉的极大反感,她也多次向黛玉、湘云进行“女子无才便是德”、“总以贞静为主”之类的封建说教。这些都足以说明,在大观园的贵族少女中,她是受封建正统思想、封建道德观念毒害比较深的一个。但是也不能因此将她与贾***、王夫人、王熙凤等人等同看待,一律说成封建统治者。一方面是“主子”,过着养尊处优的生活;另一方面,又处在封建礼教的压迫之下,这就是薛宝钗社会关系的特殊性。正是她的特殊社会地位,决定了她的思想性格与贾***、王夫人、凤姐等的本质区别。
薛宝钗性格中历来令人们针锋相对的是她的城府,对于这个问题人们几乎很难达成共识。如有人说她阅世较广,少年老成,所以性格 “从容大雅”,宽厚待人,以其贤德而褒美之;也有人说她心中“藏奸”,很会做人,讨上下各色人等的欢心,以其恶德而贬斥之。究竟怎样看待宝钗的“城府”和品德?我以为还是应对具体问题作具体分析。观察宝钗的言行,确有用心深密之处。她“罕言寡语”,懂得顺从人的心思。她过生日时,贾母问她喜欢吃什么,她就捡贾母喜欢吃的说;金钏跳井而死,她除劝慰王夫人不必伤心内疚之外,还不避忌讳,拿出自己的几件新衣服给死者穿;此外,她还常与那些小丫头们顽笑,等等。尤其是她以亲戚的身份住要贾府,又是一闺中少女,不如此的话,她如何与众人和睦相外?与其说她为了争取贾府主子的欢心而争夺“宝二奶奶”的位子,不如说她是为了赢得在贾府的“生存权”,从某种意义上讲,她不也是和林黛玉一样是“寄人篱下”吗?只不过她多了个母亲、哥哥而已。不如此的话,她又该怎样“做人”呢?
在大观园的女性当中,薛宝钗几乎是个完美无瑕的人。论才干,她与王熙凤、贾探春都可属于“补天派”。但王熙凤在补天的同时也在腐蚀着支撑大厦的柱子,探春是一个改革者和实干家,而薛宝钗却只是一个理论家。她清楚地知道贾府院子里的一个破荷叶,一根枯草都是值钱的,她也知道贾府的内囊怕是尽上来了,但是当王夫人派她管理园子的时候,她却只是“小惠全大体”,在尽量不得罪人的条件下,给众人分派点小利润以博得好名声,她真正关心的只是她个人的私利。她所作的是努力顺应这个社会,在这行将倒塌的封建大厦里努力维持住自己的既得利益,是一个“有才”也不去“补天”的人。
论诗才,薛宝钗一点也不逊于黛玉,但黛玉是以诗为中心,抒发性灵;宝钗是为了学以致用。作为一个候选入宫的才女,她受教育的目的是为了“为公主郡主入学陪侍”,因此她对于求知就有一定的规范,所以黛玉醉心于《西厢记》、《牡丹亭》,而宝钗更推崇程朱理学。她不但认为那些“杂书移了性情,就不可救药了”,甚至于说“咱们女孩儿家不识字的倒好”。薛宝钗是一个出色的才女,但却不会是一个好的诗人。
作者在介绍她出场的时候说她“罕言寡语,人谓藏愚;安分随时,自云守拙”,这很明显是讽刺的话语。在二十二回中,更是借用丫头坠儿怀疑宝钗藏了她的扇子,点出她善(扇)藏的性格特征。
对其容貌的描写,在小说第八回中,作者写道“唇不点而红,眉不画而翠,脸若银盆,眼如水杏”。曹雪芹这样描写她的面容是隐含深意的,因为它们并非曹雪芹创造的文学语言,而是直接来自《***词话》对吴月娘容貌的描写。作者用写市井世俗妇人容貌的词句写薛宝钗之容姿,不能不说是隐含贬义的。
薛宝钗是我国古代文学女性形象中最具有现实性的一位女性代表,她集容貌、才华、现实性于一身,我们对这个人物应以辩证的眼光看待,把她置身于一个平等、理性的环境中加以分析,才能更全面的揭示她的个性魅力及审美意义。
[参考文献]
关键词: 《红楼梦》 薛宝钗 “和谐大使”
在红学史上,薛宝钗是一个一直被热议的人物,是是非非两百多年,在“薛林之争”中被尊被抑总无定论,但是就人际关系的处理而言,却是独占鳌头。山西大学文学院赵景瑜教授对她的性格、人品和处事谋略推崇备至,认为她是“我国文学作品中较早具有公关意识的女性之一,也是一位成功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公关小姐”。[1]
赵教授看到了薛宝钗形象的社会价值,或者说发现了这个人物的现代品质,但是把宝钗的行为提升到公共关系学的角度,显得有些夸张。公共关系是一个组织行为,目的性很强,塑造组织良好的市场形象是其主要功能,而宝钗身处大院,显然缺乏现代公关学意义上的公关目的、公关条件和公关的必要性。
宝钗形象通篇贯穿着一个重要的传统品德,就是和谐。就其在作品中的行为表现和形象特质,有人说她像“和事佬”,但我认为,宝钗在“和事”的过程中,往往表现出超常的冷静与智慧,能够把当时社会的规范、要求和涉事各方的心态目的有机结合,并在其间找到巧妙的恰当的、能够为各方所认可的切入点,理顺关系,实现沟通。有人戏称之为大观园里的“和谐大使”,我认为,倒也不失公允。
一、宝钗的健康美体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
健康美本身就是一种和谐,既是人类自身的和谐,又是人与自然和谐的基本环节,与黛玉的病态美相比,宝钗的美更显得耀眼醒目,更能体现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统一。
薛宝钗初次出现在读者面前,是在第四回“薄命女偏逢薄命郎,葫芦僧判断葫芦案”中,作者介绍她说“生得肌骨莹润,举止娴雅”。第五回“贾宝玉神游太虚境,警幻仙曲演红楼梦”开头就写她“年纪虽大不多,然品格端方,容貌美丽,人人都说黛玉不及”。第二十七回“滴翠亭杨妃戏彩蝶,埋香冢飞燕泣残红”中,作者把薛宝钗比做杨妃,属于丰满型的美女。第二十八回“蒋玉菡情赠茜香罗,薛宝钗羞笼红麝串”中,贾宝玉看见薛宝钗“肌肤丰泽”,“雪白的胳膊,不觉动了羡慕之心”,再看宝钗形容,“只见脸若银盆,眼同水杏,唇不点而含丹,眉不画而横翠,比黛玉另具一种妩媚风流,不觉呆了”。第九十七回“林黛玉焚稿断痴情,薛宝钗出闺成大礼”中,新娘薛宝钗“盛装艳服,丰肩软体,鬟低鬓,眼润息微,论雅淡似荷粉露垂,看娇羞真是杏花烟润了”,真可谓美若天仙。
当然,有人喜欢把宝钗与黛玉相比,认为黛玉的美不够健康,多少有点道理。一直以来,无论是“尊林抑薛”派还是“尊薛抑林”派,都认为两人一个“环肥”,一个“燕瘦”,不分伯仲。但在两人谁更健康的问题上,答案是出奇的一致。林妹妹可以说是个药罐子、病西施,没有一天不在吃药,天气稍一变化,就会卧床不起,延医治病。而宝钗就不同了,虽然从胎里带来了一股热毒,偶尔也会来个头疼脑热的,但“犯了时吃一丸”“冷香丸”就好了,不必费事去找大夫。
长相漂亮对社会是一种贡献,健康则更多地体现为和谐。
二、宝钗渊博的才华学识体现了人与文化的和谐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本身就是文化的产物,人与文化的统一是天然的。宝钗博学多才,涉猎广,理解深,深得封建文化精髓。
宝钗的诗风含蓄蕴藉,诗才与黛玉并举。第十八回“皇恩重元妃省父母,天伦乐宝玉呈才藻”中,元妃看了诸姐妹题写的匾额,当堂评价“终是薛林二妹之作与众不同,非愚姊妹所及”。第三十七回海棠诗社首次开展活动,宝钗的诗就被“虽不善作,却善看,又最公道”的稻香老农李纨所推崇,认为她的诗“有身份”,评价薛林二诗“若论风流别致,自是这首(黛玉所写);若论含蓄浑厚,终让蘅稿”。第三十八回的诗会中林黛玉三首皆好夺魁,而探春评价:“到底要算蘅芜君沉着,‘秋无迹’,‘梦有知’,把个‘忆’字竟烘染出来了。”接着的咏螃蟹诗,宝钗的诗被众人“叫绝”,称“这方是食蟹的绝唱”。第七十回“林黛玉重建桃花社,史湘云偶填柳絮词”中,薛宝钗所填的柳絮词《临江仙》才写出第一句,史湘云就笑道:“好一个‘东风卷得均匀’,这一句就出人之上了。”待宝钗写完,“众人拍案叫绝”,都说:“果然翻得好,自然这首为尊。缠绵悲戚,让潇湘子;……”
