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学的哲学思考精选6篇

医学的哲学思考精选6篇

医学的哲学思考范文1

科学哲学作为一门哲学学科，以科学为分析和研究的对象，对科学活动和科学理论从认识论、方***及本体论、价值论角度进行考察和分析，旨在提供关于科学认识及其发展的逻辑性、历史性和社会制约性的模型，探讨科学知识的本质，获取方法、评价标准、逻辑结果和目的等。中医基础理论作为一种科学理论，当然也在科学哲学研究的范围内，可以用科学哲学的观点来考察。

根据科学哲学的认识，理论（或假说)能得到经验证据的确证，就表明该理论具有解释或说明经验事实的可行性，从而引起科学家共同体或个人的信任，就被认为是科学的。121理论的可行性取决于理论自身的逻辑可行性、理论的可检验性以及理论的解释能力和预测能力等几个方面，以下从这几个方面对中医基础理论加以剖析。

1.理论的逻辑可行性

科学理论或科学假说都是由基本概念、基本命题以及得到解释的经验陈述，依据一定的逻辑法则组成的演绎系统。这样的系统必须是基本概念明晰，基本命题成立，命题之间协调而无矛盾的。因此评价理论的逻辑可行性就是要审视理论内部的结构要素及其逻辑关系。一个逻辑可行的理论，首先是具有逻辑一致性的理论，自相矛盾的和缺乏内在联系的“理论”都不是真正的理论，充其量也就是语句或命题的无规则组合。12中医基础理论在这方面还有着不足之处。首先是概念的明确性，中医基础理论中的许多概念是模糊的，如“心阴”、“心阳”、“肾阴，，、“肾阳，，等，而对“三焦”、“命门，，概念的具体所指更是争论不断。

其次，中医基础理论中的许多命题是否成立以及其成立的条件也有待进一步考察，主要是理论可检验性的问题。

再次，命题之间的协调性也存在着问题。中医基础理论的某些内容间缺乏内在联系，本来围绕着同一问题的不同内容之间的相关性差，不能构成完整的理论，这也是导致中医临床上片断地运用基础理论的原因之一。

如中医基础理论中关于汗有“汗为心之液”、“血汗同源”、“阳虚自汗，阴虚盗汗”的理论，又有肺主皮毛，司汗孔开合的理论，还有“膀胱气化失职，津液不能化为尿液，逆行于上而出汗”13、“脾运化失常，津液旁达于四末而出汗”131等理论，但并没有一个可以涵盖以上所有内容并且明确说明不同命题间相互关系的理论，如“汗为心之液”和“肺主皮毛，司汗孔开合”间有何联系？运用于临床的时候只能是各说各的，能用哪个算哪个。究其原因，是中医基础理论以辨证逻辑为主要形式，而形式逻辑的成分较少.这是中医的特色，但一种理论如果没有了形式逻辑的确定性而过于灵活，就会变得难以掌握并且使可信度降低，还会让理论的使用者在实践中无所适从或者对其随意使用。

2.理论的可检验性

理论的可检验性是由理论的本质所决定的，理论原本是用来解释经验事实的。如果某理论不具有可检验性特征，那么该理论就不可能具有可行性。因为理论的可检验性表现为该理论蕴含着若干经验陈述，这些经验陈述可以接受经验的检验。这一点也恰好就是理论确证的必要条件，如果由一个理论不能导出经验事例，或者经验事例是不可检验的，该理论就不可能获得确证，也就没有解释或说明经验事实的可行性。例如，“物体受热会膨胀”和万有引力定律，都是可以直接或者间接地以某种方式加以检验的。

由于中医基础理论中的许多基本概念是哲学、辩证思维和意象思维参与形成的产物，并不是完全以客观物质实体为基础一这也是中医基础理论区别于现代科学实体论哲学基础的特点所在，所以中医基础理论中存在着一些可以找到需要检验的陈述却无法进行检验的命题。例如，要检验命题“尿液的生成和排泄依赖于肾中精气的蒸腾气化”，首先要明确“肾”、“肾中精气”以及“蒸腾气化”的概念；之后，由此命题可以导出的经验陈述之一是：肾中精气蒸腾气化失常，就会导致尿液生成和排泄的障碍。要想验证这一陈述，最大的困难是如何确定“肾中精气蒸腾气化失常”的状态，“精气”看不见摸不着，其“蒸腾气化”更是难寻踪迹(包括其内在和外在的表现）这里，虽然可以得到理论的经验陈述，但是其检验却是无法实施的。因此，不能照搬现代科学的检验思路，但必须结合中医基础理论自身的特点提出新的检验思路，毕竟理论如果是不可检验的，就无从知道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的，难以使人信服和接受，更谈不上通过自身的不断完善来取得发展了。

3.理论的经验解释力

理论可行性的关键在于它解释经验事实的能力，而逻辑可行性与可检验性只是解释力的必要前提。一般地说，科学家考察理论的可行性，首要的是关注理论对经验事实的解释能力。从现象E。中逆推的猜测性理论H是否具有可行性，就在于它能否用来推导现象E。以及相关的同类现象El、E2、En。如果逆推理论H是可行的，那么，应能导出;

在考察理论的可行性时，对现象的解释是主要的。这是因为理论原本就是用以说明现象的，同时科学活动的目的也在于建立既可圆满地解释巳知事实又可成功地推导未知事实的理论。所以理论可行性的评价也就主要表现为对理论解释力的评价，这种评价只是从逻辑上对理论进行的主观评价，不同于评定理论真理性的事实验证。在理论可行性的评价中，有时还出现这种情形：当某一逆推的理论H能够成功地解释更多的新事实时，人们也由此得出H是比较可行的。正如库恩所指出的：人们评价、选择某一理论的标准之一就在于，该理论“应有广阔视野:特别是，一种理论的结论应远远超出他最初所要解释的特殊观察、定律或分支理论。

医学的哲学思考范文2

2002年4月1日开始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四条规定“因医疗行为引起的侵权诉讼，由医疗机构就医疗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及不存在医疗过错承担举证责任。”这一规定将医疗侵权诉讼区别于一般的民事诉讼“谁主张，谁举证”的举证责任分配原则，实行举证责任倒置。近几年媒体关于医疗侵权方面的报道连篇累牍，接连不断的护患纠纷案件和不绝于耳的各种争论，引发了大家对我国司法实践中医疗侵权诉讼举证责任倒置的规定对护理工作影响的讨论。辩证地看，既有积极的影响，也有不利的影响；从实践的检验来看，有利也有弊。

1 正确认识举证责任倒置的积极意义

1.1由医疗机构承担举证责任，可客观、详实、科学、全面、有效地提供证据，从而避免主观、武断、片面的诉讼纠缠。

1.2有利于患者提出医疗侵权诉讼。

1.3对医护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有利于促进医疗机构改革发展。由医疗侵权诉讼举证责任倒置引发的讨论中，从医护人员和护理工作方面存在的问题入手，查找原因，寻求对策的较多。近年来，各个医疗机构的护理管理部门积极探索和改进护理工作，完善各种工作制度，规范医疗护理行为，制定护理文书书写规范，加强护理人员培训，分层严把护理质量关，实施全程质量控制，实行人性化服务，加强护患沟通，建立良好的护患关系，等等，采取了许多主动性的应对策略，旨在从根本上提高护理工作质量，提供优质护理服务，避免纠纷和过失。有调查［1］表明，病人对护理服务的满意度总体评价较高，其中护理人员的责任心和服务态度得分最高。广大护理人员在客观条件有限的情况下，凭着对护理事业的热诚和对病人的爱心，无私奉献甚至不惜牺牲自身利益，兢兢业业，勤奋工作，全心全意为病人服务，在社会大众心目中树起了白衣天使的丰碑。广大护理工作者没有因医疗侵权诉讼举证责任倒置而趋利避害，采取各种防卫性措施，规避医疗风险。即使面对极少数情况下出现的纠纷，也能够正视问题、直面问题。

2 举证责任倒置对医护工作的不利影响

2.1 对医护人员职业道德行为的影响。医护人员的职业道德标准要求应以病人为中心， 履行“救死扶伤，实行***人道主义”。在保护自己或患者利益面前，只能选择最大限度的保护患者利益，不能为规避由此带来的法律风险而丧失职业道德。作为规范行为标准的“道德准则”和“法律规范”对医疗行为存在着不同的要求。在实际工作中，如果过于强化护理人员的法律规范行为，势必会降低护理人员积极主动的医疗护理行为，从而引导护理人员“有所为有所不为”而主动规避可能存在的不确定性风险，长此以往必然会导致医护人员职业道德的“慢性”缺失。所以，医疗侵权诉讼举证责任倒置虽然强化了医护人员行为的法律规范，但从某种程度上却弱化了医护人员的道德行为，无形中降低了“救死扶伤，实行***人道主义”的积极行为，也势必会引起患者更多的不满，医患矛盾是否会因此而增加？！

2.2 对医护队伍，尤其是护理队伍稳定的影响。为提高医护人员的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医疗单位会通过经常性的学习培训、考试和考核来提高医护人员的专业化程度，至于相关法律、法规知识的学***限于普法教育，亦即遵纪守法教育，更深层次的法律法规细则则了解甚少。众所周知，医护人员经常是单独值班，单独面对众多患者，作业的***性非常强，而工作对象又是身患各种疾病的人，其复杂性和困难程度可想而知。《护士条例》第十七条规定“护士在执业活动中，发现患者病情危急，应当立即通知医师；在紧急情况下为抢救垂危患者生命，应当先行实施必要的紧急救护。”然而，医疗诉讼举证责任倒置的规定，使护理人员在“应当先行实施必要的紧急救护”中如履薄冰，无所适从，怎能心无旁骛地与死神争夺生命并战而胜之！而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医疗服务的需求又不断上升，医院超负荷运转已成常态。有研究证实［2］，护理人员是相对高发的工作倦怠职业群体。护理人员既要努力做好繁忙具体的工作，又要时刻防范各种法律风险，甚至到了人人自危的程度，精神上的压力与日俱增，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他们的工作热情，甚至影响了他们的从业的信心和事业心。所以护理队伍的稳定令人堪忧。

