畜牧论文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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畜牧论文例1

农业是对自然生态系统的农业化，是有机体生产过程，农业生产不可在大范围内逾越自然地带而存在。我国地域辽阔，跨越数个自然地带，从中国的东北到西南，从完达山开始，越过长城，沿吕梁山，经延安，一直向西南到青藏高原的东麓，东南部分是丘陵平原区，濒临海洋，气候温暖湿润，原生动植物多为森林型，产生了以农耕为主的农业；西北部分则深居内陆，高山峻岭，远离海洋，气候波动影响大，干旱且多风沙，原生动植物为草原型，发端了饲养家畜为主的畜牧业。我国草原畜牧业主要集中于内蒙古、***、青海、、甘肃、四川等西部、北部天然草原分布面积较大的省份；农耕畜牧业则广泛分布于东部、南部种植农业大省，在气候、交通、劳动力资源等方面都具有明显优势。它们在历史时期内的分布大体与自然地带的分布相吻合。

（二）经营方式不同

经营方式的差异是农耕区畜牧业与草原区畜牧业最为明显的区别。我国传统农耕区农户定居，以村落形式集中居住，就家庭为中心经营畜牧业，分散圈舍养殖，或以定居点为中心小范围游牧。因农耕的需要而饲养畜禽，规模不大，因此需要的养殖技术较为简单，对管理要求不高，病害往往是制约因素。草原区畜牧业普遍水热条件较差，难以满足定居的生态需要，多以游牧为主，活动范围大，往往可远至上千公里。由于气候的波动性，草原区畜牧业不确定因素很多，如天气、饲草料、***病、食肉野生动物侵袭等都可能成为制约因素，对养殖知识及生产组织水平的要求很高。为了对抗风险，减少生产的边际成本，因此草原区畜牧业不以小家庭为基本生产单位，而是以氏族或血缘关系为纽带的部落生产，家畜虽私有，但内部多有分工。体现了一定的社会化生产，单个放牧单元的家畜规模可达成千上万。

（三）农业经济地位不同

畜牧业在农耕区与畜牧区的地位也有显著差异。农耕区畜牧业的目的多是对种植业进行完善和补充，其目的在于提供农耕系统的养分循环、役用畜力需求、改善生活等方面。如南方地区饲养的耕牛，不是为了肉用，而多是用来耕田、负重。故传统农耕区种植业可脱离畜牧业而存在，而畜牧业则不可脱离种植业，是从属地位。畜牧业则是草原区农业生产的支柱形态，几乎是游牧民农业收入的全部。畜产品既是游牧民的主要食物来源，同时由于游牧农业不是一种自给自足的经济，需要通过畜产品来交换农区的茶叶、粮食、手工业品等生活必需品，所以畜产品也是牧民的生活来源。

（四）驯化的畜禽种类不同

农耕区畜牧业与草原区畜牧业对畜禽的选育标准有差异，驯化出的家畜种类、品种也不一样。农耕区畜禽的选育标准主要为饲料转化效率高，多为杂食性，能够喂养农耕生产出的各种农作物，生产性能好。个体大小不重要，多不善游移，独居群居均有，繁殖率要高。由于有圈舍保护，对恶劣环境的耐受力也不是重点。总体要求是易于管理，家畜种类地域差别不显著但品种区域有差别。草原区畜牧业饲养的几乎都为家畜，它们既是生产资料，又是生活资料。多为草食动物，且体格较大，便于牧人在空旷的草原地区监管。往往一个游牧系统饲养多种家畜，各有作用。家畜为了采食、躲避自然灾害、种内竞争，都非常善于游走，喜群居，耐受力好。草原区家畜与环境之间经过多年的双向选择，家畜种类的区域差别很大，如在青藏高原饲养的是藏羊，而蒙古高原则饲养的是蒙古羊，前者耐寒、耐高海拔；后者适于游牧，耐寒耐旱。

（五）孕育的文化类型不同

这两种类型的畜牧业还孕育了不同的文化形态。农耕区畜牧业分布于汉民族为主体的农耕文化区域内；而草原区历史上一直为少数民族的游牧文化所占据。从历史传说到历史记载开始，就出现了中国文化的草原文化与农耕文化的分异，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内，虽草原民族与农耕朝代有所演替，但各自区域内的畜牧业形态几乎没有变化，所孕育的两种文化，既有冲突，又有联系与交融。农耕和畜牧文化不断冲突与融合的历史，曾是中国历史的主线之一。

二、农耕畜牧业文化遗产区

农耕区畜牧业是人们利用农区中大量的农作物秸秆、陆生（或水生）饲料植物及丰富的农副产品等，采用舍饲、半舍饲经营方式，饲养牛、羊、猪、鸡、鸭等家畜与家禽。农耕区畜牧业在当地农业系统中的地位虽不如草原区畜牧业，但因我国农耕区体量庞大，基数大，故在全国畜牧业总量占据的比例也非常大，历来是我国畜禽产品的主要来源地。农耕区畜牧业除了提供丰富的畜禽产品，其重要的生态价值是通过畜禽转化农副产品为有机肥，家畜粪便还田，保证了土壤肥力，维系农耕系统的养分循环，构建成中国传统的生态型农业。农耕区生活可以***于畜牧业，但生产不能长期脱离畜牧业。中国农耕业精耕细作的传统，有大量的技术措施都是针对种养结合，种植业和养殖业相互促进。中国的土地耕作数千年之久而未明显衰退，畜牧业粪肥及其副翼性经济作用功不可没。如我国农耕核心地带太湖地区，明清时衍生出了“农副产品—猪—大田”系统、“蚕桑—羊—桑田”系统、“虫草谷—鸡鸭—田鱼”系统和“桑基鱼塘”系统，这些复合生产系统中畜牧业都发挥了重要的养分转化与流动功能。因中国南北地带性差异较大，农耕区畜牧业文化遗产又有南方农耕畜牧业文化遗产区和北方农耕畜牧业文化遗产区的分异。

（一）南方农耕畜牧业文化遗产区

中国南方的农业系统主体起源于长江流域的稻作农业，以太湖流域的良渚文化为滥觞，逐步融合荆楚和巴蜀农业系统，并随着汉族的流徙向南推至珠江、闽江流域，向北抵及淮河以南，向西远达西南岩溶地区，最终将稻作农业系统扩散到整个南方地区。稻作农业系统的畜牧业作为种植业的副业存在，核心是建立了“粮—猪农业”这一简单而又高效的农业结构，猪吃残羹剩菜及多余农副产品，并辅以鸡鸭鹅等家禽，按需促进役畜的饲养。以长江流域为主还产生了蚕桑养殖这一独特的劳动密集型养殖业类型，长江上游的巴蜀和长江下游的江南地区，都是重要的养蚕治丝起源地与发展地，衍生了蚕桑生产与其文化系统。南方农耕区畜牧业多舍饲经营，并培育出相应的品种，如太湖猪、湖羊等。不占大量土地，管理精细，配合优良的水热条件，种养相得益彰，生产效率很高，满足了南方地区在宋代之后成为全国经济、文化重心的物质需求。这一精细舍饲畜牧业模式的发生有其合理历史内核，在现今及以后的畜牧业发展规划中，其价值应予以肯定与重视。

（二）北方农耕畜牧业文化遗产区

北方的农业系统建立在黄河流域的旱作农业之上，并向北扩展到东北辽河流域，向南扩展到淮河流域，向西到达青藏高原东沿。种植粟、黍等旱作作物，生态广谱性，森林、草原等不一而足，早在周代就有“马、牛、羊、豕、犬、鸡”六畜的养殖。畜牧业起源多元化，畜禽品种依生态系统而定，驯育出不少性状优异的草食家畜品种。但随后畜牧业的基调受“粮—猪农业”之影响，无不竭力种粮养猪。水热条件较南方次之，没有大量余粮大规模发展耗粮型畜牧业，但因农田附近天然草地面积较大且不少区域处于半农半牧区，多保留了牛、羊等草食动物的舍饲或半舍饲的畜牧业模式，在定居点附近进行适度放牧。精细管理的程度较南方差，但畜牧业的模式更为灵活，农牧结合，不专事农耕，如宁夏盐池的滩羊养殖系统，甘肃民勤的绿洲－荒漠草地放牧系统等。北方农耕区靠近草原牧区，与其发生不自觉的系统耦合，还产生了如四川雅安茶马互市、甘肃临夏东乡异地育肥系统等重要畜牧业文化遗产内容。

三、草原畜牧业文化遗产区

我国天然草原面积巨大，类型多样，从东北延续到西北的广袤草原，是欧亚大草原的重要部分，具有发展畜牧业的优势条件。草原地区发展畜牧业的时间很早，约在全新世早期，欧亚大草原的先民已进入游牧阶段，并随着文化的交流与传播，产生了非常成熟的游牧文明。此后随着历史的演进，在草原地区的民族有消融、有新生、有迁移，但游牧畜牧业的农业生产形态未发生改变，构成游牧文明产生的物质基础。历史时期内草原畜牧业的最重要价值一是保护了草原地区的生态环境与景观格局。我国草原畜牧业产生于草原生态系统，继承了草原生态系统的区域性特点，畜牧业文化遗产也相应呈现出区域特色，在与其环境协同进化和动态适应下，形成了物种、土地利用系统、景观、生态伦理观念等丰富的农业文化遗产内容，在数千年中为维护生物多样性，维持社会的经济、文化可持续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二为产生了除农耕文化之外的多元文化。今天我们所见到的中国文化的各个方面，无论衣食住行，还是文学艺术、伦理道德，无不融合了几千年来各个历史时期、各个游牧民族贡献的草原文化元素。如果舍去草原文化，我们将无法想象华夏文明是何等式样，更无从探索其发展历程。草原区畜牧业文化遗产按草原类型、游牧方式、民族文化等的不同，又可分为青藏高原畜牧业文化遗产区、蒙古高原畜牧业文化遗产区和西北内陆畜牧业文化遗产区三大版块。

（一）蒙古高原畜牧业文化遗产区

蒙古高原生长有羊草、羊茅、冰草等多种禾本和豆科优良牧草，培育了牛、马、山羊、绵羊、骆驼五畜为主的家畜。游牧技术发达，可通过家畜配比来提高草场利用率；缺乏高大山体，则依靠长距离迁徙的“走敖特尔”来追寻食物与躲避自然灾害；生产组织多以部落为基本单位，各有分工。蒙古高原牧区在文化上更是大放异彩，因没有阻隔交通与交流的自然屏障，游牧部族常可在这块大草原上建立类似农耕***权的有效管理组织，如秦汉时的匈奴、隋唐时代的突厥、南北朝时期的鲜卑柔然、明时的北元等，他们都曾在此登台亮相。蒙古高原既是他们挥师南下入主中原的大本营，又是他们班师回乡休养生息的根据地。蒙古高原畜牧业文化遗产区既是孕育中国北方游牧民族的摇篮，形成中国北方草原文化，又通过互市或***事介入，与南方的农耕***权发生物质和文化交流。

（二）青藏高原畜牧业文化遗产区

在青藏高原农业系统中，畜牧业始终占据主导地位。青藏高原海拔高、气候寒冷潮湿，牧草生长期短。生活在这里的藏族牧民在严酷的自然条件下从事畜牧业生产活动，并培育出了适应高原环境的专一型藏系家畜，如牦牛、藏马、藏羊、藏猪、犏牛和藏獒等。畜种分布出现地域化、专业化的特征。牦牛是古人类在狩猎生活中逐步认识和驯养出来的家畜，比较适应高原生态环境，分布较为广泛；马、驴、骡和猪等牲畜的高原适应能力较差，主要分布在河谷、盆地一代；绵羊和山羊更能适应高寒环境，多分布于山地之间。高寒草原＋藏系家畜形成了世界上独一无二的高寒草原畜牧业区域，游牧业经济活动表现岀明显的专一性、稳定性特点，其游牧系统是建立在不同海拔高山草地之间的季节游牧，游牧的距离不远，如四川红原的麦洼牦牛放牧系统，甘肃天祝县的白牦牛放养系统。同时青藏高原畜牧业还哺育了藏族及藏传佛教的地域性文化，其农业伦理思想不过分追求畜牧效益，如藏族的放生传统、野生动物爱护、禁忌文化等习俗，生态伦理思想非常浓厚。

（三）西北内陆畜牧业文化遗产区

包括河西走廊和***在内的内陆河流域广袤区域，该区以多个分散的点状绿洲为节点，构建了山地－绿洲－荒漠的复合生态系统。其发生的大背景是海洋气候影响薄弱的广大内陆，存在地带性荒漠和高大的山体，高大山体构建了不同的垂直生物气候带，分布着面积广阔的草原，历史上无数游牧民族在这里发展了草地畜牧业。高山上较为丰富的降水又形成冰川和河流，河流的出山口，挟带沙石和土壤有机物，在山麓地带形成冲积扇，这里水分充沛，土壤肥沃，适于中生植物生长，于是成为草木丰茂，鸟兽繁衍的天然绿洲。绿洲以农业为主，在绿洲边缘地带进行着适度游牧，多为半农半牧或农牧结合的类型。该区培育出了诸如伊犁马、大尾羊、哈萨克羊这样的优良畜种。游牧方式为不同绿洲或山体不同海拔之间的长距离游牧，转场可达上千公里，对生物的时间地带性原理体现最为明显。家畜在牧人的管理下，突破地理地带性的局限，对地理地带性加以剪裁、连缀，排除不适宜自身生存的环境时段，截取适宜自身生存的环境时段构建了全新时空体。同时由于山体的牧区和绿洲的农区大体沿山脉走向线状分布，农牧区距离较近，农牧系统结合一直较好。西北内陆畜牧业文化遗产区孕育了以哈萨克、柯尓克孜、塔吉克族为主体的游牧民族，还一直担当东西方文化交流的纽带，文化则以外入的***文化为主导。

畜牧论文例2

萌生于原始农业的畜牧业，不但在地域上与农业相互交叉，而且由于早期的畜牧业是与原始农业相伴而生，因此并不具备迁移特征，属于放养型畜牧业。随着农业生产内部结构进一步分化，以迁移生活为代表的游牧业逐渐游离出来，形成***的生产部门。而依附于定居农业的放养型畜牧业继续与农业生产保持着密切联系，并以家庭舍养、近地放牧等不同形式持续发展到近现代。

游牧型畜牧业与放养型畜牧业存在许多差异，其中在以下几方面尤为突出：1)规模：放养型畜牧业中牲畜的食物来源主要限于聚落周围地带，因此畜养规模有限，与农业生产之间的依存性很强。游牧型畜牧业中牲畜获取食物的空间范围很广，完全脱离了农业聚落的束缚，畜养规模很大。2)区域：由于放养型畜牧业与农业生产之间的依存关系，其分布地区多与农业生产结合，出现在农耕区或半农半牧区。与放养型畜牧业分布地区不同，游牧型畜牧业则跳出农耕区的基本范围，成为草原环境的产物，并在迁移中建立了更广阔的生存空间。

在各类非农业生产类型中，游牧型畜牧业（简称游牧业）虽然起步较晚，但无论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中，还是在由人类活动而塑造的人文景观中，都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许多学者就游牧业与骑马民族的产生提出了多方面的见解，其中日本学者江上波夫认为骑马民族的发生和发展，极大程度上决定于地理环境。尤其欧亚大陆中部的茫茫草原，既因干旱缺雨而无法进行农耕，又没有大型食肉动物对草原牲畜造成威胁，是理想的牧场[2]。美国学者欧文·拉铁摩尔(OwenLattimore)则就中国历史背景指出，草原游牧的产生与马的应用关系密切[3]。乘马可以使依草原而生存的牲畜与依牲畜而生存的社会密切联系在一起，从而由部落发展成草原国家。那么除了草原环境与马具之外，是否还有其它原因成为游牧业脱离农业而趋向草原的动力呢？离开中外史学界对于这一问题的解释，我们将问题的视点放在环境上，并指出游牧业的产生与环境存在一定的互动关系。