宝钗的学识可以用她评价宝玉的“杂学旁收”来评价。她的诗论很有水平。第三十七回中她与湘云夜拟题时就说:“诗题也别过于新巧了,你看古人中哪里有那些刁钻古怪的题目和那极险的韵呢?若题目过于新巧,韵过于险,再不得好诗,倒小家子气,诗固然怕说熟话,然也不可过于求生;头一件,只要主意清新,措辞就不俗了。……”第六十四回中,宝钗看了黛玉所作的《五美吟》,也发表诗论:“作诗不论何题,只要善翻古人之意。若要随人脚踪走去,纵使字句精工,已落第二义,究竟算不得好诗。即如前人所咏昭君之诗甚多,有悲挽昭君的,有怨恨延寿的,又有讥汉帝不能使画工***貌贤臣而画美人的,纷纷不一。后来王荆公复有‘意态由来画不成,当时枉杀毛延寿’,永叔有‘耳目所见尚如此,万里安能制夷狄’;二诗俱能各出己见,不与人同。”
宝钗精通画艺。第三十五回她建议宝玉“打个络子把玉络上”时,宝玉问她配个什么颜色,宝钗道:“用鸦色断然使不得,大红又犯了色。黄的又不起眼,黑的太暗。依我说,竟把你的金线拿来配着黑珠儿线,一根一根地拈上,打成络子,那才好看。”充分体现她高超的配色技巧。
第四十二回中帮惜春解围更能显示宝钗对绘画的理解。贾母叫惜春画大观园,擅长作画的惜春叫苦:“我又不会这工细楼台,又不会画人物。”别人不知就里,也无法辩解,只有宝钗有仗义执言的品质,又明白其中难处,便说:“藕丫头虽会画,不过是几笔写意;如今画这园子,非离了肚子里头有些丘壑的,如何成画?”一句话道出了艺术的真谛。接着列举了画大观园的种种细节,详说用什么样的纸好,怎样构思,还开具了一整套操作清单:用什么染料,什么画笔画具,等等,充分显示了她对绘画的深刻理解。
宝钗熟悉剧曲。第二十二回,贾母给宝钗做生日,问宝钗爱听何戏,宝钗知道贾母喜欢热闹戏,就点了《西游记》和《山门》两出,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她知道《山门》是“一套《北点绛唇》,铿锵顿挫,那音律不用说是好了,那辞藻中有只《寄生草》,极妙”,而且随口就吟出了这只曲子,宝玉听了之后,赞叹她“无书不知”。
宝钗对医药也有见解。第四十五回“金兰契互剖金兰语,风雨夕闷制风雨词”中,宝钗和黛玉谈及黛玉的病症时,对黛玉说:“昨儿我看你那药方上,人参肉桂觉得太多了。虽说益气补神,也不宜太热。依我说,先以平肝养胃为要。肝火一平,不能克土,胃气无病,饮食就可以养人了。每日早起,拿上等燕窝一两,冰糖五钱,用银铞子熬出粥来,要吃惯了,比药还强,最是滋阴补气的。”至于她在第八十四回中为薛姨妈救急和第九十八回中替宝玉治病,则更能显示其果敢和博学的一面。众人都认为宝玉之病在“失去通灵”,只有宝钗“深知宝玉之病实因黛玉而起,失玉次之”,就狠心告诉他黛玉已死,“使其一痛决绝,神魂一归,庶可疗治”。正是这“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办法才将宝玉挽回人间。
三、宝钗左右逢源的人际关系体现了人与社会的和谐
“人是各种社会关系的总和”。[2]有人评价宝钗虚伪、保守、狠毒,我觉得不够公正。薛宝钗在《红楼梦》中的形象是“中国封建时代最美满的女性”,[3]得到《红楼梦》中所有人的推崇与赞美。“读花人”涂瀛认为宝钗是在“做面子”、“收人心”;王昆仑先生认为薛宝钗是“《红楼梦》所有人物中第一个生活技术家”,认为“黛玉是恋爱,宝钗是‘做人’”。但是,无论是“做面子”、“收人心”,还是“做人”,都只能说明宝钗的人际关系和谐、处事得体,说明她“随分从时”,适应时代。
(一)宝钗深谙“孝”道,是长辈心中的“乖乖女”。贾府的***贾母喜欢宝钗的稳重和平,自己捐资给宝钗做生日,问宝钗爱听何戏、爱吃何物。宝钗分析贾母年老之人,“喜欢热闹戏文,爱吃甜烂之物,便总依贾母素喜者说了一遍”,深得贾母之心,贾母人前人后的赞美她,并最终决定了宝玉和宝钗的亲事。
第三十四回中贾母当众赞宝钗:“千真万真,从我们家里四个女孩儿算起,都不如宝丫头。”第八十四回贾母和薛姨妈谈起金桂和宝钗的争论时说:“我看宝丫头性格温厚和平,虽然年轻,比大人还强几倍。……都像宝丫头那样心胸儿、脾气儿,真是百里挑一的!不是我说句冒失话,那给人家做了媳妇儿,怎么叫公婆不疼,家里上上下下的不宾服呢?”谈论黛玉的病时就说黛玉:“……要赌宽厚待人里头,却不济她宝姐姐有担待、有进让了。”第九十回中贾母认为能给自己的宝贝孙子做夫人的,“只有宝丫头最妥”。第一百八回中贾母和史湘云商量着要给宝钗过生日,赞宝钗:“你宝姐姐生来是个大方的人。头里他家这样好,她一点儿不骄傲;后来她家坏了事,她也是舒舒坦坦的。如今在我家里,宝玉待她好,她也是那样安顿;一时待她不好,也不见他有什么烦恼。我看这孩子倒是个有福的。”可见贾母打心眼里喜欢宝钗。
王夫人也很中意宝钗,宝钗也会适时宽慰王夫人。宝钗听到金钏被赶出贾府,含羞跳井自尽的消息,“忙向王夫人处来安慰”,王夫人得到了她的宽慰,心里很快也就放松了。第一百二十回中当知道宝玉出家后,宝钗固然悲痛欲绝,哭得死去活来,但也没有忘记安慰王夫人,难怪王夫人跟薛姨妈说:“早知道这样,就不该娶亲,害了人家的姑娘。”“若说我无德,不该有这样好媳妇了。”
且不说宝钗是薛家的顶梁柱,是薛姨妈的心肝宝贝、宽心的小棉袄,就是整部《红楼梦》中最讨人嫌的赵姨娘,对宝钗也是赞叹有加:“宝姑娘……真是大户人家的姑娘,又展样,又大方。怎么叫人不敬奉呢。”(第六十七回)可见宝钗的人缘有多好。
(二)宝钗关怀平辈,是平辈心中的“知心姐姐”。宝钗的心地善良,行为豁达,为人处世通情达理,她对黛玉、史湘云和邢岫烟的关心与爱护,无不说明了这一点。
“红学”史上,很多人都认为宝钗是黛玉的情敌,她对黛玉的示好,完全是虚伪。其实宝钗是一片真心。因为她十分清楚,宝玉并不是她理想中的配偶,宝玉心中只有一个黛玉,所以她处处远着宝玉,她最终嫁给了宝玉,只能说明封建的礼制、伦理道德对她的毒害之深,她所接受的教育使她没有别的选择,只能消极被动地接受。黛玉是一个多心的人,她也曾认为宝钗是个心里藏奸的人,所以开始的时候对宝钗是处处设防,说话更是尖酸刻薄,像刀子一样,随时随地就可能对宝钗投去冷***冷箭。面对黛玉的这一切举动,宝钗总是忍让,绝少还击,因为她知道“黛玉是如此惯了的”,所以“也不理她”,而她自己呢?却还是一如既往地对待黛玉,甚至是对她更好。从黛玉的“心下暗服”(第四十二回)到后来的冰释前嫌、姐妹相称,直到第四十九回黛玉对宝玉说:“谁知她竟是个好人,我素日只当她藏奸。”充分说明了宝钗对黛玉的真情。
史湘云无疑是大观园里的“快嘴李翠莲”,说话做事从不瞻前顾后,参加海棠诗社后,立即表态要自己做东,忘了自己的手头紧,根本拿不出这些钱来。宝钗明察其中甘苦,及时援手,帮助她组织了一个“自己便宜”,又不得罪人,又有趣的螃蟹大宴,湘云对宝钗感激不尽,只恨自己没有这么个亲姐姐,认为:“但凡有这么个亲姐姐,就是没了父母,也没妨碍的。”(第三十二回)
