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奈良

第22卷第2期牡丹江大学学报Vol.22No.2

2013年2月JournalofMudanjiangUniversityFeb.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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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编号：1008-8717（2013）02-0003-03

日本奈良时代东大寺奴婢

章林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北京102488）

摘要：日本奈良时代东大寺奴婢没有独立的户籍，只能以奴加名或婢加名的形式依附于寺院。奈

良时代东大寺奴婢的人数大致在300人至400人之间徘徊。东大寺奴婢的来源包括官府的官纳奴婢、诸

国的奉献奴婢、寺院的买入奴婢、私人的奉献奴婢等。东大寺奴婢的使役范围涉及农业、手工业、寺院

杂物以及传授歌舞音乐、捕捉逃亡奴婢等方面。奴婢的浮浪与逃亡加剧了奈良时代的社会矛盾，是政府

采取解放奴婢措施的直接原因。

关键词：奈良时代；东大寺；奴婢

中图分类号：K313.2文献标识码：A

在日本古代社会结构与奴隶制的研究中，奴婢

问题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东大寺奴婢是日本奈

良时代奴婢阶层的重要组成部分，以东大寺奴婢为

切入点，可以作为观察日本整个奴婢阶层的一个窗

口。目前，国内学界尚无学者对东大寺奴婢进行专

门的探讨。鉴于此，本文试图利用奈良时代东大寺

奴婢文书等史料，从东大寺奴婢的户籍、人数、来

源、使役情况及其浮浪、逃亡等方面，对其进行初

步的爬梳和整理。

一、东大寺奴婢的户籍与人数

在奈良时代，根据《养老律令》规定，贱民主

要包括陵户、官户、家人、公奴婢和私奴婢，即所

谓的“五色贱”。私奴婢中属于寺院的奴婢又称寺

奴婢，寺奴婢可以结婚，但没有独立的户籍，主要

依附于寺院。有关奈良时代东大寺奴婢文书，现已

基本收入《宁乐遗文》“奴婢帐”中。《宁乐遗文》

“奴婢帐”中的东大寺奴婢帐主要由天平十三年

（741年）至宝龟三年（772年）的46条奴婢文书

构成。宝龟三年十二月三十日东大寺奴婢籍帐是现

存奈良时代唯一的寺奴婢籍帐，现将该籍帐的部分

内容转录如下①：

未勘奴婢一百五十三人。合奴婢二百二人，奴

九十七人，婢一百五人。官纳奴婢一百五十八人，

奴七十七人，婢八十一人。诸国买贡上奴婢三人，

奴二人，婢一人。寺家买奴婢二十三人，奴九人，

婢十四人。大宅朝臣可是麻吕贡上奴婢十八人，奴

九人，婢五人。逃亡奴婢十四人，奴九人，婢五人。

见定奴婢一百八十八人，奴八十九人，婢九十九人。

编首奴大井，年三十九，左手小指疵，正奴。女婢

滨刀自女，年二十八，左鼻福良黑子，正婢。男奴

吉继，年一，黄婢。单首奴广津，年三十九，左高

颊黑子，正奴。[1]

从史料①可以看出，奈良时代东大寺奴婢作为

当时的贱民是没有姓的，他（她）们只能以奴加名、

婢加名的形式登录户籍。在奈良时代，无姓是贱民

的重要特征之一，所谓的良人身份正是由有姓的身

份所组成的。

在东大寺奴婢籍帐中，我们可以看到奴婢在编

入户籍时除了有年龄和身体标志上的不同之外，还

有“编首奴婢”与“单首奴婢”的区别。日本学界

关于“编首”与“单首”的区别问题进行过一番探

讨。石母田正认为“时钟用英语怎么说 编”是由较多的奴婢组成的集

团性的劳动与生活的小单位，“编首”是这种小单

位的首长；与此相对，“单首”则是个别的、分散

的奴婢。之所以在户籍上有“编”与“单”的区别，

主要是因为东大寺奴婢被作为一种劳动奴隶使用。

东大寺奴婢籍中出现的“编”与“单”这两种形态

的奴隶正是“家人”与“奴婢”这两种具有不同的

历史性质的奴隶的反映。[2]宫原武夫强调“编”是

存在血缘关系的奴婢集团，“单”是不存在血缘关

收稿日期：2012-11-29

作者简介：章林（1984—），男，福建武夷山人，中国社会梦见杀死人 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