2中国北方游牧民族的兴起与气候变迁

在广义农业的范畴之内，游牧业出现最晚。就中国的历史背景而论，对亚洲草原民族研究具有权威地位的拉铁摩尔、江上波夫等外国学者认为，公元前4世纪赵武灵王胡服骑射是中国北方草原地区游牧业与骑马民族兴起的标志[2～5]。对于这一观点的理解应包含这样的内涵，即胡服骑射是中原民族对抗草原骑兵的应对措施，因此这一时段不但标志着骑马民族的成熟、强大，而且也显示了真正以文化、生产手段与分布地域不同而区别出农耕与畜牧两大区域的历史进程。在此之前游牧生活已经在北方民族中存在很久了，只不过那时这些民族的空间发展还仅限于北方草原地带，农牧民族双方还没有在空间上发生激烈冲突，以中原诸国为代表的农耕民族也用不着采取任何防御性的应对措施。

2.1中国北方游牧民族——匈奴人

见于文献记载最早活动于中国北方的游牧民族是匈奴人。战国以前的文献中也将其称之为“鬼方”、“猃狁”等，战国时期“匈奴”一词开始反复在文献中出现。大约从战国初期这些活动在山陕、内蒙古一带的非农业民族逐渐具备了骑马民族的特征，不但有成群的牲畜，而且有极具战斗力的骑兵部队，屡屡对秦、赵等国构成***事威胁，并以中原诸国北方劲敌的定位而见诸于史籍。伴随游牧活动，整个民族具备典型的“行国”特征。“行国”之称始见于《史记·大宛传》，其中提到所谓的“行国”就是“随畜迁移，与匈奴同俗”。这时匈奴已经成为人们理解中的典型“行国”。正像所有游牧民族一样，匈奴人的马背生涯扩大了他们的活动空间，不但带领他们驰骋于欧亚大陆中部草原地带的东西南北，而且这一骑马民族自从公元前5世纪左右登上历史舞台后，在近10个世纪内影响着中国历史，影响着中亚乃至于世界历史。

2.2气候变迁导致畜牧业从农业中分离的考古依据

匈奴人如何骤然兴起、如何发展成影响中国北方乃至于整个欧亚草原的“行国”，是研究中国北方游牧民族与游牧业的重要问题。在对文献记载进行考辨的同时，考古发现为回答这一问题提供了大量的依据。

1974～1984年内蒙古文物考古队在伊金霍洛旗纳林塔乡朱开沟村进行了近10年的发掘工作，其中取得的成就对于探讨中国北方游牧民族起源的问题作出重要贡献。朱开沟遗址的文化遗存共分五阶段，表1归纳了这五阶段文化遗存的年代、环境、文化以及经济特征[6]。从中可以看出朱开沟遗址的文化时期内，这一地区环境与人类经济活动方式的互动关系以及人类活动方式由农耕、狩猎、采集向畜牧业为主方向的渐进过程。

表1朱开沟遗址经济文化与环境特征表

Tab.1Theeconomy,cultureandenvironmentofZhuKaiGousite

阶段年代环境生产工具猪：羊：牛

第一段相当龙山文木本花粉很少，主石刀，石斧、石磨棒、

化早期要为草本花粉，其磨石、骨镞、骨凿、1:0.45:0.36

中蒿、藜花粉占全骨针。

部花粉的50%。

第二段相当龙山文木本花粉中出现了石斧、石凿、石刀、

化晚期少量的胡桃和漆等石镰、石铲、石杵、

阔叶林木，草本蒿石纺轮、砍砸器、石1:1.29:0.33

、藜花粉增多，约矛形器、石镞、角锄、

占全部花粉的70%骨刀、骨镞、骨匕、

以上。骨针管、骨针、陶垫。

第三段相当夏早期草本蒿、藜花粉继生产工具中石器、骨

续增多，约占全部器、陶器与前段相差1:1:0.27

花粉的90%以上。不大，惟出现了铜器，

且石器中细石器的比

重略有增加。

第四段相当夏晚期木本花粉中出现了生产工具数量。种类、

耐寒的云杉、桦、制法与前段无明显区1:1.15:1.15

榆等，以松、桦针别，骨镞、纺轮的数

阔混交林为主。量较前段增加，铜器

仍为小件工具。

第五段相当商二里木本以松、杉针叶石器中除细石器与石

岗文化阶段林为主，草本蒿、斧、石刀，其它种类

藜花粉约占全部花都有所减少。骨镞的1:1:1

粉的93%。数量有明显增加。铜

器中除小件工具外，

出现了铜短剑、铜戈、

铜刀、铜镞、铜鍪、

铜护牌、铜项饰等大

型工具、兵器等。

植被类型是环境特征的标志性指示物，朱开沟遗址不同阶段木本与蒿科、藜科等草本植物花粉比例的变化，显示出遗址所在地区环境的基本面貌与变化特征。蒿科、藜科均属于半干旱、干旱气候条件下的草本植物，这类植物对旱生环境有较明显的指示作用。虽然在整个朱开沟遗址文化的5个阶段中，木本植物中针、阔树种花粉比例的变化，反映了气候存在冷暖、干湿波动的特征，但从整体看变干则是气候变迁的基本趋势。在朱开沟遗址第一段文化层中蒿、藜科植物花粉的比例仅占50%，以后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类植物所占比重越来越大，由50%增至70%，至第五段已达到93%，成为占绝对优势的植物。由于蒿科、藜科植物的旱生属性，这类植物比例增加反映了环境逐渐向干旱方向发展的变化特征。对于全新世湿润期以来内蒙古农牧交错地带具有明显的干旱化趋向，地理学家从另一角度也给予了证明[7]。

早期人类活动与环境之间的依存关系十分密切，因此伴随环境发生变化的同时，人类活动方式与生存手段也出现了相应的转变。在朱开沟遗址第一段发掘的生产工具中既包含农业生产工具，也有用于射猎的工具，这些工具证明了人们在这一阶段不但从事于原始农业种植，同时也将射猎作为辅佐农耕的重要谋生手段。在农耕与射猎两种生存方式之外，遗址中出土的动物骨骼从另一个角度显示了朱开沟时期的人们在从事农耕与射猎的同时，还存在放养业。如果对于朱开沟遗址五个阶段的环境、工具以及猪、羊、牛骨骼数量的变化进行对比分析，就会发现遗址文化层从第一段到第五段随着气候干旱程度逐渐增加，羊、牛与猪之间的比例也有逐渐增加的趋势。猪、羊、牛虽然都属于人类驯化、饲养的动物，但由于动物之间生理特征的差异，一般将猪的饲养视为农业生产的标志，而羊与牛的饲养则成为畜牧业的象征。朱开沟遗址五个文化段中猪、羊，牛比例的变化，说明的正是农业与畜牧业比例的消长。第一段中猪所占比例超过羊、牛比例的总和，这一时期农业生产在各业中占有突出地位，此后各段中随着气候转干，农业逐渐消退，而畜牧、射猎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在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的《朱开沟——青铜时代早期遗址发掘报告》中指出，当文化发展到第五段时，不但房址、墓葬数量明显减少且分散，而且人们使用的工具中已经出现了大量青铜工具，这些青铜工具与后来在内蒙古其它地区发现的青铜器均带有游牧经济的文化特征。

朱开沟遗址的文化信息清楚地显示了随着气候变干，草原边缘民族一步步放弃农业生产，转向畜牧业生产的过程。这个过程既没有像拉铁摩尔曾经指出的那样，由于农业民族的强大，逼迫游牧民族从自然条件较好的农耕区退向草原，也不是源起于与农耕区对立的其它环境中，草原边缘民族在由原始农业转向放牧业几乎没有发生空间区域的位移，或许几代前他们的祖先就从事着原始农耕业，到了后来他们却渐渐放弃了农耕技艺，将谋生的方式变换为射猎、畜养，而导致所有这一切转变都与气候变化有关，两者之间存在明显的互动关系。当然，促使畜牧业从原始农业中分离的环境背景，并不仅仅限于气候变干一个环节。大量的研究明确指出距今3500多年前中国北方经历过一次变干且变冷的过程，随着气候变冷、变干，温性森林减少，草原扩大，那些原本在草原与农耕区的边缘地带生长的农作物，渐渐失去了生存条件，而面对环境变化牛、羊等牲畜却具有较强的适应能力[6]。生活在这里的草原边缘民族失去了农业这一食物来源，自然而然将生存的依托转向畜牧业，并在越来越多依靠畜牧业的同时，不断积累动物驯养经验，从牛、羊的畜养到马的驯化，进而使驯养牲畜变得更加成熟、***。

2.3游牧业产生

朱开沟遗址第五段发掘的青铜工具虽然带有游牧经济的文化特征，但若对遗址的全部信息进行分析，可以发现这时朱开沟人从事的仍属于放养型的畜牧业，而不是游牧业。前文已经指出放养业与游牧业之间最大的不同在于放养业是在定居农业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动物饲养过程，而游牧业则完全脱离了定居生活，随阳而居，逐水草而迁。在整个朱开沟文化的发展阶段中，尽管定居农业的比重越来越低，但定居生活在遗址中却始终显示出核心作用。定居生活与畜牧业相伴的现象维持很久，直至春秋时期内蒙古中西部地区畜牧业中仍含有定居、半定居的经济成分[10]。

在活动区域上游牧业与放牧业最大的不同在于空间的拓展，对于游牧业来讲，决定其发展的关键因素不在于土地占有权，而更多地取决于迁移权，只有在随阳而迁的迁移过程中，草原民族才能不断获得丰美的水草，发展壮大。因此驯化马匹，发明控制牲畜行动、适应频繁迁徙的用具是草原边缘民族摆脱定居农业，迈向游牧生涯的关键。针对这一问题，中外学者就马具出现与游牧业兴起的因果关系早已形成共识。其中拉铁摩尔在论证这一问题时，就注意到草原与农耕区的边缘地带存在既非完全农耕，也非绝对游牧的草原边缘民族，随着马具的产生使这些民族脱离定居生活，放弃过渡文化最终成为真正的游牧人[11]。与这一观点相应，由朱开沟阶段代表的放养型畜牧业向游牧业转型过程中，同样离不开马具、车具的应用。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内蒙古宁城南山根3号石椁墓及其它墓葬中发现了成套马具，包括马衔、镳、銮、铃、节约、铜泡等，其中马衔有两种形式，一种比较罕见，两端有齿状倒刺；另一种为常见套环式。两端有齿状倒刺的马衔外侧有可以转动的环，只要马头偏离方向，倒刺便刺入嘴中，任何野马也会被驯服。南山根墓葬的年代相当于西周晚期、春秋早期，大约在公元前8世纪左右[12,13]。内蒙古考古队在鄂尔多斯地区墓葬中也多次发现马衔、节约、马镳、轴头等马具、车具，经研究证明，这些马具、车具的所属时代早于公元前6世纪[10]。有了马具，有了骑马术，才有了真正的骑马民族。内蒙西杭锦旗桃红巴拉遗址是一处时代相当于公元前665～590年的典型匈奴墓葬，墓内已没有殉猪、殉鸡以及任何表明从事农耕的遗留物，而是以数量可观的殉马、牛、羊的头、蹄为主，显然

马、牛、羊牲畜是当时主要的财富与生活来源[14]。如果说马具的产生是草原民族脱离定居生活，走向游牧化的标志，那么至少早在赵武灵王“胡服骑射”二百多年前，以匈奴人为主的北方游牧民族已经形成。在以后的二百年中随着匈奴等北方草原游牧民族成长壮大，逐渐与中原诸农业国构成文化、生产方式以及活动区域的分异，至公元前4世纪赵武灵王实行“胡服骑射”正是在空间上明确这一区域分异的标志。

2.4匈奴等北方草原民族的空间扩展

匈奴既是典型的北方草原民族，也是最早见于文献的游牧民族之一。自70年代内蒙古文物工作队在鄂尔多斯地区开展考古工作，相继发现大量极具特点的青铜器，这些被称为“鄂尔多斯式青铜器”的珍贵文物经考古学界研究，认为是以匈奴为主体的中国北方各民族共同创造的与游牧业伴生的文化。这批青铜器不但反映了匈奴人的游牧生活方式与文化内涵，而且也揭示了这一草原民族的起源历程。鄂尔多斯式青铜器属于起源于鄂尔多斯以及临近地区的土著文化，其早期往往与商式铜器伴出，以后不断向东、向北扩展。

根据目前的考古发现，鄂尔多斯青铜器分布范围很广，并在不同时期形成各自的分布中心。其中：相当于商代晚期的多分布于鄂尔多斯、山西吕梁地区以及陕西北部。相当于西周至春秋时期的相继在鄂尔多斯，北京昌平、延庆，河北平泉，内蒙古赤峰、宁城等地发现，并在外贝加尔出土了相似的器物。相当于春秋末至战国时期的主要发现于内蒙古西部、陕西北部、宁夏固原和河北北部。其中仍以鄂尔多斯地区发现为最多，向北在蒙古以及西伯利亚也有类似发现。相当于两汉时期的除鄂尔多斯外，蒙古境内诺颜乌拉、海尔罕山、色楞布贝勒赫、呼尼河等地以及俄罗斯境内叶尼塞河左岸、科伊巴尔草原都有一定数量器物发现[10]。

上述鄂尔多斯式青铜器分布中心的变化，既证明了朱开沟所在地——鄂尔多斯地区与匈奴等游牧民族的渊源关系，也清楚地显示了匈奴人的空间发展历程与气候变迁的对应变化。在匈奴历史早期，即相当于商代晚期至春秋时期，具有游牧文化特征的民族从主要分布于鄂尔多斯以及山陕等地开始向塞外延伸，这一点可以从鄂尔多斯式青铜器的分布区多与夏家店上层文化区吻合得到证实。这一时期以黄河流域为核心的农耕区尚处于岛状分布状态，农耕区之间还存有大片未开发地带，这里或保持着原始自然风貌，或成为非农耕民族的活动区域，这一切都为鄂尔多斯式青铜器穿插式出现在山陕一带构成了背景条件。大约距今3500多年前中国北方气候开始转冷，气候变迁不但促进畜牧业进一步从农业中分化出来，而且也使塞外辽河流域具有农耕文化特征的夏家店下层文化转向含有畜牧业生产方式的夏家店上层文化，与此同时以鄂尔多斯式青铜器为标志的草原民族也进入了辽河流域以及毗邻地区。当历史进入战国时期，随着以匈奴为主的北方草原民族逐渐强大，农耕民族与草原民族之间的对立日趋明显，农耕民族在作出“胡服骑射”的应对性措施的同时，也在双方的交接地带修筑了防御性工程——长城，在长城的制约下匈奴等游牧民族南下活动受到限制，故这一时期鄂尔多斯式青铜器多呈现沿长城一线分布的特征。秦至两汉是匈奴人壮大的时期，这时匈奴人不但建立了王庭，而且依凭马上优势将自己的势力从漠南伸向漠北，直抵西伯利亚的旷野之中。

2.5中国北方畜牧业与欧亚草原文化的同步性

畜牧业的产生地不仅限于中国北方草原，整个欧亚草原现已发现多种典型畜牧文化类型。这些畜牧文化虽然显示了各自区域性的文化特征，但在发生时间上却表现出极大的同步性。与朱开沟文化晚期、夏家店上层文化时代相近，欧亚草原除长城沿线及以北地区的鄂尔多斯青铜器外，黑海北岸的斯基泰文化、咸海沿岸、谢米列奇耶和天山地区的萨基文化、叶尼塞河中游米奴辛斯克盆地的塔加尔文化、***瓦的乌尤克文化、阿尔泰的巴泽雷克文化、蒙古西部的乌兰固文化、蒙古东部和外贝加尔的石板墓文化等都是典型的畜牧文化。这些典型的畜牧文化几乎出现在同一时期，从欧亚草原的中部一直延伸到中国长城沿线，构成世界上连续性最长的文化景观。能够在如此广大的范围内，驱动欧亚草原上不同地带的人们同时脱离定居农业生活，走向草原与畜群相伴，其促动因素不应仅来自于人类活动本身，全球变化是其最主要的驱动力。目前已有的科学研究成果证明，全新世温暖期结束之后，气候转冷、转干的地区不仅限于中国北方，在气候变迁的共同背景下，欧亚草原不同地区的人们作出了共同的选择，放弃原始农业，融入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15]。