而对于邢夫人的侄女邢岫烟,从她进入大观园起,宝钗就一直在暗暗接济她,完全是出于其为人的本性,后来的情节安排邢岫烟嫁给薛蝌又好像在说好人有好报。
当然,宝钗也能够放下身架,善待下人,是下人心中的好主子。宝钗刚到贾府,就因为行为豁达,随分从时,不比黛玉之流“孤高自许,目下无尘”而“深得下人之心”。
王昆仑先生在《红楼梦人物论・薛宝钗论》中说:“宝钗对人事的警觉性是最高的,她从不做一件妨碍人的事,从不说一句刺激人的话。”[4]
宝钗体贴下人最典型的表现是在第五十六回“敏探春兴利除宿弊 贤宝钗小惠全大体”。探春要把大观园里的花果生产管理承包给几个老婆子,宝钗就提出收入的钱不用归到里外的账上,只要包揽一宗园里人的动用,比如头油、胭粉等,其余的贴补自家,除此之外,无论有余无余,一年拿出若干吊钱,散与那些未承包的诸人。结果“众婆子听了这个议论,……个个欢喜异常”。
宝钗的冷静、稳妥和智慧历来受众人赞赏,但由于她所处的时代与家世所限,其身上也还有一些不符合当代人审美要求的东西,主要是她对自身性别地位的认识和对落后世俗的过于迁就。毕竟她是一个封建人物,现代人尽管不必苛求,但其历史局限仍然应该加以足够的审视。
参考文献:
[1]赵景瑜讲稿.山西大学教务处整理,2006.
论文关键词:薛宝钗;人格魅力;当代意义
曹雪芹用毕生心血写就的《红楼梦》成就了伟大,感动了世人。作者结合封建社会错综复杂的典型生活环境,艺术再现了众多有血有肉、令人难忘的人物形象。其中最受当代青年青睐的还属颇具人格魅力的薛宝钗。本文将着重从薛宝钗的人格魅力和当代青年的真实心态两个方面探究其原因所在。
一、薛宝钗的人格魅力
(一)艳冠群芳、不求奢华
无论是小说的直接描绘,还是通过荣府上下人品评的间接描写中,薛宝钗都是金陵十二钗中首屈一指的美女。她秉花容月貌、美玉肌肤,她艳冠群芳、别具风流。虽身居豪门,却有着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勤俭节约、不求奢华。
(二)天资聪慧、博学宏览
小说的第四回里,在贾雨村与王子腾的谈话过程中,曾提及过聪慧的宝钗“当日有他父亲在日,酷爱此女,令其读书识字,较之乃兄竟高出十倍。”由此可见,幼年时富有文化教养的家庭环境和聪慧的心灵,使她具备了深厚的艺术修养和广博的知识。
她的诗歌创作构思新颖、意境深邃,具有雍容典雅、含蓄浑厚的风格。如她的《讽和螃蟹咏》被众诗人赞为食螃蟹之绝唱;《咏絮诗临江仙》更展示出她超群的才情和襟怀,让众人拍案叫绝。
除此之外,她懂画,在惜春不知如何画大观园的行乐***时,她的一番关于画的言论令所有人信服;她懂医,当薛姨妈被夏金桂气得肝火上逆、左肋作痛,一时等不急医生来看时,她知道叫人买钩藤煎药医治;她懂禅,对南禅之祖弘忍向六祖惠能传衣钵的故事,她能如数家珍;她还有丰富的社会阅历,能识得一般闺阁小姐所不认识的当票。
(三)温顺贤惠、宽容忍让
《红楼梦》中,贾母最后能取中宝钗而舍弃黛玉,很重要的因素便是宝钗的心胸豁达。她称赞宝钗“心胸儿脾气儿,真是百里挑一的”,还把黛玉与宝钗作了比较“赌灵性儿也和宝丫头不差什么,要赌宽厚待人里头却不计他宝姐姐有担待、有尽让了。”对于别人的攻击,宝钗大多会因顾全大局而不加以追究。如第三十四回中,宝钗为宝玉挨打之事与哥哥理论,没想到反被哥哥抢白了几句,不免伤心流了一夜的泪。第二天,黛玉见宝钗脸上有哭泣之状,便嘲笑地说道:“姐姐也自保重些儿,就是哭出两缸眼泪来,也医不好棒疮。”宝钗听后却是“并不回头,一径走了。”诸如此类的还有第八回《探宝钗黛玉半含酸》、第四十二回《潇湘子雅谑补余香》等回数。宝钗面对黛玉夹***带棒的攻击,她都“浑然不觉”,忍而不发。宝钗的沉默宽容得到了他人的尊重,最后,和黛玉也“化敌为友”了。
宝钗用理智很好地驾驭情感,以一颗宽容之心坦然面对别人给她造成的伤害。正是她的这种宽容大度,为她赢得了很好的人缘。
(四)头脑冷静、虑事周全
宝钗属于典型的理智型个体。她时时、处处约束着自己的言行,遇事能着眼大局,冷静分析,理智对待,考虑事情合理且周全。
如薛蟠因行为污浊而遭柳湘莲苦打,薛姨妈又是心疼又是发恨,情急之下欲告诉王夫人寻拿柳湘莲。宝钗连忙劝解,还笑着提醒薛姨妈“他又不怕妈妈,又不听人劝,一天纵似一天,吃过两三个亏,他倒罢了。(第四十七回)”。沉着冷静、是非分明的宝钗只是旁敲其母,语之其弊,一场将会给薛家造成“仗势欺人”之恶名的风波便化解在宝钗的只言片语之间了。再如,薛蟠欲外出做买卖,薛姨妈犹豫不决,宝钗一番入情入理的话熨贴了母亲的不安。
由此看来,宝钗不似薛姨妈之女,反倒似薛家的***师,许多棘手的事情,经过她的冷静点拨都得以妥善解决。
(五)和谐的人际关系
宝钗入贾府后,在复杂的人际关系中巧妙地揣摩不同个体的需求特点,并以此调节自己的行为,娴熟自如地运用各种方法、技巧,艺术地处理和协调人际关系,似庖丁解牛、游刃有余。
宝钗在长辈们的眼里是个孝顺的孩子。如贾母准备为宝钗置办生日酒席,宝钗因深知贾母年老,喜热闹文戏,爱吃甜烂之食,“便依贾母往日素喜者说了出来”。这样孝顺的宝钗老祖母怎能不喜欢。
在与周围姊妹的相处中,她总能体现出长者般的风度,默默地、春风细雨般地感动了很多人,可谓是大观园里的“及时雨”。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湘云兴邀海棠社,宝钗代摆螃蟹宴”。极少有儿女情长的湘云也曾这样称赞宝钗:“这些姐妹们,再没一个比宝姐姐好的,可惜我们不是一个娘养的,我但凡有这么个亲姐姐,就是没了父母,也是没妨碍的。(第三十二回)”。
在下人的眼里,宝钗更是位心地善良、聪明能干的小姐。她能体谅下人起早晚睡、终年辛苦的处境,并为他们筹划额外的进益。袭人将其奉若神明,连管理伙食的柳嫂子私下也称赞宝钗是“明白体下的姑娘”。
(六)良好的理家才能
宝钗虽也是个不出闺阁的小姐,但她却有较强的理家才能。不仅协助薛姨妈打理家庭琐事,在王熙凤因小月不能理事时,还受王夫人之请照看园中之事。
当探春欲将园子包给那些老妈妈们时,宝钗敏锐地觉察到改革方案在实施过程中可能遇到的问题和阻力,并谈了自己的主张和见解。可谓是计算得很精细,考虑得很周详,确实是“小惠全大体”。众婆子听了她这番言论,都欢喜异常。
如此具有管理才能的宝钗如生活在当代,一定是个优秀的女强人;若处在现代的家庭生活中,一定是位标准的贤妻,家里在她的精心照顾下,生活一定会越过越红火。
二、当代青年为何青睐薛宝钗
薛宝钗之所以受到当代青年的青睐,除了她自身独特的人格魅力外,我们还应从当代社会的发展趋势和时下青年自身的真实心态来进行分析。
(一)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影响
在儒家的教育理念中,女人的“德、言、容、工”是公认的女子良好教育的传统,薛宝钗则是这一理论的躬行实践者:她勤俭、温柔、体贴、精女工、知掌故、会诗文、雍容典雅、聪明大气、胸襟宽阔……是儒家理想教育培养出来的东方女性的典型。对于尊祟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青年来说,薛宝钗这样的女子怎能不为人所喜欢呢?