日本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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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的奴婢。[3]神野清一则认为“编首”与“单首”

的区别只不过是单纯造籍上的产物，否定了东大寺

奴婢是劳动奴隶的说法，认为东大寺奴婢属于家内

奴隶。[4]

根据史料①可知，东大寺奴婢人数中尚未核对

者153人，已经核对者202人，共计355人。在尚

未核对的人数中是否有逃亡情况不得而知，在已经

核对的人数中逃亡14人，因此，东大寺奴婢人数

应为341人左右。又东大寺奴婢帐记载②：

神户三年七月十六日见度。官奴司解文一卷，

所注奴婢二百人。从国国买进奴婢等帐一卷。一条，

美浓国司解文，所注奴婢六人。一条，近浆果司解

文，所注奴婢五人。一条，丹后国司解文，所注奴

婢四人。一条，但马国司解文，所注奴婢五人。寺

家买取奴婢帐一卷。八条，左京职立劵文，所注奴

婢二十三人。一条，右京职立劵文，所注奴婢二十

四人。一条，河内国若江郡立劵文，所注婢一人。

一条，近江国坂田郡立劵文，所注婢二人。一条，

河内国石川郡立劵文，所注婢一人。又一条，同郡

同户奴一人卖手实。大宅朝臣麻吕进奴婢帐一卷。

所注奴婢六十一人。先三纲。上座、都维那、目代。

寺主、少寺主、目代。[1]

史料②是天平神户三年（767年）七月东大寺

的三纲（主要指寺院里统率大众、维持纲轨的三种

职务）调查东大寺奴婢人数的目录文书，该目录文

书所载奴婢书共计310人。由史料①和史料②可

知，奈良时代的东大寺奴婢人数大致在300人至

400人之间徘徊。在奈良时代的寺院中，东大寺所

拥有的奴婢玄关屏风 数量并不是最多的。根据天平十九股权拍卖 年

（747年）二月十一日勘造的元兴寺伽蓝缘起并流

记资财帐记载，元兴寺有奴婢661人，其中奴291

人，婢370仁。[1]另据同日勘造的法隆寺伽蓝缘起

并流记资财帐记载，法隆寺也有奴婢385人，其中

奴206人，婢179人。[1]

二、东大寺奴婢的来源与使役

奈良时代的统治者十分推崇佛教，大肆兴办佛

教事业。东大寺便是由信奉佛教的圣武天皇于天平

十三年（741年）开始兴建的。东大寺建成后，根

据史料①可知，东大寺奴婢的来源大致有以下几种

途径。（一）官府的官纳奴婢；（二）诸国的奉献奴

婢；（三）寺院的买入奴婢；（四）私人的奉献奴婢。

由于统治者十分推崇佛教，因此官府不仅给寺

院赐田，而且还从隶属于官奴司的官奴婢中挑选出

奴婢送以寺院。由史料①可知，东大寺官府的官纳

奴婢153人，占总人数（355）的七分之三左右；

由史料②可知，东大寺官府的官纳奴婢200人，占

总人数（310）的三分之二左右，可见奈良时代旅游商品设计 的

官纳奴婢是东大寺奴婢的主要来源。在8世纪中

期，以天皇为中心的中央集权政治达到未曾有过的

顶峰，但此时也已经逐渐显示出中央集权制衰微的

征兆。如班田制的动摇，地方豪强贵族势力的增长，

农民的反抗、逃亡等。圣武天皇建造了许多寺院既

是为了借助佛教缓和社会矛盾，同时，在这样的背

景下，通过让地方豪强贵族向寺院奉献奴婢也体现

了中央对地方的统治权。但诸国奉献的奴婢数量是

十分有限的，史料①中诸国奉献的奴婢只有3人，

史料②中四国奉献的奴婢总共才20人。因此，寺

院自身还需要买入奴婢予以补充。在《养老令关

市令》“卖奴婢条”中记述了买卖奴婢的手续：“凡

卖奴婢，皆经本部官司，取保证，立券付价。”[5]