3结语

畜牧业作为人类的生产方式之一，它的起源不但取决于人类生产自身的发展，而且深受环境变化的影响[16]。距今3500多年前随着气候变冷、变干，萌生于农业生产内部的放养业逐渐脱离农业生产，形成***的生产部门——游牧业。游牧业一旦兴起之后，就在中国人文地理区域分异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并与包括渔猎、采集、放养型畜牧业等非农耕生产部门并存，构成北方草原与森林草原地带的基本文化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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畜牧论文例3

服务内容江苏省畜牧专业合作社组织指导社员及周边广大养殖户的生产经营，为社员提前、产中、产后服务，服务的主要内容一般用“五统一”来概括：统一畜禽种苗的供应、统一饲料配送、统一技术指导、统一防***注册、统一产品购销。发展环境江苏省各级***府较为重视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建立健全合作社组织指导部门，为农民专业合作社创造了较为有利的发展环境。各级***府部门先后制定了相关扶持***策，明确财***、税收、信贷、工商登记等扶持措施以及项目援助、典型宣传、示范引导等激励手段，营造了加快发展的良好氛围。江苏省还通过完善立法，在已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的基础上，于2009年11月23日江苏省十一届人大***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江苏省农民专业合作社条例》，进一步支持和引导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

发展速度加快显著江苏畜牧专业合作社近年来形成了社会多种力量、各路精英共同发展的良好局面，以平均每年70%的增长速度，把越来越多的养殖户有效组织起来，逐步实现养殖业从家庭小规模分散养殖向标准化、产业化、规模化发展的转变，在带动养殖户的数量、服务养殖户的能力、提高养殖户的收入上起到明显作用。2007年底，江苏省畜牧专业合作社总数还不到2000个，成员不到5万人（户）；截至2011年6月，已发展到9302个，成员总数约80万人（户），入社养殖户收入普遍得到增长。地区发展各具特色由于苏南、苏中、苏北存在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各地区以当地的产业优势为依托，因地制宜发展畜牧专业合作社，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地区发展特征。

畜牧论文例4

农史学家认为，进入传统农业时代之后，中国的经济发展长期处于“重农轻牧的跛行状态”，与欧洲中世纪一直保持着农牧并重的局面迥然不同，作物种植特别是谷物栽培占据着绝对支配地位，畜禽饲养业则无足轻重。因而，自战国以来，中国农业乃是一种“跛足农业”，即作物种植与畜禽饲养发展极不平衡的农业（注：参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编《中国农学史》上册，科学出版社，1984年，56、75页。）。大体说来，这种看法是符合历史实际的。在长城以南地区，自战国秦汉以来，畜牧业的确基本处于农耕经济的附属和补充地位，并且从总体上说，其在社会经济中所占的比重呈下降的趋势。不过，具体就北方黄河中下游地区而言，这种下降的趋势是波浪式，而不是直线式的。在某些历史阶段，这一地区的畜牧经济比重曾经比前一历史时期有明显的上升，中古时期即是如此。

关于中古黄河中下游畜牧业的问题，一些学者的论著曾有所涉及，比如关于中游地区畜牧业的分布、北魏时期的国营畜牧业、唐代的马***等均曾有所论述（注：谭其骧《何以黄河在东汉以后会出现一个长期安流的局面》一文（收入其《长水集》下册，人民出版社，1987年），为探讨东汉以后黄河长期安流的原因，曾对先秦至唐代黄河中游的农牧消长情况做了较多论述；史念海《隋唐时期重要的自然环境的变迁及其与人为作用的关系》和《论唐代前期陇右道的东部地区》等文（收入所著《河山集》5集，山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对黄河中游的半农半牧地区和牧业生产有所论述；朱大渭《北魏的国营畜牧业经济》（收入所著《六朝史论》，中华书局，1998年），对北魏国家牧场建立的动因、实况及其与北魏统一北方及国势强盛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讨论；马俊民、王世平著《唐代马***》（西北大学出版社，1995年）对唐代马***（主要在黄河中下游地区）进行了较系统研究。除此之外，唐启宇《中国农史稿》（农业出版社，1985年）4章2节、李剑农《中国古代经济史稿》（武汉大学出版社，1990年）2卷3章1节简述了魏晋北朝时期畜牧业向内地扩张的史实；高编《魏晋南北朝经济史》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15章则对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畜牧业做了简要概述。还有一些学者的论著对这方面的问题也略有涉及。但已有的成果多限于讨论局部性具体问题或做笼统简略介绍，目前尚未见有关于这一问题的系统综合性论著发表。），但关于中古黄河中下游畜牧生产的历史变动及其社会生态导因、经济意义与文化内涵，尚未见有专门的讨论。为弥补这一欠缺，笔者曾在《中古华北饮食文化的变迁》（注：参拙著《中古华北饮食文化的变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104-124页。）一书中对有关问题做了一些初步探讨，本文拟在此基础上做进一步申论。主要问题包括：1.中古以前黄河中下游畜牧生产的基本面貌与发展趋向如何？2.中古时期本地区畜牧生产发生了哪些重要变动，原因何在？3.何以本地区畜牧经济在中古前期一度明显上升之后复转衰退？4.如何认识中古北方胡汉民族融合与农牧经济变动之间的关系？作者试***通过对上述问题的讨论，为探讨古代中国（不包括中国西北草原地区）农牧经济畸轻畸重、跛足发展的过程与原因提供新的思路，并对所谓民族文化融合与农牧生产方式选择的关系问题提供粗浅看法。由于直接有关的资料并不充分，笔者对一些问题较多地进行了个人认为是合理的推测，所得出的结论恐难免有很大主观性，舛谬之处，恳请识者批评驳正。

一上古时期畜牧生产的基本面貌与发展趋向

考古资料证实，大约在距今一万年前后，黄河中下游地区开始踏入农业时代的门槛，畜禽饲养业也应运产生。在新石器时代，这一地区的畜牧生产取得初步发展，马、牛、羊、猪、鸡、犬相继被驯化家养，我国传统的“六畜”逐渐齐备。各地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中都发现有大量的家养畜禽骨骸遗存，其中以猪的饲养最为普遍、数量也最多。考古资料显示：在河北磁山文化遗址中，已有颇多的猪骨出土；至仰韶文化及其后的龙山文化时期，家猪在各种家畜中占绝对优势，成为当时这一地区最为普遍饲养的家畜（注：参梁家勉《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史稿》，农业出版社，1989年，37页。）。至于原始时期这一地区的作物种植和畜禽饲养在经济比重上是否有明显的轻重大小之分，尚无法证明。

自原始社会末至春秋时期，当地居民的生业方式逐渐分化，一些部族主要从事农耕种植，另一些部族则以畜牧生产为主，当然也有少数部族可能仍以采集、捕猎为主，这就是所谓“夷夏杂处”的经济背景。在“夷夏杂处”时代，北方地区农耕与游牧两种经济文化类型长期并存，直到春秋时代这一地区还活跃着不少以游牧为主要生业的戎、狄，牧养着大量的畜群。由于当时黄河中下游地区的人口仍然稀少，农田之外的森林草莱还很广袤，故即使是以农耕为主要生业的民族也拥有大群的家畜。例如据殷商甲骨卜辞的记载，商代祭祀用牲数目相当大，一次用牲百头以上者不乏其例，最高用牲量一次可达“五百牢”或“千牛”，说明当时拥有大量的存栏牲畜（注：参梁家勉《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史稿》，农业出版社，1989年，77-78页。）；周人虽是一个典型的农耕民族，但西周时期乡野中仍可见“三百维群”的羊和“九十其犉”的牛群，畜牧业亦堪称发达（注：《诗经·小雅·无羊》云：“谁谓尔无羊？三百维群；谁谓尔无牛？九十其犉（按：黑唇黄牛曰犉）。尔羊来思，其角濈濈；尔牛来思，其耳湿湿，或降于阿，或饮于池，或寝或讹。尔牧来思，何蓑何笠，或负其糇，三十维物，尔牲则具。”吟颂牧人在野外大量放养牛羊的情景，其中羊三百成群，黑唇的黄牛则九十成群，反映西周部民畜牧规模亦甚可观，仍未出现农耕与畜牧经济畸轻畸重的局面。）。“夷夏杂处”时代，是农耕与畜牧两种经济文化类型激烈竞争的时代，夷夏部落之间的冲突从一定意义上说乃是这种经济文化竞争的***治表现，尽管农耕文化逐渐排挤畜牧文化是主线，经济比重的天平不断向农耕倾斜，最终以农耕生产为主的华夏部落取得彻底的胜利，但在当时，畜牧生产仍然占据较高的比重（注：有关问题，可参李根蟠等《我国古代农业民族与游牧民族关系中的若干问题探讨》一文的论述，载翁独健主编《中国民族关系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189-206页。）。不仅如此，文献资料还反映：在“夷夏杂处”时代黄河中下游地区的畜产构成中，马、牛、羊等单纯草食性的家畜具有相当高的地位，由于战争、运输和祭祀的需要，国家和领主贵族经营着规模相当大的马、牛、羊饲养业。

然而自战国以后，黄河中下游地区的经济文化结构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以牧畜为主业的民族不断向西北退却，农耕经济文化与畜牧经济文化在地理空间上日益呈现出明显的隔离，长城逐渐成为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的地理分界线：长城以南属农耕区域，长城以北则为游牧民的天下。不过，这种隔离是逐渐形成的，并且在农区与牧区之间还存在着一个相当大的过渡地带——即半农半牧区。

从自然条件而言，冀晋山地和关中盆地以西、以北均为农牧兼宜地区，由于种种原因，在历史上这些地区业农业牧迭相变更，大抵取决于汉、胡力量的强弱对比，汉强胡弱则当地经济以农耕为主，胡强汉弱则往往转事畜牧。据《史记》卷129《货殖列传》记载：自战国至西汉初年，“龙门、碣石北多马、牛、羊、旃裘、筋角”，天水、陇西、北地、上郡，“西有羌中之利，北有戎翟之畜”，据此，则“那时的山陕峡谷流域和泾渭北洛上游二区还处于以畜牧射猎为主要生产活动方式的时代”，即黄河中游仍拥有相当广泛的畜牧区域（注：参前揭谭其骧文。）。然而自秦朝统一以后至西汉时期，随着西北边郡移民屯垦事业的发展，农耕经济曾经大幅度向西北推进，农耕区域一直扩展到了阴山脚下，自秦长城以南处处阡陌相连、村落相望，其中“河南地”（注：指关中盆地往北的黄河以南地区。）的新兴农业尤为繁荣，堪与关中地区相媲美，在当时被称为“新秦中”。故此，在秦汉时期，黄河中游地区的畜牧经济一度向西北明显退却。

至于中原内地，随着农田扩展、草场减少，大规模的野外放牧更日渐萎缩；同时，社会经济生产的不断个体家庭化，使得家庭小饲养业逐渐成为当地畜牧生产的主要方式，故战国时人议论畜牧业的重要性，多据家庭小饲养业而言，并且饲养对象以猪、鸡、犬等无需大片草场的杂食性畜禽为主（注：如《荀子·荣辱》说：“今人之生也，方畜鸡狗猪彘，又畜牛羊。”显然以畜养杂食性畜禽为主。又《孟子·梁惠王上》云：“五母鸡、二母彘，无失其时，老者足以无失肉矣”，又云：“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则家庭饲养谋取肉食大抵均为无需大片草场的小畜禽。诸如此类，不一一俱引。）。畜牧生产的规模、畜产结构与发展趋向，与商代、西周和春秋时代相比，逐渐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两汉时期，内地虽然也曾出现过卜式这样以善牧畜而致富的大户，饲养的羊以百计，甚至可达千头（注：《汉书》卷58《卜式传》。），但在汉代这毕竟是绝无仅有的；整个社会则以家庭小规模饲养为主，除耕牛之外，猪、鸡等畜禽为主要饲养对象，养羊虽也不断见于文献记载，但远不能与养猪相比（注：《齐民要术·序》中列举了多位汉代循吏教民治生的事迹，俱称其督导百姓养猪、鸡、牛等。如黄霸在颍川（今河南禹县等地）“使邮亭、乡官，皆畜鸡、豚，以赡鳏、寡、贫穷者”；龚遂在渤海（汉渤海郡辖今河北沿渤海地区），令“家二母彘、五鸡”；僮种在不其，“率民养一猪、雌鸡四头，以供祭祀，死买棺木”；颜斐在京兆“课民无牛者、令畜猪，投贵时卖，以卖牛”；杜畿在河东（汉河东郡辖今山西西南部），“课民畜字牛、草马，下逮鸡、豚，皆有章程，家家丰实”等等，但都未言及课民养羊。足以说明当时北方内地养羊并不发达。另《世说新语》记载曹魏、西晋故事，有多条涉及猪，但羊却几乎未提到。）。这些情况说明，当时黄河中下游地区农重牧轻、农牧比重失衡的状况已相当明显，这也反映了当地作为传统农耕区域经济生产的一般特征。

由上可见，自新石器时代至两汉时期，畜牧经济在当地经济体系中的比重是逐步下降的，曾与农耕生产居于并重地位的畜禽饲养，至战国秦汉时期日渐沦为前者的附庸和补充，并且这看来似乎是一种必然的趋向。

二中古时期畜牧生产的主要变动及其原因

自东汉末年以后，黄河中下游地区畜牧生产一路下滑的趋势，由于种种生态的和社会的原因而得到遏止，在中古时代即魏晋—隋唐时期，当地畜牧经济发展经历了一个明显的反弹过程。在这一历史阶段中，畜牧区域曾一度向东南方向显著扩张，国营和私营的大型畜牧业都取得明显发展，其畜产构成也发生了显著变化。

首先看看畜牧区域的扩张情况。中古时期黄河中下游地区畜牧区域的扩张过程，始自东汉，迤至唐初，以十六国及北朝前期为最盛期，而以中游地区最为显著。

如上所言，在秦代和西汉时期，农耕区域一直扩展到了阴山脚下，秦长城以南的广大地区，成为以农为主的经济区域。然而，自东汉开始，可能由于气候转冷的关系，西北边境的匈奴、羌、胡、休屠、乌桓等少数民族的东南向运动逐渐活跃起来，加以东汉王朝绥抚失当，边境冲突不断加剧，农耕区域逐渐向南退缩，至东汉末年以后，“黄河中游大致即东以云中山、吕梁山，南以陕北高原南缘山脉与泾水为界，形成了两个不同区域。此线以东、以南，基本上是农区；此线以西、以北，基本上是牧区。”（注：谭其骧：《长水集》（下），22页；又参史念海《黄土高原及其农林牧分布地区的变迁》，收于《河山集》3集，55-75页。）直到北魏中期以后，上述地区由于***府力量的推动及少数民族逐渐汉化，始出现由牧转农的迹象，但其转变过程却是十分缓慢的，在长达数个世纪中，这些地区的畜牧业均甚为发达。可以说，历十六国至于唐初，黄土高原地带一直是胡、汉混杂居处而以少数民族为主体，其经济生产也以畜牧业为重。

就分区情况而言，在今山西地区，北魏时期尔朱氏世居水草丰美的秀容川（注：据《魏书》卷106上《地形志》上记载，当时秀容为郡，辖秀容、石城、肆卢、敷城四县，在今山西忻县、原平县一带。），以畜牧为业，其“牛、羊、驼、马，色别为群，谷量而已”（注：《魏书》卷74《尔朱荣传》。），可见这一地区在当时是畜产极为丰富的繁荣牧区。陇右地区的人民，直至隋代仍“以畜牧为事”，不便定居屯聚（注：《北史》卷73《贺娄子干传》。）；唐武则天时期，人们仍认为“陇右百姓，羊马是资”（注：《全唐文》卷269张廷珪《请河北遭旱涝州准式折免表》。）；直到唐代中期以后，位于京兆西北的邠、宁等州，还因产羊甚多成为人们贩羊的好去处（注：《太平广记》卷133“朱化”条引《奇事》载洛阳人朱化贞元初西行邠、宁贩羊事。）。由于畜牧经济发达，自北朝至于唐代，***府对牧民实行特殊的赋税***策，赋税征纳以羊、马等牲畜为准，北魏时期曾多次诏令向民间征调戎马、大牛（注：见《魏书》卷3《太宗纪》、卷4上《世祖纪上》。）；唐代的情况，据《大唐六典》称：“诸国蕃胡内附者，亦定为九等……附贯经二年已上者，上户丁输羊二口，次户一口，下户三户共一口”（注：《魏书》卷3“户部郎中员外郎”条。），国家从这些地区获得了相当丰富的畜产。