(二)和谐社会需要良好的人际关系使然
良好的人际关系是建立和谐社会的前提,如何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呢?我们不妨借鉴薛宝钗处理人际关系艺术中的积极因素,如她能适应自己与他人、他人与他人人际关系的变化,并根据变化了的人际环境不断调整自己的思想、情感和思维方式,敏锐地洞察和细心地体验别人的兴趣与动机,了解他人的真正需要与情感,针对性地、积极主动地采取适宜的行为方式满足他人的需要,以创设和谐的生存空间。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所处环境中如庖丁解牛、游刃有余,才能出色地完成构建和谐社会的历史重任。
(三)与当代男青年择偶标准的契合
时下,许多男青年都愿意选择宝钗这类女子作妻子,究其原因,除了宝钗的艳冠群芳,更重要的还是宝钗的“内涵”。
时代不同了,人们的思想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以往是“女子无才便是德”,可如今的男人们在择偶时,则更希望自己未来的老婆是位才女,如宝钗那样满腹才华,这样既可以相夫教子,又可以成为一位不可多得的贤内助。
现代的男人还更看重对方是否具有上进心和善良心,是否和自己志同道合,两人在一起是否会起到相互促进的作用,交往过程中是否会相互尊重、关心、帮助和理解。在这些方面,善解人意、豁达大度的薛宝钗无疑又受到众位男士的关注。
(四)与当代女青年人生信条的一致
一、宝玉性格的两极——“痴”与“悟”
解读贾宝玉,有两个重要的特点——“痴”,即他的“似傻如狂”;“悟”,即最后的“悬崖撒手”。这两种性格是贾宝玉最具代表性的状态,也是他的常态。他的痴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面对世界万物时的一种“特异功能”——“时看见燕子就和燕子说话,河里看见了鱼就和鱼说话,见了星星月亮,他不是长吁短叹的,就是咕咕哝哝的”;还有一种是他在处理与众女性的关系时的一种外在表现形式,包括他对众女性的关心关爱。归结起来,因为他是“情痴”,他的“感情之深,思虑之深,悲哀之深,直觉与预感之深”。而贾宝玉之“悟”,是一种“情悟”,世间各种感情的悟道——“历尽一番离合悲欢、世态炎凉”。终归来说,宝玉的“痴”与“悟”都源自于“情”,所以,把握贾宝玉的这两个特点对于塑造和理解人物非常重要。
二、黛钗人格的兼美——“灵性”与“理性”
涂瀛在《红楼梦问答》中谈到:“宝钗善柔;黛玉善刚。宝钗用屈;黛玉用直。宝钗徇情;黛玉任性。宝钗做面子,黛玉绝尘埃。宝钗收人心,黛玉信天命。”从涂瀛的概括中,我们可以找到分析钗黛二人在性格时相互对立,而又互为补充的两个关键点——薛宝钗的“理性”与林黛玉的“灵性”。
薛宝钗的“理性”主要体现在她的待人接物、为人处世上,可以概括为“三心”:识心、私心和冷心。
第八十四回中贾母就说“宝丫头那样的心胸儿脾气儿,真是百里挑一的。”最能体现宝钗之“识”就体现在她在对待长辈,即贾府当权者们的态度上绝对是顾全大体。
宝钗的私心是和她的冷心联系在一起的。比如,宝钗在开导王夫人因金钏之死的问题上就说“也不过是个糊涂人,也不为可惜”。高鹗对宝钗这一性格特点延续了曹雪芹的态度。
刘续中着力描写了宝钗对宝玉的深情,这是刘续在塑造薛宝钗时不同于曹雪芹和高鹗的地方。可以说前两者将薛宝钗定义为是没有爱情的,她的私心可以与私利划等号。但刘心武却把这种私心理解为了宝钗对宝玉的深情,尤其是在宝玉出家后,宝钗“独坐灯前,柔肠百结,思绪缱绻”;“夜夜盼郎归,日日待时飞”。
林黛玉的灵性同样可以用三心来概括:“少女之心”“诗人之心”和“士子之心”,三心相互作用、相互影响,而这正是源于她“师心”——“我行如是,不枉己而徇人”。
对于一个少女来说,林黛玉深深地爱着宝玉,宝玉也同样深深爱着黛玉,可谓“黛知宝心,宝知黛心”。他们之间的喜爱是非常含蓄、耐人寻味的。
林黛玉的诗人之心常常是和她的士子之心一起表现的。比如高续里第八十六回“寄闲情淑女解琴书”,“高山流水”暗含着黛玉和宝玉“知音难遇”。“有诸内必行诸外”,黛玉的诗心和士心已经渗透到她的生活中,表现出一种诗意的生活。
而在刘续中,黛玉略显呆板、做作。黛玉的诗心更是变成了一种程式化,很多地方都显得牵强。黛玉只是作为一个干巴巴的符号存在,无论是她的语言还是行为都显不出她应有的灵性,过分地注重她的符号作用,反而将这个人物诗意灵动的一面抹去了,就是将林黛玉性格中最核心的一面忽略了,只剩下一个死的形象而已。
薛宝钗和林黛玉身上寄托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美——薛宝钗的世俗之美、传统之美;林黛玉的灵性之美、动态之美。她们性格中的各个方面都是由这两种美所延伸出来的。高续基本上延续了这两种美的表现,但在具体细节上还是不能避免意识形态的约束,比如林黛玉也谈起了经世致用。而刘续在把握这两个人物性格时出现了偏差,有时宝姐姐像林妹妹似的,林妹妹像史湘云似的,这是典型人物塑造上的大忌。从整体来说,高续的钗黛像钗黛,刘续的钗黛离真正的钗黛还有一定距离。
三、王熙凤的放诞——“才”与“欲”
王昆仑说:“《三国演义》的读者恨曹操,骂曹操,曹了想曹操。《红楼梦》的读者恨凤姐,骂凤姐,不见凤姐想凤姐。”王昆仑有意的将两者作比较,他们在性格气质上有某些共通的地方,其中很重要的两点就是“才”与“欲”。王熙凤很好地展现了统治阶级权术家的特质——“权术机变”,同时也暴露出野心家的残忍贪婪——“杀伐决断”。
王熙凤的“才”用刘再复的话来说,就是“帮忙,帮闲,帮凶,三者往往难以兼得。在《红楼梦》里,兼而得之的唯有王熙凤一个人。”而她的“欲”着重体现在贪欲和权力欲两方面。
高续中对王熙凤性格的描写有她的变化性,这种变化是随着贾府势力一步步衰微下来而造成的,也是她本人“机关算尽”所导致的。但她仍然发挥着自己的余威,一点表现自己的机会都不放过。