2.3 举证责任倒置对医疗机构的影响。举证责任倒置的规定，对于医疗纠纷案，带有明显的倾向性。在许多医疗法律纠纷中将患者视为“弱势群体”，将医疗机构和医护人员视为“强势地位”。因而，这种仿效作用被社会所普遍效仿，结果是无论事由大小，只要患者和家属感到不满意，便会一纸诉状将医疗机构告到法院，为此医疗机构就必须承担举证责任。这种倾向性的举证责任倒置的规定，便纵容了一些人滥用诉权，加之一些不负责任的媒体为了自身经济利益就某些个案过分的渲染和炒作，使得“医闹”成灾，甚至发展成一种职业。为此医疗机构的名誉和“白衣天使”的形象遭到毁损，工作秩序被严重破坏，公共财产和医护人员的安全受到严重威胁，甚至出现了护士上班戴钢盔［3］的现象。

2.4 对医患利益同一性的影响。医护人员和患者的共同敌人是疾病，医患关系是患者和医护人员之间高度信任的合作关系。医护人员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属点都是为了患者的健康和生命，体现的是他们对社会的责任和奉献。医疗诉讼举证责任倒置的规定，在强调了法律的严肃性和权威性的同时，忽略了医患关系的同一性，强化了医患之间的对立性。医疗诉讼中无论医护人员有无过错和责任，必须依照法律规定提供相关证据，否则便应承担相应责任，从某种程度上也侵害了医护人员作为公民的合法权益。

3几点思考

3.1***和***府历来都十分重视医疗卫生事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明了我国社会主义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方向是“坚持公共医疗卫生的公益性质，深化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强化***府责任，严格监督管理，建设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卫生保健制度，为群众提供安全、有效、方便、价廉的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服务”。建国以来各级医疗机构和医护人员为我国的医疗卫生事业和人民健康做出了巨大贡献，医疗侵权为数极少，不能把个别问题夸大成普遍问题，以免造成认识上的混乱。社会主义社会人与人是平等的，只有社会分工不同，没有高低贵贱之分，更不能因为知识的差异和工作职责的不同划分弱势群体或强势群体。人们常说的“求医如拜相”，是大家认为对治病救命的医护人员应当充分尊重；医疗机构所说的“患者就是上帝”，是要求医护人员充分尊重患者的要求和权力，为了患者的利益应当无条件奉献。医患之间互相尊重，体现的是中华民族平等友爱的社会公德观与和谐的医患关系，不存在高低贵贱和强弱之分。更不能把医护工作者“预设”为有过错的人，把医患关系“预设”为强弱不平等的“合同”“消费”“交易”，在这种认识的影响下，在很大程度上会助长个人主义极端化和侵吞、占有医疗机构财产的私欲。面对越来越多职业“医闹”的鼓动和挑拨，患者或家属便会因为一点小事，闹得医院无法正常工作。

3.2医疗行为具有风险性是客观存在的。患者就医的目的是为了恢复健康或挽救生命，在就医的过程中疗效往往与患者的过高希望不相一致，也就极易引发医疗纠纷。医疗侵权诉讼举证责任在医疗机构，即使医疗机构能证明不存在医疗侵权，法律仍将会倾向于“弱势群体”。医疗行业是高风险的行业，医护人员在挽救患者生命和健康的同时，还要承担极大的法律风险，这就暴露出了医护人员的职业“弱势”，以及对法律公平性的需求。

3.3我国现阶段医疗侵权赔偿实行“双轨制”，即医疗事故侵权赔偿纠纷适用《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一般医疗侵权赔偿纠纷适用《民法通则》及相关法律和司法解释的有关规定。“双轨制”有可能产生大量的诉讼投机行为，有损于法律的统一和尊严。如果说医疗是个特殊领域，就应当根据我国的具体国情制定相关的法律，推动我国法制建设的发展。

参考文献

医学的哲学思考范文3

对于医学的哲学反思同医学以及哲学的历史一样古老，诸多哲学家和医师都对此有着独到的见解。20世纪中叶，美国的医学人文运动方兴未艾，促发了许多学者对医学的哲学探索。当时，具有代表性的工作有：马赛尔（Marcel）、梅洛庞蒂（Merleau-Ponty）和斯派克（Spicker）对身体哲学的研究；斯特劳斯（Straus）等对精神病学和心理学的哲学基础的反思；恩格尔哈特（Engelhardt）对健康与疾病观念的关注，以及对医学伦理学的哲学基础的研究；拜谈迪克（Buytendijck）对生理学和人类学的融汇；莱因恩特格（Lain-Entralgo）对医患关系境遇的分析；瓦托夫斯基（Wartofsky）对人类本体论和医疗实践的质询；甄纳（Zaner）在一系列文章中，深入地研究了人类自身的本质属性、人际间的纽带（尤其是在医学语境中）以及“促因”在医学教育中的含义。到了晚近出现了是否存在这样一个领域即医学哲学的争论。如果存在的话，是由哪些部分组成的？能将其与科学哲学相区分吗？它与刚刚出现的生命伦理学是什么关系？这些区分会引发什么样的实践后果？佩里格里诺肯定医学哲学的存在，指出医学不是纯技术的科学，他认为置于科学与人文之间的医学，是一种人类增进个人和社会福祉的最有力的潜在工具。为了实现这一目的，医学必须对当下的潮流有所回应，并在其科学的、伦理的和社会的视角下建立起一种新的联合。如果达到这一目的，医学就拥有了世界急需的新人文主义的能力，即，使技术服务于人类的目的。而医学哲学能够成为新的联合的载体。在《医疗实践的哲学基础》一书中，佩里格里诺和托马斯马提出了一种医学哲学观点，即医学的核心在于医患之间的关系，而这种关系的目的则直指治愈。当然，这不是否定来源于还原论的科学技术能力的重要性。正如佩里格里诺和托马斯马指出的，“如果不能充分的满足技术上胜任的预期，那么，医疗职业行为必将是虚伪和谎言。”技术上的胜任，对于***行为而言，只是必要而非充分条件。“胜任本身必须服从于医疗行为的根本目的，即为特定的病人提供正确的和良善的医疗行为”。佩里格里诺的医学哲学直接而清晰地来源于他对这一学科的本质与目的等基本问题的探讨。临床医学这门学科并不是科学、艺术或者手艺，它是一门完整的、实践的学科，植根于不变的医患之间存在的***关系这一事实。换句话说，临床医学是两个个体之间的关系，一方是寻求***的个体，另一方是承诺运用知识、技艺、经验以及为了病人的利益而进行***的个体。那么，这种关系的目的或目标便是为病人提供正确的、善意的***措施。佩里格里诺认为医学哲学要解决两个问题：除了回答“是否存在，由哪些成分构成”这个基本问题，还要探究其构成的模式。因此，他比较、对比和区分了四种不同的对医学进行哲学探究的模式，即医学和哲学、医学中的哲学、医学的哲学以及医学哲学。第一种关系型式，医学和哲学（PhilosophyandMedicine），医学和哲学仍然是完全***的学科，每一个学科都从另一个学科的内容或方法中吸取某些东西来阐明自己的事业，例如，精神哲学家利用神经病理学的经验资料提出身—脑—心关系这一概念；或者，医生利用形式逻辑这个工具建立一个诊断或***的符号或算法系统。

第二种关系型式，医学中的哲学（PhilosophyinMedicine），哲学家们运用哲学探究的形式工具，如逻辑、形而上学、价值论、伦理学和美学，来考察作为研究对象的医学本身的问题。探究的对象是一组认识论的和非认识论的问题。第三种关系类型，医学的哲学（MedicalPhilosophy），后者与其说是一种哲学类型，还不如说是一种写作风格。充其量它包括对医学的职业状况作了一些富有见识的研究，这些研究纯化了其气质，提高了其志向。但就它最糟的方面而言，医学的哲学就是一些个人的意见、离题的争论、或对逝去的荣华和特权的挽歌。即使在它的全盛时期，医学的哲学也没有对医学作集中的形式考察，以使自己有资格作为哲学而存在。这一类型，以当下的术语来定义的话，是最为含混和松散的，包括任何非正式的对医疗实践的反思。主要是由临床中的医生基于自身临床实践而产生的反思。当然，这一类型的医学哲学是善于思考的医生的临床智慧，对那些尽责的医生而言，这些始终是灵感和实践知识的来源。第四种关系类型，医学哲学（PhilosophyofMedicine），集中对作为医学的医学进行哲学探究。它力求界定“作为医学的”医学的性质，建立医学和医学活动的某种一般理论。在这个标题下，经受医学中的哲学考察的一系列问题，要被综合成为某种自洽的医学理论。在佩里格里诺看来，一门学科或一种活动不论它是科学、法学、***治学、还是医学的哲学，探究这一学科或活动的性质——它的发现事实的程序、它的逻辑和它赖以建立的形而上学预设。把一门学科的逻辑学、美学或伦理学同这门学科分开，可能比把它的本体论的、认识论的或价值论的方面同它分开更为困难。但是，在任何一种情况下，该学科的哲学都是运用一些方法并从超越该学科本身的观点出发，从该学科外部来考察这门作为探究对象的学科。看来佩里格里诺主张的是一种范围更小更为集中的医学哲学，旨在探求医学本身的哲学化知识。也就是，关于医学是什么和如何将医学同其他专业和学科相区分的知识。在他的视野中，医学哲学就是“对终极性的寻求，通过研究去掌握事物的实在根基，而这种研究本身超越了学科自身的认识范围。”综合上述所做的分析可以看出，佩里格里诺认为医学哲学应当定义为第四种关系类型。也就是说医学哲学是一门可定义的学科，并拥有其独特的俯瞰医学的视角。医学哲学的主题与目的同以科学为基础的医学迥然相异。对于佩里格里诺而言，医学哲学能够拓展我们对临床医学的认识，以及帮助我们如何将其与其他学科相区别。医学哲学通过审视患者疾病的本质和影响、***的概念、临床决策的复杂性、医患关系中的道德层面、谬论、人类生命的局限以及更多层面来达到上述目的，从而帮助我们认识到临床医学与哲学之间辩证关系的重要性。佩里格里诺在其学术生涯中一直以此主题为圭臬，从而展开他的整个哲学计划。他的哲学计划有两个主要目的：其一，发展系统的医学哲学；其二，揭示医学的道德基础，即一些能够限定特定的医疗行为中人际关系道德性的不可消减的理论资源。