事实上，当时畜牧区域的扩展并不局限于黄土高原，中原腹地也有不少一向以农耕经济繁盛而著称的州郡，农田大片沦为牧场。例如，曹魏时期即曾在号为农田沃野的“三魏近甸”区域设立“典牧”，大片土地被规占为养牛牧场，西晋初年尚有牛四万五千余头（注：《晋书》卷26《食货志》引杜预上疏。）；西晋的京畿之地——司州（辖今山西南部、河南北部，东接河北南部及山东西境），在两汉时期乃为人口最密、农业最盛之区，此时却是牧苑广阔，“猪羊马牧，布其境内”（注：《晋书》卷51《束皙传》。）。与司州相邻的冀州平原郡界，十六国时期亦有马牧苑的设置，羯人石勒起兵时，即利用了当时牧苑的马匹（注：《晋书》卷104《石勒载记上》。）。北魏迁洛之后，更辟“石济以西、河内以东，拒黄河南北千里为牧地”，设立河阳牧场，“恒置戎马十万匹”（注：《魏书》卷44《宇文福传》。）。这一时期，在内徙游牧民族聚居的其他地区，也有大片农田被规占为牧场的情况。一时间，黄河中下游在一定程度上复归于战国以前的“夷夏杂处”、农牧交错的局面。

与畜牧区域扩展相联系的，是国营和私营畜牧业生产规模的扩大。

首先是这一时期的国营畜牧业空前繁荣。由于黄河中游地区具有发展畜牧业的良好条件，故自两汉以来一直是发展国营畜牧业的主要地区，北魏隋唐时期更是主要的国家畜牧基地。

拓跋魏氏起于畜猎，对于官牧经营十分重视，曾先后设立了四处大型官牧场。早在道武帝天兴二年（399年）即在平城附近地区开鹿苑牧场，至明元帝泰常六年（421年），又“发京师六千人筑苑，起自旧苑，东包白登，周回三十余里”（注：《魏书》卷3《太宗纪》。），对旧牧场进行扩建；若干年后，太武帝拓跋焘在鄂尔多斯以南地区大兴官牧，建立了规模最为庞大的河西牧场。《魏书》卷110《食货志》称：“世祖之平统万，定秦陇，以河西（注：按：此“河西”指自今山西渡黄河而西的鄂尔多斯东南地区，非指河西走廊。）水草善，乃以为牧地。畜产滋息，马至二百余万匹，橐驼将半之，牛羊则无数。”其后复于漠南建立牧场。及孝文帝迁都洛阳以后，为满足京师洛阳***事警备的需要，复命宇文福主持兴建河阳牧场，更将国营畜牧经济推进到中原腹心地带。《魏书》卷44《宇文福传》载：“时仍迁洛，敕（宇文）福检行牧马之所。福规石济以西、河内以东，拒黄河南北千里为牧地。事寻施行，今之马场是也。及从代移杂畜于牧所，福善于将养，并无损耗”；河阳牧场，“恒置戎马十万匹，以拟京师***警之备。每岁自河西徙牧于并州，以渐南转，欲其习水土而无死伤也。”（注：《魏书》卷110《食货志》。）

唐代为古代中原王朝官牧发展的极盛时期，经营区域也基本上是黄河中游一带。史书记载：“国家自贞观中至于麟德，国马四十万匹在河陇间。开元中尚有二十七万，杂以牛羊杂畜，不啻百万，置八使四十八监，占陇右、金城、平凉、天水四郡，幅员千里，自长安至陇右，置七马坊，为会计都领。岐陇间善水草及腴田，皆属七马坊。”（注：《旧唐书》卷141《张孝忠传附茂宗传》。）关于以原州为中心的监牧，《元和郡县志》记载甚为具体：“监牧：贞观中自京师东赤岸泽移马牧于秦、渭二州之北，会州之南，兰州狄道县之西，置监牧使以掌其事。仍以原州刺史为都监牧使，以管四使；南使在原州西南一百八十里，西使在临洮***西二百二十里，北使寄理原州城内，东宫使寄理原州城内。天宝中，诸使共有五十监：南使管十八监，西使管十六监，北使管七监，东宫使管九监。监牧地，东西约六百里，南北约四百里。”（注：《元和郡县志》卷3《关内道》三“原州”。另参《全唐文》卷226张说《大唐开元十三年陇右监牧颂德碑》、《资治通鉴》卷212玄宗开元十三年。）自山陇以东，岐、邠、泾、宁诸州界也设有八坊，《新唐书·兵志》称：“自贞观至麟德四十年间，马七十万六千，置八坊岐、豳、泾、宁间，地广千里”。此外，夏州有群牧使，盐州也曾有八监，岚州有三监；而同州朝邑县的沙苑监，则牧养诸牧所送牛、羊，以供朝廷尚食、宴会和祭礼之用。本区域的其他地区，也有一定的国营牧养业生产，例如虢州即曾有官豕三千（注：《新唐书》卷223《卢杞传》。）。

由这些史实可见，中古特别是北魏和唐代，国营畜牧经济繁盛发展，生产规模之大超越西汉，以后的历史时期也罕能匹敌。

诚然，古代的国营畜牧生产，主要是为了满足***事上的需要，特别是用马的需要，因此马匹是主要的牧养对象，国家牧***也因而常被概括为“马***”。对此，学者们已有相当详细的论述。但是本文要特别指出：谈论中古国营牧业，也不能忽视其中的肉畜，特别是羊的生产。实际上，在唐代监牧中，羊是除马之外数量最多的一种牲畜，其中的羊群数目是相当可观的。据张说《大唐开元十三年陇右监牧颂德碑》一文记载：开元元年（713年）监牧共有马24万匹，至十三年（725年）发展到43万匹；除此之外，牛由35000头发展到5万头，而羊则由112000口，发展到286000口（注：《全唐文》226。）；又据天宝十三载（754年）六月陇右群牧都使奏判官、殿中侍御史张通儒及副使平原太守郑遵意等人的清点，当时陇右群牧总共有牲畜605603头匹口，其中有羊204134口（注：《册府元龟》卷621《卿监部·监牧》。），羊的口数均超过全部牲畜头匹口数的三分之一，说明羊也是官牧经营的重要内容，唐代关于牧养的制度和法令也证实了这一点（注：具体内容参《唐律疏议》卷15《厩库律》“厩牧令”条；《大唐六典》卷17《太仆寺·典厩令》。）。国营牧场中的肉畜生产，至少在皇族和***府各司的肉食原料供应中，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据《魏书》的记载：北魏晚期，由于诸官牧相继丧失，不得不大量减少内外百官及诸蕃客的肉料供给（注：《魏书》卷110《食货志》载：当时群牧相继遭破坏，“而关西丧失尤甚，帑藏益以空竭。有司又奏内外百官及诸蕃客禀食及肉悉二分减一，计终岁省肉百五十九万九千八百五十六斤，米五万三千九百三十二石。”说明北魏时期***府肉料供应主要仰赖于官牧。）；唐代的御厨及诸司肉料供应，除上述同州沙苑监以外，在末期还由河南府的官牧供进（注：《册府元龟》卷621《卿监部·监牧》引哀帝天祐三年（906年）十一月敕称：“牛羊司牧管御厨羊并***牛等，御厨物料元是河南府供进，其肉便在物料数内，续以诸处送到羊，且令牛羊司逐日送纳，今知旧数已尽，官吏所由多总逃去，其诸处续进到羊，并旧管***牛并送河南府牧管，其牛羊司官吏并宜停废。”）。由此可见，中古国家经营畜牧业，并非完全是出于***事目的而牧养战马役畜，同时也是将其当做一种经济产业。过去史家对此似未给予足够的注意，故本文特加指出。

中古时期，特别是北朝时期，私营畜牧生产的规模也明显扩大。其时，领民酋长、官僚贵族往往规占广袤土地经营畜牧，如北魏时的尔朱羽健、越豆眷、提雄杰等所占有的牧场面积，常多达方百里以上乃至三百里，牧场上从事放牧的“牧子”亦以千数计，所牧养的家畜则难以估算。如前引史料中的尔朱氏，在秀容川拥有私畜牛、羊、驼、马，“色别为群，谷量而已”。另一贵族娄提也拥有“家僮千数，牛马以谷量”（注：《北齐书》卷15《娄昭传》。）。在魏孝明帝时任恒州刺史的元渊，对“私家有马千匹者，必取百匹，以此为恒”（注：《魏书》卷18《广阳王深传》。）。这些史实均说明当时本地区有相当多的大型私营畜牧业。

私营畜牧业不仅在西北高原地区取得显著发展，在东部农耕区域，家庭小型畜牧业的生产规模也有所扩大。魏晋北朝时期，庄园地主多以牧养畜禽为重要生产经营内容，西晋时期以豪奢著称的石崇在河南金谷庄园，“有田十顷，羊二百口，鸡猪鹅鸭之属，莫不毕备。”（注：《太平御览》卷919《羽族部》6引石崇《金谷诗序》。）潘岳则“牧羊酤酪，以俟伏腊之费”（注：《晋书》卷55《潘岳传》引《闲居赋》。）。贾思勰《齐民要术》卷6更相当详细地记载了北魏时期河北、山东地区的畜禽饲养、相畜兽医和畜产品加工技术。据该书记载可知：当地，农家所饲养的畜禽主要是牛、马、羊、猪、鸡及鹅、鸭等等，其中养羊业受到高度重视，饲养的规模也最大。该书提到养羊生产，每以千口为言（注：如其《养羊》篇云：“羊一千口者，三四月中，种大豆一顷杂谷，并草留之，不须锄治，八九月中，刈作青茭”；又云：“一岁之中，牛马驴得两番，羊得四倍。羊羔腊月正月生者，留以作种；余月生者剩而卖之。用二万钱为羊本，必岁收千口”。）；作者本人也曾养有200口羊，因为没有准备足够的过冬茭豆，而致群羊饥死过半。从《齐民要术》的记载来看，当时有条件的人家还专门留出土地种植茭草以备牲畜冬季所需。石崇和贾思勰的生活区域都在本区东部的农耕地带，而他们家养的畜禽，仅羊即达200口，已是很不小的畜群了；但当时似乎还有养羊千口之家，否则贾思勰不会屡以千口为言。以单个家庭而论，即使在游牧区域，这样的家畜饲养规模也是少见的。当然，关于农耕区域家庭饲养大畜群的记载，只出现在魏晋北朝时期，唐代文献则未尝见之，这应是因前一时期人口较少，剩余土地较为充足之故，对此后文还将述及。关于寻常百姓之家的小饲养业，中古文献中也颇有记载，不能一一引证。

由于畜牧经济的发展，在魏晋北朝时期，“羊肉酪浆”之类的饮食物品乃成为“中国之味”，“食肉饮酪”在社会上一度曾相当流行，中原内地因而颇染牧区生活风气（注：有关当时中原内地的食肉饮酪之风，可参拙文《中古时期的***品生产与消费》，载《中国农史》2000年4期。）。唐代胡食风行，胡食的特点之一是食肉量较大，而畜牧业的发展，可为社会提供大量的肉食来源。《唐大诏令集》卷130唐太宗贞观十八年（644年）十月《讨高丽诏》的一段话很值得注意：“况今丰稔多年，家给人足，余粮栖亩，积粟红仓，虽足以为兵储，犹恐劳于转运，故多驱牛羊，以充***食，人无裹粮之费，众有随身之廪，如斯之事，岂不优于曩日。”肉畜大量驱做***粮，足证其多。

这一时期，黄河中下游地区畜牧生产的另一重大变动，是畜产结构发生了重大调整，具体来说是羊在当时的肉畜中占据了绝对支配地位，而自古长期作为农耕区域主要肉畜的猪，则远不及羊的地位重要。

虽然在中古时期的黄河中下游地区，猪仍被较为普遍地饲养，《齐民要术》也列有专篇，但与两汉相比，猪的地位明显下降，家庭饲养不成规模，与养羊常百十成群不能相比，与黄土高原畜牧地带的大规模养羊更无法同日而语。当时文献记载羊，其数量常以千、万乃至十万、百万计，而关于猪，前引虢州官猪3000头，已是我们所能见到的最大数字。从《齐民要术》和《四时纂要》两部农书关于养猪和养羊技术的记载我们也可以看到，当时农学家对养羊的重视程度远远超过养猪（注：《齐民要术》记载养羊技术甚详，其篇幅超过养猪、鸡、鹅、鸭等篇之和很多；而《四时纂要》中关于养猪的条文有8条，与养羊有关的条文则有13条。）。

为了进一步说明问题，不妨再来比较一下当时文献关于这两种肉畜食用的记载。关于食羊，魏晋文献的记载尚少，但自十六国之后则迅速增多。北朝社会是胡人占上风，牛羊当然是主要肉食。反映在礼俗上，北齐时期聘礼所用肉料主要是羊，其次则是牛犊，还有雁，但没有猪（注：《隋书》卷9《礼仪志四》。）。此外，北齐制度规定；百姓家“生两男者，赏羊五口”（注：《北史》卷43《邢峦传》。）。至于唐代的情况，据《六典》记载：唐时自亲王以下至五品官皆有肉料，其中亲王以下至二品以上，每月常食料有羊20口，猪肉60斤，羊、猪肉的数量相差很大；而三品至五品更只供羊肉而无猪肉，其中三品官每日羊肉4分（即每月12口羊），四、五品官每日羊肉3分（即每月羊9口）。显然当时官员肉食料是以羊肉为主。又，言及大庆献食和所司供进，没有提到猪，只提到了犊（小牛）和羊，也以羊为主（注：《大唐六典》卷4《膳部郎中员外郎》。）。此外，《太平广记》卷156“李德裕”引《补录纪传》的一则故事很有趣，说是有位僧人曾预测李德裕一生当食羊万口。故事本身当然未必可信，但其言居官食禄是以食多少口羊而论，没有说当食千头或万头猪。另有一条资料虽然是关于后唐御厨肉食用料的，也不妨将其引录下来。《册府元龟》卷484《邦计部·经费》云：

（后唐明宗长兴）三年（932年）十二月乙亥，三司使冯赟奏：奉圣旨赐内外臣僚节料羊，计支三千口。帝曰：“不亦多乎？”范廷光奏曰：“供卿厨及内史食羊每日二百口，岁计七万余口，酿酒糯米二万余石。”帝闻奏敛容良久，曰：“支费大过，如何减省？”初，庄宗同光时御厨自食羊二百口，当时物论已为大侈，今羊数既同，帝故骇心。

由这条资料可见，后唐内廷及诸司羊肉的消费量是十分惊人的。后唐去唐亡不远，在一定程度上当亦能反映唐时的情形。如据上文所引《六典》，唐代羊肉的消费量可能还有甚于此。相比之下，关于猪肉消费的记载则要少得多。还有一点值得指出：羊不仅可以提供肉食，而且还能提供***品，事实上，中古时代人们所主要享用的并不是牛***，也不是马***，而是羊***，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注：参拙文《中古时期的***品生产与消费》。）。