在刘续中王熙凤的性格却是淡了很多。原著中凤姐绝对是一个“重”角色,这个重,不单是指她在整个故事发展中的重要性,更是指这个人物性格的典型性。而刘续的王熙凤很难与原著人物衔接起来,也没有遵循一个人物变化应有的规律。比如,在刘续中,荣府银库总管吴新登卷逃匿藏了,疑似与凤姐放贷一事有关,于是贾琏呵斥凤姐,凤姐反“不敢作声”。
对于典型人物特征的“明确性”黑格尔有这样一段话:“一个有血有肉的人在性格上是丰富的,多方面的。但在这些多方面之中,应该有一个主要的方面作为统治方面,性格才明确。”而刘续在一开始王熙凤像变了一个人,她的才干和野心都在低声下气、逆来顺受、毫无建树中突然隐去,这种近乎突变的性格让读者很难接受,也不符合这个人物应有的性格变化规律,难以和前八十回衔接起来。
关键词:性格和命运;和谐人情;和谐社会
引言
是欣赏林黛玉,还是欣赏薛宝钗,凡是读过《红楼梦》的人,都有不同的回答。自《红楼梦》问世以来拥林抑薛者有之,拥薛抑林者亦有之,两者有时还争执不下。总的来说,拥林抑薛者似乎占着优势,但不管贬也好,褒也好,作为一个艺术形象,人们不得不承认这是丰满的成功的典型,而且是《红楼梦》所创造的一系列典型中难度很大的两个。以往的读者和评点家都对这两个丰满的形象作出相应的分析和评论,其中不乏精彩的地方,能给人以启示:但这些往往是朴素的感受,个人的好恶,还略显得片面。比如提到林黛玉,总是免不了说她敏感多疑,胸襟狭窄,尖酸刻薄等等;说到薛宝钗,似乎更不会给她留情面,说她是卫道士,女夫子,两面派,伪巧人,野心家等等,无不是用这样的词来作为这两人的考语。但不管是赞扬还是批评总是脱不了两人和贾宝玉的关系,例如木石前盟的关系,金石良姻的关系等等。白居易曾说文章合为时而作。故今天研究《红楼梦》根本立足点应该是联系现实社会,从而指导社会生活。本文不想对林黛玉与薛宝钗简单的说是或者不是,而是着力开拓一片探究林黛玉与薛宝钗的性情及其命运的新天地,尝试着用社会学、伦理学、心理学和哲学的基本观点来对林黛玉和薛宝钗的形象作出相应的分析。力求探究出性格和命运这一规律性的东西,对此作出较为科学合理的结论。笔者认为这方面的研究对现实生活意义重大:今天,我们生活在社会的转型阶段,各种社会矛盾层出不穷,又面对日益复杂的人与社会,人与人的关系,我们急待一种规律性的结论作为行动的指南,以便我们能更好地处理人与社会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从而构建和谐社会与和谐人情,促进人类的全面进步。
一、个体生活价值:选择与调适问题
林黛玉和薛宝钗在大观园这个女儿国里可真的是数一数二的人物了,正如有的评论者说“情言,此书黛玉为重。”就两人比较而言,则有“黛玉是主中主,宝钗是主中宾”的说法。然而,就是这样曹雪芹全力塑造的两个人物,到头来却是“苦绛珠魂归离恨天”。纵然是“齐眉举案,到底意难平”。为什么“天下真有这样标致的人儿!”到头来还会是“魂归离恨天”?为什么“知命知身,知理知性,博学不杂”的宝钗成了贾府的宝二奶奶,可结局还是“意难平”?这一节着力从社会学的角度分析着两人的性格和命运。
社会学里有种调适行为,那什么是调适呢?从字面意义上理解就是指“人们调整自己的行动以适应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的变化。而社会调适主要指人与人关系和行为的调适包括个人或群体与社会环境之间不断发生的矛盾和问题的一种有效的行为方式”[1](265页)。现举例说明:
“这黛玉常听得母亲说,他外祖母家与别人家不同,他近日所见的这几个三等的仆妇,吃穿用度,已是不凡,何况今至其家,都要步步小心,时时在意,不要多说一句话,不可多行一步路,恐被耻笑了去”(第三回)
初到贾府的林黛玉,之所以要“步步小心,时时在意,不要多说一句话,不可多行一步路”,根本原因不在于“恐被耻笑了去”,而是贾府阴森森的氛围迫使她不得不调整自己的行为,说白了,这是林黛玉潜意识中的社会调适行为在作梗。这种行为方式不仅对林黛玉有效,对于今天不断流动的人口来说依然是种有效的行为方式。调适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同时很多都是都是不情愿的。
“饭毕,各个有丫鬟用小茶盘捧上茶来。当日林家教女以惜福养身,每饭后必过片时方吃茶,不伤脾胃;今黛玉见了这里许多规矩,不似家中,也只得随和些,接了茶,又有人捧过漱盂来,黛玉也漱了口,又盥手鼻毕。然后又捧上茶来——这方是吃了茶。”
林黛玉的入乡随俗是由于社会流动所引起的调适,“当一种文化传入另一种地方时,按常理说新的文化和行为会冲击旧有的文化和人们业已形成的行为方式”[2](266页)。可林黛玉的情况恰恰相反,林家的饮食习惯由于传播者太少,反而受到贾府的吃茶习惯的冲击。所以,为了适应新的行为方式和新的文化环境,林黛玉要调整自己的行为。不管贾府的吃茶习惯与林家的有多大的差别,甚至说是这种习惯不但不能惜服养身,还会伤害脾胃,林黛玉“也只得随和些”。事实上,这种习惯再怎么不合理,作为一个初来乍到者,只能接受这种习惯,不管这个接受是自愿的还是强迫的。林家的饮食文化(吃茶习惯)在贾府知识弱势文化,处于劣势的地位。只要林黛玉还想在贾府里呆下去,她必然就要接受这种同化,接受便是社会同化过程的第一步骤,因此要进行社会同化而不接受对方的文化、知识、规范和行为模式是无法进行的。一般说来在接受异域文化、知识、规范和模式的时候,刚开始是被动的,或者因为异域或他人的强迫性因素(“外面伺候的媳妇丫鬟虽多,却一声咳嗽不闻”。这种肃穆气氛本身对黛玉来说就是一种强迫性因素),或者因为自己的文化和模式处于劣势的地位(黛玉到贾府只带了两个人:一个是自己的奶娘,一个是十岁的小丫头雪雁。林家饮食文化的传播者只有她们三人,况且一个是年迈的老人,一个是懵懂的顽童,对于贾府这样的朱门大户显然是一种弱势文化),人们在开始时是不情愿接受外来东西的。林黛玉也不例外,只是她要在贾府呆下去,不这样做没有别的选择。所以她一直都感觉自己很委屈,只要一有机会她都会把这种委屈表现出来。“埋香冢飞雁泣残红”一节她悲恸地唱到:“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霜剑严相逼。”不就是长期受这种生活压抑而由衷的控诉吗?