二、需要什么样的医学伦理学？

佩里格里诺认为，医学哲学不只是对医学特有的现象进行哲理探究，即不只是医学中的哲学。它力求理解和规定医学现象的概念基础。医学哲学是具有实践后果的不可缺少的事业。我们认为医学是什么促成医学做什么，我们如何塑造医生角色，以及或许最重要的是如何构造医生伦理学。尽管在医学领域的哲学家们已经扩展了我们对于当代医学中的伦理学问题的理解，但很少有人把他们的伦理学论述建立在医学理论的基础之上。随着伦理学问题变得更加困难和对医学应该是什么的理解变得更加歧异，迫切需要形成作为一种活动的医学的某种自洽的理论。一种医学哲学有助于建立解释医学活动的性质的命题库。提出这些命题，对它们进行批判性考察并综合为一种自洽的理论整体，乃是这种医学哲学的任务。无疑，佩里格里诺是在独特的历史背景中提出这种主张的。在谈及二战前美国医学伦理学的情况时，佩里格里诺回忆道：“以我为例，我并不记得什么时候医学伦理学被关注过，除了在学生和住院医师之间的一些非正式讨论以外。天主教的学生对涉及产科实习的一些难题有所关注。在极大程度上，我们要发现怎么做是正确的。对于天主教学生以及非天主教学生来说，堕胎和安乐死都是被谴责的。同样，企业化运营的医学，追求利益的医生所开设的医院也是被谴责的。”二战后，医学伦理学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主要有两个根源：首先是科学进步为医学所带来的非凡的能力扩张；其次是我们时代所特有的社会经济力量和***治权力的融合。第一点促进了生物医学伦理学的发展。第二点则为医学伦理的发展，即医师对病人特有的责任，或者说是作为真正的医师（physicianasphysician）的伦理，提供了契机。在这样的背景下，他清醒地认识到大多数医学伦理学实际上只是医学道德，表现为一系列的缺乏伦理辩护或论证作为根基的道德规则和断言。没有伦理辩护作为根基，这些道德规则将是无效的，很容易被挑战、否定或者折衷。正是由于充分地认识到了原有的作为医生职业道德规范的医学伦理学的不足，如希波克拉底誓言中的规范没有以确凿的伦理学或哲学为基础进行证实，佩里格里诺积极撰写医学伦理方面的著作，探索以医学哲学为基础的医学伦理学。医学伦理学建立在对医学哲学的概念进行历史的回顾与梳理基础之上，佩里格里诺指出，医学事业是具有其自身的合理内核的，这种实在的内核是基于医学中的三种现象而建立的。即：

（1）生病或疾病作为一种存在的因素；

（2）由为陷入疾病困扰的病人提供帮助的医生所做出的允诺或表白；

（3）***的行动，即由医生领会到的并做出的技术上正确、道德上为善的并满足病人需要的决定。这三种普遍现象的紧密关系——生病、承诺***和***本身——为现实世界中医生与病人的相互责任提供了基础。从而，他成为最早认识到医学伦理学必要性的主要人物之一，并宣告了一个时代的来临，即严肃、批判地理性思考医学道德的时代——医学伦理的时代。当对医学伦理学进行深入的、严肃的探究时，历史学的和社会学的批评解构了希波克拉底的道德规范与方式，古代普遍的医生守则也被严重地蚕食了，当下社会需要一种“新的”更加适应时代和道德多元性的伦理规则。于是涌现出大量的将现有的哲学或神学体系运用到医学的情况。这些体系被“应用”，或者说得好听点是被有条理地应用到医学及其实践中。医学的伦理规范没有从医学的本质出发，即将医学视为一种特殊的人类活动，进而审视医学中的实际道德境遇。与这一潮流相左，佩里格里诺不同于其他理论家的是他主张医学伦理学研究应当采取“自下至上”的方法，而不是自上而下的方法。他认为医学伦理学的研究应当是首先审视医学本身，然后再从头建立起一套医学伦理学理论，而不是把一套现成的但可能存在很多争议的一般理论拿来然后应用到医学实践中。医学伦理学要想摆脱这样一种存在道德纷争的研究进路，只有对医学本身进行阐释，对医学实践有一个更清晰的理解，然后再努力寻找医学的道德义务。换言之，医学伦理学应当是医学哲学的一部分，而不是简单地将伦理学理论应用在医学问题中。佩里格里诺一直认为，医学伦理学应当建立在医疗关系的本质上，即医学哲学之上。“我的论点是，并且仍然是，医生所特有的义务是从患病的人和他寻求医治的人之间关系的特殊本质而来的。作为结果的这一关系有着一定的特征并使由此而来的相互之间的道德责任具有了独特的属性。”鉴于当今社会的异质性和科学医学的普遍化特征，任何一种坚实的医学道德哲学都必须植根于医学的“内在”之中。不能如既往一般，单单从外在的哲学化体系中抽取而来。这种道德哲学应当建立在以下四个方面的基础之上：人类疾病的现象；医学知识的独特本质；临床决策的道德特性；对于医学作为一门职业的强调。直到晚近，职业伦理中仍包含了大量的道德断言和阐述，并以此定义医生应当如何行为。这些断言往往是在缺乏清晰的和正式的道德论证的基础上作出的，这些构成了希波克拉底伦理的骨架，并在其后继者中得以延续。大多数情况下，与这些道德论断相符的哲学预设都是来源于外在于医学自身的哲学体系。上个世纪60年代末，几个世纪以来一直被奉行的道德主张出现问题时，作为一门正式学科的医学伦理学才真正出现。这也是首次，这些道德主张受到正式的分析，并作为普遍伦理的特殊情况加以对待。那些长久以来忽略了医学伦理的职业哲学家，开始以初确原则（primafacieprinciples），即行善、自主和无伤来澄清医学伦理学的内容，并在此基础上阐释了次级原则，包括保密、讲真话和信守承诺。这是英美伦理学的分析路径，其主要哲学基础来自于休谟，康德和密尔。佩里格里诺认为这种原则主义的思想进路并不能满足医学伦理学的全部需要，因此美德在他的医学伦理统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它所关注的是迈向理想目标的进程。佩里格里诺颇为认同亚里士多德的美德观，尽管大多数情况下，他认为美德是一个具有多个方面的“概念”，而并没有给出一个准确的定义。他采用了美德即“具有良好行为的习惯”这一定义，但反对亚里士多德将美德视作极端的平均。他将美德定义为：“美德是一种品格特性，是一种内在倾向，习惯性地追求道德的完美，生活中遵守道德规范，并且在高贵的思想和公正的行为之间追求一种平衡。”事实上，在佩里格里诺看来，医学对于道德行为需要一套更高的标准，而选择这一个行业的人就应当追求美德，并构成一个新的道德共同体。