此外，北魏至隋朝时期，皇帝常将数目可观的羊赐与大臣以示褒宠，比如北齐时期高欢曾一次赐与司马子如羊500口（注：《北史》卷54《司马子如传》。）、高洋也曾一次赐与平鉴羊200口（注：《北史》卷55《平鉴传》。），北周时期元景山因从周武帝平齐有功受到重赏，赐物中亦有“牛羊数千”（注：《隋书》卷39《元景山传》。）。隋代的赏赐就更重了，重臣高熲、杨素及宇文忻、李安等，均曾受到隋文帝一次赐羊千口以上的重赏，其中杨素曾一次受赐羊多达2000口（注：分见《隋书》卷41《高熲传》、卷48《杨素传》、卷50《李安传》及卷53《贺娄子干传》。）。这些事实进一步说明，当时这一地区养羊业十分发达，肉畜（不包括马、牛等役畜）之中独以羊为赐物，也说明羊的地位最为重要，为当时的主要肉食。在中古文献中，我们仅找到一条有关赐猪的记载，这就是唐德宗将官猪3000头赐与贫民（注：《册府元龟》卷106《帝王部·惠民二》，《新唐书》卷223下《卢杞传》。）。

根据以上史实，当时本地区猪、羊地位的轻重高下之分，自然不言而喻。需要特别强调的是，中古时期黄河中下游地区以猪羊地位的升降为主要内容的畜产结构变动，造成了与前一时代迥然不同的肉畜生产结构——即以养羊为主、养猪为次，并维持了一千余年（宋元时代仍基本维持着这一结构），直到明代以后才逐渐恢复以养猪为主。对这一重要的结构性变动及其对于当地经济与社会生活的影响，已往的经济史家和农史学家似均未曾加以注意。

从以上的叙述，可以得出如下初步结论，即中古时期黄河中下游地区的畜牧业曾经历了一次重大的变动过程，具体表现在：畜牧区域曾一度明显扩张，国营和私营、牧区和农区的畜牧生产规模均曾有所扩大，畜牧经济在整个区域经济中所占的比重，与此前的两汉时代相比，应有较大的增加；在此过程中，畜产结构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具体地说是养羊业发达，羊在肉畜生产中占据了主导地位，而猪的地位则相对下降。

中古时期黄河中下游地区畜牧生产的上述重大变动，具有深刻而广泛的内在和外在的、文化和生态的导因，是众多自然因素和社会因素交互影响、共同作用的结果。简要地说，是自然生态和社会文化的互动与变迁，为畜牧生产的变动提供了特殊的契机和动力。

首先，中原社会的***为游牧文化的内侵提供了机会。自东汉末期以后，中原社会长期处于战乱之中，从事农耕的汉民族由于内部社会的激烈***治动荡，对西北游牧民族的抗御力量陷于瘫痪，为游牧文化突破农耕文化的疆防侵入内地提供了特殊的***治机遇。原来被阻挡在塞北的游牧民族，乘中原社会动荡、***事力量虚弱长驱直入，而畜牧经济亦得以越过原来的农牧分界线朝东南方向大举扩张。

其次，中古时期本地区人口的锐减，使人地比例关系得到调整，为畜牧生产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前提。在汉末以后的数个世纪中，中原地区战乱频仍，生灵涂炭，人口密度大大降低，曾是禾麦披野的广袤农田，由于人口急剧减少湮废为蒿莱丛生的荒原。但这种地旷人稀、农耕萧条的局面，却为畜群放牧提供了充裕的草场。

复次，游牧民族的大举内迁及其文化移入，为畜牧生产的变动提供了强大的经济动力和特殊的文化条件。东汉末年以后，特别是永嘉之乱以后，游牧民族乘虚大量涌入中原内地，并带来了他们以畜牧为主业的生产习惯、他们的畜群和牧养经验技术以及“食肉饮酪”的生活习惯。随着游牧人口的增加，社会上对畜产品的需求量也相应扩大，这就为国营和私营畜牧业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经济动力；与此同时，由于来自北方草原的牧民崇尚“羊肉酪浆”，单纯草食性的羊因而取代了猪在肉畜生产的主要地位。

最后，自东汉以降，中国东部的气候逐渐转向寒冷，魏晋南北朝至唐初正值一个气候寒冷期（注：关于中古的气候变迁，参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考古学报》1972年1期。）。由于气候转冷，草原地区的植物生产量降低，牲畜产量相应下降，生活资源渐趋匮乏；而寒冷期的冬季，异常酷寒天气频繁出现，更造成牧区人畜大量冻死，给游牧民族带来了极大的生存危机，迫使他们逐渐向气候较为温暖的南方地区迁徙运动，畜牧生产区域亦随之南移。当此之时又适值中原丧乱，人口锐减，游牧民族更得以直驱中原腹地，成为当地的主人。由于他们的到来，大片农田沃野一度变成了驱马放羊的牧场。可见，中古时期农牧分界线大幅度南移、黄土高原退为牧区与当时的气候转冷直接相关，平原地区一度由耕稼独盛转为农牧交错，亦与此有着莫大的关联。三畜牧生产的重新衰退及其解释

虽然中古时期黄河中下游地区的畜牧经济曾一度大幅反弹，黄土高原和中原腹地、国家经营和私人经营的畜牧生产均曾相当兴旺发达，内地不少地方重新出现农牧交错的局面，似乎获得了改变自战国以来所形成的“跛足农业”的良好机会。但是，这一地区最终并未从此走上农牧并重的道路，而是在这段插曲过后，重新返回农盛牧衰的老路，畜牧生产的比重复转下降。这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一度大大向南推进的游牧区域和农牧交错带，在北魏中期以后重又逐渐向西北退缩，中原地带曾变为牧场的土地又逐渐复垦为农田；其二，除官牧以外，大型畜牧业在隋唐以后复转衰退，农耕地带的家庭小畜牧业生产规模亦呈渐小的趋势，故在唐代文献中我们找不到魏晋北朝时期那样的关于家养大畜群的记载。这就是说，在新一回合的农耕与畜牧两种生业方式的竞争中，后者再次逐渐败下阵来，并且此后再也不曾出现过中古时期那样的大幅回升情况。

那么，如何解释这一耐人寻味的历史现象呢？这其中的问题十分复杂，涉及的自然与社会因素众多，恐怕难以简单做答，本文只能通过比较农耕与畜牧两种生业方式的能量生产效率，揭示人地关系（人口密度）的变化对农牧生产的影响，就此陈述一点不成熟的想法。

前文曾不止一次暗示畜牧生产比重的升降与人口密度有直接关系：先秦时代畜牧业逐渐被排挤出北方内地，是由于人口增长和农田垦辟侵夺了畜牧业发展的空间；魏晋北朝时期畜牧业之所以能够明显发展回升，一个至关重要的原因，是这一时期的人口锐减和农田荒废，给畜群提供了广袤的草场。这里还要说，当地畜牧业重新走向衰退、农耕种植重新恢复绝对支配地位，虽然是由于众多因素的共同作用，其关键的原因仍在于人口的逐步恢复和进一步增长。

我们知道，农耕主要是通过栽培植物来获得植物性产品，而畜牧则是通过饲养家畜来获得动物性产品，单从谋食的方式来说，两者获得食物能量的途径截然不同，根本区别在于：与种植者相比，畜牧者是从高一营养级（注：营养级(trophiclevels)，是生态学家为便于对生物之间复杂的营养关系进行简明分析、便于进行能流定量分析和物质循环研究，在“食物链”和“食物网”等概念的基础上所提出的一种概念。一个营养级指处于食物链某一环节上的所有生物物种的总和，营养级之间的关系是一类生物和处于不同营养层次上的另一类生物之间的关系。国内的生态学著作对这一名词的译法似未完全统一，有的译作“营养层次”、也有写作“营养位”。本文特以1993年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高等学校教材《普通生态学》（孙泳儒、李博等编）为准。）上获得食物能量。以农耕种植为食物获得途径，食物消费者——人类乃是一种“食草者”，其食物能量获得的多寡决定于农田生态系统中的净“初级生产量”（或称“第一性生产量”，primaryproduction）的多少；而以畜牧为食物获得途径，生产对象（主要是各种食草畜禽）则相当于农耕系统中的人类的营养级，而人却变成了更高一营养级上的“食肉者”。在这一生产系统中，人类食物获得量的多少已不再直接与植物生产量有关，而是取决于系统中的净“次级生产量”（或称“第二性生产量”，condaryproduction）亦即畜产品的多寡。

生态学告诉我们，生态系统中的食物能量传递受热力学第二定律支配，“当能量以食物的形式在生物之间传递时，食物中相当一部分能量被降解为热而消散掉，其余则用于合成新的组织作为潜能储存下来。所以一个动物在利用食物中的潜能时常把大部分转化成了热，只把一小部分转化为新的潜能。因此能量在生物之间每传递一次，一大部分的能量就被降解为热而损失掉”，“因此，在生态系统能流过程中，能量从一个营养级到另一个营养级的转化效率大致是在5%-30%之间。平均说来，从植物到植食动物的转化效率大约是10%，从植食动物到肉食动物的转化效率大约是15%。”（注：孙泳儒等：《普通生态学》，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年，245、253页。）美国生态学家史密斯更具体地指出：“当能量通过生态系统比植物层次更高的层次传递时，能量大量减少，只有十分之一的能量从一个营养层次传递到另一个（更高）的营养层次。因此，假如食草动物所消耗的植物能量平均为1000千卡，那么将只有100千卡左右的能量转变为食草动物的组织，10千卡的能量变成一级食肉动物的生产量，1千卡的能量传递到二级食肉动物”（注：〔美〕R.L.史密斯：《生态学原理和野外生物学》，李建东等译，科学出版社，1988年，59-60页。）。这些观点的依据就是生态学中著名的“林德曼效率”理论（注：“林德曼效率”亦称“十分之一定律”，由美国生态学家林德曼1942年提出。参《普通生态学》，203-207、230-237页；马传栋《生态经济学》，山东人民出版社，1986年，59页。）。由于这一规律的支配，在一定的自然空间范围内，处于高一营养级上的生物量和能量生产力，总是要远低于下一营养级的生物量及能量生产力（比如食草动物低于植物、食肉动物又低于食草动物），形成所谓“生态金字塔”。正因如此，自然界中大型食肉动物如虎、狼等的种群数量相对于鹿、兔等食草动物总是少得多。

人类虽然拥有高度发达的文化，能够运用各种文化手段（在这里主要指农牧生产技术）来扩大其食物来源，但人毕竟仍是生态系统食物链中的一员，其食物生产与消费同样受到上述规律的支配：同一块土地，如以农耕种植和素食为主，就可以养活更多的人口；反之，如以畜牧业和肉食为主，并维持必需的热量摄取水平，则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人口数量必须大大减少。现代农业生态学者曾做过这样的估算：“如以每人每天消耗3000千卡的热量计算，每人一年需109.5万千卡，以平均亩产400公斤粮食，每克粮食含4.15千卡能量计算，亩产能量是166万千卡，则每人只需0.66亩耕地。如再把种子和工业用粮的需要考虑在内，养活一个人的耕地面积还要大一些，需1-1.5亩。但如果把以粮食为食品改为以草食动物的肉为食品，按草食动物10%的转化效率计算，那么，每人所需的耕地要扩大10倍。实际上因为人们不能把所有食草动物在一年内利用完，还需要保持草食动物的一定群体，因此，实际需要耕地面积还要大些”（注：杨怀霖主编《农业生态学》，农业出版社，1992年，73页。）。

为使问题更加清晰明朗，我们不妨对中古北方单位面积土地的食物能量生产水平及其可能养活的人口做一假设性的（但却是合理的）测算比较，时间具体到唐代，土地面积假定为一平方公里。

先来估算一下在当时的农耕技术条件下，一平方公里土地可能提供的食物能量。一平方公里的土地，折合成市亩为1500亩。如据《汉书·食货志》估计方法，则其中1000亩可以开垦为农田（注：《汉书》卷24上《食货志》上记战国时期的李悝“尽地力之教”说：“地方百里，提封九万顷，除山泽邑居叁分去一，为田六百万亩”；而《商君书·徕民》则云：“地方百里者，山陵处什一，薮泽处什一，溪谷流水处什一，都邑蹊道处什一，恶田处什二，良田处什四”。两书估算农田约占全部土地的五分之三至三分之二。这些是春秋、战国时人的估计，中古时代的情况与之相差不应太远；假如有差距，一般也是农田所占比例有所提高，故我们取李悝的估计数字进行测算。），除去15%的蔬菜及桑麻用地，剩余的850亩可做粮用耕地，折算成唐亩约1000亩；取当时北方粮食亩产的低值即每亩收粟1石（均为唐计量）计算（注：关于唐代单位面积粮食产量，学者有不同的估计，但估计数量都不低于亩产粟1石。唐人估计当时粟的亩产量也都不下于亩产粟1石，如《通典》卷7《食货典·历代盛衰户口》引开元中宇文融上疏论时事称：“营公田一顷……计平收一年不减百石”即亩收不少于一石；《李文公（翱）集》卷3《平赋书》也称：“一亩之田，以强并弱，水旱之不时，虽不能尽地力者，岁不下粟一石”。此类议论甚多，不一一具引。又，唐代粟麦两年三熟制种植及各种形式的套作、间作都有一定的发展，复种指数提高了，其单位面积粮食产量也有相应的提高，所以亩产1石粟（唐制）应是当时北方地区单位面积粮食产量的最低值。），共可收粟约1000石；其中除去10%的种子、牲畜饲料及其他用粮，共余900石可作粮用；以传统加工手段下粟的出米率约50%计算，共可加工成米450石；当时少长相均每人日食米2升，人均年耗粮约7石2斗，450石粟米可满足62.5人一年食用。这就是说，在唐代，农耕地区一平方公里的土地理论上可以供养62.5人，而且热量摄取水平还相当高，日均摄入热量达3100千卡以上（注：唐代2升约合1.2市升，按小米每市升重约1.5市斤计算，则唐人日均食米约1.8市斤，即人均日食粟米约900克。根据中国医学科学院卫生研究所编制的《食物成分表》，每100克小米含热能约351千卡，则当时每人日均摄入热量达3100千卡以上，高出1980年我国人均日摄入热量的2450千卡不少。按：本文唐亩、唐石与市亩、市石的换算，粟的出米率及粟米比重，均依据李伯重《唐代江南农业的发展·导论》（农业出版社，1990年）的意见。）。

下面再来估算一下经营放牧这一平方公里土地能养活多少人。从自然条件来说，黄河中下游地区西部为半湿润、半干旱典型草原，东部则是落叶阔叶林植被带。同样面积的土地，后者的净第一性生产总量要高于前者，但放牧条件则未必比前者优越。为了把问题简化，姑且将这一平方公里土地假定为载畜能力较高的草甸草原，并且假定畜物全部是能量生产力较高的羊。

由于游牧区域城郭道路甚少，而山陵泽薮溪谷亦可为牧场的一部分，故可假定这一平方公里全部为有效放牧场。根据现代养羊学的研究，在自然放牧状态下，草甸草原放养一只羊约需8亩草地（注：李志农主编《中国养羊学》，农业出版社，1993年，373页。），则一平方公里草地共可牧羊不到190只。现代北方养羊的年均出栏率为28.5%，姑假定中古时期略高于现代，以年均出栏率30%计算，则每年出栏的羊约为57只；又，现代北方羊均肉产量约为13公斤，57只羊共产肉约为741公斤（注：羊的出栏率和羊均产肉量，均据上揭《中国养羊学》，138页。阳晔《膳夫经手录》称：其时“羊之大者不过五、六十斤，惟奚中所产者百余斤。”唐制1斤，约合1.19市斤，则当时羊之大者不过30余公斤（奚人地区不在本文范围内，姑置而不论），羊的平均重量肯定小于此数不少，肉用羊的平均屠宰率在40%-60%之间。据此推算，当时北方羊的平均产肉量当不会超过现代水平。）。根据中国医学科学院卫生研究所编制的《食物成分表》，羊肉肥瘦相均，每100克含热能307千卡，则这一平方公里土地所产羊肉共能提供热能2274870千卡，如保持上述农耕条件下人日均摄入3100千卡的水平，则可供一人消费约734天，亦即：这块土地仅可养活2人。当然，在这里我们尚未计算羊***及内脏、头脚等部分，即使假定这些部分所能提供的热能为羊肉的2倍，这一平方公里也只能养活6人。显然，在同样面积的土地上，从事畜牧与从事农耕相比，人们所能获得的食物能量相差十分悬殊，前者所能养活的人口数量不到后者的1/10。