比起林黛玉,“罕言寡语,安分随时,人谓藏愚,自云守拙”的薛宝钗就好得多,不可否认:黛玉率真,宝钗巧伪。拿两人对宝玉的爱情来说,黛玉不像宝钗那样极力压抑自己内心的感情,要把“人欲”之私纳入封建“天理”的框框。黛玉在热烈的渴慕爱情,憧憬自由,追求一种纯洁、高洁的诗的意境和美的天地。在爱情上,尽管她不敢走得太远,但她对宝玉却爱得那么真诚,那么执著,始终如一,至死不渝。——宝钗常常教导别人要安分守礼不可惹是生非,至于自身更是时时检点,行为举止几乎到了“无懈可击”的地步。更重要的是她还会常常劝宝玉读书仕进。不从审美意义上说,单就现实意义来说宝钗是聪明的,生活都是现实的,要想更好的活就该像宝钗一样知道什么可为,什么不可为。
“绣鸳鸯梦飞绛芸轩”一节写宝玉从梦中喊骂:“和尚道士的话如何信得!什么金玉良姻,我偏说是木石前盟。”宝钗听了“不觉怔了”。在那一刹那薛宝钗心灵的震动是清晰可感的,虽说袭人进来她马上恢复了常态,也许就是这样一个偶然的机缘,这样一种强烈的刺激,触发了宝钗那裹藏很深的感情的弦索,只是她的这种感情被理性的要求,传统的惰力抑制着销蚀着,偶尔流露马上又敛藏起来。试想,如果坐在宝玉身旁的是黛玉,假如宝玉梦中喊骂:“和尚道士的话如何信得!什么木石前盟,我偏说是金玉良姻。”那黛玉听见就不仅仅是“不觉怔了”,她不寻死觅活的才怪呢!怪不得史湘云佩服宝钗竟到了五体投地的地步,对黛玉说:“你敢挑她,我就服你。你敢挑宝姐姐的短处,就算你是好的。”
在那个“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时代,宝钗是对的,这是一种现实的美,黛玉的美更多则是存在审美意义上,现实生活中几乎不存在这样的美。那个时代女子不该写字读书,只该“做些针线纺织”。如果林黛玉和薛宝钗生活在今天的社会里,我相信“林黛玉焚稿断痴情,薛宝钗出闺成大礼”的结局依然不会改变。薛宝钗懂得调适自己的行为以便适世,这一点林黛玉永远做不到。事实上,只有先做到才可能做到适世,才有能做到谐世,从社会学研究《红楼梦》这两人的性格及其命运的价值就在于此。
二、个人的价值取向:理想与现实问题
现在从伦理学方面探究两人的性格及其对命运的影响,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的个体生活价值观,在发展上表现出明显的多元性特征。
我们必须认真思考和研究的是:在多元性基础上,个体对生活价值作出怎样的选择与调适才有利于发展一种积极向上的人生。在这里,我们不可能越过个体生活价值发展的现实基础。从本源上来说,个体生活离不开社会生活的大环境,社会生活的变动使得生活以及生活价值向我们展开了它多样性和丰富性的一面,从而我们面临着由生活本身的变动而引发出的对多元生活价值的“选择和调适”问题。这其中包括社会转型时期个体在选择与调适多元生活价值时会碰到的许多具体问题,例如:
1.把效益和功利作为选择生活价值的标准。生活价值的某些方面是与实际生活的评价和期望相联系的,调查表明,多数人关注能够带来较大功效的工具性生活价值(知识、才能、地位等),而对“德性”这样的目的性生活价值比较冷漠。
2.重视生活价值中的物质性因素,经济活动的价值观浸透于生活价值中。如把工作(劳动)价值和金钱价值等同起来,金钱价值成为生活价值的重要参数。告别了“谈金变色”的年代,人们对金钱价值的追求本无可厚非,但是,如果过分夸大金钱价值和幸福生活的必然联系,无疑是对幸福生活的片面理解。
3.生活价值是个体的主动选择,个性化特征相当明显,个体之间存在很大的差异,普遍有效的调适方案很难制定。从个体来说,自我的价值平衡和协调发展有赖于个体对生活意义的正确认识;从社会来说,不可能每个个体设计出合理的个体生活计划。同是大观园里的两个宾客,林黛玉和薛宝钗的选择和调适行为完全不一样。
……黛玉只看天,不理她,半日,猛然笑到:“你不必说嘴,我也有了,因对道:冷月葬花魂。”湘云拍手道:“果然好极!非此不能对,好个‘葬花魂’!”……(七十六回)
显然,黛玉有一颗赤子之心,“比谁都需要使灵魂纯净而贞洁”,她的灵魂就是这样“纯净而贞洁”的。然而,连那狮子也不得干净的贾府怎么能容下这样一个美丽而纯洁的女子呢?
当她“忍踏落花来复去”时,正是“风刀霜剑严相逼”时刻,她怜花自怜,将花拟人,将人拟花,达到人花合一的境界。她“荷锄葬花,开千古未有之奇”,一首凄凄然的《葬花词》,反映了她那颗敏感的心,从漂泊的落花,想到自己飘零的身世和渺茫的未来——她朦胧的意识到在那样的社会里自己是没有出路的,也将像落花一样漂泊,像落花一样堕入污泥任人践踏——所以,她一直在渴求一片纯净而自由的天地:
愿侬此日生双翼
随花飞到天尽头
然而,她也知道:这样的天地是没有的,不然,她怎么会说“天尽头,何处有香丘?”呢?面对那就要吞食她的黑暗的现实,不能不思考这样的问题:自己像落花一样任人践踏呢,还是豁出生命来维护自己的自由和贞洁?——对此,她作出了果断的回答:
未若锦囊收艳骨
一抔黄土掩风流
质本洁来还洁去
不教污淖陷渠沟
她唱出了和污浊环境决不同流合污的意志,为维护人格的***和人性的尊严而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决心。自始至终,林黛玉都在追求一种“完善论(perfectionism),这是一种综合的,甚至多元的目的论,它主张道理应该帮助人们去实现完善的、全面发展的目的,去努力达到人生各方面的卓越的优秀,达到至善,而尤其是达到人在德性和人格上的尽善完美,它是以人为中心,是致力于在人格和德性上不断超越,尽可能地力求达到人的最高境界,展示人的最卓越的方面”[2](73页)。在今天这个转型社会里,这种观念应该大力提倡,秉承以人为本的信念,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而薛宝钗坚持的则是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utilitarianism),约翰密尔在《功利主义》一书里说:“承认功利为道德基础的信条,换言之,最大幸福主义,主张行为的正当是与它增进幸福的倾向成比例。幸福是指快乐和免除痛苦;不幸福是指痛苦和丧失快乐。”[2]71页
三十四回写宝玉遭打后,宝钗来看他心里想到的却是何不在外头大事上做工夫,早听人一句劝,也不致今日吃亏,总因素日不正。至于金钏含冤投井,宝钗全不动心。她并不知底细,便对王夫人劝慰得头头是道,以为金钏不是失足便是糊涂,因此死不足惜。其实宝钗这个聪明人岂不知其中必有隐情,然而在她看来,做丫头的原该驯服受分逆来顺受,根本不应该有这样大的“气性”,赌气寻死是咎由自取。薛宝钗这种功利思想那个时代的大众思想,所以,宝钗在大观园里的口碑很好,这样“贤惠”的女子怎么不受到贾母的喜爱呢?就连元春也对她情有独钟。
“……今儿我听了他的短儿,‘人急造反,狗急跳墙’,不但生事,而且我还没趣,如今便赶着躲了,料也躲不及,少不得要使个‘金蝉脱壳’的法子……”犹未想完,只得“咯咯”一声宝钗便故意放重了脚步,笑着叫到:“颦儿,我看你往哪里藏!”一面说一面故意往前赶。(二十七回)
这一幕对宝钗的性格刻画极其复杂,评者有褒有贬,替宝钗鸣不平者理由有二:一则是宝钗原是邀请黛玉饯花的,见宝玉进去了,倒是回来了。这为后文作了铺垫,以后急中扯了黛玉来作“替身”,似乎事有凑巧,不觉突兀。二则宝钗编谎的目的主要在于摆脱干系而非设计陷人,这同她藏愚守拙,明哲保身的处世态度是一致的。笔者认为以往评者的这两点理由是站不住脚的,宝钗原本是想去邀请黛玉的,这难道就是急中扯了黛玉来作“替身”的理由吗?她刚刚和“三春”、李纨、凤姐分别去找了黛玉的,怎么不扯到她们身上呢?可见宝钗这样做是存心害人的。至于说宝钗编谎的目的的主要在于摆脱干系而非设计陷人则更是笑话,从说谎的动机说,说谎有三种:一是善意的谎言;二是无善意无恶意的谎言,例如玩笑的谎言;三是恶意的谎言。显然,宝钗的谎言是恶意的,因为她的谎言的后果的确损坏了黛玉的人格。即便这并不是宝钗的主观意愿(从全书的内容综合来说,这很可能就是宝钗想要的结果),但客观上的确对黛玉造成了不好的影响。