三、生命伦理学走向何处？

“生命伦理学”（bioethics）是由生物学（biology）和伦理学（ethics）这两个词合成而来的新词。其中的一个术语，“伦理学”，传统上被视为哲学的一个分支。然而今天，许多自称为生命伦理学家的人却不认为他们的工作是哲学的一个分支。他们中许多人认为哲学不足以涵盖道德生活的复杂性，更有甚者将哲学视为一种障碍。他们认为哲学的伦理学过于理论化、抽象并且对语境的、实践的和复杂的道德选择行为不够敏感。对生命伦理学，他们持有一种更加扩大化的视角，认为它应该包括更广、更多的学科，并假定这些学科可以弥补哲学伦理学的不足。今日之生命伦理学，已经介入到司法与立法的决策、公众的争论、伦理委员会和临床会诊之中。这些形形色色的大量的“生命伦理学”实践暗示了一种权威性和可信性。新生的“生命伦理学家”这一职业为技术专家提供对“道德困境”的分析与决议，这些“道德困境”包括临床、***策信息以及日常生活等方面。佩里格里诺认为生命伦理学应该是各学科之间交互的。需要考察的问题是：在不丧失伦理学中心学科位置的情况下，哲学怎样和其他学科（比如，文学、法律、历史、神学、语言和语言学），还有以人文为目的的社会科学（人类学、经济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相互发生联系。他说：“我认为生命伦理学意味着广阔范围的质询，但我更意***指出，在这些领域中，哲学有着独特的地位。哲学化的伦理学必须与其他相关学科对话，但它不能也不应该被它们涵盖或取代。”佩里格里诺在其生命伦理学研究中，始终围绕临床境遇展开，他致力于定义临床医学，而非预防医学。他主张临床境遇应当包括：科学知识，医生的推理过程，人际关系，以及针对每一个病人的***。这一定义暗含了医生应当做什么，应当知道什么，以及他们如何被教育。他认为临床伦理学中的医疗道德之核心是***关系。这是由三种现象——疾病这一事实，作为职业的行为和作为医疗的行为——所定义的。第一种现象将病人置于一种脆弱的依赖地位，并导致了一种不平等的关系。第二种现象意味着对帮助所做出的承诺，第三种现象则包含了做出医疗上合理的***决策的行为。因此，临床伦理学关注的核心是作为个体医生和病人所做出的决策。而生命医学伦理则是一个更宽泛的学科，涉及伦理学原则的应用到所有生物医学知识，并将伦理学分析从临床境遇拓展到法律和***策层面。临床伦理学关注的焦点比生命伦理学更为集中：旨在通过明确、分析和解决临床实践中的伦理学问题提高卫生保健的水平。临床伦理希望为病人寻找一个更好更合理的***决策和行为并成为医生的工作和医学实践固有的一部分。临床伦理学总是被用于一种非常迫切和紧迫的情况。通常是在急诊室或者情绪纠结的氛围中使用。它需要我们具有扎实的临床语言和临床知识。需要面对和处理医生、病人、家庭、法律、社会习俗和宗教信仰方面价值观的冲突，从而做出临床决策。临床伦理学与***的标准有关。在过去家长制的医学形式下，照顾的标准主要是医生为病人做出的技术层面的决策，如今的照顾标准越来越代表了有能力的成年病人的决策，当然这是在医生根据技术方面的考量向他们提供一些建议之后。因此，尽管伦理学的考量一直在发挥着作用，但所强调的重点已经发生了转移。之前，医学的最高伦理学标准是医生的能力和良心，而现在则还要兼顾对患者价值观和自我判断的尊重。显然，佩里格里诺坚持认为生命伦理学应当回归临床，并且关注病人的尊严与价值。与过去不同的是，当代医学常在科学与人文的对立之间震荡。尽管在医疗过程中，医生应当将人看作科学的客体，但绝不能忘记人还是有思有感的人文主体。因此，医学必须总是权衡事实与价值。如果，医学过于极端，那将变得不可靠，甚至危险。而关注病人的尊严与价值恰恰体现了人文学在医学领域中的作用，这种作用至少包括三方面的内容，即理解当今临床境遇中伦理与价值问题的本质需要；对职业本身考察和批判的需要；以及将这些态度赋予那些有教养的而不仅仅是受过训练的人。人文学是处理伦理学、哲学、历史学、法学与神学中的关涉人类价值的本源性问题，医学科学和技术作为工具不足以应对人类价值与目的问题，人文学才能够教导医生们敏感且有信心地面对无限的人类存在现象。可以看出，佩里格里诺主张在哲学反思的和各医学人文相关学科对话基础上发展生命伦理学，同时，他指出生命伦理学应当回归临床，关注具体临床境遇中具体的那个病人的尊严与价值。对于当今生命伦理学的发展而言，这无疑是中肯的建议和明确的方向。

四、结语

医学的哲学思考范文4

一、 中医学的哲学基础

中医学的思维方式即哲学基础问题, 是近代以来哲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但是, 由于近代以来的西学东渐产生的西体西用的理性进路, 所以, 对中医学的哲学研究无不是以西方哲学的思维方式、概念、范畴对中医学的思维方式进行西化式的疏解,所以, 从产生的研究结果而言, 由于脱离了自在的中国文化的基础, 因此, 应当认为这些结果根本不是中国哲学或中医哲学的本来面目。对中医学的哲学思维及其基本规律的研究只能是中国文化研究中的自在的哲学反思的结果, 因为任何文化形式的历史和逻辑的过程只能形成于其文化母体的自在性, 而不可能是以任何外来文化所可能进行的解释。西方当代的分析哲学和解释学表明, 因为西方文化的内在结构所限定, 以其自在的语言系统和思维方式对文本所进行的解释困难重重, 并且认为不可能达到本来的意义, 所以 ,其西方文化自在的文字和语言本身所进行的解释都不具备其文本意义, 既然如此, 何以能用西方的哲学和形式对中国的文化和哲学进行解释呢? 真不理解当代中国学界何以能以西体西用的方***进行中国文化的研究, 并自以为是的认为是发现了中国文化的“基本规律”。当以其中国哲学自在的形式与这些“基本规律”进行比较后, 就会发现中西文化是绝然不同的形式, 而且就思维方式的基本性而言, 中西文化不能在形式和内容上进行简单的类比和实现思维方式的统一⑴。哲学思维与文化形式的统一性表明, 任何一种***的文化只能是其自在的哲学思维所产生的结果, 因此, 中国文化的形式只能是自在的中国哲学思维的结果。而中医学的哲学基础和基本规律也只能在其文化母体中寻求。那么, 中医学的哲学究竟是什么形式的? 于中国哲学的关系是怎样的? 对这些问题的研究表明, 其中最重要的是关于形成中医学的哲学基础问题。显然, 在这一研究进路中, 将构成对中国哲学及文化的反思。

我在对中国哲学的研究中, 以时空的认识论原理对中国的知识系统进行反思, 发现在中国的知识形式中, 《易经》是中国哲学的基础, 而中医学是运用中国哲学思维所产生的最成熟的知识形式, 也可以这样认为, 从中医学中可以反映出中国哲学的本质性, 所谓医易相通是也。那么, 中国哲学的本质性与中医学的统一是以怎样的原理表现出来的, 这是研究中医学的哲学规律首要解决的问题。

所以, 研究中医学的哲学规律首要的是要把《易经》的思维方式进行外化为哲学的形式, 而这也是研究中国哲学的首要的工作。我对《易经》的思维方式进行外化为哲学形式的工作是以“时空统一论”的哲学原理对《易经》之“卦”的研究中作出的, 并以形而中论的哲学原理进行了对中国哲学的概括⑵ ,形而中论的哲学思维方式表明, 时空对应的认识论原理、对应和中的方***原理、中和统一的时空本体论是中国哲学的基本规律。因此, 对中医学能否反映出这三个基本规律是哲学反思的重要工作。

因此, 从中医学的基本原理中抽象出一般的思维方式并对其进行与中国哲学原理的整合是这一研究工作的组成部分。由于中医学的思维方式与《易经》的统一, 所以历代中医学者对医易相通的哲学问题都有相当深刻的理解, 例如,有清一代名医章虚谷说:“诗、书、春秋, 论世间事迹, 褒君子, 贬小人, 以明治乱之所由, 原非论阴阳之理者。《易》象表阴阳进退消长之理, 儒者用喻世事治乱事之道。……故易为大道之源, 医理、儒理俱在其中, 《易·辞》为儒者之言, 可用治世, 不可治病也。……概医明大道之一截, 易明大道之全体,医书岂真与易书比哉 ? 医经与易经, 体同而用异, 拙集屡申其义矣。 即将先天后天打作两橛, 遂有一橛截全体之见, 而不识其体用所在也。圣人韦编读易,不闻读医, 假年学易, 不闻学医, 盖以此也。圣人为治世之大道, 不为治病之小道, 故言某未达不敢当。然道之用有大小, 而其体一也。其所系之重, 犹先于大道, 何故 ? 盖有性命而后有道德功业。保性命者, 医道也。 其理与《易经》同出阴阳太极之源, 故体同而用异也。”（《章虚谷: 《医门棒喝·论易理》）显然, 章虚谷对《易经》和医经的哲学关系的认识是深刻的。由于哲学形式的外化是当代哲学的研究任务, 因此, 和所有对医易相通有相当深刻认识的古代学者一样, 这一研究是以《易经》自在的哲学思维的外化形式阐释中医学的哲学思维的。

我们已经把中国哲学暨《易经》中的哲学模式以形而中论的原理进行概括和反思, 由于在中医学中主要体现出医学的目的和方***的统一 ──“保性命者, 医道也”,所以,对应和中是中医学中主要的思维方式和哲学方***。以对应和中的规律进行对中医学的反思, 其表明, 在这一方***的作用下产生的中医学哲学的主要规律是: 阴阳和中律、五行和中律与三焦和中律。下面对这三大规律进行具体的论述。

二、中医学的哲学基本规律

就中国哲学的主体性而言, 对应和中者, 人对应天地而和于中者也。因此,于道、器论之, 人是形而中之存在。而人体中之中者, 以藏象论之, 脾胃也 ,以五行论之, 中土也。以三焦论之, 中焦也。而和于中者, 人体健康之象也 ,而离偏于中者, 疾病之所出矣！辨证施治者何以谓之? 辨证者, 由症对应于阴阳、五行、三焦者也; 施治者, 和于中者也; 和者, 由治而达者; 中者, 阴阳、五行、三焦之中者也; 和也者, 阴阳和中律、五行和中律与三焦和中律者也。