由于农耕与畜牧的食物能量生产和人口供养能力存在如上悬殊差距，故在一定的地区范围内，只要具备必要的耕作技术和自然条件，扩大耕地、增加谷物生产乃是一种优先合理的选择，只有这样，才能满足由于人口增长而不断增长的食物能量需求。必须具备地广人稀这一前提条件的典型放牧业，由于食物能量生产与人口供养能力低下，在人口密度不断提高的情况下，必将逐渐退缩到那些不适合发展农耕种植的地区。中古前期在人口锐减、人口密度大幅下降的情况下曾一度扩展到内地的大型畜牧业，在北魏中期以后不得不再次退出内地，朝农业自然条件恶劣的西北边地收缩，其根本原因乃在于此后人口逐渐恢复，蒿莱草地被复垦为农田，农耕区域又呈扩展之势，发展大畜牧业的土地空间再度逐渐缩小。

农耕地区家庭小饲养业的规模大小，同样与人口密度的高低和空闲地的多少直接相关：在魏晋北朝时期地多人少的情况下，家庭小饲养业的发展余地较大，故文献记载中不时出现数目甚大的家养畜群；但随着人口逐渐增加，土狭人众的问题渐趋突出，农区家畜饲养日益受到限制，畜群的数量逐渐缩小到边际草地、消费剩余的粮食等等所能承受的范围内。因此之故，在隋唐文献中，再也找不到像《齐民要术》等书中那样的关于内地家庭牧养大畜群的记载。

对历史上这一地区畜产结构的改变，即猪、羊地位的升降，也可用同样的理由加以解释。在中古时代，养羊曾一度居于主导地位，这一方面固然由于民族构成发生了变化，对羊肉的需求量较之对猪肉要大等等因素的影响，但这两种肉畜食性不同也是一个值得注意的因素。羊是一种典型的食草动物，对草料的要求较为严格，在人口密度不高、空闲草地较多的情况下，可以较大规模地发展养羊；而在人口密度和土地垦植率高、草场严重缺少的情况下，发展养羊生产是很困难的。相比较而言，猪的食性较杂，对饲料的要求不甚严格，可以不需要有什么草场；特别是饲养方式由先前的放养改为圈养之后，猪在没有任何空闲草场的情况下仍可饲养，并且更有利于积粪肥田，与作物种植形成有机的配合。正因为如此，中古时代北方农区曾有相当发达的家庭养羊业，其经济地位甚至超过了养猪生产，在中国家畜饲养史上一度形成与战国秦汉和晚近时代颇不相同的以养羊为主、养猪为次的特殊局面。但随着时代的发展，这种局面在当地终究未能永久地维持下去，最终还是回到了中国农区家庭饲养业以养猪为主、养猪与耕种相配合的发展老路。四农牧经济的消长与“胡化”、“汉化”

中古时期黄河中下游地区畜牧业的变动和农牧经济消长，并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变化过程，而是当时社会整体历史变迁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当时北方声势浩大的民族迁徙和融合过程密切关联，与所谓“胡化”和“汉化”问题互为表里。

中古社会变迁的历史画卷色彩斑斓，规模空前的游牧民族内迁运动和胡汉文化交流，为之涂上了最为醒目的浓墨重彩。长期以来，游牧民族对内地社会文化的巨大影响，倍受史家关注，有些学者将这种影响概括为“胡化”，语词虽极简约，所蕴含的社会历史内容却极其丰富，它包括游牧民族对内地种族血统、***治构造、经济生产、日常生活习俗、思想观念等等众多方面的影响。由于游牧民族的内迁，游牧文化成分随之传入，逐渐融为中国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在中古社会的许多方面，人们都能深切感受到浓重的游牧文化气息。对此，许多史学家已做过不少精辟的论述。

不过，在我看来，游牧民族对内地经济的影响尤为显著，而且最具有基础性的意义。这种经济影响，具体来说，就是畜牧业的发展及其在区域社会经济体系中比重的上升。认真分析文献史料，我们不难发现：当时社会生活和文化风尚的“胡化”，有许多方面与畜牧生产的发展直接相关。比如“食肉饮酪”风气的盛行，乃是由于当时有相当发达的畜牧业为之提供物质基础；许多地方民风悍猛、尚武成风，固然由于世道***，也未尝不因当地居民素习骑射牧畜，有日常生产生活的锻炼；而被学者指认为胡化区域者，大抵正是当时畜牧生产较为发达的地区。应该特别指出的是：在当时，“食肉饮酪”、尚武骑射，并非内徙的牧民及其子孙的专利，与之共居杂处，一向“好儒学”、“重礼文”，视“食肉饮酪”为异俗的汉族“粒食之民”，亦深受此类风习的熏染。在所谓胡化区域，更是如此。

但是，就整个时代而言，一个显而易见的历史事实是，进入内地的少数民族更多地放弃了自己的传统，接受了汉族文化，包括农耕技术，弃牧畜而事耕稼，其结果是，这些民族逐渐与汉族彻底地融为一体，甚至连族名都消失得无影无踪。这就是通常所谓游牧民族的“汉化”。

所谓“汉化”，同“胡化”一样，也是一个非常综合的概念，其内涵比后者更为丰富，意义更为深远。它指少数民族在生业方式、***治制度、礼仪风俗、生活习惯乃至语言文字等等各方面全面接受中原汉族的文化传统和文化模式，其中最为重要的是接受农耕方式，由游牧民转变为农耕民。这是在“汉化”过程中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方面。

关于中古北方游牧民族的“汉化”问题，历史学界曾长期进行了非常深入的探讨，有关著述篇牍众多，成绩斐然。在学习前贤宏论的过程中，笔者特别注意到：有不少论著关注了进入中原的游牧民族逐渐放弃游牧、改事农耕的历史事实，并充分肯定了其对于这些民族本身，对于北方民族大融合以及对于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积极意义；同时也注意到：大多数作者在探讨少数民族“汉化”问题时，习惯地将游牧民族的文化定性为“落后的文化”，而将中原汉族文化定性为“先进的文化”，于是，所谓“汉化”自然而然就被定义为：文化落后的（游牧民族）征服者为被征服者（汉族）的先进文化（或文明）所征服，其中包括接受汉族先进的农业生产方式。这其中似乎隐含着一个先验的判断：即农耕文化是先进的，而游牧文化则是落后的。

无论就中国还是世界古代历史来说，农耕世界的社会文化（或文明）所达到的复杂程度，确实比游牧世界要高得多，因此，上述对于农耕和游牧两种经济文化的先进与落后的判断，就总体和一般意义上说也许是正确的；然而，当我们立足于文化与生态的交互关系来衡量所谓“先进”与“落后”，特别是其中的生计体系的“先进”与“落后”时，应该特别谨慎。

为什么进入黄河中下游地区，并一度掌握了当地***治统治权的游牧民族没有永久地坚持其“逐水草而牧畜”、“食肉饮酪”的固有传统，更没有将被统治的汉族人民改造为牧民，相反却是他们自己逐渐放弃，甚至是主动放弃游牧而走向定居的农耕生活？他们之所以做出这样的选择，真的和仅仅是因为农耕文化比他们的游牧文化先进吗？

诚如上文所论证的那样，在食物能量生产效率方面，农耕方式确实比游牧方式要高得多，在一系列精耕细作的生产技术被发明、使用之后更是如此。但是，农耕与游牧是两种具有不同能量转换机制和生态环境适应性的生业方式和食物生产体系，我们并不能绝对地判定其优与劣、先进与落后，正如我们不能绝对判定使用筷子和使用刀叉两种进食方式哪一种更为先进一样。在中原内地，我们承认农耕比游牧“先进”，但在这里，“先进”的涵义只是“更适应环境”，因此“具有更高的能量转换效率”：在当地的自然生态条件下，从事农耕种植比起实行放牧所能养活的人口确实要多得多，也可以积累更多的物质财富；但是，一旦越过年降水量为400mm的等降水线，农耕种植即不能显示出更高的食物能量生产效率，其先进性也就无从谈起。在中原地区，游牧的能量生产效率诚然不能与农耕相比，但在长城以北地区，它却是一种经过了长期选择的最为合适的生业方式，而农耕经济则难以发展，在那里，游牧生产具有“先进性”。这样看来，进入内地的游牧民族放弃逐水草而牧畜的游牧生活，转而接受定居的农耕生产和生活方式，尽管确实是因为农耕文化的“先进性”——具有更高的食物能量生产效率，但亦与生存环境的变化有关。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历史上也曾有大量内地人口由于种种原因流落塞外，这些人口大多为掌握了先进农业生产技术的农民，但他们中的大多数也并没有凭借其所具有的“先进文化”，将草原大漠开垦为丰饶的农田，相反，许多人却逐渐在“胡风”的熏习下，接受了“逐水草而居处”和“食肉饮酪”的游牧生活方式，“胡化”为地地道道的游牧民。

因此，尽管将少数民族“汉化”笼统地理解为放弃“落后”游牧文化，转而接受“先进”的中原农耕文化并无不可，但更为确切的理解应当是：接受最适合这一地区生态环境，在这一环境中具有更高能量转换效率的农耕生产方式，以及建立在农耕基础之上的一套文化体系。

畜牧论文例5

江苏现代畜牧科技园以畜牧业为依托的资源循环利用，将养殖业、种植业、沼气等有机地组合在一起，通过各环节之间的合理布置和匹配，使得物质和能量实现梯级利用，从而使畜牧业生产达到高产、高效、优质、低耗的目的，实现了畜牧业的循环发展。根据江苏现代畜牧科技园资源循环利用模式的实践，取得了显著的经济、能源和生态效益［1］。在项目运行过程中，对环境产生影响的污染物主要是畜禽粪便、病原微生物和污水。据测算，1个8m3的沼气池可处理4口之家、3～6头生猪的人畜粪便和部分生活垃圾，全年可生产沼气385m3、沼肥30m3，替代薪材相当于0.23hm2左右经济林地的蓄积量。因此，应积极增加农村沼气建设方面的投资，稳步扩大农村户用沼气池的建设规模，通过建设沼气池，引导农民改水、改厨、改厕、改圈，全面改善农村的生产生活条件。同时，应加大规模化畜禽养殖场沼气工程示范建设力度，以便生产出更多的沼气给农民群众使用，又使畜禽粪便污染得到有效控制，促进养殖业可持续发展。生态系统布局如***2所示。江苏现代畜牧科技园通过利用粪尿沼气发酵、堆肥发酵、沼液还田等模式相结合来解决养殖与排污、生产与环保、生产与能源的矛盾，使整个园区成为一个开放型的生态系统，真正将园区建成高产、优质、高效的生态畜牧科技示范园。按照“养殖集中化、粪便资源化、污染减量化、治理生态化”的思路，排出的粪便污水进入沼气池，经厌氧发酵产生沼气，沼气可供猪舍采暖和发电。沼液可通过灌溉系统来浇灌园区内苗木、蔬菜和果园，作为肥料使用;沼气渣可用于养殖蚯蚓，蚯蚓可作为动物蛋白质饲料的来源，剩余的废渣还可作为肥料来使用，可以起到改良土壤与防止土地板结的作用，同时采用沼肥施果树可以提高水果品质，增加产量，提高果树的防冻能力和抗病虫害能力，既防治了畜禽养殖污染与改善了园区生态环境，又促进了畜牧业的健康发展［3］。该系统实际上是一个以畜禽养殖为中心，以沼气工程为40卷36期朱国奉等江苏现代畜牧科技园畜牧业资源的循环利用研究17635纽带，集种、养、鱼、副、加工业为一体的生态系统，在这个系统中生猪得到了科学饲养，物质和能量获得了充分利用，环境得到了良好地保护，因此生产成本低，产品质量优，资源利用率高，达到了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双赢的效果［1］。***2生态系统布局***3水禽繁育推广中心的生态系统布局江苏现代畜牧科技园下属实体单位“部级姜曲海猪保种场”(农业部授牌，工商注册名为“江苏姜曲海种猪场”)通过采用人工清扫措施将干湿分开，污水进入USR厌氧塔进行发酵，产生的沼气用于生产、生活和发电，干粪及沼渣生产有机肥料。产生的沼液通过20hm2苗木林和46.67hm2种植基地消化，可达到能源—生态型处理要求。通过推广养殖技术、沼气使用技术、沼渣、沼液使用技术等，特地组织了农民培训学校，现场教授，在群众中大力宣传宅院洁净、路道洁净、养殖洁净，生产生活中的垃圾能进入沼气的全部进入沼气池，如粪水、废水、蔬菜下角料等过去进露天粪池改为进沼气池［1］。种猪场通过对猪粪、尿、污水的无害化处理，其产生的沼渣、沼液可用于各种农作物以及果树、苗木、花卉等特种经济作物的基肥和追肥。江苏姜曲海种猪场周边有大约66.67hm2的苗木林，特别是猪场位于我国农业开发区内，有农田2000多hm2，还有多家花卉生产基地，有机肥需求量较大，可以无害化处理所产生的污染物。产生的沼气经发电，可满足整个园区及周边居民的用电需求［1］。具体的污水处理工艺方案如***4所示。在江苏现代畜牧科技园实施畜牧业资源循环利用的过程中，主要通过记录畜禽粪便排放量及产生的沼气压力等，并结合园区的教职员工的反应来体现此次实践的初步成效。在不同供料模式情况下，各体重阶段猪的粪尿平均排出量见表1。沼气压力表上显示的压力均为3500～5500Pa［5］。要实现我国畜牧业可持续发展及区域生态环境的逐步改善，就必须加快循环经济型畜牧业建设。该研究利用循环经济的评价指标来衡量我国当前畜牧业资源循环利用模式，对其进行定量评价和障碍度分析，找出主要障碍因素，并采取切实有效措施，促进我国畜牧业快速、健康、可持续发展。多业有机组合，集约生产经营。发展畜牧业资源循环利用既涉及到养殖业、种植业的产业结构内部调整优化，又涉及到与发展资源循环利用相配套的产业间内部结构调整。只有产业内部和彼此之间的结构得到优化，建立与发展畜牧业资源循环利用模式相适应的产业支撑平台，才能保证畜牧业资源循环利用的持续健康发展，实现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的和谐发展。江苏现代畜牧科技园将“畜禽废弃物－沼气－果树”串联起来，加强了物质循环的多次使用，通过养殖业与种植业密切联系，构建了一个完整的经济循环体系，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经济产业链，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因此，要围绕既符合生态循环的自然规律又符合社会经济再生产客观规律的要求，调整优化养殖业和种植业的结构，形成资源投入减量化、废弃物利用资源化、污染排放量最小化的产业支撑体系［6］。资源利用合理，增值效果明显。通过2种简易模式的综合运用，实现了对各种资源有效整合，从而使土地、空间、能源、畜禽粪便等资源得到最大化利用，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变废为宝，化害为利。物质相互循环转化，多级综合利用。一方面，通过沼气发酵，将畜禽粪便分解转化为热能，达到合理利用，无污染的肥料施于果树，增加了土地有机质，实现了秸杆还田，并部分转化为饲料，达到用能与节能并进。另一方面，通过提升畜牧业资源循环利用的科技水平和服务平台、加速科技成果转化、提高农民科技素质，同时增强产品的市场竞争力，统筹科技资源、整合科研力量、优化产业结构，转变内部机制，搭建科技创新、技术推广、农民培训教育新平台，全面提升、引进、创新和转化效力，加快良种繁育、环保饲(肥)料开发、***病防控、产品质量安全等关键性技术的组合配套，全面推进科技进步，用科技支撑畜牧业资源循环利用的持续稳步发展［7］。保护和改善自然环境与卫生条件。江苏现代畜牧科技园通过将生物资产联结起来，通过沼气发酵消灭了病菌，使粪便排放达到了无害化效果，改变了粪便、垃圾等污染物任意堆放的不良状况，有效保护和净化了环境，减少了疾病传播，显著改善了园区卫生面貌。这种模式对当前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江苏现代畜牧科技园实施畜牧业资源循环利用模式后空气质量测定结果见表2［8］。资源循环利用是生态保护型经济，针对园区畜牧业发展中存在的生态问题，江苏现代畜牧科技园本着科学规划的原则，认真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明确发展畜牧业资源循环利用的基本思路。用资源循环利用的理论来防治畜牧业点源和面源污染。如果在畜牧业生产过程中不合理使用农药及化肥，而畜禽粪便不达标排放，农田废弃物又随便处置，将会造成畜牧业系统中水体—土壤—生物—大气立体交叉污染，给人类生产生活带来不可估量的危害［9］。用循环经济理论引导传统畜牧业向现代畜牧业发展。将资源循环利用理论引入畜牧业领域，组织引导并协调畜牧业生产，通过对资源的再使用和再循环利用来促使污染或废弃物减量化，从而达到畜牧业生产和环境保护相容的理想状态。(1)切实转变畜牧业经济发展理念，在畜牧业生产中注重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和生态环境效益的和谐统一。现行的畜牧业发展模式对自然生态环境破坏较为严重，直接危及人类及动植物的生存空间，最终必然导致环境质量下降、经济发展停滞。人类必须及时转变经济发展理念，促使畜牧业生产走“优质、高效、高产、和谐、可持续”的道路。畜牧业废弃物的处理与资源化不仅关系到资源的再利用和环境安全，同时与畜牧业的可持续发展和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紧密相关。畜牧业废弃物资源化的“三环循环理论”［2］如***5所示。该理论以资源循环利用为基础，以人为本，由废弃物的生态循环开始，逐级发展到循环畜牧业、循环社会的“三环”循环总体发展战略思路;畜牧业废弃物资源化“三环循环理论”中第1“环”是从畜牧业本身发展的层面，按照生态循环理论，以畜牧业废弃物的循环利用为切入点连接种植业和养殖业，构建循环畜牧业的发展模式;第2“环”是依据资源循环利用理论，构建生产－生活－生态－生命一体化协调发展的“四生一体”农村发展模式;第3“环”为在上述2个循环的基础上，形成具有循环社会特征的社会主义新农村［2］。①禽－粪－饲料循环能将畜禽粪便作为饲料原料和有机肥料。经膨化的畜禽粪便不仅无臭味，而且色泽淡黄，有炒香味，可替代30%的全价料饲喂畜禽，可降低成本20%以上。使用同样方法制成有机肥后，可完全替代化肥，而成本仅为尿素价格的40%左右，此种肥料可向有机蔬菜基地专供，市场潜力巨大［10］。②畜禽－沼气－菜循环系统在在江苏现代畜牧科技园中的应用非常广泛，据测算每头标准畜可年产600多m3沼气，产生的沼气可以解决园区内动力用电、照明用电和生活用电需用。将富余沼气通入大棚蔬菜中，用于冬天增温和追施CO2，蔬菜使用的肥料为沼液、沼渣，所生产的蔬菜完全达到绿色环保的要求［11］。③草－畜－草循环系统是提高畜牧业经济效益和产品质量的有效途径。随着高效畜牧业的快速发展，越来越多的群众认识到其经济效益，每公顷优质牧草地可产牧草7.5t以上。实践证明，种草养畜所取得的资源循环利用效益是种粮食的2倍以上，具有双重经济效益，值得推广［12］。(2)极力打造畜牧业资源循环利用的发展框架。打造畜牧业资源循环利用发展框架需做到以下方面:①以畜禽、水产生产加工企业为依托的畜禽、水产加工资源循环利用链条;②以粮食及其他农副产品龙头加工企业为依托的加工企业资源循环利用链条［13］。(3)加快传统畜牧业向现代畜牧业的发展步伐，培育畜牧业资源循环利用载体。加强循环型畜牧业园区建设，制订园区发展规划，以生产要素为纽带，将具有上下游共生共存关系的农副产品加工企业集中在一个相对封闭的园区内部，实现有害污染物在园区内实施闭路循环消化吸收;做好农副产品出口加工基地建设，大力推进出口畜禽产品的清洁生产，使农副产品达到质量、环保等方面的多重标准，使我国的农副产品在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14］。江苏现代畜牧科技园及周边乡镇畜牧业资源循环利用的理论探索与实践还存在着一些新的情况。例如，有些农户不想从事养殖业，很显然没有畜禽养殖就没有沼气所需的优质原料，沼气的产量就会受到影响;农户觉得资源循环利用费时费事，节约成本有限，而且在技术工艺上还存在不完善的地方等等，都制约了畜牧业的资源循环利用［15］。沼气的沼液和沼渣的进一步循环利用。沼液、沼渣是经过厌氧发酵的产物，这2种物质如何再次进入畜牧业资源循环利用，值得进一步研究。据报道，对厌氧发酵液按浓度10%进行测定，发现其不仅含6．5%蛋白质，而且含有多种常量物质(维生素、微量元素和活力较强的纤维素酶等)，都是可溶性营养物质，易于消化吸收。这些物质可用于生猪育肥、提高饲料利用率、缩短饲养周期［16］。沼气的沼液和沼渣如何再次进入畜牧业资源循环利用系统需要进行深入研究，以加快科技成果的产业化。畜牧业资源链的多层面综合研究。江苏姜曲海种猪场大型沼气工程项目已于2008年11月通过国家验收，效果超过专家们的预测目标，目前笔者正以部级姜曲海猪保种场(江苏姜曲海种猪场)、江苏丰达种鸭场、国家水禽种质资源基因库联合上报江苏省农业委员会和江苏省***争取项目，希望通过深入研究为畜牧业资源循环利用提供更为详实的实践支撑。生物质资源技术开发的深度和广度有待提高。江苏现代畜牧科技园尚未组建生物质资源利用研究机构，也未成立相应的协会，生物质资源研究开发的深度和广度都不够，再加上我国对生物质资源利用的重要地位重视不够，建设资金投入严重不足。例如，我国农村清洁能源建设受到农民广泛欢迎，2007年省补资金达1600万元，但是地方配套资金仅有400万元，区县配套资金更少，有些区县几乎没有。这种“两头热、中间冷”的状况，导致已列入省级目标的一些重大项目实施困难，进展缓慢［1］。