当然,在当前这样的社会里,处于社会的转型阶段,各种社会思潮萌生,我们就应该大力提倡林黛玉的性格完美论,追求一种完美主义,完善性格修养,使自身得到最大程度的发展,力求达到马克思所说的自然的人性化,人的自然化,谋求人与社会的协调,构建和谐社会。但是,一口不能吃成胖子,和谐人情与和谐社会不能一蹴而就,它要遵循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而当前我们的社会发展程度很低,各方面还在发展阶段,所以,我们不能苛求每个人都能像林黛玉那样为了追求性格完善论,不惜自身的性命。相反,笔者倒认为现实生活中我们应该多多效法薛宝钗的实用主义。不可否认,实用主义较之性格完善论更适合市场经济,***说发展才是硬道理,怎样才能发展呢?纯粹的性格完善论是不能发展经济的,当然纯粹的实用主义可能会使发展走些弯路。这样就要求置身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初级阶段的人们,用性格完善论来调剂行动中的实用主义。如果这样和谐社会指日可待。
三、个体的生活方式:敏感和时务问题
这一小节着力从心理学的角度来探究林黛玉和薛宝钗的性格及其对命运的影响。根据朱光潜在《忧郁的解剖——痛感中的快感》所说,“从动力心理学的观点出发,就比较容易分析和解释忧郁。依动力说,一切不受阻碍的活动都导致快乐,而一切受阻碍的活动都导致痛苦。忧郁本身正是欲望受到阻碍或挫折的结果,所以一般都伴之有痛苦的情调。但沉湎于忧郁本身又是一种心理活动,它使忧郁的能量得以畅然一泄,所以反过来又产生一种快乐。一切活动都可以看作生命力的表现,这种表现的成功或失败就决定伴随这些活动产生的情调的性质,当生命力成功地找到正当发泄的途径时,便产生快感。所以,任何一种情绪,甚至痛苦的情绪,只要能得到自由的表现,就都能够最终成为快乐。同样,任何一种情绪,甚至快乐的情绪,只要得不到自由的表现,就都可能最终成为痛苦”[3](162页)。多愁善感的林黛玉,之所以泪珠儿从冬流到夏,或许她就是从悲痛中找到一种解脱,一种快感。
“痴公子杜撰芙蓉诔”一事有这么一段:
宝玉道:“我又有了,这一改可妥当了。莫若说:‘茜纱窗下,我本无缘;黄土垄中,卿何薄命。’”黛玉听了,忡然变色,心中虽有无限的狐疑乱拟,外面却不肯露出,反连忙含笑点头称妙,说:“果然改的好。再不必乱改了……(七十九回)
脂评说,诔文“明是为与阿颦作谶”。“知虽诔晴雯,实乃诔黛玉也,试观《证前缘》回,黛玉逝后诸文,便知”。当时,“黛玉听了,忡然变色”,突然预感到,这间者是宝玉祭祀自己的亡魂!尽管在前面已经多次预示过黛玉将泪尽夭亡;但是,处在斯时斯地,当着斯人斯景,这一预感借用了晴雯屈死的全部悲剧力量,就具有前面所有的鲜明性,紧迫性和神秘感,猛然袭击了黛玉的灵魂。一刹那间,“茜纱”之句,沁芳之泉,冰鲛之觳,芙蓉之祭,在黛玉的预感了全部变换为诔自己的亡魂而设。自己仿佛已经葬身黄土垄中,在聆听宝玉的哀悼了。
“根据拉康的镜像阶段论,主体通过镜像阶段,体验到只能自己还原到外部的他人之中这种对他者的输离。它将我们导入这样一种自己与他者的不可思议的关系中,即‘我’灾成为自己本身之际认同的对手并非自己,而是他者,我为了成为真正的自己而必须舍弃自己本身,穿上他者的衣裳”[4](45,46页),镜像原理告诉我们:人只有通过他者才能认清自己。黛玉听了宝玉为晴雯而作的诔文之所以“忡然变色”那是因为她把自己看作了晴雯,晴雯的死只是她的预演,她看到封建势力的魔掌正向自己伸手过来,她和晴雯一样,或者干脆说晴雯就是她的投影,她深知自己逃脱不了“一朝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知”的命运。《葬花吟》是林黛玉用她的全部生命在唱吟,同时,又是无意成谶。全诗以落花自况,“葬花”实是“葬侬”的隐喻,预示了林黛玉之死的朦胧前景,仿佛命运自己在咏叹。曹雪芹也点到这里有谶语。他在写宝玉听到“侬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侬知是谁?”,“一朝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知”等句,不觉恸倒山坡上,……试想林黛玉的花容月貌,将来亦到无可寻觅之时,岂不心碎肠断!这不是明晰地预示将来吗?所以,脂砚斋在这里强调须要“俟看玉兄之后文再批。”知道全书结局的明义在《题红楼梦》中说“‘伤心一首《葬花吟》,似谶成真自不知,安得返魂香一缕,起卿沉痼续红丝?’”[5]这里明白地说,《葬花吟》是谶语,而且后来应验了。
不管是芙蓉誄,还是《葬花词》,这都是对将来的预示,使一种生活的征兆。何为征兆?无非是人和自然的一种感应。不管是过去,现在和将来。这种感应都是存在的人,人一旦把握了这种感应,即所谓的征兆,便可以见微知著,从而防微杜渐,减少所谓的痛苦。单从心理学上说宝钗要比黛玉做得好得多。三十回写宝玉遭打后,第一个来看望他的正是宝钗,足见殷勤关切,然而她却不像黛玉那样高唱“愿侬此日生双翼,随花飞到天尽头”。宝钗知道在那个“无才便是德”的时代,是不会让一个女子这样做的,封建礼教规定:“妇者,服也,从人者也。”在这样的时代,一个女子要取得幸福生活,便要恪守三从四德的信条,放弃个人的一切思想,感情和要求。服服帖帖地做个替男人生孩子“传宗接代”的工具。至少你表面上应该做到这些。从宝钗在大观园的地位来说,她不可能不是一位有着自己的思想,感情和要求的女子,只是她在众人面前掩饰了自己的思想,感情和要求罢了。“弗洛伊德把人的各种本能和派生本能看作相反的对立物,如生与死、爱与恨、建造与破坏、主动与被动。”举例子说一个人对他人怀恨在心,他可能因此坐立不安;这时他的自我为了掩盖起敌意,便会对人激发出一种超乎寻常的爱。我们似乎可以说这是以爱代替了恨,但实际并非如此,因为在爱的下面,仇恨情绪依然存在。因此我们可以更恰当的说,爱是恨的面纱,这种以其对立面来掩饰某种本能与意识之中的机制,叫做‘反向作用’(reaction formation)”[6](81-83页)
反向作用既可以用来反抗来自人内部的威胁,也可抵御来自外界的危险,一个人如果害怕另一个人,他反倒对那个人特别友善,畏惧社会***人可能会自己苛求自己严格遵循社会的传统习惯,只要一个人对某种规章制度表现出过分严厉刻板的顺从,我们便可以肯定它的这种顺从是一种反向作用。在其顺从的伪装后面,他实际上正受着反叛和对抗情绪的不断驱使。薛宝钗就属于后一种情况,她表面上没有自己的思想,感情和要求,恪守封建的三从四德,其实,在骨子里她未必真的喜欢这些东西,她不是和林黛玉一样也读过“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吗?对于薛宝钗来说,《西厢记》《牡丹亭》一类的闲书杂曲虽则无不知晓,但不会像林黛玉那样读了就觉芳香满口,心动神摇,而是能够自持,以至于为其“移了性情”。再者只是她自己不说罢了,所以宝钗的行为就可以用反向作用来解释。
“马斯洛海认为,心理学不能孤立地研究人的心理的各个侧面,,而应当把人作为一个有思维、有情感的统一体来加以研究。他强调研究心理健康和机能健全的人类有机体。他的自我实现论很好地体现了人本主义心理学的主张。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都相信人有尽其所能的自我实现的内在潜能或倾向”[7]。就应该用这种观点研究薛宝钗,薛宝钗就是一个有思维、有情感的统一体。滴翠亭她并非不是设计陷害颦儿,但她做得滴水不漏,合情合理。她对待宝玉的感情不是那么炽热,但并不能说她就没有去争宝二奶奶的欲望,在大观园这女儿国力她也要实现她的价值,而她是知道最大的价值就是做这个院子里的宝二奶奶。“这种自我实现并非柱状个人主义,并非是自私自利的哲学。自我实现者表现出高度的自觉后的自发性,对生活采取一种尽其所能的态度,而不是以自我为中心,在某种意义上自我实现者正如菩萨一样,他们都超越了功利,体现了一种‘蜡炬成灰泪始干’的献身精神”[7]。大观园里的林黛玉要实现她的价值,就得博得宝玉的欢心。事实上,她得到了贾宝玉的爱,她之所以患得患失是因为她对宝玉爱得深。林黛玉的爱表面上看是哭哭啼啼、斤斤计较。但深层次上她的爱是以贾宝玉为中心的,也就是说这份爱不是自私自利的,是一种有着献身精神的爱。