“夫自古通天者, 生之本, 本于阴阳天地之间, 六合之内。其气九州九窍五岁十二节, 皆生五, 其气三, 数犯此者, 则邪气伤人, 此寿命之本也”（《黄帝内经素问·生气通天论篇第三》）,“阴阳者, 天地之道也, 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 生杀之本始, 神明之府也。”（《黄帝内经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篇第五》）,“阴阳者, 天地之道也”于主体性而言, 阴阳对应和于中者也,阴阳对应者, 时空对应之机也, 人的形而中者也。所以,于人而言,“阴平阳秘 ,精神乃治; 阴阳离决, 精气乃绝”（《黄帝内经素问·生气通天论篇第三》）。“一阴一阳者, 天地之道; 一开一和者, 动静之机。”（吴谦: 《医宗金鉴·删补名医方论卷二·六味地黄丸集注》）“阴胜则阳病, 阳胜则阴病”（《黄帝内经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篇第五》）。以上的论述在基本的意义上阐明了中医学的哲学基础。

所以, 如果认为“一阴一阳之谓道, 偏阴偏阳之谓疾。”（张元素《医学启源·卷之中·十、内经主治备要》）从而使之阴阳对应成为哲学本体论的依据, 那么, 我认为“阴阳和中之谓医”。阴阳和中者, 医之大用也。“气血之根皆在下, 培养在中, 发用在上。”（郑寿全: 《医理真传·卷三·问病人干咳周身痒者何故》）。“培养在中”者,“黄中通理”者是也。“人之元气,根基于肾, 萌牙于肝, 培养于脾, 积贮于胸中为大气, 以斡旋全身。”（张锡纯:《医学衷中参西录·第四卷·治气学郁滞肢体疼痛方·培脾舒肝汤》）“培养在中”“培养于脾”, 中之用也。所以, “凡人中气充足, 则署邪不能相犯 ;署气入侵, 皆气虚招之也。”（陈士铎《辨证录·卷八·内伤门》）。所以 ,阴阳和中律、五行和中律与三焦和中律者, 阴阳、五行与三焦辩证而使之和于中者也。和于中者, 后天而言, 和于脾胃者也, 先天而言, 和于肾者也, 和于脾胃者, 血之用也, 和于肾者也, 气之用也。所以, 后天而言, “人以胃气为本。”（李杲《脾胃论·卷中·饮食劳倦所伤始为热中论》）。对中土的认识,历代医家都有深刻的认识:“脾为土脏,主乎运水, 全身水道, 赖脾为通调。”（吴克潜:《大众医药·第二十四章·卫生门·健康要览》）,“胃者, 水谷气血之海也”（《灵枢经·玉版第六十》）, “脾胃为血气阴阳之根蒂”（沈金鳌《妇科玉尺·卷五·崩漏》）,“胃者十二经之源, 水谷之海也, 平则万化安, 病则万化危。”（李杲《脾胃论·卷下·脾胃虚则九窍不通论》）, “胃受司受纳, 脾司运化, 一纳一运, 化生精气,津液上升, 糟粕下降,斯无病矣。”（王纶:《明医杂著·卷一·枳术丸论》）。以哲学思维论中土者, 以章虚谷为要, 他说:“土本先天太极之廓, 为后天万物之母, 故通贯四气而主于中也……夫太极为。五行之廓者, 生物之道也; 土为太极之廓者, 成物之道也。以五行该有形, 则太极为五行之廓矣。以有形该无形, 则土为太极之廓矣。理气有回环,故生成有顺逆耳。……良以阴阳虽判而太极之体即具阴阳之中, 四象虽分而太极之体即具四象之内。所以加土称五行者, 以表土中即太极之体所在也。是故五行相生循环无间者, 以太极浑然之气流行乎中也。浑然之气无形而土居四象之中, 通贯四气以显太极之用, 故其成物则土为太极之廓而浑然之气即寓于中矣。”（章虚谷:《医门棒喝·太极五行发挥》）。

关于中医学的哲学基本规律, 以阴阳和中律、五行和中律与三焦和中律的概括, 使之辨证施治成之所为也, 是为中医学的认识论和方***的规律也。中医学的哲学本体论是以《周易》的思维方式为基础的, 因此, 医易相通者, 哲学思维的统一性也。

三、中医学的发展方向

由上可知, 医易相通是在哲学思维中的统一, 因此, 作为中医学的文化形式而言, 其本质性与中国文化的形式及本质性是统一的。所以, 中医学在当展方向的问题, 宏观而言, 其与中国文化在当代的发展是统一的, 微观而言,是由中医学的自在的规律所决定的, 而且与当代的哲学思维密切相关。

在西医学已经于当代越来越显现出其固有的不足和缺欠的同时, 伴随着中国文化热的出现, 中国医学的优异之处同时引起了世界医学界的重视。对其进行的哲学反思表明, 从问题的发生的根本原因而言, 其所要解决的问题已不仅仅是单纯的医学问题。因为从目前西方文化的模式所暴露出的问题, 不仅仅表现在医学方面, 其更主要的问题是在西方文化的哲学方面。应当认为, 两种医学模式的优劣是在其不同的思维方式中形成的, 这些优劣还要在以后的医学和文化的进步中更加明显的表现出来。关心中医学发展的学者显然已注意到中医学的优势, 但是, 除了中医学的医疗实践上的优势以外, 笔者认为, 中医学的优势表现在哲学思维上, 中医学的成就是中国哲学思维所造成的。因此, 正是在中国文化及哲学的统一下所生成的中医学本体论, 使中医学的医学理论和实践在历史上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在当代社会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并将成为人类医学继续发展的相当重要的参照系。但是, 由于近代中国引进西方文化和哲学以来所造成的思维定势和对中国哲学的判定的失误, 以至于造成对中医学的研究和发展形成思维方式上的误导, 影响了中医学的正确发展。因此, 从哲学的高度研究中医学的哲学本体论及其在实践中的作用, 是中医学的基础理论研究中的重要的工作, 也是中国哲学研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但是, 由于中国的哲学思维与西方的哲学思维的不同, 以至于到目前为止,学术界还没有从固有的中国文化形式中重视中国哲学的本质性, 即中国哲学是以怎样的本体和本体论进行哲学思辩的。尽管西方的形式化的哲学思维造就了西方文化, 但是, 由于中国的传统哲学不是形式化的, 以西方哲学的形式化的概念和范畴释解中国哲学就势必使中国哲学的本质性受到歪曲, 例如, 对“道”范畴的研究, 以西方哲学形式所进行的疏解, 已使我们看到二律悖反的结论。因此,研究中国哲学的本体论是哲学和中医学发展的重大的理论问题。例如: 我们经常看到这样一个观点, 即认为中国哲学是“天人合一”的, 实际上这并不是哲学上的终极结论, 应该反思和追问产生所谓“天人合一”观念的本体及其这一思辨性的本体论哲学问题, 以最终使中国哲学的本体和本体论形式被发现出来。

从道教医学大家孙思邈对中医学的学术性质的观点能够得到中医学本体论问题的相关启示。他认为: “凡欲为大医, 必须谙《素问》、《甲乙》、《黄帝针经》、《明堂》、流注十二经脉、三部九候、五脏六腑、表里孔穴、《本草》、《药对》、张仲景、王叔和、阮河南、范东阳、张苗、靳邵等诸部经方,又须妙解阴阳禄命、诸家相法及灼龟五兆、周易六壬, 须精熟。 如此乃得为大医。若不尔者, 如无目夜游, 动致颠损; 次须熟读此方, 寻思妙理, 留意研究, 始可于言于医道者矣。又须涉猎群书, 何者? 若不读五经, 不知有仁义之道; 不读三史, 不知有古今之事;不读诸子百家, 则不能默而识之; 不读内经, 则不知有慈悲喜舍之德; 不读庄老, 不能任真体运, 则吉凶拘忌, 触涂而生。至于五行休王, 七耀天文, 须探微,若能具而学之, 则医道无所滞碍,而尽善尽美者矣。”（孙思邈:《备急千斤要方》）。由时空对应的本体论和阴阳对应和中的中国哲学可知, “阴阳者,天地之道也, 万物之纲纪, 变化之父母, 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黄帝内经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篇第五》）、 “法于阴阳, 和于术数”（《黄帝内经素问·上古天真论篇第一》）、《周易·系辞》认为“一阴一阳之谓道”。上述的这些论述都说明了中医学本身即是关于“道”的学问, 只有把握了“道”的哲学思辩, 才能具体把握中医学, 但由于自在的思维方式所决定, 中国哲学在历史上并没有象西方哲学那样从西方文化中形成形式化的哲学, 因此,“道”就不可能在形式化的思维中把握, 而只能在存在的整体性上把握, 因此, 一个有贡献的中医学者, 必须象孙思邈所论述的那样, 非达到群书博览, 涉猎百科而得“道”莫属。因此, 举凡历史上的名医, 无一不是对“道”有深刻的体认的得“道”者, 从而使其“医道无所滞碍, 而尽善尽美者矣。”而在完成对中国的文化外化为哲学之后, 中医学的哲学基础和基本规律也将以自为的思维方式指导中医学的研究, 中国哲学的自为的形式将对中医学的发展带来根本的正本清源和本质性的进步。⑶

由于西方文化从近代开始的对中国文化和哲学的滥觞, 在当代完成对中国哲学“道”本体论的发掘, 以建构中国哲学的***形式, 尽管无论对中医学或中国文化的发展至关重要, 然而, 就目前的中国哲学的研究的状况而言, 却显的任重而道远。因此, 就中医学界而言, 应当重点研究中医学的哲学本体论问题, 使人的存在本质与存在本体统一, 这将是中医学今后的发展方向。具体而言, 中医学应在“道”本体论的思辩形式中, 完成对人的生命的本质性的认识,在确立可操作的形式中, 使人类的生存达到其应达到的境地。