畜牧论文例6

1养殖结构多元化

1．1稳定生猪数量，提高效益．笔者所在的农区，传统上畜牧业几乎就是一个“猪天下”，生猪产值占牧业产值的50％以上。在人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的今天，普通肉猪已出、现供大于求，效益低下的局面。这种态势必须改变，应把生猪饲养量稳定在一个恰当的范围内，突出狠抓肉猪品改和质量提高，主攻出栏，降低粮耗，追求效益上。

1．2一突出发展草食牲畜发展草食牲畜，既可挖掘饲草资源，促进节粮，又是农民增收的有效途径，也是实现现代化生态畜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农区应当花大力气发展牛、羊、兔等草食畜禽，积极开展奶牛养殖、高床养羊、集约化养兔，将资源优势变为商品优势。

1,3努力发展小家禽家禽个体小，占地少，耗料低，生长快，效益好。农区应充分利用房前屋后、桑园、果园、水田、塘堰、溪河等，养殖鸡、鸭、鹅等小家禽，积极推广田上养鸭、机械化养鸡，实行规模养殖。

1．4开发观光型畜牧业在有条件的地方，适当引进、繁育、养殖珍稀动物，开发观光型畜牧业。

1．5规模适度在农区，要继续稳定千家万户为主的畜牧业养殖经营方式，在此基础上，引导农民克服小农意识，扶持养殖大户，搞规模养殖。规模大小应视其生态环境条件、饲料资源、资金来源、人员构成等情况而定，搞适度规模，因为只有最佳规模，才能获得最佳效益。不要拔苗助长垒大户，即使人为垒起来，也是昙花一现、必亏无疑。

2畜禽品种优质化

近年来，部分大宗畜产品出现的阶段性、结构性、地区性过剩，是低消费水平下的过剩。实现畜牧业生产从数量型、温饱型向质量型、营养型转变的核心是品种优化。

2．1大力引进国外优良品种强化良种意识，瞄准世界动物育种高新技术成果，不断引进国外优良品种，尽快改造、取代低劣品种，进一步推广杂交改良技术，实行良种良法配套，充分利用外血良种的增产增收潜力。如我市推广生猪已取得明显效益。

2．2保护优良地方品种农区不少优良地方畜禽品种，其含金量颇高。在引进外血品种的同时，保护好优良地方品种，加强选育工作，保护其遗传资源。

2．3规范良种公畜配种业务农区种公畜的引进、饲养、配种业务，应在县主管部门的统一布局、监控下，由基层畜牧兽医站专营，实行统一供精，做到品种优质化，供精有序化。

3牧草种植规模化

必须教育、引导广大农民转变观念，在加强秸秆等农副产物加工利用的同时，变粮、经二元种植为粮、经、饲三元种植，推行种草养畜。

3．1种植牧草的好处一是经济效益可观。农区大田种植优质牧草，其产值是种植小麦、玉米、油菜等农作物产值的3~12倍；二是生态效益好。牧草根系发达，能因水保土，防止水土流失，改善生态环境；三是产量高，营养价值高。四是可改善土壤结构，培肥地力，增加后作物产量。

3．2农区种草，是种、养业调结构的最佳切入点以地种草，以草换肉、换蛋、换奶、换毛、换皮，既提高了土地的利用价值，又实现了种、养业优势互补、互促，延长了产业链条。持之以恒，完全可以成为农区经济的新增长点。

3．3引进牧草种籽应注意的问题应经权威机构鉴定合格，先作小区试种，证明适合当地气候、土壤等自然条件叉高产优质，再大面积推广种植。

4技术推广日常化

牧业技术推广、普及工作，应做到程序化、日常化、长期化。

4．1加强牧业技术推广体系建设基层畜牧兽医站是农区畜牧科技的直接推广机构，也是畜牧系统直接面向农户的服务组织，肩负着防***灭病、品种改良、技术推广、物资供应、销售服务等多种职能，在农民增收增效中功不可没。当前基层畜牧兽医站工作环境条件堪忧。必须稳定、完善、加强基层畜牧兽医站，编制内人员的经费应尽快按国家规定纳入财***预算。同时，按***策规定标准收取好规费和有偿服务费，以增强其活力和实力，避免国家发展畜牧业的法律法规、***策、技术措施在基层不能落实或变形走样。

4．2努力提高牧业科技推广人员的素质加大对畜牧技术推广人员，尤其是中青年推广人员的***策、法规、技能等诸方面的培训力度，促使其知识不断更新，能力不断提高。不断引进高层次、专业技术人才充实县畜牧局和乡(镇)畜牧兽医站。造就一支高素质的牧业技术推广队伍，以增强畜牧科技推广的后劲。

4．3大力推广先进实用技术根据当地养殖项目的技术要求，定期不定期地、有针对性地举办基层干部、养殖户、营销人员技术培训班；结合当地实际，编写乡土教材、实用技术资料，发放到户，指导生产；还要充分利用广播、墙报、集会等来收集并提供信息，预报行情。

5防***灭病规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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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读中职校特别是涉农专业（畜牧兽医专业）的学生，由于生源文化水平普遍低，自律能力较差，是我们推进教学改革面临的重要问题，特别是实行自主招生后，这一问题更显突出。从中职校的生源情况分析，绝大多数进入中职校的学生并不是心甘情愿的，甚至有少数学生不知道自己是来学什么的，这些是家长的意愿；因此，导致了学生学习目的不明确。同时，还有一部分学生厌学、学习积极性不高或学习能力较差，对传统教学形式反感，没有兴趣。这样就给教学工作带来了极大地困扰。

1.2教师教学情况分析

从教师教学情况来看，大部份教师从观念和教学方法上还停留在传统教学的思维上，也不能更好地将学生的注意力吸引到课堂上来。我们传统的教学过程一般是用5min左右的时间复习旧课后引入新课，并用80min左右时间对新课的内容进行讲解，最后用5min时间来小结、练习或布置作业。这样的传统教学方式已经不能适应目前的学生情况，特别是作为传统的畜牧兽医专业,仍然存在着“课本上养猪，黑板上喂鸡”的教学模式和方法，如兽医临床课中动物普通病的教学，在授课中大部份时间是在课堂上进行，实训实习时间少，更谈不上学生的主动学习，以至导致学生临床实践经验的不足。学生在顶岗实习时，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才能适应岗位工作。

1.3中职校现状分析

从中职校现状分析看，其教学模式中，特别是在专业课中理论讲授时间占据80%左右的学时数，学生实训实习的课时数相对较少；同时，中职校的师资力量薄弱，人少事多或缺乏“双师型”教师，实训实习教学设备硬件建设滞后等，也是造成中职学生实训实习的课时数减少的原因。

2对教学改革的探讨

针对学生、教师及学校的现实情况，我认为中职校畜牧兽医专业教学改革应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2.1观念转变才能树立正确的培养目标和模式

现在中职校教学和以往中专教学是不一样的，培养学生应更多的是注重对当地经济发展服务的。由于生源情况改变以及行业企业对中职学生需求变化，导致了中职校必须进行教学改革。要进行畜牧兽医专业教学改革，首先，思想观念要改变，必须摒弃一些传统的教学理念和方法，把理论与实践、教学与生产紧密结合起来，树立正确的培养目标和培养模式；其次，中职校教育的显著特征是培养具有高素质、技能型人才，要求学生动手能力强，应采取“对准岗位设课程，对准实践抓教学”的思路来设计学生的知识、能力、素质结构和培养方案，切实抓好课程设置、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等方面的改革，建立特色的中职培养模式。

2.2构建课程体系改革课程设置和教学内容

根据当前畜牧兽医专业的行业特点，其人才培养目标的定位是：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需要，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掌握畜牧兽医行业工作所必需的基础理论知识和基本技能，胜任畜牧业生产、经营、建设、服务于第一线需要的具有掌握动物科学畜禽饲养与动物医学***病防治技术的高素质技能型专门人才。构建中职畜牧兽医专业课程体系，应通过广泛的社会调研，分析行业发展趋势与对人才的规格要求，按照行业、企业需求确定课程目标；根据畜牧兽医专业技术领域与职业岗位群的任职要求，参照国家相关的职业资格标准选择教学内容；依据学生顺利就业的需要安排教学进度；按照职业结构与岗位内容的变化，构建具备一定弹性的课程体系，要随时关注行业企业的最新发展，通过校企合作等形式，及时调整课程设置和教学内容，突出本专业领域的新知识、新技术、新流程和新方法。课程体系构建中应始终贯穿素质教育，通过校企文化的融合，培养学生良好的职业道德素养、健全的心理和健康体魄以及吃苦耐劳、艰苦奋斗、诚实守信的优良品质，使学生树立强烈的事业心和社会责任感，热爱畜牧兽医这个专业。教师要到企业和其他用人单位进行见习和工作实践，专业课教师可提高专业技能、实践操作能力；文化课教师可了解专业知识并融入在教学上；而更多的是教师了解行业企业对人才规格的要求。应树立注重培养学生综合行动能力的理念，综合行动能力包括社会能力、方法能力、个性能力和专业能力等4个方面，改变只注重专业技能培养的做法。