关于奴婢的价格问题，泷川政次郎认为奴婢的价格

与其它商品的价格一样，受到供求关系以及奴婢本

身性质（如年龄、性别、健康、容貌等）的影响。[6]

即在不同时期或是性质不同的奴婢的价格是不同

的。大致一名成年男奴的平均价格为800束稻（钱

二十贯），一名成年女婢的平均价格为600束稻（钱

十五贯）。[6]东大寺买入的奴婢的平均价格大体与此

相同。此外，地方豪富为祈福而布施寺院时奴婢往

往也成为布施的对象之一，因此，地方豪富布施寺

院的奴婢也成为东大寺奴婢的来源之一。

奈良时代东大寺奴婢的使用是十分广泛的，关

于东大寺奴婢所从事劳动的种类，《东大寺要录》

有如下记载③：

寺家请纳，择史干之人，预供佛施僧之事，为

上司职掌。以良匠之器，为造寺之工。又传歌舞音

乐之由，备供佛大会之仪式。其子子孙孙相继为寺

奴婢职掌。于今勤仕寺役，供奉诸会也。朝佛霜雪，

备大佛供延，回每日不缺之计。暮载星辰，带宝藏

边，防盗贼火难之畏。寺家要人只在此耳。[7]

由史料③可知，东大寺奴婢大致使用于以下几

个方面。（一）精明能干者负责供佛施僧之事；（二）

手艺精巧者科学小实验作文 作为造寺之工；（三）擅长音乐者传习

法会仪式中进行的歌舞音曲；（四）无特别才能者

从事殿堂的洒扫、宝藏的警卫等杂役。但是，仅从

《东大寺要录》来看，寺奴婢并未用于农业。关于

这一点，神野清一认为在东大寺建立之初，东大寺

奴婢主要是用于建造寺院与佛像之用，后来才逐渐

从事寺内的其它杂役与寺田的耕种。[4]在《养老

令田令》“官户奴婢条”中有给贱民授口分田的

明文规定:“凡官户奴婢口分田，与良人同。家人

奴婢，随乡宽狭，并寄三分之一。”[5]即政府实际上

承认奴婢为农业劳动者。因此，笔者以为国家班给

寺奴婢的口分至少应由寺奴婢自身来耕种。另据史

料记载④：

大宅朝臣加是万吕之贱。婢黑刀自女，生益奴

黑君。右二人，以天平胜宝八岁十月二十六日出来，

5

捉进上人奴蓑原。奴净水，黑刀自女之子。右一人，

在伊予国。天平胜宝八岁十月二十六日少寺主闻

崇。都维那等贵。[1]

由史料④可知，东大寺奴婢有时还用于捕捉逃

亡奴婢。

综上所述，无论是在农业生产与手工业生产方

面，还是在寺院杂物方面，甚至在传授歌舞音乐、

捕捉逃亡奴婢上都有寺奴婢的使用。由此看来，奈

良时代东大寺奴婢对东大寺寺院经济的发展起到

一定的作用。但从整体来看，东大寺寺奴婢并不是

东大寺生产的主要担当者，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

寺奴婢最多只是起着助手的作用。

三、东大寺奴婢的浮浪与逃亡

浮浪与逃亡是日本奈良时代的农民与贱民的

一种斗争形式。浮浪与逃亡不同，日本律令称脱离

原籍流落他乡而负担课役者为浮浪，不负担课役者

为逃亡，以示区别。刑法也有区别，浮浪最高杖一

百，逃亡则徒三年并服差役。但实际上流落他乡者

大多为躲避课役义务，因此浮浪和逃亡无实质差

别。在奈良时代的法律中有众多严禁奴婢逃亡的律

文，这说明奴婢的逃亡是很严重的。根据《养老

律捕亡律》“官户奴婢亡条”记载：“诸官户官奴

婢亡者，一日杖六十，三日加一等（部曲私奴婢亦

同）。主司不觉亡者，一口笞三十，五口加一等，

罪止杖一百。故纵官户亡者，一日笞五十，三日加

一等。过杖一百，五日加一等。边要之官加一等。”[8]