以本文所论证的中医哲学的基本规律表明, 中医学的哲学是与中国的文化和哲学统一的, 而中国的文化和哲学是自在的和***的系统, 是以人的形而中存在的本体论下所作出的概括, 因此, 人的存在方式应与其形而中的本质性统一。所以, 中国的文化和哲学是不同于西方文化和哲学的文化形式, 历史和逻辑均表明, 中医学的发展与其中国的文化和哲学一样有其自在的理路和规律。由此可知, 中医学在当代的发展将取决于中国文化在当代的发展, 应当认为 ,中医学的发展是与中国文化的发展一脉相承的。发现和顺应中国哲学的规律 ,以人的存在的形而中的本质性与时空层次的对应统一, 使中医学的形式在与人的存在的必然性上统一, 这将是中国的文化和哲学及中医学在今后的发展进路并将以此实现社会和人类的本体论意义上的自在的存在形式。

注 释

⑴ 关于中西哲学的统一性问题, 是建立人类哲学的必然性工作, 但这只能是在发现了人类共同的哲学基础之后才能完成的工作, 任何外在的以形式化的努力并以此形式上的归类的方法, 不但违背了形式逻辑的乖诘囊孕问交?呐?Σ⒁源诵问缴系墓槔嗟姆椒? 不但违背了形式逻辑的购捅咎迓劢?姓苎?急绲摹＞芪鞣降男问交?恼苎?嘉?炀土宋鞣轿幕? 但是, 由于中国的传统哲学不是形式化的, 以西方哲学的形式化的概念和范畴释解中国哲学就势必使中国哲学的本质性受到歪曲, 例如, 对“道”范畴的研究, 以西方哲学形式所进行的疏解, 已使我们看到二律悖反的结论。因此,研究中国哲学的本体论是哲学和中医学发展的重大的理论问题。例如: 我们经常看到这样一个观点, 即认为中国哲学是“天人合一”的, 实际上这并不是哲学上的终极结论, 应该反思和追问产生所谓“天人合一”观念的本体及其这一思辨性的本体论哲学问题, 以最终使中国哲学的本体和本体论形式被发现出来。

从道教医学大家孙思邈对中医学的学术性质的观点能够得到中医学本体论问题的相关启示。他认为: “凡欲为大医, 必须谙《素问》、《甲乙》、《黄帝针经》、《明堂》、流注十二经脉、三部九候、五脏六腑、表里孔穴、《本草》、《药对》、张仲景、王叔和、阮河南、范东阳、张苗、靳邵等诸部经方,又须妙解阴阳禄命、诸家相法及灼龟五兆、周易六壬, 须精熟。 如此乃得为大医。若不尔者, 如无目夜游, 动致颠损; 次须熟读此方, 寻思妙理, 留意研究, 始可于言于医道者矣。又须涉猎群书, 何者? 若不读五经, 不知有仁义之道; 不读三史, 不知有古今之事;不读诸子百家, 则不能默而识之; 不读内经, 则不知有慈悲喜舍之德; 不读庄老, 不能任真体运, 则吉凶拘忌, 触涂而生。至于五行休王, 七耀天文, 须探微,若能具而学之, 则医道无所滞碍,而尽善尽美者矣。”（孙思邈:《备急千斤要方》）。由时空对应的本体论和阴阳对应和中的中国哲学可知, “阴阳者,天地之道也, 万物之纲纪, 变化之父母, 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黄帝内经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篇第五》）、 “法于阴阳, 和于术数”（《黄帝内经素问·上古天真论篇第一》）、《周易·系辞》认为“一阴一阳之谓道”。上述的这些论述都说明了中医学本身即是关于“道”的学问, 只有把握了“道”的哲学思辩, 才能具体把握中医学, 但由于自在的思维方式所决定, 中国哲学在历史上并没有象西方哲学那样从西方文化中形成形式化的哲学, 因此,“道”就不可能在形式化的思维中把握, 而只能在存在的整体性上把握, 因此, 一个有贡献的中医学者, 必须象孙思邈所论述的那样, 非达到群书博览, 涉猎百科而得“道”莫属。因此, 举凡历史上的名医, 无一不是对“道”有深刻的体认的得“道”者, 从而使其“医道无所滞碍, 而尽善尽美者矣。”而在完成对中国的文化外化为哲学之后, 中医学的哲学基础和基本规律也将以自为的思维方式指导中医学的研究, 中国哲学的自为的形式将对中医学的发展带来根本的正本清源和本质性的进步。⑶

由于西方文化从近代开始的对中国文化和哲学的滥觞, 在当代完成对中国哲学“道”本体论的发掘, 以建构中国哲学的***形式, 尽管无论对中医学或中国文化的发展至关重要, 然而, 就目前的中国哲学的研究的状况而言, 却显的任重而道远。因此, 就中医学界而言, 应当重点研究中医学的哲学本体论问题, 使人的存在本质与存在本体统一, 这将是中医学今后的发展方向。具体而言, 中医学应在“道”本体论的思辩形式中, 完成对人的生命的本质性的认识,在确立可操作的形式中, 使人类的生存达到其应达到的境地。

以本文所论证的中医哲学的基本规律表明, 中医学的哲学是与中国的文化和哲学统一的, 而中国的文化和哲学是自在的和***的系统, 是以人的形而中存在的本体论下所作出的概括, 因此, 人的存在方式应与其形而中的本质性统一。所以, 中国的文化和哲学是不同于西方文化和哲学的文化形式, 历史和逻辑均表明, 中医学的发展与其中国的文化和哲学一样有其自在的理路和规律。由此可知, 中医学在当代的发展将取决于中国文化在当代的发展, 应当认为 ,中医学的发展是与中国文化的发展一脉相承的。发现和顺应中国哲学的规律 ,以人的存在的形而中的本质性与时空层次的对应统一, 使中医学的形式在与人的存在的必然性上统一, 这将是中国的文化和哲学及中医学在今后的发展进路并将以此实现社会和人类的本体论意义上的自在的存在形式。

注 释

⑴ 关于中西哲学的统一性问题, 是建立人类哲学的必然性工作, 但这只能是在发现了人类共同的哲学基础之后才能完成的工作, 任何外在的以形式化的努力并以此形式上的归类的方法, 不但ケ沉诵问铰呒?墓媛桑ㄐ问郊安??问降穆呒?肼呒?安??呒?男问绞峭骋坏模? 而且不可能从形式到逻辑进行不同文化形式的整合, 正如英语和汉语不可能实现在形式到逻辑的统一一样。人类文化的统一首先要求哲学的统一。笔者的研究表明, 人类的文化形式和哲学思维只有在完成时空的形式和方式的还原以后, 才有可能完成, 这是笔者的“时空统一论”哲学体系所力***完成的工作。

医学的哲学思考范文5

[论文关键词]系统医学哲学观　“三观”教育　人生观　价值观　世界观

医学伴随着人类生命的诞生而产生、丰富与发展。考察人类医学的发展史，不难发现，不同医派无一不是从哲学中孕育而生，在哲学中得以成长、发展的，二者具有鲜明的同源性。1977年美国医学家恩格尔在论述现代生物医学模式不足时，提出“生物一心理一社会”现代医学新的发展模式，这标志着医学的模式正式由单纯的生物医学模式向“生物一心理一社会”医学模式的转变。这种充满了辩证统一思想模式的转变，也更加印证了恩格斯“自然科学向哲学辩证思维复归”的观点。现代医学哲学模式的建立对未来医学人才的思想品德、专业理论、医疗技术、临床思维能力提出了更高、更全面的要求。只有知识更加广博，具有多元化、多层次、多样式、全方位、统一整体辩证的思维能力，才能适应现代医学发展的需求，其本质就是按照系统医学哲学观来培养医学生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

一、以系统医学哲学观培养学生的价值观

随着医学教育内容和标准的全球化、国际化，按国际医学教育标准来评价医学院校及医学生已成为我国医学教育发展的必然趋势。一名合格的医学人才，不仅要有较高的医学专业素质，而且应有高尚的医德，只有这样才能把救死扶伤、实行人道主义、全心全意为病人服务作为自己的职业追求。医学是一个需要付出毕生精力的学科，因此要有“笃学精术”的品格，要培养学生刻苦求学的意识，尊重科学知识，踏实钻研的精神，树立修身为本的理念。坚持修身为本可以帮助学生形成良好的伦理道德和敬业精神，在未来职场生涯中能够把患者的健康利益放在首位。因此，医学教育应该重视学生思想的“顶层设计”——构建系统医学哲学观，培养医学生具有哲学家的品质：大公无私、谦虚、高尚、沉着、冷静的判断，具备必要的知识，无邪，不迷信，用冷静的思想和理性的经验去探索病因。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改革开放进一步深化，一些西方哲学思潮相继传入，各种流派的思想也纷至沓来，如何明辨精华与糟粕，不被西方的拜金主义思想影响，对医学教育提出了重大挑战。能不能从思想上给学生以“顶层设计”，给学生以人为本的价值观教育，在当今医学教育中就显得尤为重要。我们主张通过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指导医学生的教育与实践，培养医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抛弃狭隘的功利目的，培养超脱的心境，塑造追求真理、探讨医理医源、关怀人类身心健康的精神境界，从而提高医学生自身科学研究与坚持真理、推动社会进步的高尚情怀与素养。对医学生的思想教育中，要突出“人文关怀”教育，把人的健康放在第一位，而只有尊重生命、关爱生命、敬畏生命的理念深入人心，以维护生命作为医学最高使命和职责，医学生在将来的职业生涯中，才能恪守职业道德，才能摆脱“技术至上”“物质至上”的观念束缚，从而构建起医者仁心、大医精诚的人文理念，使思想教育成果延伸和渗透到学生将来的职业生涯之中。