生活中会有许多这样根据心理学而见微知著的例子,当然这样的事情也有人会视而不见,但不管人是不是已经预见到了,很多的事还是这样不知不觉,先知先觉的发生了。这里笔者并不是有意说林黛玉是多么高雅不俗,同样的道理也不是有意说薛宝钗是多么虚伪世俗。客观地说,作为一个现实的社会中的人,精神上应该多多向往林黛性情,现实社会活动中应该多多效法薛宝钗的识时务,也只有薛宝钗的这种识时务的精神才能更好地做到人与人的和谐相处。
四、个体性格的层次本质和表面问题
现在我们着力从哲学方面探究林黛玉和薛宝钗的性格及其对命运的影响。
薛宝钗这个人物形象对于读者来说很复杂,对于曹雪芹和高鹗来说同样是复杂的,作者对这个人物形象矛盾复杂的情况还不止于像以往的评者说的那样。所谓现象和本质的矛盾当然是存在的,但并非她的每一个“极明智极贤淑”的外部表面都包藏着“最奸最诈”阴险狠毒的内在本质。因为薛宝钗并不是某种邪恶本质经过伪装了的话甚或是封建道统名教的形象***解,这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一个丰满完全的艺术形象,她又自己的精神世界,有自己的内心矛盾。她的外部表现并不是一个样子,此现象和彼现象可能存在矛盾。她的内心世界也不是只有一个“本质”在主宰,而可能有两种不同的思想情感在交战,占上风的那一面才表现为主导的倾向。作者在这个人物出场不久就用“罕言寡语,安分随时,人谓藏愚,自云守拙”这样简约的评语提携后文,可以看作人物性格的一个纲领。它表明薛宝钗是一个善于自制,城府很深的人,在通常情况下,她总能理智地,冷静地控制自己的言谈举止,喜怒哀乐。但是这并不等于薛宝钗这个人就没有感情,或者任何时候都能控制住自己的感情。她也有偶尔忘情的时候,这就能让人看到他的性格的另一侧面,甚至窥见他心灵的某些奥秘。“失态”之于“常态”当然是矛盾的,但同样都是薛宝钗。比如说薛宝钗是很有涵养从不动怒的,但听见宝玉将她比作杨贵妃,说她“体丰怯热”时,她不由得勃然大怒,立刻拿话回敬,并借小丫头找扇“机带双敲”,发作一通:“你要仔细,我合你玩过你再疑我。和你素日嘻皮笑脸的那些姑娘们跟前,你该问她们去”,还以“负荆请罪”讪笑贾宝玉和林黛玉。真是凌厉尖刻,一反常态,此时倒有点象林黛玉的一贯作风。
事实上,不仅薛宝钗形象本身存在着矛盾,就是作者对薛宝钗这个人物的态度也是充满矛盾的。在这个问题上,自称曹雪芹“后世的知音”的哈斯宝在一百多年前曾发表过独特的评论,他说道:“这部书写宝钗、袭人,全用暗中抨击之法,粗略看去,她们都象极了忠厚的人,仔细想来却是恶极残极”,“全书许多人写起来都容易,唯独薛宝钗写起来最难,大体上,写那许多人都用直笔,好的真好,坏的真坏。只有宝钗不是那样写的。乍看全好,再看就好坏参半,又再看好处不及坏处多,发复看去,全是坏,压根儿没有什么好。一再反复,看出她全坏,一无好处,这不容易。但看出全好便最难,读她的话语,看她的行径,真是句句步步都像是个极明智极贤淑的人,却终究逃不脱被人指为最奸最诈的人,这又是为什么呢?史臣***,《纲目》臧否全在笔墨之外。便是如此。”[4](114页)(《新译红楼梦》回批)他的可取之处在于他看到了作者对人物“似褒实贬”的方面。但如果完全依照哈斯宝的逻辑推下去,那么揭开了薛宝钗“极好极忠厚”的外衣,所剩下的就是“极恶极残”,岂不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反面人物。曹雪芹笔下的薛宝钗是不是一个反面人物呢?恐怕不是。作者对薛宝钗的态度不能只用“贬斥”或“否定”一言以概之,实际上要复杂得多,有贬也有褒,褒中又带贬,而且无论是贬还是褒,都不是抽象的孤立的,总是在同各种人物的对照中显现出来,具有不同的性质和含义。
这样看来,在薛宝钗这个人物身上不止是“表与里,还有冷与热,理与情,远与近等种种矛盾存在着,这是一个具体的历史的有着自己的思想感情、心理特征、个性气质的活生生的人”[8](101-102页)。如果不能揭示出复杂的内在矛盾,人物就没有立体感,就不会那么丰满。
二十九回“享福人福深还祷福,多情女情重愈斟情”有这么一段:“黛玉一行哭着,一行听了这话,说到自己心坎儿上来,可见宝玉连袭人不如,越发伤心大哭起来……”“……宝玉听了这话,说到自己心坎儿上来,可见黛玉竟不如紫鹃呢。……”这就是所谓的正话反说,林黛玉知道大观园里只有贾宝玉了解她的心,而贾宝玉也知道大观园里只有林妹妹懂得他的意。可为什么二人却偏偏这样正话反说呢?其实,两个人都知道对方说的是假话,用这样的假话掩饰了真心话,分析两个人说假话的心理,便可知道黛玉的假话是处于一种小性,好猜忌别人;而宝玉的假话则是为了宽慰黛玉,当然这次不是这种原因,这次宝玉说假话纯粹是气话。
尽管,这两个人说话的表象和本质有着天壤之别,但彼此也都能看出对方的本质,即便这样现实生活中也不必正话反说,给人际交往增添无谓的麻烦。
笔者倒认为,薛宝钗的行为在现实生活中很行得通,不失为一种很好的交际技巧,生活是生活,艺术是艺术,只有分清了什么是生活,什么是艺术才能更好的生活,关于这一点薛宝钗做的远远比林黛玉好。
结语
通过我们从社会学、伦理学、心理学和哲学的基本观点来阐述了林黛玉和薛宝钗的性格及其对命运的影响,我们单就这两个人物形象而言,今天我们的认识和作者的意***恐怕也是颇有距离的。我们也不能完全要求一个封建时代的作家具有现代人那样的“觉悟”,明确地、自觉地赞扬林黛玉身上反封建正统的道德规范和追求自由的人生态度;明确地、自觉地批判薛宝钗身上封建正统的道德规范和安分随时的人生态度。然而在小说关于林黛玉和薛宝钗立身处世,待人接物的全部具体描写中,我们却看带了极其丰富生动的形象***画和内心世界,从林黛玉的“易冲动”和薛宝钗的“会做人”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中国封建的宗法和社会相沿已久的思想、道德、心理、习惯这样地渗透在她们的心灵和仪态之中,从而认识到她们的悲剧的社会原因。而作者在遵照生活的逻辑和人物的性格的逻辑塑造形象的时候是未必意识到着一切的。本文就是尝试着用社会学、伦理学、心理学和哲学的基本观点来探究人物性格的逻辑和生活的逻辑的关系。通过上述分析得知林、薛的命运结局和她们的性情关系甚大,即便这样她们的结局也不是必然的,因为人的性格是变动的,是可塑的。所以只要是有人参与的事,都不是必然的事,人在参与的过程中注入了太多的偶然性因素,功成与否,无非环境造就,皆是时局促成。
今天的社会更加复杂,旧的道德规范已经打破,新的道德规范还没有形成,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更加复杂,人与社会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在我们探究林黛玉和薛宝钗的性格及其对命运的影响的过程中,似乎看到了曙光,在今天的改革年代里,我们应该适度吸取林黛玉身上的敢于破除旧统的精神,只有打破了传统的条条框框,才能构筑新的东西。但另一方面,我们不能太激进,对于传统文化的精华,我们不仅要继承,更重要的是要在新时代时期发扬光大。这样就要求我们效法薛宝钗的实用主义。从而构建社会主义新时期的道德规范,有效地指导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和谐相处,进而构建和谐人情与和谐社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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