此外藏匿逃亡的奴婢者，也要视情节处以笞、徒等

处罚。如《养老律捕亡律》“部内容止他界逃亡

浮浪者条”记载：“凡部内容止他界逃亡浮浪者，

一人里长笞三十，四人加一等。县内五人笞四十，

十人加一等。州随所管县通计为罪，各罪止徒二年。

其官户部曲奴婢亦同。若在军役有犯者，遂正以上，

折冲以下，各准部内有盗贼之法。”[8]

在整个奈良时代，农民的逃亡现象都是相当严

重的，但与农民相比，贱民的逃亡现象则更加显著。

根据统计，神龟至天平年间畿内地区的总户口数

中，浮浪、逃亡数占25%。其中，良民的浮浪、逃

亡率为20%，贱民（主要是奴婢）的浮浪、逃亡率

则达到了41%。[9]在奈良时代，东大寺奴婢同样也

出现了严重的逃亡现象。前已述及，宝龟三年十二

月三十日东大寺奴婢籍帐中已经核对的202人中，

逃亡者14人，其中奴9人，婢5人。在尚未核对

的153人中是否有逃亡情况则不明。

日本经过大化改新后，伴随着以天皇为中心的

中央集权律令制国家的确立，良贱制最终也以国家

律令制的形式确定下来。但随着日本社会经济的发

展，从8世纪中期开始，伴随着班田制的瓦解，良

贱制也不断的发生着变化。如良民与贱民之间通婚

现象日益盛行，良贱之间的界限越来越不明显等。

表面上看这主要是由于统治者“放贱从良”的结果，

但更主要是自己通过斗争取得的。

日本政府为了缓解8世中期以来的各种社会

矛盾，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减轻了人民的负担，

如中男的年龄由17岁以上改为18岁以上，正丁的

年龄由21岁以上改为22岁以上，以防班田农民逃

亡；为了平衡米价，还设置了常平仓；另外，国司

的任期也由4年改为6年；为了进行民政巡察，还

向全国各地派遣了“问民苦使”，并根据调查报告

减轻了60岁以上老丁的人头税。可以说，“放贱从

良”也正是其中的举措之一。正是因我们不散 为贱民自身争

取解放的斗争，进一步加剧了当时的社会矛盾，所

以才迫使统治者在一定程度上调整统治政策，采取

缓和阶级矛盾的措施，使得大量的奴婢得以“放贱

从良”。以东大寺奴婢为代表的寺奴婢以及私人占

有的私奴婢、隶属于官府的官奴婢等奴婢自身的浮

浪、逃亡斗争是政府采取解放奴婢措施的直接原

因。

据《政事要略》记载，延喜二年（902年）朝

廷颁布了“奴婢解放令”，即“延喜格停止奴婢了，

格后不可有奴婢”。[10]这样就从法律上宣布了废除

良贱制。不桌面英文 过，良贱制的衰落并不意味着古代日本

等级制的衰落。此后，日本的等级制度随着社会的

发展而不断发生变化，成为贯穿日本历史的主线。

参考文献：

[1]竹内理三主編.寧楽遺文[Z].東京:東京

堂,1969:773-781;771-772;389;361;7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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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宫原武夫.日本古代における奴婢制の構造[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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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神野清一.日本古代奴婢の研究[M].名古屋:名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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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井上光貞等校注.日本思想大系新装版•律令[Z].

東京:岩波書店,1994:444;245.

[6]瀧川政次郎.日本奴隷経済史[M].東京:刀江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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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東大寺要録[Z].转引自瀧川政次郎.日本奴隷経

済史[M].東京

:刀江書院,1972:525.

[8]黑板胜美国史大系編修会編輯.新訂増補国史大

系律[Z],東京:吉川弘文館,1978:170;170-171.

[9]神野清一.律令国家と賎民[M].東京:吉川弘文

館,1986:226-227.

[10]黑板胜美国史大系編修会編輯.新訂増補国史

大系政事要略[Z].東京:吉川弘文館,1981:684.