二、以系统医学哲学观培养学生的人生观

传统生物医学模式使医学科学化和现代化的进程，就是不断将现代科学技术向医学领域持续、全面引入的过程。在生物医学模式下，人们对疾病的研究和对患者的***更为专业和深入，生物医学模式极大地促进了医学的发展和进步，提高了临床的诊断率和治愈率，但也存在致命的弱点：重视技术、物质和人体，忽视了人的社会性和心理性。由于科学技术的大量介入，医学的“人文性”正在逐渐地丧失，表现出明显的失人性化倾向。医疗服务的过程也成为工业流水线式的操作过程，只注重结果，而忽视对被服务者的心理关心，只重视“病”的存在而忽视了“患者”。当前，多数的医疗纠纷、医患冲突大都产生于这种失人性化的服务，患者及其家属在接受医疗服务的过程中，感受到医生仅仅是对“病”感兴趣，而忽视“病”的主体——人的心理和社会状态，使其自尊心受到漠视与侵害，从而对医疗过程产生不信任，甚至抵触、对抗。现代医学模式的兴起和发展，使现代医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的关系更为密切，使医学研究更多注意到人的整体性、社会性、自然性等属性，使医学教育趋向综合化、整体化、多元化发展，回归到了人文关怀和人道思想上。因此，现代医学教育必须加强医学生系统医学哲学观的培育，使学生树立起宏观与微观、静止与运动、整体与局部及人与自然的辩证统一观，不再以静止的、孤立的、形而上学的方式看待分析生命现象，以应对现代医学模式发展的要求。

基于以上医疗现状，近几年，医学教育把培养医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放在了一个重要位置。这些将来从事医疗工作的“准医生”们，如果没有强烈的人文关怀，没有正确的人文理念，很难摆脱“生物医学模式”的影响，要改善医疗环境，构建和谐医患关系就很难实现。因此，医学教育要着眼于医学生的人生观教育，这需要我们教育工作者以系统医学哲学观来构建医学生正确的人生观，以正确的人生观来构建医学生的职业生涯。我们在医学生教育中挖掘整理当代医学大师的人文精神，为医学生人生观教育积累生动活泼的教育素材，发挥医学大师们的示范和榜样作用，激励和教育医学生。人生观是对人生的目的、意义和道路的根本看法和态度，对医学生而说，人生观既是对自己人生的看法和态度，也是对他人的看法和态度。通过当代医学大师的人格示范作用，挖掘他们的精神财富，运用于医学人文教育之中，突显他们的榜样的力量，是对医学生进行人生观培养的一剂良方。医学生只有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以人为本，敬畏生命，善待患者，自觉维护医学职业的真诚、高尚与荣耀，才能担当起社会赋予的增进人类健康的崇高职责。

三、以系统医学哲学观培养学生的世界观

医学的发展与现代科学教育技术有着密切联系，与哲学、伦理、艺术也有着密切的关联性，尤其是在现代医学医疗活动中面临大量道德难题的今天，培养医学生正确的世界观尤为重要。在医学实践活动中，医学技术的判断，终究无法解决现代医疗活动中的伦理学与其他人文科学的问题，而迫切需要借助于哲学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来分析与解决。行为实践的成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思维方法和价值观，医学生不仅仅需要仓储充足的知识，还需要善于汲取、更新、应用技能。以什么样的世界观来看待医学，是当今医学教育的一个重要命题。

医学的哲学思考范文6

【关键词】 中医现代化；中西医融合；西医中化；现代中医学

中医药学的现代化研究，是中医生存与发展的重点。因为，中医学由于受闭关自守***策以及师徒传承模式、四大经典理论等因素的影响，在学术上常常是坐井观天，只知其然，不问其所以然。思维方式显得既陈旧、又僵化，根本无法引入国外新的思想与思维方式，尤其是近代物理、化学、生物学的思维方式等。因此，传统中医学已经显得非常陈旧。而作为当前主要的中医现代化方法中西医结合研究，却由于思路不清、方法不当，始终结而不合。甚至有导致中医西化之嫌，故遇到了挫折，受到了怀疑。这使得***府和国民用不同方式方法，都投入或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关注。所以，探讨中医现代化的方法，是摆在中医药学工作者面前的极其重要的问题。探索中医现代化的方法，事关中医药学的未来和命运。也就是说，我们必须要调整或重新确立中医现代化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才能拯救中医，才能使中医达到现代化。为此，笔者提出用逆向思维，以中医理论思想去研究西医西药的西医中化理论和方法，来指导和促进中医学的现代化、科学化、国际化。现论述于下。

1 西医中化的基本原理和内容

西医中化之目的，就是为了让中医现代化，而中医学的现代化，简单地说，就是要把传统的中医学变成一门现代科学，这样就能与现代其他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等相互交流、相互带动，从而获得活力与进步，进而为祖国的繁荣和富强，再创辉煌；为人类的健康与长寿，建功立业。所以，我们必须要按照现代科学的思维方法、观察方法和各项标准，来重新整理中医学的理论体系，保持中医哲理学的优势及精髓，替换陈旧的思想、方法和内容；填补现代医学解剖、生物及化学理论知识；引入现代哲学思想，强化哲理与医理之间的密切关系等。这样，才能让中医与时代同步，才能把中医学变成一门现代学科。可见，中医学的现代化，其本质，又是对传统中医的深入化，也就是要以中医哲学理论为核心，以目前的中西医结合研究成果为参考，对传统中医学的基础医学理论进行具体化、西医化。确切地说，也就是对西医学理论体系进行的中医化，就是吸取西医学的医理，继承中医药学的哲理，就是要运用中医思维研究西医、应用西药，把西医西药中医化，而不是目前的中医西化性研究方法。故称之为西医中化。因为西医学已经拥有或具备了很完备的现代科学知识及思维方法，更具备了医学生理、解剖、生化等人体科学的现代最新认识，与中医现代化的标准和要求、目标和体系相比，只差未融入哲学思想，没有和哲学相结合或相渗透，缺乏整体性、系统性的思维与研究方法。所以，只要我们把中医西化的中西结合研究，发展到一定程度后，立即改变思维和研究方法，充分利用现在中西医结合的研究成果，运用逆向思维方式，对中西医结合研究进行全面而系统性的西医中化式西中结合研究方法，就能保持中医学原有的哲学性基本特色，又可防止把中医真正被西化；既能充实中医的医学理论内涵，又能使中医学兼具各种优点于一身，使中医学达到真正的现代化。试想，中化后的西医学，和传统西医学还一样吗？同样，西化后的中医学和传统中医学一样吗？那么是该称作现代医学，还是该称它为现代中医学呢？因此，把中医理论具体化、深入化；把西医理论哲理化、系统化，使中医哲学思想之理论精髓与现代西医学理论相互交融，使哲理与医理之间、哲学名词与医学名词之间形成紧密的对应关系，就可以把传统中医学理论变成现代中医学理论体系，并可把它称为现代中医学。从而，就能实现中医的现代化、科学化。这是最简捷、最合理、最容易的中医现代化方法，而且这样建立的医学理论体系，兼有中、西医二者的各种优点于一体，具有明显的优越性和先进性。因而西化也变成了现代中医学的又一大特色，但中医并没有完全变成西医，它仍有着自己哲学思维之特点。这就正符合一些专家的思想。例如，陈镜合在《现代中医之路》中说：“现代中医是指以中医为主的中西结合医。它既不同于不懂得西医的传统中医，更不同于以西医为主的中西结合医。它是源于传统又超出传统，来自中医又超出中医；是以‘古为今用’与‘洋为中用’为指导，按‘先中后西、能中不西、中西结合’的原则……。”其中，中西结合、洋为中用的切入点和核心，正就是西医中化，也就是西医哲化，从而拉开了中医研究西医西药的序幕，引导中西医结合研究与中医药学的发展进入一个崭新的时代。

2 西医中化是中、西医学发展的转折点

发展是所有学科共有的必然性历史特征。随着科技的发展与社会的进步，我国传统中医学之理论与临床，面临着必须与现代科学技术之发展，相协调和相同步的要求，也就是说，必须要让中医进行现代化。因此，在***和***府以及中医学者的共同努力下，中医学的现代化工作，不断向更深更广方向发展。尤其是在21世纪的今天，以中西医结合为代表的中医现代化研究，已经发展到了一定水平，无论在中医的教育、医疗、科研以及中药制剂方面，很大程度上都采用了以西医学为特征的现代各种科学或科技的最新研究成果与方法。这使中医之理论思维与实践方法、研究方法都发生了本质性的改变，中医人才既具备了较高的综合技术，又具备了西医学、现代生物学等多学科的丰富的综合知识。这些便为我们进行中医学的现代化打下了坚实基础，基本完成了第一次现代化的进程［1］。那么，接下来，中医第二次现代化的进程，该是什么呢？是中医药学的完全西化吗？让我们回过头来，再看看西医学的未来发展。目前，西医学的发展是非常迅速的，从细胞理论产生到现在才一百多年的时间，就已经深入发展到了分子水平。那么如果再发展几百年，它将会深入到什么程度；将会发展到什么水平呢？未来的医学将是个什么样呢？可以预测，再有一百年左右，现代西医学在微观领域的认识和发展将会达到极点或顶点，那时，它在各个方面的发展与各种理论，同样也会面临挑战，因此，其发展方向或发展结局与古代的医学一样，必将被迫由微观转向宏观；其科研和思维方法也将由分析式转向综合式；由还原论转向整体论；由具体化转向抽象化。可见，这种规律、这种模式，同远古时期之医学及中医学的形成过程及发展规律，没有任何差别！而且，这一方式，也是任何一门科学发展的必然规律和必然模式。所以说，我们中医学如果能提前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规律，把微观与宏观研究有机地统一起来，共同研究，协调发展，积极吸取西医学的微观研究方法与成果，再按自己的体系和思维进行宏观的综合整理与哲学研究，用不了50年，就可以赶在西医学的前面，并站在西医学的肩上；必将会成为世界医学的先锋；成为时代科学的楷模；为人类医学的全面进步和自身理论的迅速发展作出贡献。否则，等到西医学发展到一定程度，认识到了中医医哲融合之科学性与优越性，并吸收或仿照之。那么中医也将会像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一样，虽生长于国内，却开花于外国。到那时，传统中医学将会被彻底遗弃，彻底被外国医学替代掉；到那时，中国人可能又不得不到国外去学习现代中医了。由此可见，未来中、西医学的发展趋势和体系，都需要的是现代中医学这种体系模式。只要我们用西医中化理论和方法，进行新型的中西医结合研究，就能跨入中医现代化的第二进程之中，也就能使中西医学相互促进、共同发展。