2.3改进教学方法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

近几年，尽管中职校教师在教学方式方法上进行了一些改革和探索，网络和多媒体系统进入课堂，将现代教育教学技术带入了崭新阶段。网络和多媒体全面运用于畜牧兽医教学，提高了教学效果和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收到了事半功倍的效果。如《动物传染病》中传染病病变组织器官用大量的***片代替了原先老师的板书或者讲授，《畜牧学各论》的品种介绍、设备观摩、养殖场建设、人工授精、饲料配合、畜禽的饲养管理等均可用多媒体或录像教学。即使这样，总体上来说创新还不够。下一步教学改革，我们应借鉴“行动导向”模式，为学生提供在“做”中“学”，“学”中“做”的学习机会。老师们应该树立行动导向教学理念，改进课堂教学方法。职业教育实行“行动导向”教学模式，就是教师研究教学的方向、方法、内容和形式等；加强与行业企业的联系，尽可能成为职业实践者；不断更新自己的课程内容，不能停留在“教书匠”的位置上照本宣科。要求学生要积极主动地投身教学过程，摆脱“排排座，听课课”的被动局面，通过小组学习、项目工作等活动来体验学习。学习的过程是教师和学生相互作用的过程，是学生通过学习体验有目的的主动建构知识、形成能力、调整态度的过程。学生是学习活动的主体，学生的主体性必须得到尊重。在现代职业教育中，学生的学习体验是根本的，教学活动应该以学生为中心，教师应该成为学习过程的策划者、课程设计者、学习过程中教练、指导者、导师和顾问。我们应由归纳、演绎、分析、综合等传统教学方法向大脑风暴法、案例教学法、项目教学法、任务驱动教学法、仿真教学法、角色扮演法等方法转换。但也不排斥传统的教学方法。在教学中我们可以根椐不同课程内容采用不同行动导向法，如《动物传染病》可采用行动导向教学法中的卡片法、伙伴法、案例分析法等教学方式进行；《猪病防治》课程教学中可应用项目教学法、案例分析法等教学方法进行；《畜禽的生产与经营》可运用现场教学法、项目教学法、情景模拟教学法、引导启发法等教学方法进行。通过以上教学方法改革，可以大大地提高学生学习兴趣。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心理学研究表明，兴趣能够激发学生的好奇心和兴趣，在浓厚兴趣的支配下，学生能将全部的精力放在具有好奇心的事物上，极大地提高学习效率。因此，培养中职畜牧兽医专业学生学习课程的兴趣，激发他们学习的积极性显得很重要。要使学生对特定事物产生兴趣，教师需要去引导。

2.4考核手段的改进有利于提高学生实践操作技能

目前，中职校对学生的考核手段主要以课堂提问、平时作业、实习报告和试卷成绩等为依据。这种考核方式存在诸多弊端，如只能考核学生对课程知识点的记忆程度，许多学生平时不认真学习，仅仅靠考前几天的突击记忆就可以考试过关了，这样不利于学生对基本技能的掌握和个人专业能力的培养。中职校畜牧兽医专业学生的培养目标是不同于大学本科生的，因此，我认为应根据社会对畜牧兽医专业的需求，对课程学生成绩考核评价进行调整，将理论课程的考试成绩调整为总分的30%，实验成绩为20%，现场技能考试为40%。职业素养（课堂纪律、学习态度和团队合作情况等）为10%。通过对考核手段的调整，我相信能够改变过去重理论轻技能的局面。考核的过程化、多样化和灵活化，才能适应学生的实际，全面科学地评价学生，有利于中职校学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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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安徽科技学院动物科学学院改变了原有课程体系的设置，坚持“就业导向”，根据企业、产业、社会的需求建立课程体系，优化整合相关课程，避免课程内容的重复开设，并把相互关联的课程整合为一个体系。比如，把专业英语课融合到各门学科中进行，不再单独开课；把生理生化等课程的内容渗入到专业课的授课过程中，使课程体系精简化、专业化，更贴近企业对高职高专畜牧兽医一线技术人员的能力要求，充分调动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

（二）教学过程的实施

在以往的教学过程中，大部分院校普遍存在着重理论轻实践的现象。在授课过程中，部分高校存在着教学过程程序化，教学覆盖知识面广泛度不够，学生缺乏学习兴趣等缺点。为此，动物科学学院畜牧兽医专业采取了新的教学模式，根据新的教改方案，在教师实施授课过程中改变了原来的一贯式教学模式，采取分工合作的教学方式。把每一门课相关的授课教师组成一个教学团队，在该门课程的授课过程中，团队成员共同参与教学，这样既扩大了学生学习信息的来源，又把各位教师的特长融合为一体，大大提高了教学效果。

二、深入进行核心课程建设改革

（一）确定核心课程的教学目标

核心课程改革是教学工作内涵建设的攻坚任务，涉及到整个畜牧兽医专业学生的能力和素质培养。所有核心课程的改革与内涵建设都要以学生就业能力为导向，以精品课程建设为标准，以学生职业能力的获得为目标，以课程大纲建设为切入点开展。其决定因素是教师课程观念的转变，核心是“课程的应用性与社会需求性”，关键要引入社会评价，从课程大纲、教材、教学方案、教学实施到教学考核评价体系进行全方位开发建设。

（二）改变授课方式，实施项目化教学

安徽科技学院动物科学学院畜牧兽医专业在以前改革的基础上逐步推行项目化教学，该教学方法彻底改变了原有的授课方式，它是一种以项目为载体，以任务为驱动，突出学生主体地位的教学方法，整个课堂以学生的学为主线，老师以课堂主持的身份出现，在课堂上引领学生自发学习新知识，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提高学生的各种能力和基本素质。目前，畜牧兽医专业有养禽生产、养猪与猪病防治、兽医临床诊疗技术等七门课程进行了教改立项，做为教学改革的试点课程进行试验。在试运行项目化教学过程中，也存在着诸多问题，如，学生课堂参与积极性不高、学生课外时间学习主动性不强、教师查阅资料不够广泛等问题，但经过一年的努力，学生基本适应了新的教学方法，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提高了，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目前，七门教改立项课程已有四门正在实施改革，已经完成项目任务书，教改教案，教改多媒体课件的制作，正在进行项目化教学教材的编写。

（三）确定合理的核心课程考核评价方式

原来的课程评价方式均是以老师评价为主，考试方式往往采用笔试的方式，这种考核方式并不能真实考查学生的技能，容易培养出背书的“机器”、考试的“高材生”，但在实际工作过程中，却是高分低能，走上社会以后，还会因为得不到用人单位的肯定而产生一系列的心理问题，影响学生的后续发展。实行新的教学改革以后，课程的评价方式也发生了变化，不再以老师考核为主了，考核要转向对学生适应岗位的能力测试；课程的评价标准要转向以社会评价为主，如，社会职业资格、职业资格证书等，课程的考核方式要采取灵活多样的形式，如，笔试、面试、操作等，让用人单位参与考评，同时，学生自评也变成主要的考核方式。

三、教材建设改革

（一）教材的选用

教材建设是专业建设的重要内容，优秀教材是培养高质量、高素质人才的重要工具之一。科学规划教材，加强教材建设，改革教材内容，对培养高层次后备畜牧兽医人才非常重要。以往的教学过程中教材使用大部分是本科教材，教材的特点是知识覆盖面广，偏重理论，部分知识已经老化。高职高专在教学过程中课时量明显少于本科院校，更要突出学生实践动手能力的培养，因此，在教材选用方面，尽可能使用“面向21世纪高职高专系列课程教材”，淘汰质量较差或出版时代过早的教材，同时，还要注意选择的教材要符合教学改革的要求，使用已经成熟的教改项目化教学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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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实践层次包括生产实习、专题调查和毕业论文3个环节。这是学生走向工作岗位前的一种实践演习，主要在三、四年级完成。把学生分散到相关的科研单位、生产单位及教师的科研点上，参与相关的科研、生产、经营管理及推广工作。生产实习是综合技能训练中的关键阶段，学生可运用学过的理论以及所掌握的基本技能参加畜牧生产的全过程以及各种***病的诊治。以学生***操作为主，在专业教师的指导下，发现生产中的问题，并加以分析、观察和解决。其功能是使学生得到全方位的锻炼，基本掌握专业生产的技术、工艺、技能。通过专题调查和毕业论文的写作，不仅能使学生对所学知识和技能进行一次综合运用，而且又能使学生进一步获得从事各项工作和科学研究的基本方法的训练，可有效地促进学生实践能力的提高，这也是对学生实践能力的综合反映。上述2个层次的实践、10大环节的训练、3个阶段技能的递进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实践教学体系。该体系的构建既遵循了教育要循序渐进的科学规律，又涵盖了从基础到专业进而开展综合实践的全面实践能力的培养。

从多方面学习先进的管理经验，补充和完善各种管理制度，如实验实训教学考核、实验设备的管理、安全管理、实验实训耗材的管理、实验室环保工作、信息和档案管理等方面的管理方法。根据畜牧兽医学院的实际情况，建立以岗位责任制为核心的各项规章制度，确定不同实验管理岗位职责和管理工作量。针对不同类型的实验实训室，建立对应的实验设备管理条例。例如畜牧专业主要有遗传实验室、畜牧工程实验室、营养与饲料实训中心等类型。根据不同类型的实验设备状况和实验性质，笔者制定了相应的实验实训管理条例。畜牧学院先后出台了《关于加强实践教学工作的管理办法》、《校外实践教学基地建设标准》、《关于实验室装备与投资的管理办法》等多项规章制度；并先后对教学实纲、毕业生产实纲进行了修订，使其功能不断得到完善和加强，同时对实践教学各环节的组织、管理、考核也进行了明确规定，保证了实践教学工作的制度化与规范化。各个教学环节采用不同的计分方法，分别进行考核。实验课可单独设课，单独考核，考核办法应以实际操作和笔试相结合的方法，实际操作部分占考核总分值的50％，不及格者应重修。教学实习按学习态度、技能掌握程度、***操作能力等项目进行考核，毕业实习采用分项达标积分法，按方案设计、实习态度、实习任务完成情况、实习单位鉴定意见、生产实习笔记和专题报告或毕业论文答辩等项评定成绩，分为优秀、良好、及格、不及格4个等级，装入个人档案，毕业实习不及格者，不予毕业。优秀者给予表扬和奖励。实践表明，这种考核办法不仅能准确地反映学生的真实成绩，而且也可较准确地反映出学生的综合技能与素质的高低。

专业平台是为学生提供专业知识、专业能力、形成专业素养的基础平台。畜牧兽医学院依据行业发展的要求，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课内与课外相结合、校内与校外相结合的教学理念，构建起了基本满足畜牧兽医行业需求的、较为完整的、实训突出的专业体系和课程体系，为学生实践、创新能力的培养和综合素质的提高奠定了基础。专业平台的建设包括专业设置，教学计划、大纲的制定，理论与实践课程的改革，师资与设施条件的保障等等。实践教学基地是为学生提供专业能力向职业能力转化的关键平台。畜牧兽医学院以校内实训基地为基础，以校外实训基地为重要补充，构建了全方位的实践教学平台。在校内实训基地的建设中，强调实训项目的应用性和操作的规范性，鼓励创作，提高实训过程的知识含量，形成较为完整的校内实训体系。在建设校内实训基地的同时，为了加强对实验教学的补充，畜牧学院还积极地与校外几十家条件好的“教学实习基地”和“实践教学基地”相合作，在保证学生实践的基础上，实现了教学、科研和生产的同步进行。践行畜牧兽医学院倡导的产学研合作模式，逐步形成适合自身发展、具有本专业特色的科研道路。畜牧兽医学院的科研基本定位在于通过解决生产实际问题进行应用基础研究，达到技术开发、技术配套、技术改造、技术服务等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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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职畜牧兽医专业人才培养标准为：具有较强的专业技术操作能力，能够***按计划完成畜禽饲养管理、疾病防治及品种改良等技术工作，能够灵活运用所学专业技术知识向相关专业领域发展的高素质、高技能应用型人才。这几年来我们虽然在提高教学质量方面作了很大努力，但中职毕业生还不能完全适应社会的需要，人才培养效果与市场需求间存在差异与距离。只有通过实践性教学改革，才能达到全面提高教育教学质量教育教学论文，培养适合畜牧兽医业发展需要的高质量人才。

一、中职畜牧兽医专业现状

我国中职学校的畜牧兽医专业，特别是在那些农业省市中为养殖业（或其他行业）培养出了不少人才，有力地促进了中国的养殖业的蓬勃发展，为培养适应农村的高素质劳动者作出了应有的贡献。在国家***策的鼓励下，畜牧兽医专业发展很快，并在生产过程中培养了大批的畜禽疾病防治人员、防***检***人员和饲养管理人员，使他们掌握了必需的专业知识和基本技能。

但近几年来，由于各方面的原因，进入中等专业学校的学生多数是成绩不理想、不想念书、又不想做事的那一部分学生免费论文***。与此同时学校在管理和教学方面也存在诸多问题。如：师资水平滞后、教学方式落后、经费投入少、教学设备不足、实习条件差等，这样就造成了恶性循环，使就读学生越来越少。

二、中职畜牧兽医专业实践性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一）缺乏可适用的校内、外实训场所

中职教育的显著特点是对学生实际工作能力的培养，以就业为导向的畜牧兽医的实践性教学必须强调，加强实训环节教育教学论文，使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使人人将掌握的理论知识向实践转化，使人人都具备动脑、动手能力。但中职学校在实训方面缺乏可适用的校内、外实训场所（主要是供实训的设备、动物），然而，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必须给学生有充足的实践机会。

（二）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方面

在教学内容衔接中存在不同程度的知识和技能的断档和重复，衔接效率和质量不高。目前畜牧兽医专业的课程体系仍然是按学科系统化构建的，课程门数偏多，各门课程相对***，自成体系，课程之间缺乏联系、沟通和整合，学生所学习的是各个学科分散的知识，他们就业后难以解决生产实践中的综合性问题，从而导致学生厌学教育教学论文，教学资源出现严重浪费，使预期教育目的难以实现。

（三）教学模式和教学方法方面

目前各校多数仍采用传统的教学模式，即理论课和实践课分开上，只是二者交替的时间间隔不同：有的是一周/几周理论课与一周/几周实践课交替，有的是分成理论课和实践课两段，未能实现理论与实践的紧密结合。在教学方法上，理论课教学还是在传统的课室里施教，只是比过去增加了多媒体教学；实践课在实训室进行，实习内容通常是学生动手操作。这样，理论课老师按教材讲，很少考虑这些知识在学生以后实习和工作中是否用得着；实习指导老师只是教学生如何按照程序规范操作，实操技能的传授往往停留在经验的层面上，未能向学生渗透相应的理论知识教育教学论文，造成理论课和实践课学习的脱节。

三、精心构建畜牧兽医专业实践性教学体系

（一）依据职业岗位构建课程体系与课程结构

为了使专业课程体系顺应岗位群的变化，打破传统的学科体系，以“应用”为宗旨设置理论教学体系，以“技能培养”为中心构建实践教学体系，突出实践教学环节。针对专业培养目标，以课程改革为基础，以行业需求为目标，进行课程整合，形成理论与实践相互融合的以职业岗位作业流程为导向的课程体系。

针对“饲料”、“***病防治”、“养殖”三大岗位群进行课程整合，可将《饲料学》、《动物营养》、《饲料分析》《饲料生产》等4门课程综合为饲料行业岗位群技术方向课程《动物营养与饲料》；可将《家畜内科学》、《家畜外科学》、《家畜产科学》、《动物***病》等整合为课程《动物疾病防治技术》；可将猪生产、禽生产、牛羊生产整合为《畜牧各论》，可将职业认证课程的生产实训整合为《专业综合实训》、《毕业顶岗实习》。

课程体系设计应包括课内教学（包括理论教学、实训（验）教学、综合实训课程）、实践教学（包括专业实践、饲养实践活动、顶岗实习、综合技能培训与考核、职业工种培训与考核等）、人文素质活动及其他免费论文***。

（二）构建畜牧兽医专业工学结合的教学模式

构建畜牧兽医专业工学结合人才培养模式，其特点就是以兽医院为龙头的对外技术服务平台来搭建专业与产业、就业的互动，全面培养学生的职业素养与能力。

技术服务平台以专业、教师、学生、校内产业群为支撑教育教学论文，以兽医院为外显，形成内联专业、教师与学生，外接产业与就业的工学结合模式。在此模式中“技术服务平台”是工学结合的中轴，通过此平台，搭建专业平台、双师平台、学生实践平台与零距离上岗平台，再外联产业平台与就业平台。

（三）融入职业资格证书培训的循序渐进的实践教学体系

通过建立循序渐进的实践教学体系，将实践教学贯穿于各个教学环节中。在“专业综合实训”、“岗位技能实训”中引入6个职业资格证（家畜繁殖工、动物***病防治员、动物检***检验员、饲料检测化验员、家畜饲养工、兽医化验师）的培训与考核。规定每个学生必须取得2个以上职业资格证，有效的实施了“双证书”教育。实践性教学改革及时适应了岗位群变化的要求，大大的缩短了毕业生适应岗位工作的时间，自主创业的意识更强了，社会的满意率更高了。

[参考文献]

[1]殷俊，陈兵.动物组织学实验教学改革的探索与实践[J]. 安徽农业科学，2008，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