3 西医中化利于体现中医内涵的特点与科学性

现代中医学与传统中医学的体系一样，都由哲学和医学两大部分组成，但传统中医学的哲学理论属古代哲学，医学也属古代之解剖、生理和药学等理论内容；同时还有古代其他自然和社会学科理论。虽然特别重视哲学思维与宏观抽象思维方法在医学上的应用，却忽视了医学理论的主导地位。但还是古代医学与古代所有学科的大综合。有学者认为：中医因其具有抽象性的特征，而不能现代化，也无法现代化。那么试想：中医学中的这种抽象性理论与概念，是从何而来的呢？是古人凭空想象的完全抽象，还是以医学规律及概念为基础，而进行的医理哲学化之抽象性认识呢？显然是后者，是我们的古人，在对当时的人体解剖及生理规律认识比较全面的基础之上，又运用了哲学原理和思想，进行的一种医学原理之抽象性解释和描述。并非是哲学概念的随意引入，也并非是无根无据的创造发明；既不是无源之水，也不是无本之木。这就表明：中医学的抽象性名词对其现代化毫无影响。况且，现代中医学的哲学理论应属于古代哲学和现代哲学的综合体，医学部分却属多学科渗透的现代之生理解剖、生物、数理和化学等综合性理论知识；思维方式是宏观与微观的统一，是直观与抽象的融合，是模糊与具体的兼具。其体系是以医学理论与方法为基础的哲学思维之应用，因而是医学与现代所有学科的大综合与渗透体。然而，西医学的理论仅仅是医学与现代生理解剖、生物、数学和化学等自然科学相互渗透、相互交融而形成的理论，却没有渗入哲学理论，思维模式也仅仅是微观领域的直观、机械方式。因而就是医学与现代多种学科交融的小综合。从以上比较可以看出，现代中医学含有更全面、更科学的学科体系和内容；也具有很全面、很先进的思维方式方法。因此说它才适合于人体科学之复杂与综合的特性。其体系具有似中（医）非中，似西（医）非西，比（传统）中（医）更深，比西更广的特点。所以，从体系上说，中医学比西医更科学更完善［2］。可见，现代中医学的体系模式，是现代科学和未来科学发展的必然趋势，是最具有前途和生命力的学科模式。由此看来，中医学是正宗的科学！只不过还停留在古代科学、近代科学水平罢了。因为，科学是发展的，所以，医学也是发展的；科学都是有历史的，那么医学就没有历史了吗？而一些中医药学的医盲们，要么说中医不是科学，要么说是经验医学等，这些说法，真是荒唐。

4 西医中化有利于西药的中药化

西医西药是从化学合成技术中发展起来的，但到现在却还包含了各种生物制品；天然动、植、矿物成分；微生物制品；基因制品等，也能够变中药为西药。从而显示了极大的兼容性与开放性，为其取得有效的临床***效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那么，中医中药为何也不按此思维方法，把所有的西药按中医的理论、思维、概念、机制、用法进行抽象化和系统化整理与研究，从而，中化成中药，为我们中医的临床实践建功立业！如阿托品及其他M胆碱受体阻断药，可概括为性温，味辛，归肺、胃、心经；有温中散寒，理气燥湿，祛风止痛，回阳救逆之功效；从而可仿照附子、细辛、干姜等温里类中药的用法应用于临床，既能扩展阿托品的应用范围（***冻疮或感冒及风湿等），还能深化附子、细辛等中药的***范围（***泌尿系病或急救及改善微循环等）。同时，还为认识与研究这些中药的毒副作用提供了参考，更为西医理论的中医化和中医理论的西医化奠定基础。又如异搏定及其他钙拮抗药，可概括为性寒，味苦，归心、肝（即脑）经；有定惊安神，缓急止痛，平肝潜阳，活血通脉之功效；故可仿照羚羊角、天麻、决明子、冰片等平肝息风类中药的用法应用于临床。同样，既能扩展异搏定的***范围（***惊风或头痛），也能增加羚羊角、冰片等中药的应用范围（***心脑、血管疾病）。其实，中药本来也是化学合成工业的先驱，如：发酵业的神曲，炼丹术中的丹药；并且，中医中药从产生就非常重视不断增加自己的药物种类，如：藏红花、西洋参、血竭、冰片等都属于外来引进之品种。回顾中医发展历史，可以发现，中医理论与临床的发展无不与其药物的发展相适应、相关联。只可惜，由于闭关自守思想的束缚，中医一直没有吸收西药的一个品种，曾有张锡纯的石膏阿司匹林汤，开创了西药中用的先河，然而，后学者却简单地理解为中药与西药的相互配合，即中西医结合。从而，把中药与西药隔离开来，把中医药学引入了歧途，导致了中医中药学的畸形发展。所以，我们要利用中医药理论，吸收并中医化自然界各种能治病的物质，丰富和增添自己的药品成员，完善和发展现代中医药物学，才能实现中药学的现代化。因此，未来的药物学，都应当是资源共享性的，即中医可以按中医方法应用西药和其他各种药物（包括：藏药）；西医也可以按西医理论应用中药和其他各种药物。因为，任何一种医学，它研究的对象都是人体，故其结构、功能和代谢也应当是一样的。因而，凡是能够***人体疾病的物质——即药物，其具有的***范围与作用机制一定是客观的、是固定不变的规律或真理。不管是中医，还是西医，或者是藏医，都能够用自己的理论思维，去认识和理解其药理机制、药物性质与功效等，自然就可以按自身的方法应用于临床实践。所以说医分中、西、藏……而药物却是世界通用的。这如同人类的食物一样，虽有中餐、西餐之分，但仅仅是加工与未加工，中式加工方法与西式加工方法的区别，然其成分都离不开蛋白质、脂肪、淀粉，离不开小麦、玉米、大豆等，自然它也是世界通用的。

5 西医中化的作用及意义

西医中化使传统西医理论与临床，得到了进一步的系统和提高，使西医能客观、正确地认识中医学整体联系观等理论的科学性，既促进了中医同时向纵、横两个方向的不断发展，又促进了西医学自身的发展。因为，现在的中西医结合实际上是中西医在医疗工作中的合作共事，或者是中西医的两法治病，无关于学术上的中西医结合［3］。目前的中、西医结合，仅仅是表面上的共存，并非是实质性的细胞水平上的整合；仅仅是中国患者得到了另一种***方法，而中国中医学并没有得到新的发展与创新，甚至，使中医学有被彻底西化之危险。所以，寻找中、西医学新的结合点，是推动中医药现代化的当务之急［4］。相反，西医中化的方法，却能使传统中医吸收到现代医学之各种理论与思维，使传统中医学跃居于现代医学之列，也能使传统中药理论与剂型科学地吸收现代医药学理论与剂型之特色，为中医药学的理论内涵，又增添无限的生机与活力，还能使中医药学的宏观理论具备现代医学微观理论的根基，使中医药学中的基础医学（西医）理论得到宏观性综合。综上所述，西医中化既能促进中医的现代化发展，又能防止彻底把中医西化。既实现了中西医结合向中西医融合之转变，又实现了研究中医向中医研究之转变，还实现了由中医西化向西医中化之转变。同时，西医中化的思想和方法，无论是对中医的现展，还是对西医的未来发展，乃至现代其他自然学科的未来发展，都能起到非常重大的作用。正如钱学森教授所说的“人体科学一定要有系统观”，“西医也要走到中医的道路上来”，中医现代化的成功，“终将引进科学技术体系的改造——科学***”。中化西医的思想，正是要让西医走到中医医学与哲学相结合性多维辨证论治的道路上来；正是要提示和引导所有的学科理论，都应当与哲学理论相互交融，并以哲学理论为指导，进行发展和创新自己的体系模式或研究方法。可见，这是一种前所未有的，超越所有学科常规单纯而直观研究方法及理念的学科体系性***！所以，我们现在的中医药工作者，要从中医学之医学和哲学两大支柱体系入手，运用现代思维与传统东方哲理思维相结合的方法，从理论与临床两大方面，把中医学现代化，把西医学中医化，既全面又深入地整理和提高中医理论体系，最终达到中西医学两大理论、两大思想的恰当融合。才能使中医学脱离危机，得到发展，从而使中医学真正走向未来、走向世界。为此，笔者即将出版《中化西医》一书，以便更详细地介绍这种思想和理论，介绍这种方法与临床。

参考文献

1 姜爱平，崔蒙.关于中医现代化的思考.中医杂志，2007，48（8）：742.

2 中国中医药报社.哲眼看中医.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2005，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